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年底（209年1月），孙权大军逼近合肥城下，张昭则北上进攻当涂。此战孙权亲率江东主力，号称有十万大军。虽说这个数字无疑有水分，但他的兵力比荆州战场的只多不少是肯定的。

此时，赤壁之战正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孙权不去增援主战场，反而率领东吴的主力部队出现在淮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赤壁之战只是整场大战的一部分，战斗并不仅仅局限在荆州南郡，这是一场在上千里的广阔战线上展开的全面对抗。孙权负责的就是东线战场。正当两军于赤壁鏖兵之时，他亲率主力对合肥发动了进攻，这也是东吴首次进攻合肥。

不过，纵观史料，孙权这次进攻的时间点却难有定论。按照《三国志》中孙权本传的记载，此战发生在赤壁之战结束后，似乎和赤壁之战是两场没什么关系的战役。然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着不同的记载，说曹操在率大军东征途中就听说了这一消息，这样看来，合肥之战应该发生在赤壁之战前。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关于这一点，孙盛给出的结论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说的合肥之战发生于赤壁之战后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具体说明理由。《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则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当时孙权面临着曹操二十余万大军的强大压力，没有道理不全力应对，反而分兵去攻打合肥。再看《资治通鉴》，同样是把这个时间点放在了赤壁之战以后。

但是，这一结论仍然值得商榷，《武帝纪》对这件事记载得比较详细，说“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xǐ，一作张喜）救合肥”。连他得知此情报的具体地点巴丘都说得一清二楚，岂能有假呢？而且，《武帝纪》中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这就很奇怪了，孙权攻打合肥和刘备又有什么关系呢？

综合以上这些疑问，我们只能把这两场战役结合成一个整体来看，认为他进攻合肥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对赤壁主战场进行牵制。赤壁之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江东为了争夺荆州和曹操发生冲突，但明面上说是为了援救刘备也是合理的。毕竟，双方已经结盟，以曹操的视角来看就是如此。因此，说孙权进攻合肥是在缓解刘备的压力也并无不可。

另外，孙权只给了周瑜区区两万余人，整场战争从始至终没见他给周瑜增派一兵一卒，连陆机也在《辨亡论》中说：“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可见，陆机认为赤壁之战中周瑜的部队就是一支偏师。虽然孙权自称江东有十万大军或许有些夸张，但这些年他东征西讨，收编了李术和黄祖大量的部曲，再加上孙策留下的遗产，拥有一支七八万人的军队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也是周瑜提出希望要五万人的根据，他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孙权只给了周瑜两万多人的“偏师”，真正的主力还在他自己手中。周瑜凭借有限的力量打出了惊人的战果，其军事才能着实令人惊叹。

再看孙权，他或许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总体来看他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因此，东吴的主力部队不可能在激战正酣的时候闲置下来。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孙权是在赤壁之战进行的同时，率领主力部队又开辟了东线战场。

由于周瑜的自信，再加上曹军确实因为水土不服等原因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东吴的高层认为西线实际的压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才使得孙权有了进攻合肥的底气。至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将此事放在赤壁之战后来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合肥之战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小规模战役，根据曹魏方面的记载，此战持续的时间长达三个多月。

合肥开战确实是在赤壁交锋期间，但结束的时间要晚得多，很可能已经持续到建安十四年（209年）的春天了。也只有这样的推论，才能将《武帝纪》和《吴主传》中看似矛盾的记载统一起来。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线战局是在逐步向着有利于联军的态势发展的，曹操被迫屯兵乌林后已经注定无所作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力争在东线打开局面确实是明智之举。

对于东吴政权来说，其核心区域始终都在扬州，这是江东立国的根基。荆州虽然也是重要利益之所在，但其重要性在扬州之下。况且，目前东吴只是初步涉足荆州，连江陵都还在曹操手中，更别说襄阳了。因此，夺取寿春、全据扬州才是短期内最符合东吴利益的选择。

可惜的是，在袁术势力覆亡后，孙氏只得到了庐江郡，而且未能完全控制，寿春所在的九江郡则落入了曹操的手中。这样一来，不仅扬州北面的门户孙氏无法掌握在手里，更严重的是，就连江淮水道上的重要据点合肥也被曹操占据了。而双方在东线的争夺，就是围绕着江淮之间的水道进行的。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从淮水南下，进入寿春以东的淝水，再经过阎润水、枝水和施水，即可到达巢湖，而经过巢湖东南方的濡须水，便将进入长江一线。如今，这条水道北面的入口寿春在曹操手里，南面的入口濡须口在孙权手里，那么合肥的归属就至关重要了，这决定了双方谁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由于无法攻占合肥，江东在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曹操能够四越巢湖，多次威胁濡须口，而孙权终其一生也摸不到寿春的边，直到三国后期由于曹魏淮南发生大规模叛乱，东吴才有机会逼近寿春的外围，这就是合肥重要性的体现。

当年孙策西征归来后，东吴迎来了攻取合肥最好的一次机会，可惜由于他的决策失误，将目标放在了徐州广陵，不久之后又意外遇刺，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就这么被错过了。孙策去世后，东吴内部进入权力交接的短暂动荡期，暂时不可能北上，曹操则抓住了这个时机，加强了在合肥地区的防务。具体主持这件事的是刘馥，可以说曹魏多年来在东线始终没有遇到太大的危机，刘馥功不可没。

当初袁术死后，其手下的势力分崩离析，在淮南躲避中原战乱的刘馥说服袁术的部将戚寄、秦翊等归顺曹操，令曹操大为欣喜，于是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当然，曹操对其如此信任，或许也跟刘馥是他沛国的同乡有关。其实，这个扬州刺史不能算是什么美差，除了实控的领土比较有限以外，这仅有的土地上也非常不太平，雷绪、梅乾、陈兰等人聚众数万在江淮一带大肆劫掠，对当地造成了极大破坏。

不过，曹操的眼光确实独到，刘馥正是可以稳定淮南乱局的那个人。刘馥接受任命后，一眼就看出了合肥的重要性，便单枪匹马奔赴此地，修建了一座城，并将扬州的治所迁移到这里。对于雷绪等人，虽然暂时无力征讨，但刘馥采取安抚策略，让他们暂时不再作乱，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初步稳住局面后，刘馥将重心转移到民生。他开设学校、扩大屯田，又兴修水利，让一片凋敝的淮南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刘馥不只会处理政务，军务也是他所擅长的。多年在淮南的经历让他无法忽视江东的威胁，刘馥开始未雨绸缪。他积极地修建防御工事，大量储备滚木、礌(léi)石和点火用的鱼膏，为以后的守城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刘馥还做了一个看似令人难以理解的安排，他命人编织了成千上万的草垫。这和作战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下文将会提及。可惜的是，作为稳定淮南前线的大功臣，刘馥并未迎来建功立业的那一天，就在孙权对合肥发动进攻的前夕，他因病去世。

刘馥身故后，由于合肥过于濒临前线，曹操将扬州治所北移到寿春，合肥则变成一座单纯的军事据点，其目的是减轻合肥在遭遇围攻时受到的后勤压力。曹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合肥这座三国重镇也将迎来第一次重大考验。

合肥之战旷日持久，从建安十三年（208年）年底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孙权对合肥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曹操虽然接到了合肥方面的急报，但他距此太过遥远，而且军中疫病盛行，他想增援也是力不从心，只好派张憙领一千骑兵救援合肥。区区一千兵力无疑是杯水车薪，故而曹操安排张憙在途经豫州汝南郡时带上当地的部队一并增援。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张憙这支部队在行军途中也染上了疫病，完全不能指望了。

此时，合肥城在孙权的进攻下已经危如累卵。由于此城是仓促间修筑起来的，建筑材料不可能以岩石为主，必然是夯土结构，这样的构造最怕的就是雨水的浸泡。而淮南正是雨水充沛的地区，随着春天雨季的到来，合肥城防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当时大雨连绵，合肥城墙已经摇摇欲坠，当初刘馥预备的大量草垫就派上用场了。在古代，为了避免这种夯土城墙被雨水毁坏，一般会使用蓑城战法，具体手段就是用草垫覆盖城墙对其进行保护，如同给城墙穿上了一件蓑衣。刘馥的未雨绸缪成功地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危机。

不过，仅仅如此还不够，以扬州的军力无法击退孙权，而张憙的援军又遥遥无期，在这种局面下，扬州别驾蒋济心生一计。他建议新任扬州刺史温恢对外宣称得到了张憙的书信，说已有四万步骑到达雩(yú)娄（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并设法将信件送入合肥城内。最后，蒋济派出的三个使者有一人成功进入城内，另外两人则被孙权的军队俘虏，而这正是蒋济所希望的。信件送入城中可以振作合肥守军的军心，而援兵将至的消息被孙权知晓则可以动摇他的决心。

得到这条情报后，孙权陷入了沉思，雩娄地处毗邻九江郡的庐江郡境内，距离合肥四百多里，也就是说曹军的援兵最快只有十来天就能赶到合肥了。可是，不仅自己这里没有进展，另一路由张昭统率的进攻当涂的人马也没有好消息传来。

孙权望向城头，合肥的守军在太阳落山后点燃了鱼膏，将战场照得灯火通明，所以他想趁着夜色掩护发起进攻也不可能，守军一看城外有异动就会加以戒备。如今久战乏力，顿兵挫锐，而援军转瞬即至，难道此役兴师动众竟要无功而返了吗？孙权感到一阵心烦意乱。

此时，建安四年（199年）广陵大败的惨痛回忆再次浮上了孙权的心头，这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虽然当时孙策并未怪罪于他，但那一战对孙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当时，年轻气盛的孙权短时间内先后两次为陈登所败，其中第二次失败本可避免，只因孙权不愿轻易放弃，才会遭遇两次损失。当年的教训历历在目，让他对失败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其实，援军将至的情报并未得到证实，派出斥候确认一下亦非难事，为何如此草率呢？第一次合肥之战正是孙权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因为此时曹军在淮南的防卫力量是最薄弱的。以他平庸的军事能力，当下一次引兵前来时，面对严阵以待的乐进、张辽、李典等名将，其悲剧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一次合肥之战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而下一阶段双方争斗的焦点再次来到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