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吴末代君主孙皓在史书上留下了荒淫暴戾的形象，导致后人在重读这段历史时往往会忽视他的一些闪光点。

事实上，孙皓虽然是个暴君，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从某些角度来看，他可以说是三嗣主中的佼佼者。在孙权之后的三个皇帝中，孙亮前期是全公主和孙峻的傀儡，后期是孙的傀儡，以至于被废黜；孙休虽然一度铲除了权臣，夺回了权力，但他沉迷于经学儒术，懈怠国政，导致出现了新的权臣，而且在他执政末期，东吴的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唯有孙皓，他在位期间不仅巩固了皇权，同时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其实际表现都超越了前两代皇帝。

在内政方面，孙皓的手段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他重新构建了朝廷和地方的权力机构，为稳定政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方法便是新设大量的郡县、分封诸王。前文合肥之战部分谈过东吴兵制问题，由于孙氏属于外来者，为了收买人心，需要对功臣大加封赏，便有了部曲领受制度。军功将领们得到属于自己的部曲后，又以奉邑、复客为基础，有了长期养兵的能力，最终就形成了袭业领兵制度。

他们世代领兵，所属的部曲从组织到训练乃至后勤都由自己负责，只在实际战争时统归主帅指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不仅导致部队的战斗力下降，还让这些大家族得以长期垄断地方资源，形成了一个个如同独立王国般的小势力。虽然他们势力不大，难以对中央构成什么威胁，但至少会导致朝廷有效统治地方郡县的难度大大增加，这一问题在东吴历史上长期存在。

孙皓即位后，开始逐步调整地方郡县的行政区划。宝鼎元年（266年），孙皓借着乌程、永安发生叛乱一事，颁布了一封诏书，将吴郡的乌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四县以及丹阳郡的故鄣、安吉、原乡、於潜四县分出，合并为全新的吴兴郡，治所定在孙皓的龙兴之地乌程，同时又从会稽郡中分出一个东阳郡，由此拉开了大规模重划郡县的序幕。吴郡、会稽郡和丹阳郡是扬州三个最主要的郡，也是人口、税赋的主要来源地，同时这里也是各大家族长期深耕经营的地区。

这次重划郡县，必然会对地方势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新设的郡县必然要委任新的地方官员，而具体人选由孙皓本人指定，这样就有利于朝廷对地方郡县的掌控，也使资源可以逐步向朝廷集中。后来，孙皓又下令新设了安成郡、新昌郡、武平郡等。正如贾谊在名作《治安策》中所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枝弱才会干强，孙皓此法确实是提升国力的一大良策。

在新设郡县的基础上，孙皓又大肆分封诸王。在他的三十四个儿子中，除了孙瑾被立为太子之外，其余三十三人都被封为王。其中，前两批二十二位封王者都拥有三千属兵，最后十一人封王时已经到了东吴灭亡前夕，应该只具有象征意义了。也就是说，孙皓时期东吴在地方上至少有二十二个掌控兵权的藩王。这些藩王虽说总体实力不小，但单独来看，远不足以和朝廷抗衡，只能依附孙皓，这非常符合《治安策》中诸侯越小越安定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些藩王们与州郡政府以及地方上的大家族形成了三股势力互相牵制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为孙皓下一步的行动打下了基础。

在做好以上一系列的准备后，孙皓终于可以着手整顿东吴的兵制了，他在位期间逐步废除了袭业领兵制度。孙皓的第一次尝试便是召步阐入朝做官，希望制止同一家族在地方坐大。但这次有些操之过急，虽然他很可能并没有除掉步阐的念头，但此举导致对方对他失去了信任，最终酿成大祸。这让孙皓在之后的行动中变得更加谨慎。

从孙亮时期开始崛起的大将丁奉，在孙皓时期愈发显赫，而在他去世后一段时间里，孙皓突然开始翻旧账，追究他之前有一次出兵未能建功的责任，将其全家都迁移到临川郡。后来镇守荆州的陆抗去世后，大量陆氏子弟被迁徙。陆抗的五个儿子虽然能继续统领父亲的军队，但毕竟被一分为五，相当于兵权被大大削弱了。阖族迁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大杀招，虽然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但让这些家族离开了长期经营的地区，相当于他们变成了无根浮萍，对朝廷的威胁就微乎其微了。就这样，东吴的袭业领兵制度逐步走向消亡，军队对朝廷的向心力也得到增强。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孙皓开始强化监军制度。监军制度并非孙皓所创，孙权和孙亮时期便分别有钟离牧和冯朝担任监军，但这一制度是在孙皓手上被发扬光大的。之前的监军并不常见，但从孙皓时期开始，监军一职便在东吴军中大量出现了。

作为皇帝信任之人，监军的设立对于提升朝廷对军队的监控大有帮助。在和平时期，地方的军镇大多设有监军。比如，王蕃曾担任夏口监军，孙邈曾担任武陵监军。在战争时期，监军往往也会随军出征。比如，平定交趾叛乱期间，李勖和薛珝都担任过监军，而且显然监军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将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监军一职的重要性。后来晋灭吴后，晋军在统计战果时得到的数据是共计斩俘东吴监军多达十四人，可见这一官职在东吴军中的普遍性。监军制度的盛行成为东吴军制改革的一大重要标志，从此兵权就更加集中了。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抛开残忍好杀不谈，孙皓在执政方面确实颇有作为，对强化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促进效果。再加上在战场上连续取胜，孙皓开始自我感觉良好了，于是东吴的灾难就来了。虽然孙皓执政前中期使国家一度有了中兴的势头，但此后随着他的胡作非为，东吴还是在朝着深渊不断滑落。比如迁都武昌，随后以施但之乱为由又将都城迁回建业，虽然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权力，但这一番折腾下来，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得失利弊究竟如何，只能见仁见智了。

不过，孙皓丝毫不以为意，他回到建业的第二年就开始作死了。和众多好大喜功的皇帝一样，孙皓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大修宫室。更严重的是，孙皓竟然将工程期定在盛夏农忙之时，导致农时被荒废。如此挥霍无度、耗费民力，中书丞华覈甚为忧心，便上奏希望孙皓能停止这种行为。然而，孙皓不仅毫不理睬，反而将华覈贬为东观令，让他负责修史去了。

中书丞作为中书省的副官，是皇帝近臣，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责任极为重大，可华覈因直言进谏就被贬为微不足道的史官，可见孙皓的心胸之狭隘。其实，这也是孙皓与儒学士大夫在思想观念上产生冲突的一大体现，和当初的孙权并无二致。孙皓大修宫室和孙权报聘辽东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营造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氛围，只不过背后的代价是士大夫们不能接受的。

此外，孙皓做的另一件蠢事就是毫无意义的北伐。经过平定交趾之战和西陵之战两场胜利后，孙皓开始自信心爆棚，于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平心而论，有进取心是一件好事，对于东吴这样局限于东南一隅的政权来说，割据自保终非长久之计，主动出击，力争打破局势确实是一种选择。然而，主动出击也需要把握时机。此时晋吴的实力对比并不平衡，东吴防守尚且自顾不暇，何谈北伐呢？只要中原不出现什么大的变故，东吴就只能继续等待。在等待中覆灭至少好过如飞蛾扑火般加速灭亡。

孙皓却不这样想，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一统九州的天命之主。孙皓是个极为迷信的人，以“运命历数”为舆论武器，为自己荒诞的军事行动做铺垫。建衡三年（271年）平定交趾之战进入尾声后，孙皓就等不及了，先进行了一次尝试。当时，刁玄为了迎合孙皓，炮制出一句谶语：“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意思就是出身东南的孙皓要统一天下。然后刁玄又抓来一个来自中原的降人，授意他说寿春有“吴天子当西上”的童谣。这种无稽之谈正对孙皓的胃口，于是他准备大干一场。建衡三年（271年）正月，孙皓带着数千人马从建业出发，号称自己的车盖将进入洛阳。

但搞笑的是，孙皓这支队伍根本不是什么正式的作战部队，其中有大量的后宫人员，甚至他的母亲何太后和诸多宠妾也随军出发。隆冬之际，寒风呼啸，道路被大雪阻塞，车马根本无法前行。士卒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忍无可忍之下，纷纷表示若遇到敌人，立刻倒戈而降。再加上华覈苦劝，孙皓无奈之下，只好下令草草结束这次闹剧般的军事游行。这次北伐闹得灰头土脸，但孙皓还不死心。

当时，有人为他占卜，得到的结论是大吉，庚子年东吴青盖将入洛阳。有了这样的吉兆，兼之西陵之战大胜，孙皓更加坚定了一统天下的决心。但值得讽刺的是，东吴灭亡的那一年正是号称“青盖入洛阳”的庚子年。孙皓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到了梦寐以求的洛阳。不过，眼下孙皓绝不会想到自己将来的结局，他还做着一统天下的美梦。

凤皇二年（273年），孙皓命薛莹、鲁淑率军北上，其中鲁淑攻弋阳，薛莹攻新息（汝南郡治）。吴军号称十万，声势浩大，不想这次北伐被豫州刺史王浑轻松挫败，孙皓的“宏图大志”遭到当头一棒。由此可见，孙皓统治前期虽有一定的作为，但他在后期明显腐化堕落，沉溺享乐，盲目出师更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孙皓本可以内修政理，积蓄国力，可他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一系列祸端。

当初，孙皓宠爱张布之女，封其为美人。后来张布被杀后，此女气不过，以贼称呼孙皓，孙皓一怒之下命人将其活活打死。但张美人死后，孙皓又开始怀念她的美色，思来想去竟想出一个歪主意。孙皓打听到张美人还有个姐姐嫁给了前卫尉冯朝之子冯纯，便将其豪夺过来，并封为左夫人。孙皓对她宠爱备至，以至于不理朝政。这位张夫人没过多久就病逝了。孙皓万分悲伤，为表思念，不仅以超出规制的礼仪厚葬她，而且长达半年闭门不出。

如此荒唐的行径最终酿成大祸。由于葬礼太过奢华，很多人以为此葬礼是为孙皓举行的，于是东吴国内传出谣言说孙皓已死。更有甚者，因为孙皓舅舅的儿子何都与孙皓长相相似，所以不少人都说现在坐在皇位上的就是何都。这种无稽之谈还真有人信了，临海太守奚熙听此谣言，居然打算起兵讨伐何都，之后被何都的叔父何植平定，动乱这才平息。这种乱局一直持续到东吴灭亡前夕。

总之，孙皓和孙休一样都是虎头蛇尾，他们前期虽有一定建树，但后期迅速堕落。尽管孙皓前期的执政成绩要好过孙休，但相应地，他的堕落程度也严重得多。在孙皓的统治下，此时的东吴亡国之象已经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