二〇一八年初，我正打算把膝盖治好回去看望哥哥，阴差阳错的，做了半月板清除术，满怀希望地想象着膝盖不再疼痛的滋味，结果等来的是痛不欲生，任何药都止不住疼。我承受着疼痛与无助，无法再回湖南了。那段时间我只能频繁地和哥哥通电话。

我一直忘不了哥哥的座机号码，多年来我对着这个号码说着甜酸苦辣，哭与笑尽在其中。我时不时坐在书桌旁看着座机发呆，仿佛还能窥见哥哥坐在藤椅上接我电话的样子。冬天穿着黑色羽绒服，夏天穿白色圆领汗衫或一件洗灰了的短袖衬衣。衬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和他一起在铜鼓百货商店买的，原本是鸭蛋色，几十年后彻底褪色了，他还是要穿。记得买衬衣时，我们俩同时看中了这件。四个年轻售货员看一下我们，在一起窃窃地笑，过一会儿看下我们又窃窃私语，搞得我和哥哥莫名其妙。实在忍不住了，我去问她们：“买这衣服有什么不对吗？”

其中一个说：“不是不是，衣服没问题。他是你哥哥吗？”

“是我哥哥。”

“你哥哥好像个老干部。我们为这事笑。”

哥哥离去三年多了，我经常有意识地去电话本上翻到那个座机号，泪眼蒙眬地看上一阵。曾经这个座机号给我带来多少快乐和慰藉。膝盖刚开始出问题时，我告诉哥哥我的不适，他说：“你准备笔，我送四句话给你。”

人到老年百病侵，莫愁莫恼莫伤心。

寿夭穷通都看破，坦然面对一身轻。

这首诗我记得滚瓜烂熟，也是鞭策我活下去的动力。

哥哥刚走不久，我还真的自欺欺人拨打过几次那个座机号，总觉得哥哥还在那边等着接我的电话。一阵忙音后，我心如刀绞，热泪涌流。曾记得我每次打电话，听到那边拿起话筒，我叫声“哥哥”，哥哥就在电话那头大声回应“之骅”。一声“之骅”，顿然有一种温暖传遍全身的感觉。哥哥幽默诙谐，会讲故事，会开导人。和哥哥打电话不用选择时间，想打就打。

有好几次哥哥对我说：“刚才电话响了，我正在下楼，都下到了第三个阶梯，赶紧返回去接，还是没接到。是你打来的吗？”

“哥哥，那个电话不是我打的。即使我打的也无关紧要，打电话就是想和你说说话而已。千万不要怕错过我的电话。你腿脚不利索，自己要当心。”

回想起哥哥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不快活的。十六岁考上了空军没去成，东北重工业招工招上了也没去成。家庭的负担如泰山压顶，他一次次牺牲拥有好前程的机会。

生活中，哥哥有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教书时学校涨大水，他参加青年团员突击队抢险；在家中后院清扫树叶，山体滑坡把他大半身埋在泥巴里；被打成黑帮分子开除出教师队伍，又逢田四在湖北淹死，消息传来后哥哥硬是不想活了，幸亏有善良的老师跟着他，不让他寻短见。

妈妈在湖北的二十年，每星期给哥哥写一封信，只要慢一两天收到妈妈的信，他拆信的手就颤抖着，生怕有什么不祥的消息。妈妈终于叶落归根回到湖南，原本的五年团聚计划变成了二十年。团聚之后，哥哥对妈妈百依百顺，以弥补二十年未能侍奉妈妈的遗憾。

哥哥的形象顽强地占据了我的脑海。被打成黑帮分子，批斗时要给他剃阴阳头，他拿起随身携带一直使用的一把老式剃须刀：“来吧，不要命的就来给我剃！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那次还真的把对方喝退了。在失去当教师的资格时，他全力学习做一个农民。哥哥对那些位居高位者从不阿谀奉承，对背时的人从不落井下石。年轻时耿直，对教育充满热诚，逐渐变得只是束身自好，对教育的迷茫也不向领导反映了，因为这不过是蚍蜉撼大树。

世间没有什么因果报应。许多人只能默默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最终用淡淡的自嘲或彻底的沉默将人世间的万种无奈都藏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