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孙权亲率大军再攻合肥，由此发起了第二次合肥之战。

此时，合肥城郊集结了十万大军。只见旌旗蔽日，孙权那面巨大的帅旗更是格外显眼。孙权战前信心满满，但战争开始后，他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不仅初战不利，遭到张辽的迎头痛击，而且军中又爆发了疫情。孙权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撤退。在无可奈何地下达这一命令时，孙权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明明选择了最恰当的进攻时机，曹操主力正在汉中，合肥只有七千守军。手握十几倍于敌的兵力优势，仗怎么会打成这样？

孙权领兵出战，战绩大多不怎么好看，这引起了世人的诟病，再加上他后来在关键时刻背盟降曹，许多人认为他是个胸无大志的偏安之主，这也是他负多胜少的原因。《资治通鉴》在记载榻上策时如是写道：“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这一描写虽然在遣词方面只是略做修改，但和《三国志》原文在含义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三国志》写的是：“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司马光将鼎足江东改为保守江东，将汉高祖的帝业改成王业，这很明显地体现出他的态度，就是在抨击孙权的志向只在割据称王而已。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得更加直接，他认为孙权自忖不是曹魏的对手，只能用点诡计讨些小便宜，他不像诸葛亮那样真有灭魏之心。

其实，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孙权是一名有着雄心壮志的君王。从对手们的角度来看，曹操自不必说，他对孙权有着很高的评价，据《山阳公载记》记载，刘备也认为孙权“其难为下”，即孙权决不甘居人下。割据江东，称臣于曹魏，怎么能让孙权满足呢？另外，江东内部的文武臣僚也对孙权佩服有加，张昭和周瑜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鲁肃和甘宁这种对主君有些挑剔的人才也能倾心相投。倘若孙权是个平庸的守成之主，如何能得到众人的拼死效力呢？

事实上，单论孙权对合肥的态度，就足以证明他的进取之心了。东吴的核心利益区在扬州，这里不仅是东吴的根基，也是将来进取中原的后方基地。至于荆州，虽然也极为重要，是东吴国策中必须要取得的地方，但主要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这一点和蜀汉不同，事实也证明东吴取得荆州后较少从该方向进行北伐。

之前在荆州的作战中，孙权只给了周瑜两万多人的偏师，而按照孙权自己的说法，东吴拥有十万大军。赤壁之战后，东吴的扩张并不明显，东吴的实力真正得到飞跃性提升是在完全取得荆州和征服山越之后的事。因此，可以认为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前后，东吴的兵力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一次孙权几乎倾国而出，只为拿下重镇合肥，说明他对问鼎中原有着很深的渴望。

既然对于北伐的态度比较积极，投入的力量也不小，那为何长期收效甚微呢？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指挥官的原因。孙权并不擅长指挥作战，他之后的主帅中，诸葛恪也就比他略强些，因此仍不是司马师和司马孚的对手，至于孙峻、孙之流，那就更差劲了。不过，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如吕蒙和陆逊，他们也只能在对外进攻时取得一些小胜，比如石亭之战后，陆逊很快见好就收。

因此，这就不单单是指挥官能力的问题了，这和东吴军队本身也有不小的关系。东吴军队是一支有局限性的部队，其特点是：第一，骑兵较少；第二，作战时对水军依赖较大。

在北方作战，骑兵必不可少，吕蒙就对曹军的精骑非常忌惮，而吴军中骑兵的比例很小，据推测，至多在五十比一上下。其根据就是东吴在给有功的部将授兵时，一般会遵循两千人配五十匹马的比例，这一点在《三国志》有关周瑜、吕范、程普、韩当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记载。这还是功臣的待遇，其他部队尚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比例。后来，孙权甚至想从辽东补充战马，这充分体现了东吴战马奇缺的现状。

吴军的另一大劣势就是进军要依托江河，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远离舰队对于东吴军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又为他们的作战增大了局限性。依托江河作战虽对所有军队都是事半功倍的事，但一般来说不是必需的，偏偏对东吴军队必不可少，他们不仅需要舰队带来的机动性，更需要舰队的支援来为失败托底，一旦作战不利，立刻就要上船撤退。

至于对战争如此缺乏信心的原因，这就需要深入讨论了，这与东吴的军制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就是部曲领受制度，东吴会给有功将领授予一些部队，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比如，战斗结束后，俘虏的敌兵往往会作为战利品分下去，这是一种惯例。不过，这种情况在曹魏也有，比如许褚、李典、田畴、任峻等将领都有属于自己的部曲，怎么没见魏军出现这种问题呢？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部曲世袭制，这样授予诸将的兵马逐渐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打起仗来自然会瞻前顾后。这种制度是东吴的特色，在曹魏并不存在。比如凌统，他的家族三代领兵，甚至未成年人就能继承父辈的部曲。陆抗在陆逊去世后，也以近弱冠之龄立刻继承了父亲直属的五千人马。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孙氏家族再加上一些主要将领和世家大族共同瓜分了东吴的军队。所谓旁观者清，作为对手，邓艾有着非常贴切的评价，他总结道：“东吴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他们凭借武力和权势独霸一方。”

世袭制导致军队私有化严重，问题不仅于此。仅靠将领或者家族的私产和俸禄，恐怕养不起这些名义上属于国家、实质上是私兵的军队，因此便有了奉邑制和复客制。所谓奉邑制，就是赐予功臣一些属于他们的领地。比如，周瑜在赤壁之战后就获得了下隽、汉昌、刘阳、州陵等地来供养他的四千私兵。所谓复客制，就是赐予功臣一些专属于他们的田客，来作为奉邑制的一种补充。这些人只为主家服务，不必向国家缴纳税赋。

在史书中，除了复客外，他们还被称为赐民、僮仆或者守冢户。这些复客加上将领和宗族们藏匿起来的人口，共同构成了功臣们私有的家仆，实质上他们的身份就是农奴，类似曹魏的屯田客。只不过，曹魏屯田客属于国家，这些东吴复客则属于私人。他们为主人无偿劳动，创造的效益可以作为供养私兵的经济来源。

对于掌握私兵的将领来说，既然复客能给自己带来利益，钱财自然是越多越好，那么为何不让私兵也为自己劳作呢？《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子太傅贺邵曾查出顾、陆等大家族奴役士兵为自己服务的事，但最后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虽然有少数像陈武之子陈表那样大公无私推辞所赐复客的人，但绝大多数人不仅照单全收，还会驱使本来用于作战的军队为自己谋利。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呢？或许在守土的时候还可一战，但在对外征战时就不一样了，打赢了还好说，还有新的赏赐来弥补，但谁能保证一定打胜仗呢？一旦损兵折将，那割的都是自己的肉啊。合肥之战中，当初对战黄祖勇不可当的徐盛面对张辽时竟然一触即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有出工不出力的嫌疑。

以上便是东吴军队外出作战时大多比较保守的原因，赔本的买卖谁会去做呢？这样的军制并不利于统一指挥。其实，实行这种饮鸩止渴的制度，孙权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外来者，如果不用这样的手段收买人心，是很难站稳脚跟的，而曹操就不太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便是两国兵制有所区别的主要原因。

当然，孙权作为一名对国家有着绝对控制权的出色政治家，他也有后招。比如，东吴有个夺兵制度，有些将领或家族犯错或者失宠，家主去世后私兵会被剥夺一部分或全部。再加上授予手下的私兵大多在几百人到两千人，且比较分散，虽然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央的实力，但由于实力悬殊，很难形成藩镇化，部将对中央的实质威胁有限。

不过，东吴军队受军制影响，战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孙策那样有绝对权威且百战百胜的名将，其他人很难统率这支军队在对外征伐中获胜，比如周瑜在南郡之战的后期就非常艰难。总之，东吴北伐声势浩大却大多铩羽而归是有原因的，即使是陆逊这样出色的军事家也没什么好办法。孙权固然军事水准平庸，但他确实有苦衷，而且对待战争的态度也算端正，不应对他过多苛责。

第二次合肥之战对于东吴的对外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几乎以倾国之力发动的一战竟然铩羽而归，恐怕任何人都会心灰意冷。从那以后，孙权很多年都没再打过合肥的主意。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就结束的，曹操虽然仍在西征，但他总有东归的一天，到时候就轮到孙权承担曹操动怒带来的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