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强化了，后任的皇帝会轻松很多，因为艰巨的基础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了。

汉景帝统治了十六年。太子刘彻十六岁继位。他后来成了有“太阳王”之称的汉武帝。

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的四十年间，除了吴楚七国叛乱之外，没有发生其他的大动乱，百姓终于意识到，战乱年代已经成为“过去”。而且，这段时期也很少大规模的工程和军事行动，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因为不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国库很充实。在这种种优越的环境下，年轻的汉武帝即位了。作为帝王，汉武帝可谓是无与伦比的幸运儿。

汉武帝天生聪颖过人，性格也粗犷，不同于慎重且消极的父亲和祖父，更接近于曾祖父刘邦。而且，他年轻气盛，富有进取心。尤其是在窦太后去世后，他得以掌握大权，便放手大干。为加强中央集权，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设立刺史，监察地方；思想上极力推崇儒家文化。此外，他还积极发展军事力量。

从秦朝至汉初，天下统一，为战国时期画上句号。此后，迎来了汉民族的兴盛期。

当时，塞外的游牧民族匈奴也出现了一位英明的首领——冒顿单于，所以整个民族也处于上升期。

汉高祖时期，因为与项羽激战之后疲劳困顿，无力对付匈奴。刘邦在平城[平城：现山西省大同市。]被匈奴军包围，最后只得依靠贿赂冒顿单于的夫人而侥幸逃脱。

据《汉书》记载，当时人们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弩：拉弓。]。”但《史记》里却不见这样的记载。

后来，汉朝把皇族公主出嫁给单于，并赠送丝织品和谷物，以此为条件与匈奴缔结了和约。但匈奴还是屡屡进犯边境。于是，积极进取的汉武帝决定在外交军事方面也采取强硬对策。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宠妃卫夫人的弟弟卫青长驱直入，攻入长城以北地区，袭击匈奴根据地龙城。随后两年，这位青年将军也接连出击，给予匈奴以沉重打击。

卫青之后，霍去病将军成为抗击匈奴的名将。

【陈说】

卫青和霍去病真的是战无不胜的神武将军吗？其实汉朝和匈奴之间签订的屈辱和约由来已久，能够报仇雪恨，靠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位名将，还有汉朝充实的国力。

不管哪个朝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综合实力的抗衡。此时的汉朝人口成倍增加，国库也充盈，而匈奴的鼎盛时期是冒顿单于时代。卫青第三次远征的翌年，冒顿单于之孙军臣单于死了，接着匈奴发生内讧，军臣的弟弟伊稚斜攻打太子于单，当上了单于。于单战败后投降汉朝，匈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陈舜臣《中国的历史·第二卷·激情澎湃的活力》

在此期间，有一位年轻人正周游全国。当时旅途之艰苦，后人无法想象。那这位年轻人为什么还乐于跋山涉水呢？

他是为了书写历史。

这位年轻人姓司马，名迁，字子长。

元封元年（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如愿以偿地举行了封禅仪式。所谓封禅，是指天子亲自登临泰山，在泰山上依照古代仪式祭祀天地诸神。一定要等天下完全太平，才可以由天子举行封禅仪式。此前，就连汉文帝和汉景帝都认为时机未到而没有举行封禅。可见这个仪式是多么重要。

对于侍奉朝廷的人来说，能否参加此次盛典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掌管文书记录。]之职，却不能参加封禅仪式。这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积郁成疾，临终前握着儿子双手，流泪说道：“我们祖先是周朝太史。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这祖传之业继承下去。不能随行参加封禅，是我命不好。唉，这是命中注定呀！我死之后，你会成为太史。你成为太史后，可不能忘了我一直想写却终未能如愿的著述……你想想看，孔子编著《春秋》已经快过去四百年啦。其间诸侯相争，忙于战乱，都疏于修史。如今，汉朝兴盛，海内统一，有明主、贤君、忠臣、为义而死之烈士……唉，我身为太史，却不能尽记录评述之职，以至于天下史文日益荒废。这是我的遗憾。你一定要明白父亲的心志，将这祖传之业继承下去……书写历史！”

儿子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发誓道：“我虽愚钝，也会尽力把父亲收集、整理的历史传闻全部记述下来。”

父亲去世三年后，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每当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他就暗自伤心：人若不得志，则一生悲哀，可怜的老父亲……

司马谈因无缘封禅而积郁成疾，临终时，愤懑之情化为留给儿子的一番悲壮遗言。然而，谁都预料不到，儿子司马迁的命运比父亲更不幸。

【陈说】

武帝泰山封禅是前所未有的盛事，然而此后，武帝及汉帝国都开始走下坡路，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这在封禅前后的战争中也有所暴露。封禅之前是平定南越，之后是朝鲜之战。虽然两次战争汉朝都胜利了，但有很大的不同——朝鲜之战中暴露了将军不和的丑陋一面，这与庆贺封禅的气氛极不协调。

平定朝鲜两年后，大将军卫青死了。尽管他后来长期默默无闻，但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陈舜臣《中国的历史·第二卷·秋风辞》）

司马迁当上太史令之后，可以自由地使用朝廷的书库。相当于《史记》跋文的《太史公自序》里写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也就是说，石室书库或金库中的绝密文书，他都可以翻阅。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四十二岁的司马迁开始执笔《史记》。对于着手创作毕生大作而言，在年纪上也已经足够成熟。

七年过去了，司马迁四十九岁。这时，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在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头上。

事情起因于匈奴问题。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将军率三万骑兵前往天山讨伐匈奴。

李广利是汉武帝亡妃李夫人的兄长，托妹妹之福而荣升贰师将军——这与卫青托姐姐卫夫人之福成为将军如出一辙。区别在于，卫青颇有将才，而李广利却不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但汉武帝念在亡妃的分儿上，还是重用李广利。

另外，汉武帝还任命李陵为这支远征军运送粮草。

李陵出身于武将世家，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他在汉武帝面前请愿道：“我的部下都是荆楚之地的勇士、奇才和剑客，请陛下派兵给我前往栏杆山讨伐匈奴王。”——李陵希望独自带兵。

汉武帝知道他不愿屈就于李广利的部下，就说：“我已经没有骑兵给你了。”

“不需要骑兵。我愿带五千步兵踏平匈奴。”

“好，果然是位勇士。”汉武帝答应了。

李陵确实有点瞧不上李广利。他出身名门，祖上也都是军功昭著之辈，例如，秦国将军李信曾在灭燕国之战中立有大功；祖父李广曾作为周亚夫的部将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而李广利原本是个歌舞伶人，只是凭着妹妹的美貌而受到皇上重用。他对李广利素来无甚好感：“这家伙竟敢起个和我祖父容易混淆的名字。”

汉武帝也许是有意利用这种嫉妒心和敌对情绪，以便让他们相互竞争。他又下令让都尉路博德去接应李陵的军队。但路博德曾经官拜伏波将军，自然不甘心做李陵的后援。

大家都心高气傲。路博德上奏汉武帝：“时值秋季，匈奴马肥，不宜与之交战。不如让李陵暂留此地，明年开春后再与他同时出征，夹击东西浚稽山的匈奴军。”

汉武帝看过奏章，却误以为是李陵畏惧不前，让路博德奏请延迟进兵。于是便下了死命令：“九月出发，抵达龙勒水。如果没有遭遇敌兵，就到受降城停下休整军队。与路博德私下商议成何体统。所谈何事，应上书汇报！”

李陵只得悻悻地领命出击，在浚稽山遭遇了三万匈奴骑兵。汉军杀敌数千，击退了匈奴军。匈奴王大惊，重新调集来八万骑兵攻打李陵。

五千对八万。李陵起初奋勇抵抗，然后逐渐向南退入山峡。如果能诱敌入山，匈奴军的看家本领——骑兵战就发挥不出威力来。

“这是汉朝的精兵，久攻不能拿下，却日夜向南退走把我们引到塞边。莫非是埋有伏兵或另有援军，故意吸引我们上钩？”匈奴王虽然手握大军，但害怕中计，就决定暂不进攻。李陵军的战术看起来似乎有恃无恐。其实，李陵正是希望以此唬住对方。

然而，李陵军中却有一位末将因受校尉侮辱而投降了匈奴，并供出真相：李陵既无援军，也无伏兵，而且箭矢即将用尽。

既然摸清了虚实，那么以近于二十倍的兵力发起进攻，当可一举歼灭对方。于是匈奴军发动猛攻。

经过一番惨烈的厮杀之后，李陵投降了。

汉朝宫廷中，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处置李陵。群臣都众口一词地谴责李陵，主张将他治罪。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他就是担任太史令之职的司马迁。其实司马迁和李陵并无私交，只是有过几次同席之谊而已。

司马迁侃侃而谈：“李陵有国士之风。此番不幸战败，我们这些在京城和家人过着安稳日子的人就大肆攻击，真令人痛心。李陵率步兵不足五千，却深入险境，抗击数万敌军，杀得对方无暇顾及死伤者。匈奴军调集了所有弓箭手前来围攻。李陵军箭矢用尽，无路可走，就冒着白刃拼死杀入敌阵——能率部下如此浴血奋战，即使和古代名将相比也毫不逊色。虽然最终落败，但其军功足以彪炳天下。李陵之所以忍辱投降，必定是想着有朝一日报效朝廷……”

不料这番辩护却触怒了汉武帝。

李陵虽然最终投降，但确实立下过赫赫战功。相比之下，李广利黯然失色。这让汉武帝十分不满。

“你这家伙，简直胡说八道！”上了年纪后，汉武帝的脾气变得更暴躁了。他立刻下令将司马迁处以腐刑。

腐刑也称宫刑，即阉割之刑。对于士大夫而言，这是奇耻大辱。与其受此屈辱，在世人的同情和嘲笑中腆颜偷生，还不如自行了断！

然而，司马迁却继续活下来了。为什么？

司马迁在回复友人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中详细地记叙了自己的心迹。

任安是益州刺史[刺史：秦时始置，掌管一州的军政大权。]，他曾写信给在朝廷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劝告说：你作为侍奉君主左右的臣子，应以推荐贤才为己任。

收到信后，司马迁并没有立即回复。其间，任安因为受到戾太子叛乱事件的牵连，被判处死刑。

眼看着刑期渐近，如果不尽快回信，只怕将永远失去机会。任安如果没有收到司马迁的回信，也许会死不瞑目吧。

于是司马迁执笔回信，大意如下：

承蒙你的忠告，劝我应向君主推荐贤才。然而，如此不自量力之事，恕我无法做到。因为我已是废人。

人们常说，受宫刑是最大的耻辱。一个身受宫刑、卑微如草芥的人，又如何能昂首竖眉地谈论是非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忍辱偷生吗？我双亲早已亡故，也无弟兄。莫非我这独身孤立之人还惦念着家中妻儿？

勇者未必为气节而死；懦夫倘能重义，则无所不能。我虽怯懦，也自知去留进退之理。我之所以还在粪土之中忍辱偷生，是因为还没有实现内心的志向。死后不能以文名流传于后世，深感惭愧。

生前富贵而死后无名，这样的人不计其数。只有卓越出众之人，才能够名垂后世。西伯被囚禁而推演《周易》；孔子穷途潦倒而写《春秋》；屈原遭放逐而咏《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而作《国语》；孙子被砍断双足而编《兵法》；吕不韦被贬至蜀地而传《吕览》[《吕览》：即《吕氏春秋》。]于世；韩非被囚禁于秦国而著《韩非子》；《诗经》三百篇也大都是圣人、贤人们的发愤之作……

他们都是心有郁结，无处发泄，所以才追述往事，希望将来的人明白自己的心志。例如：左丘明失目，孙子断足，已经成为废人，只得通过著书立说以抒发胸中愤慨，凭借文章来表明心志。

请恕我不逊——我想收集散失天下的历史传闻，核实其事，考察成败兴亡之理。共一百三十篇，探究天与人的关系，通晓古今变化，而自成一家之言。

然而，就在我刚开始动笔时，却遭此横祸。我不忍心舍弃这部未完之作，因此，即便身受极刑也默默忍受。如果真的能写成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流传于城邑乡里，我所受的屈辱就能得到补偿了。若能如此，则万死而无悔。

我因口舌而获罪，被乡里人耻笑，有辱先人，更无面目回去祭拜父母之墓。即使百世过后，这污点也难以洗刷。一想到此，我每日愁肠九回……每次一想到这耻辱，我就全身直冒冷汗。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你又如何能让他去推举贤才呢？

辩解无益。非但不被俗世理解，反而自取其辱。待我死后，是非自有定论。

司马迁这封书信真真切切地阐述了这一永恒的真理：奋笔著书的动力往往来自内心的创伤。当然，《史记》里没有关于作者自身的传记。东汉时期编著的《汉书》则有《司马迁传》，里面全文收录了《报任安书》。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部分构成。后世的史学家大都沿用这一形式，至少一定会有本纪和列传，所以被称为“纪传体”。

列传的开卷首篇是《伯夷列传》，记述了兄弟俩为义而死的事迹。而列传末篇《货殖列传》则是关于实业家的传记——从“义”到“财”，这跨度也太大了。

司马迁触怒汉武帝时，本来可以按当时的规定出钱减罪，但他却因为无钱自赎而惨遭宫刑。

司马迁固然是个重“义”之人。而对于“财”的重要性，他也一定深有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