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是浙江嘉兴。父亲兄妹四个，父亲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爷爷有两个老婆，父亲是二房生的，大房没孩子。二房原先是爷爷的丫鬟，让我爷爷搞大了肚子，收为二房的。浙江人重男轻女，大姑二姑都没读多少书，父亲读了大学，毕业分到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教书。他长得黑，但很帅，教音乐，很有女人缘。他的女同事和女学生，很多都喜欢他。

母亲原来是父亲的学生，和父亲结婚时，肚子里已有了我。因为怀孕和生我，母亲不能投考艺术学校，她这一生都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说是我害她误了前程，她不认我这个女儿。她恨我，从我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恨。她出生在大户人家，还算是个大家闺秀呢，可是你不知道她对我的那种恶毒……可是并不是我要出生的，我是无辜的呀。

我出生没多久，母亲就把我送到她姐姐那儿，几年后才接回来。我没吃过她的奶，也从没感受过什么“母亲温暖的怀抱”。

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们的婚姻早已不和谐了。母亲和父亲吵架打架，父亲也渐渐不让步，彼此的厌恶一天天积淀，随时都会爆发。

我懂事起就整天听到父母吵架。一吵了架，母亲就把气撒在我身上，我不惹她她都要打骂我。“你这个灾星，害了我一辈子。你这个害人精怎么不死，要害我到几时？！”这是她常常声嘶力竭冲我叫骂的话。

母亲吵闹，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放心父亲。父亲回家晩一点，她就吵，咄咄逼人，非要刨根问底他干什么去了。父亲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就是不告诉母亲。

一次吵架，母亲提着装有开水的热水瓶砸向父亲。那篾壳热水瓶嘭的一声掉在地上，亮亮的瓶胆碎片摊开一地。倒霉的还是我，要把这些玻璃打扫干净。幸亏是冬天，穿得厚，父亲没伤着。他们吵架打架都无视我的存在，我已看惯了，也不害怕，看着他们打，如看斗鸡一般，好像他们打架根本不关我的事一样。

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

母亲长得还算好看，但没有工作，人又懒，觉得自己会画点画，很了不得。我八九岁起就要做所有的家务，还被嫌弃做得不够好。我要上学，好多家务事做不完，母亲就毒打我，掐我的脸和手，用脚踢我踹我。

一次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和她吵，问她自己怎么不做事。母亲说她在家里是最小的，从来不做事，十指不沾阳春水。“怎么样，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父亲气得不行，两人吵到要离婚。父亲说：“离就离，这日子没法过了。”那时离个婚不容易，要经过多次调解，“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就在这调解的过程中，父亲被划为右派。

这下婚也就顺利地离了，他们问我跟谁，我选择跟父亲。父亲被下放到安徽定远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十多岁的我和他一起到了乡下。

白天父亲出工，我上学。我成绩很好，喜欢看书，是个好学生。只是我很孤独，言语不通，远远地望着人群，却无法接近，嘴里就像含着个苦栗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更苦涩的是，爸爸脾气变得很坏。在外面对人点头哈腰，回到屋里关上门，他不是阴沉着脸，就是对我发一顿狂躁的怒火。我怕他。

我们住在两间废弃的屋子里，屋子里有一个陈旧的木楼梯，通向阁楼。阁楼屋顶有两片明瓦，有太阳的日子，便有两道宽宽的光柱穿过明瓦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扬，如同正下着毛毛细雨。我经常躺在楼板上，躺在光的毛毛细雨里，双手枕着后脑勺想心事。我想自己长得漂亮。我想有个喜欢我的父亲，用慈爱的眼睛看着我。我想像别的女孩一样能牵着父亲的手，仰着头娇娇地看着父亲，絮叨着，发出咯咯的笑声。我天天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明白，母亲怎么会一生下来就不要我？我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乡下面对一个暴戾的父亲？

楼梯十分陈旧，每踏上一步便发出吱呀一声。也许是我太寂寞，我喜欢这声音，它伴随我上上下下，如一个玩伴一样和我不离不弃。更何况上得楼来便有一种安全感，避免父亲无来由的打骂。一次我又急急忙忙上楼去做我的白日梦，一不小心从楼梯上一头栽到楼下，不偏不倚，正倒栽在楼梯下的水缸里。幸亏缸里水不多，又有两片缸盖挡了一下，我很快爬了出来，毫发无损。

我换上干衣服，双手托着脸坐在楼梯上想：“要不要告诉爸爸呢？爸爸知道了肯定是对我一顿毒打。”还没拿定主意，父亲就回来了，我的心几乎吓得要跳出来，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他。看着父亲去缸里舀水煮饭，我怯怯地走到他面前，又怯怯地对他说：“爸爸，这水不能煮饭，我刚才掉进水缸里了，这水很脏。”

父亲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一边说：“怎么没淹死你？怎么没淹死你？你这个讨债鬼！”这一阵撞击让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我强忍着，把嘴唇咬出了血也没哭。

那晚我没吃饭，拿着一把剪刀上了楼。我痛啊，气啊，气父亲下手太重，手一摸头就痛，还鼓起两个大包。我把气撒在头发上，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一阵乱绞，感觉没法抓住才放手。

从此以后，我一直没留过长头发，一辈子男不男女不女。

那年冬天出奇的冷，冷风细流般地往屋子里吹，绵长、锋利。我无法躲在楼上了，风无孔不入，我如同坐在一个冰窟里。我走到外面，看到一堆稻草。我太想烤火了，就返回屋里点了一支蜡烛，又抓了一小把稻草点燃，想把自己烤烤暖和。万万没想到那火顺着风势，瞬间就把那堆稻草烧着了，真的太快了。我慌慌张张跑回家里，爬到楼上，吓得全身像筛糠一般。

那个寂静冬天的黄昏，我把队上的一小堆稻草烧得精光。

终于听到队干部上门来了，他们质问父亲为什么教唆孩子放火，批评他一个“右派”不老实改造，反而做着反对政府的坏事。父亲像个罪犯，低头站在那里，连连说着：“我没教育好孩子，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对不起领导，今后一定改，一定改。”

我也像个罪犯一样从楼上下来，低头站在队干部面前，解释自己实在太冷了，想烤烤火，其实只抓了一小把稻草，风太大，一下把那堆稻草烧燃了，不关父亲的事。可是我的话不起作用。

父亲突然飞起一脚，直朝我的后腰踹来。这一踹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一下趴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我的尾骨断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床上，我就像一堆被霜打的野草一样，奄奄一息地趴在那里。

我痛得呼天喊地，茶饭不思，连厕所都上不了。几天下来，痛得不成人形。我想我要死了，这次死定了，死定了。我用头撞墙，想快点死。慢慢地，我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痛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父亲这才请求队上准假，把我送到了二姑家。

是二姑救了我。去看医生时才发现，脓都流到脊椎骨里了。我天天吃药、打消炎针，半年里一直趴着睡，半年后才能慢慢站起来。你不相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