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二年（230年），一个叫隐蕃的青州人从曹魏叛逃到东吴。最初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孙权的重视。或许此人犯了什么罪，又或许是他怕受到什么牵连，总之，这种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

然而没过多久，孙权收到一封上书，作者正是隐蕃。他在上书中自称叛魏归吴是出于道义，为此不惜抛家舍业，他还胸怀锦绣，希望求见孙权以献计献策。孙权暗自称奇，既然毛遂自荐，或许有几分本事，于是召隐蕃入宫。经过一番交谈，孙权发现此人对时事政务的观点颇有见地。

待隐蕃退下后，孙权立刻向自己的顾问、侍中胡综询问意见。适才召见隐蕃时，胡综也在旁听，但他对此人有些看法。胡综认为，隐蕃“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而才皆不及”。东方朔和祢衡不能说他们无才，但就是小聪明而已，并非什么治国良才，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俳优，因此他们也没有得到重用。至于隐蕃，胡综觉得在建业给他安排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职位就可以了。

不过，孙权不这么看，他认为隐蕃还是有能力的。在交谈中，孙权发现隐蕃精通刑法诉讼，这一点很对提倡法术治国的孙权的胃口。这个人在东吴没有背景，还是江北人，只能依附皇权。而他又精于刑律，完全可以让他对付儒学士人。于是，孙权没有听从胡综的劝告，任命隐蕃做廷尉监。廷尉属九卿之一，专门负责司法，廷尉监是廷尉的属官，孙权已经准备让隐蕃成为日后政治斗争的武器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一任命正中隐蕃的下怀，因为这一切都是早有安排的。其实，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还是东吴。之前，孙权听说曹魏的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吴质遭到朝廷猜疑，于是命胡综伪造了三封降书栽赃吴质。不过，等这三封降书在曹魏流传开后，吴质已经被召到洛阳去做侍中了。当年曹丕是非常信任吴质的，他登基后立刻将吴质召到洛阳做北中郎将，随后又晋升其为河北都督。但吴质出身寒门，身份上低了一筹，他又仗着曹丕的宠信肆意妄为，得罪了不少人，弄得自己名声很差。再加上一朝天子一朝臣，曹叡登基后肯定要培养自己的班底，他便将吴质召回中央做个闲职，吴质继续掌握地方上的实权是不可能了。后来，吴质去世后谥号为丑侯，得到这种恶谥，说明吴质在曹叡这里已经失宠了。

可是，当初在地方掌权时吴质都没有谋反，失宠进京后怎么反而要谋反了呢？这明显不合常理，东吴的离间计也就不攻自破了。这种有些上不得台面的诡计让曹叡非常愤恨，既然东吴先挑衅，那自然是有来无往非礼也，在这一背景下，隐蕃粉墨登场。作为一名间谍，隐蕃被曹叡寄予厚望，他希望熟悉刑律的隐蕃能凭借自己的才能在东吴得到廷尉一职。到时候就可以靠手中的权力构陷和处罚东吴的重臣，制造混乱。黄龙年间的暨艳案和张温案，想必曹叡已经有所耳闻。通过这些事件，他对东吴内部有了一定的了解，清楚孙权和儒学士人们的斗争迟早会再次升级，孙权需要的正是隐蕃这种人。

隐蕃确实没有辜负曹叡的期望，他的行动比较成功。虽然暂时还没做到廷尉，但被任命为廷尉监也算成功了一半，而且他的顶头上司、廷尉郝普非常看好他，认为他有王佐之才。郝普是蜀汉降臣，对和他身份类似的隐蕃，自然会产生亲近感。再加上隐蕃确实有才能，因此郝普已隐隐有把他当作自己的接班人培养的打算了。

而且，隐蕃的本事不光是能取得上级的信任，他的社交才能更是厉害。此人口才出众，人缘极佳，很快就成了大家争相结交的人物。太常潘濬之子潘翥(zhù)与隐蕃来往密切，并赠予他不少钱粮。不仅如此，与隐蕃友善的还不乏一些大人物，比如左将军朱据和卫将军全琮就是其中的代表。朱据和全琮可不是一般人，他们都是孙权的女婿，以一个降臣的身份，能在短时间内结交到这样的人物，可见隐蕃的本事之大。

然而，这件事是不寻常的，隐蕃的一切举动让人不禁想到另一个人，他和当年的名动邺城的魏讽实在太像了，一样能言善辩，一样善于社交。魏讽最终因叛乱未遂被曹丕所杀，隐蕃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或许他的人格魅力让大家忽视了其中的隐患，却瞒不过所有人。比如，太子中庶子羊衜与宣诏郎杨迪坚决不和隐蕃来往。对隐蕃有所怀疑的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潘濬。

当时，潘濬正在荆州率兵讨伐武陵蛮夷，听说儿子和隐蕃来往密切后震怒，当即写信斥责他结交曹魏降臣的行为，并要求潘翥索回赠予隐蕃的粮饷，然后来自己这里受杖一百。众人都不理解潘濬的做法，认为他太上纲上线了。其实，潘濬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就如同当年识破魏讽底细的刘晔一样。隐蕃太高调了，高调得有些不正常。一个敌国叛徒，本应夹着尾巴做人，他却如此张扬，不怕被针对吗？他的行为肯定有目的。潘濬的判断非常准确，他的先见之明让自己的家族躲过了一场祸患。

不过，隐蕃也是个聪明人，他不知道自己这样会引起怀疑吗？隐蕃当然知道，但他仍要故意为之。按照最初的计划，隐蕃要先谋取廷尉一职，然后再找机会迫害东吴重臣。可是，这一计划周期比较长，虽然郝普信任自己，但是取代他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于是，隐蕃改变了最初的计划，他准备尽快扩大东吴内部的裂痕。前文说到，曹魏对东吴政局必然是有一定了解的，派隐蕃来卧底，自然有激化孙权与儒学士人之间矛盾的目的。不过，孙权对儒学士人的态度在不断地摇摆修正。自从张温案后，孙权和他们的关系尚处于缓和期，新一轮的矛盾还没有爆发，或者说孙权还没有找到爆发的借口。于是，隐蕃便来给他添上一把火。

我们可以注意到，隐蕃主要结交两类人，第一类是荆州降臣（潘濬和郝普），只不过他的底细被潘濬看透了，未能成功；第二类就是江东士族成员，而且是他们中和孙权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朱据和全琮）。孙权对江东士族既打压又重用，希望能从中拉拢一些人成为自己的亲信，这样不仅能拉近和他们的关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集团进行分化瓦解，这就是孙权招朱据和全琮为婿的原因。

隐蕃结交的人之所以罕有江北人存在，就是要给孙权营造一种江东人和荆州人打成一片的印象。江北人是孙权更加信任和倚重的，而和疏远一些的人成天掺和在一起，这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要知道，孙权是最忌讳结党的，这些人即便与孙氏结下姻亲，却仍然显得不是那么忠诚，以孙权玩弄权术的手段，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样一来，隐蕃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这样肯定会招致孙权的怀疑，但隐蕃的使命感让他完全顾不得这些了。

没过多久，隐蕃谋反一事就案发了。他究竟是如何暴露的呢？隐蕃只是个廷尉监而已，手中没什么力量，只要他头脑正常，就不会发起毫无胜算的叛乱。因此，他要么是被逼无奈，要么是另有图谋。

一种观点认为隐蕃暴露一事和东吴发动的一次诈降行动有关。黄龙三年（231年），孙权命中郎将孙布向曹魏扬州刺史王凌诈降，骗他发兵来迎，东吴则派大军守株待兔。这其实就是周鲂断发赚曹休的翻版，但王凌一开始还真信了，后来发觉不对才撤了回去。有人将隐蕃一案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他飞蛾扑火般的叛乱是在向王凌示警。

不过，笔者认为这有些太牵强了，没有任何史料支持这两件事有联系。从潘濬在外公干时给儿子写信一事来看，黄龙三年（231年）年初隐蕃还未暴露，那么案发时间应该就是这一年的下半年，倒是与诈降王凌的时间吻合。但问题是王凌发觉东吴的计谋并非由于隐蕃的示警，而是另有原因。当初王凌收到孙布的降书后，立刻向上司扬州都督满宠请求发兵。王凌和满宠一向不和，他暗中诋毁满宠年老体衰，不堪大任，只要等朝廷将他调走，自己就可以独享功劳，取而代之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令他明知很可能中计，却依然铤而走险。

满宠深知其中有诈，便瞒着王凌直接给孙布写信搪塞，而且在朝廷将他召回调查时特意嘱咐不要拨给王凌军队。王凌求兵不得，只好命人率步兵和骑兵七百人前去迎接孙布。这让东吴大失所望，七百人还不够塞牙缝的，那支正在埋伏的大军也用不上了，孙布直接对王凌的小部队发起袭击，将其消灭大半。由此可见，满宠的警惕才是王凌没有吃大亏的原因，与所谓的隐蕃示警没有半点关系。笔者认为隐蕃叛乱一案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孙权很可能只是有所怀疑才将他拿问的。因为隐蕃并没有实际行动，按照记载，他只是“谋叛”而已。

隐蕃被捕后受尽拷打，但此人是条硬汉，始终拒不交代自己的同党，于是孙权亲自审问他：“何乃以肌肉为人受毒乎？”意思是：公事而已，何必为别人承受这皮肉之苦呢？隐蕃却道：“丈夫图事，岂有无伴！烈士死，不足相牵耳。”结果他至死都没有再说半句话。最初隐蕃是作为生间来东吴卧底的，需要活着回去为国效力。而当隐蕃为了提高效率改变计划后，他就变成了一名死间。

隐蕃案发后，郝普在惶恐下自尽，而朱据被禁止出入宫殿，被孙权疏远，过了很长时间才被解禁，唯独全琮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想必是妻子全公主为他求了情吧。因此，隐蕃的计划已经很成功了，他确实达到了离间东吴君臣的目的，而且在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即使死也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不可能再次得到信任，甚至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变成为敌所用的反间。如今诸事已毕，是时候发挥一名死间最后的价值了。

至于隐蕃临死前说的那番话，就是为了在孙权心里留下一个疙瘩。他声称自己有同党，他所谓的同党一天挖不出来，孙权就一天不能安心，他对群臣的不信任感又增强了。其实，隐蕃到底还有没有同党呢？这个谜底已经被隐蕃带进坟墓了，但没关系，只要孙权觉得有就行了。不是还有同党没被揪出来吗？那就继续深挖吧，这件事给了他动手的理由。

隐蕃作为三国时代的顶级谍报人员，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完美地完成了任务，直到临死前仍算计了孙权一次。隐蕃案虽然暂时结束了，余波却远未平息，在此案的影响下，东吴的政治斗争很快将进一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