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二年（233年）年底，几名东吴军吏在阔别建业近一年后，终于回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听到这一消息，孙权大喜过望，对他们大加褒奖，皆拜为校尉。孙权为何会对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如此重视呢？原来，这几个人引出了东吴嘉禾年间的一桩大事——报聘辽东。

作为一个颇有作为的君王，孙权在统治后期虽然沉迷于政治斗争，在国家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但他仍雄心不减，保持着对外的开拓进取，这种心态贯穿了孙权的一生。当年，鲁肃为其谋划的帝王之业，孙权始终铭记于心。如今虽已经称帝，但这种帝业并非名副其实，和鲁肃所描绘的那种总括九州的汉高祖之业相去甚远，所以他仍想更进一步。但一统天下谈何容易？以曹魏之强，尚且和吴蜀两国拉锯了四十年以上，孙权凭借三州之地能挡住魏军的兵锋就已经不错了，进取中原更是遥不可及。

于是，在正面战场未能打开局面的背景下，孙权开始另辟蹊径，这一策略在黄武年间便开始了。黄武五年（226年）士燮去世后，交州刺史吕岱铲除了以其子士徽为首的不安定因素，平定了交州。随后，吕岱向南海诸国宣扬东吴的风俗教化，一时间扶南、林邑、堂明（均在三国时期并存于今越南、老挝等地）诸国纷纷遣使朝贡。孙权尝到了甜头，同时又在海外远航方面积累了相关经验，打算再接再厉，开辟夷洲和珠崖。

所谓夷洲和珠崖，就是今天我国的台湾和海南。当时此二岛岛上尚处于原始社会，并无统一的政权，孙权意图开拓，主要目的是获取人口。尤其是夷洲，相传岛上有数万户土著，这引起了孙权极大的兴趣。如能将其收入囊中，也不失为一件开疆拓土之功，也能加强他帝王的权威。

这件事激起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以陆逊和全琮为首的众多臣僚认为海外蛮荒之地毒瘴横行，劳师远征很可能得不偿失。不过，孙权一点都没听进去，执意派卫温、诸葛直以万人舰队出海，还将目标珠崖换成了亶洲。亶洲到底是韩国的济州岛还是日本的九州岛难有定论，但这里是传说中秦始皇派徐福寻找的蓬莱神山的所在之地。由此可见孙权心态的变化，在权力的浸染下，他愈发笃信天命符瑞，甚至开始有追求长生不老的倾向了。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悲剧的，虽然从夷洲俘获了数千土著，但军中因水土不服导致疫病流行，士兵损失十之八九，且连亶洲的影子都没看到。这让孙权大发雷霆，他没有选择直面错误，而是将责任推给卫温、诸葛直，随便找了个借口，将二人处死了事。这次出海远征因小失大，对国家几乎没有半点积极意义，同一年孙权还在合肥被满宠击败，更是让他颜面扫地。在一系列的打击下，孙权没有反思自己，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辽东，准备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

当初，辽东公孙氏趁着汉末中原动乱之际形成割据，距今已有四十多年。虽然其实力远比不上魏蜀吴三国，但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孙权早在建安年间就开始与辽东往来了，只不过当时公孙氏的当家人公孙康不愿和江东接触，便杀掉了孙权的使者，双方的联系暂时中断。多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孙权又打起了辽东的主意。

黄武七年（228年），公孙渊夺取叔父公孙恭之位成了辽东太守，随后他遣人出使江东。公孙渊给孙权的上表中写道：“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由此可知上次孙权的使者到辽东时，双方曾有一番密谈。虽说这次会谈的内容不为人知，但考虑到当时公孙渊还没上位，于是可以推测，这或许是孙权用一定人力和财力对公孙渊进行了某种支持，使他最终得以推翻公孙恭，因此他才会在即位后第一时间联络孙权。也就是说，公孙渊可能是被东吴扶植起来的。

辽东使者到了后，孙权又在次年安排了一次回访，命校尉张刚、管笃前往辽东，目的是宣扬他称帝一事。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公孙渊的实力不是那些南海小国可比的，如果能让其臣服，更可以塑造出一种君临四海、万国来朝的局面，从而加强他帝王的权威，这便是孙权的追求。

另外，东吴历来缺战马，而战马正是辽东最丰富的资源之一。后来，曹魏使者提出用马匹换取江东特产，孙权欣然接受，可见他对马匹的渴望。至于结盟抗魏一事，或许孙权不会看得过重，毕竟连蜀汉都无法对曹魏造成太大的威胁，更不要说辽东了，公孙渊能制造点小麻烦就很不错了。

于是，嘉禾元年（232年），孙权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再次前往辽东，应该是探讨称藩和购买战马一事。孙权没想到的是，他的行动早就被人盯上了。此时，曹魏已经察觉到公孙渊首鼠两端的本质，便命汝南太守田豫都督青州兵马，准备征讨辽东，虽然最终因跨海远征难度过大而未能成行，但田豫准备了第二计划。

当时，航海技术并不发达，船队的航行路线只能沿着海岸线而不能走直线。因此，他算定东吴使团返回时必然要靠岸补给并躲避风浪，最佳地点就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成山（今山东省威海市成山角）。田豫在此守株待兔，他所料一点不差，成功等来了东吴船队。最终，魏军当场斩杀周贺，东吴使团大部被俘，只有裴潜等少数人逃了回去。

不过，好消息倒不是一点没有，仅仅一个月后，公孙渊的使者校尉宿舒和郎中令孙综就来到江东，表示愿意称藩，并赠送了大量礼品。当年，孙权向曹魏称臣，对曹丕来说算是一个极大的功绩，这也是他不听劝告执意给孙权封王的原因之一。如今，辽东向孙权称臣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使孙权的帝王之业更加名正言顺了。

大喜过望之下，孙权决定派出一个规模空前的使团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不仅为了宣示国威，同时也能尽量避免像上次那样小部队被魏军吃掉的悲剧。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的反对声远比之前征讨夷洲大得多。张昭当即指出公孙渊反复无常，不可信任，他惧怕遭到曹魏的打击，才利用江东为外援，到时候很可能会翻脸不认人。而且，出动这么多人风险太大，一旦有闪失，损失巨大不说，还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此时的张昭早已失宠，虽然地位仍然很高，但刚愎自用的孙权根本不信任他。据《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记载，当时“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案刀而怒”，足见他有多么恼火。张昭却尽显士大夫的风骨，他对孙权的过激反应丝毫不惧，反而指出正是因为当初吴夫人临终时遗命托付，才直言进谏，孙权听后这才作罢。

另一位出言反对的重量级人物是丞相顾雍，他表示要以死相谏。顾雍这么沉稳的人，这次却表现得如此激动，可见孙权的决定是多么危险。当初，公孙渊上位前或许得到过东吴的支持，但那早就是过去时了，辽东鞭长莫及，东吴根本不可能控制得了他。这本是很浅显的道理，但孙权利令智昏，根本听不进忠言，反而命人将顾雍赶出去了。张昭和顾雍分别是江北士人和江东士族的代表，他们异口同声反对此事，恐怕就不能以江东人没有开拓进取之心来解释了，这就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孙氏父子出身寒门，以军功起家，又靠法术统治江东，他们的观念和儒学士人是大有不同的。儒学士人主张以民为本，轻徭薄赋，施行德政，体现在军事策略上自然是偏保守。在他们看来，即使要去辽东，派个几百人就足够了。

然而，他们的观点和孙权的帝王之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说士大夫们显得有些缺乏进取之心，但具体在辽东这件事上，他们是正确的。报聘辽东风险大，收益也大，但那只不过是孙权一个人的收益罢了，而不是国家的收益。不过，这时的孙权已经无法退缩了，或者说他硬着头皮也得坚持下去。称帝以来，孙权就没遇到什么好事，在军事领域一直没有任何突破，如果这一次再被士大夫们压一头，他的威信何在？

最终，孙权还是在嘉禾二年（233年）三月，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和虞咨、中郎将万泰、校尉裴潜等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出发，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这支舰队号称万人，实际约七八千人。经过漫长的航行，东吴舰队于七月初抵达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沓县（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一带），在港口沓津停泊。沓津也叫沓渚，就是后来著名的深水良港旅顺港。东吴使团抵达辽东后，出于防范，没有全体登岸。他们分成两部分，张弥、许晏、万泰、裴潜等人带四百人前往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市郊）会见公孙渊，贺达、虞咨则率领剩下的人留在船上等待。其中，张弥、许晏负责册封事宜，万泰、裴潜主要办理另一件大事，即购买马匹。

此时的公孙渊早已心怀不轨，一年前田豫大败吴军一事对他造成了极大的震慑。他已经看出东吴无法在实质上给自己什么援助，一旦惹恼了曹魏，到时候面对征讨的大军还得他自己应付。既然如此，接受东吴册封又有什么意义呢？至于说公孙渊贪图财物，或许倒不至如此，因为这些礼品本来就是要送给他的。

其实，公孙渊的判断大体不错，两头讨好的手段已经失灵了。只不过，他唯一失算的一点是，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曹魏解决辽东这个后顾之忧已经势在必行，他即使一心一意向曹魏称臣，也难逃被剿灭的命运，此时他唯一的出路就是交出兵权，到洛阳以一个富家翁的身份度过余生。只不过，让一个土皇帝变成土财主，他岂能接受这个落差？

最终，公孙渊还是下定决心和东吴决裂。不过，东吴方面太谨慎，第一批只有四百人上岸，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吃掉这支小部队再说。此时，张弥等人见公孙渊似乎不是很情愿的态度，就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但可惜为时已晚，公孙渊早就设下了天罗地网。据《魏略》记载，待公孙渊一声令下，只见“金鼓始震，锋矢乱发”，张弥、许晏、万泰、裴潜四人被当场杀死，其余士卒无力反抗，只好投降，最终被流放到边疆。

由于袭杀吴使是秘密进行的，留在船上的贺达和虞咨毫不知情，于是公孙渊决定将他们骗到岸上一网打尽。为此，公孙渊命韩起率大队人马前往沓县埋伏，长史柳远以设宴加名引诱贺达和虞咨下船，并携带大量马匹等物资，做出互市的样子。贺达和虞咨为保险起见，没有亲自带主力下船，而是命五六百人前往互市。公孙渊看东吴使团戒备心太强，将其全部消灭是不可能了，再没必要遮遮掩掩，埋伏好的大军一举杀出。可怜那五六百士兵惨遭灭顶之灾，最终三百多人当场被斩杀，还有两百多人被赶到水中淹死，其余的则逃亡到深山里不知所终。

这一幕都被留在船上的人看得真真切切，他们的心中只有庆幸，庆幸上岸的不是自己。如今大势已去，他们只好立刻返回江东报信去了。最终，这次失败的报聘辽东行动以损失千余人和大量财货而告终。

不过，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当初被公孙渊流放到边疆的士卒中，有六十人被安置在玄菟郡，这些人以秦旦、张群、杜德、黄疆为首，他们不愿受辱，决心全力死战以报国耻。可是玄菟郡在襄平以北约二百里，这里远离海岸，想杀出一条回乡的血路谈何容易？或许这就是他们怀着必死决心的原因吧。他们没想到的是，正是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他们在玄菟郡待了四十多天，观察到这里的防备并不严密，玄菟太守王赞手下只有三四百人。于是，众人秘密约定在八月十九夜里起事，对玄菟守军发起突袭，先是放火烧城制造混乱，然后寻机杀掉王赞等主要官吏。然而，这个计划被打乱了，他们中间出了个叛徒张松，此人将计划全泄露了出去，于是王赞立刻命人关闭城门，搜捕他们。

一番血战过后，众人勉强杀出城去，当时张群膝部生疽，痛得无法行走，杜德坚持扶着他不离不弃。道路崎岖无比，就这样艰难前行了六七百里，张群再也无法坚持，便对杜德说：“我伤病严重，死期将至，你们还是速速离去为好，这样陪我落难，最后一并死于荒野之中又有何益？”杜德却说：“我们离乡万里，理应生死与共，怎能将你抛弃呢？”一番商议后，秦旦、黄疆决定带人先走，杜德留下来照顾张群。

接下来的日子里，杜、张二人相依为命，杜德采集野果为食，二人苦苦支撑。而秦旦等人找到了高句丽的都城，并见到了高句丽王。经过一番商议，他们认为要想脱离险境，必须得依靠高句丽，现在公孙渊已经原形毕露，干脆将结交对象换成与他有些摩擦的高句丽，这样便能得到他们的支援。听到吴使的来意后，高句丽王大喜过望，立刻奉诏称臣，还派人去接杜德和张群。至此，他们终于脱离了险境。从高句丽都城沿着鸭绿江向南，即可到达鸭绿江出海口西安平（今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一带），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几个月后，秦旦等人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江东。几位勇士身陷异邦而不辱使命，万里奔波而彼此不离不弃，比起当年的博望侯张骞也不遑多让，足以被树立为正面典型，但这件事背后的奇耻大辱是孙权绝对无法接受的。这是一次比远征夷洲的失败更大的打击，不仅损失巨大，还让东吴国威尽丧。虽说孙权未必想不到这个结果，但作为一个威震东南的帝王，自己的颜面竟被公孙渊这样的跳梁小丑践于足下，他岂能容忍？盛怒之下，孙权决定发兵亲征辽东以雪此恨。

其实走到这一步，孙权本人的责任最大，他为了帝王的权威一意孤行，最后丧师辱国也是意料之中。此时的孙权早已不复当初理智务实的心态，变得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以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有好下场呢？怒而兴师是兵家大忌，之前的刘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辽东虽然实力弱小，但也不是泥捏的，后来司马懿以四万精兵征讨尚且用时一年，东吴若想平辽，所需的兵力和时间不可能更少。何况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和后勤补给能力，根本不可能支持数万人出海远征，一万人已经是极限了，孙权的计划完全不现实。眼见君主陷入疯狂，南北士人们再次站到一起，陆逊、陆瑁、薛综等人苦苦劝谏。好在孙权最终还是保持着一丝理智，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让东吴免去了一场浩劫。

后来，司马懿出兵辽东，公孙渊走投无路之下再次向孙权求援，虽然孙权口头上奚落了他一番，但还是派出了援兵。只不过，孙权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援救他，因为援兵第二年才赶到，那时公孙渊早就覆灭了。最后，东吴捞了一点便宜后返回，算是挽回了一丝损失。

打通和高句丽的关系是报聘辽东一事中唯一的收获，两国开始了外交往来。虽然高句丽也是有马匹的，孙权却再也不敢派大规模使团前往辽东了，由于船只不足，东吴使者只带了八十匹马回来。不过，这样小规模的交往也被曹魏破坏了。嘉禾五年（236年），高句丽在曹魏的强大压力下杀死孙权的使者胡卫，东吴和高句丽的邦交宣告终结。至此，报聘辽东行动彻底失败。

不仅如此，孙权在正面战场也连连受挫。嘉禾二年（233年），孙权率军再攻合肥，没想到满宠在远离施水的地方修建了合肥新城，孙权不知所措，在船上停留了二十天不敢轻举妄动。满宠估计孙权不会这么无功而返，至少也得上岸炫耀一下武力，于是暗中埋伏精兵六千，等着吴军自投罗网。吴军果然上当，被当场斩首几百人，还有不少人被赶到水中溺毙。第二年，孙权为配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再次对合肥发起进攻，结果又一次为满宠所败，侄子孙泰战死。孙权见难有进展，又恐曹叡亲率的援军即将赶到，便灰溜溜地撤退了。

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接连失败，让孙权的心理更加失衡。由于自己的权威连遭打击，他唯恐儒学士大夫会因此得势，从而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他用一切手段对其进行打压，吕壹在嘉禾末年的崛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说好听点是帝王心术，其实是走了邪路。为此影响国策，做出不理智的判断更是不明智，只有上下一致，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才是正途。

于是，吕壹案风波结束后，孙权逐渐回归理智，缓和了内部关系，准备再次将精力放在对魏战争上。如今，曹芳初登大位，曹魏主少国疑，正是一次好机会。可惜理想虽好，残酷的现实却再次给了孙权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