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到了，我们买了标签和绳子，给汤姆·希金斯寄了一个果子面包和二十支香烟，他在精神病院（我们不敢去看他）。午饭时，乔安娜做了鸡肉作为庆祝。

吃完饭，我们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打包好。乔安娜不停地唠叨，让我们给她留些衣服，把瓶底的那些香水也都留给她。芭芭为了让乔安娜高兴，往三个香水瓶里添了水，凑成了三个半瓶。

收拾完后，我们匆匆忙忙一家接一家地去邻居家道别。芭芭陪我去向伯恩斯夫妇告别，我以前在他们店里工作过。伯恩斯先生给了我一镑钱，说是天主把我从那个可怕的男人身边拯救了出来。似乎除了芭芭没人意识到，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尤金身边。

“高兴点，到了伦敦，你可以给他写信，他肯定会过来带我们出去吃大餐的。”芭芭说，我们这时正往回走，路上能闻到山楂花的香味，那是风从人家的花园里吹过来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有两三次，我都想让芭芭再打电话试试，但又想，这样也许会彻底坏事，他反倒不会来了。

回到家，乔安娜家前院的花园里，芍药花完全绽放了，开成了一片熠熠生辉的深红色。乔安娜给花浇了水，花瓣娇艳欲滴。他仍然没有来。芭芭安排好跟泥汉和托德·米德在一个酒吧见面。

六点钟，一辆出租车来接我们，古斯塔夫帮司机搬行李箱。等他们都进了门，我跑回去在门环下面别了张字条，“去了船对面的酒吧”，好让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我不想让乔安娜知道我留了字条，不然她又会说这是给了盗贼一个破门而入的好机会。

这是个昏暗的酒吧，里面装饰成了船舱的样子。壁炉上方摆了一排瓶子，瓶子里装着大小不一的船模型，墙上挂着一幅罗伯特·埃米特[罗伯特·埃米特（1778-1803），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1803年发动反抗英国统治、争取爱尔兰独立的起义，失败后被捕，法庭以叛国罪将他处决。]的画像。我用脚尖在锯末上画着圈，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能忍住不给他打电话。

“好了，凯瑟琳，高兴点吧，宝贝。”泥汉说着递给我一杯酒，是加了柠檬的朗姆酒，我不喜欢。

“你要是撞上了哪个出版商，要告诉我啊。”托德·米德说，他隐约觉得自己可以写本小说，能一下子变成名人。

“萨莉还好吧？”我问。我没见过萨莉，但自从那次芭芭怀孕后，我就非常同情她。

“她状态很好啊，在花园里忙来忙去的。”托德说。其实我很想问问他，萨莉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但还是没问。托德比较容易焦躁，让人不敢问他一些实质性问题。

“我在想他们是怎么把船装进瓶子里的。”他朝一个装着一艘小白船的高瓶子努努下巴。这就是托德逃避的方式，总是会把话题转移到琐事上去。我会记着他的，蓝色的眼睛，内心深藏着苦怨，穿着黄褐色的旧羊毛大衣，腰带上本来应该系搭扣的地方绑成了一个结，把自己扮成一个对品酒、美国作家和瓶子里的船都有研究的权威人物。

两个圣三一学院的学生来和芭芭告别。芭芭努力说服其中一个把学校的校服围巾解下来送给她，去了伦敦好显摆显摆。

我看着芭芭，听着托德说话，心里突然一阵慌乱。我站起来对芭芭说：“我要去给他打电话。”

“好吧，打吧，又没人拦着你。”芭芭说着，把圣三一学院的围巾戴到了自己头上。

电话在前厅，我得先换一先令和几便士的硬币，再等上几分钟，才能把这个电话接通到他家的电话上。

是安娜接的电话。

“没，他没在。”安娜大声对着电话喊。要知道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最多是第二次用电话。

然后她的声音就变小了，让我感觉她是转到一边去和什么人说话了。

“安娜，我要去英国了，就是想和他说声再见。让他过来和我道个别吧。”

“他不在这儿，”安娜重复了一遍，“他去地里了，我对主发誓。”听到了我的抽泣声，她对我说：“要是他回来了，我就让他赶过去见你。你在哪儿？在那里还能待多长时间？”

我只好大声问酒吧叫什么名字，有几个人大声把酒吧的名字告诉了我。

“我的天，你去英国多好啊。亲爱的，我有麻烦了，又怀上了，你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寄给我？”安娜问。

“我试试吧。他在家吗？”

“他不在家的，这儿没别人了，只有我和宝宝。你会给我寄药吗，会不会啊？”

“在我离开前你会让他来这儿的吧？”

“只要他回来，我肯定告诉他！”

“安娜，我给他写过信的。”

“我知道，前厅的桌子上放了一摞信，都没拆开。”他性格里的这种特质正是我最为欣赏的，那是一种孤独的坚韧，能够让他推迟几天，甚至几星期去看会让自己快乐或烦恼的信。

我问安娜那个美国女孩玛丽有没有去过他家里。

“除了那个无赖再没人来，你走后，这里就像个修道院，他有两个晚上都没回来，等再回来以后就跟个修道士一样，不知道在想什么。你会给我寄药的吧？”她央求我。这时我的时间到了，就跟她说了再见，离开时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又看到了他棕色的眼睛，和我在那个酒店里见他最后一面时一模一样，充满了忧伤，也充满了对事实的了悟，我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女孩。一块石头，这是他的话。我想象着石头在烈日下崩开，还有些石头在一条我熟悉的小河中被冲刷得圆润光滑。

离开酒吧时，我留了个口信，告诉他怎么才能找到我们坐的船；我仍然觉得他有可能会来。天色已经晚了，我想象他开着那辆小车疾驰在山路上，着急地赶到我身边来。安娜答应出去找他，但不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

泥汉认识船上的主管，所以他们都获准上了船。我们这一行人一个接一个地往船上走，泥汉给了几个脚夫一些小费。芭芭用牙咬着船票给检票员看，她的两只手里拿满了东西，又是鲜花，又是旅行包，还有一件新的红色风衣。直到走上了舷梯，我还在想，现在仍然可以返回去等他，他会来的。但泥汉热切地催促着，不知什么人的行李箱尖角也推搡着我的背，于是我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的小包厢里挤满了人：托德、泥汉、乔安娜、古斯塔夫，还有他们送的各式各样被压坏了的花束。泥汉把半瓶爱尔兰威士忌挨个往过传，让大家干了。

“我不传染细菌。”乔安娜说。喝了几口雪莉酒，她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泥汉把她的帽子掀了一下歪着戴，这下她全身上下看着都是歪的了。

“耶稣遇到了他受苦的妈妈。”泥汉对乔安娜说。我一下子又想起去参加舞会的那个晚上，后来泥汉被绊倒在乔安娜家的楼梯上。有那么一瞬间，大家都悲伤起来，但是泥汉又开始喊：“芭芭，凯瑟琳，祝你们健康，祝你们发财！保持你的纯真你的甜蜜，什么都不要改变你——”他唱了几句，摸了摸芭芭的屁股，然后一下子把她举到了空中。

“天哪！”芭芭喊着，头碰到了白色陶瓷灯罩。

铃响了，一个威严的声音宣布，船上所有送行人员都必须下船了。

“哎呀，我们得横穿海峡游回来了。”泥汉说。乔安娜说：“我的上帝啊。”托德竖起大衣领子，戏谑地朝我们画了个十字。他们抢着往门口跑，留下我和芭芭面对着一堆被压坏了的玫瑰和半瓶威士忌，瓶口还印着一个个潮湿的嘴唇印。

“他都没有来。”我对芭芭说。她搂住了我，我们抱头大哭。

“我要疯了，我要疯了。”我抽噎着对芭芭说。

“哎，别说疯话了。”芭芭说，“等我们去了英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忽然想起我们带了那么多钱，“包，包，天哪，咱们的钱。”她说着把大衣和行李箱都扔下床，在无数个牛皮纸包裹下翻出了我俩的手提包。行李收拾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衣服塞不进行李箱了，不得不打好几个包裹。芭芭说等到了利物浦港，我们得要个手推车才能把这些东西都运下船。

“咱一晚上都别睡，你都不知道谁会进来把我们强奸了，再抢走我们的钱。”芭芭说。

“我永远都忘不了他。”我对芭芭说着，一边走到洗手盆前，对着上面的镜子擦干眼泪。

“没人非要你忘了他。不管怎么样，高兴点吧，到了伦敦苏豪区就可以过上快乐生活啦。”

船上的扩音器里又开始播放一则通知，我开始发抖，仔细地听，想着会不会是他，结果并不是。

“光凭看我的样子，就能知道我有什么样的过去吗？”我问她。现在我不再需要吸着双颊让自己看起来瘦一点了。

她看着镜子里的我说：“你要知道，你已经有半年多没好好睡一觉了，这才是你需要知道的。”然后她恶作剧地按了床铺旁边的两个铃，想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一个乘务员进来了。

“只是闹着玩的。”芭芭说。乘务员打量着我们乱成一团的包厢，一地的衣服、一地的花，我还哭哭啼啼的，芭芭拿着威士忌瓶子在大腿上滚来滚去。他摇摇头出去了。

“这些人如果想知道明天能收到多大一笔小费，可得注意点了，不然什么都别想拿到。”芭芭大声说。

“无法倾诉的怜悯，深藏于爱人的心里。”我念着叶芝的这句诗。喝了威士忌后，我的头昏昏沉沉，念着这句诗，我心里找到了些许安慰。

芭芭捂住了耳朵。“别，别，天哪，你又在念那些悼词卡了？”

“他一直都是自己洗袜子，还做了个金属的东西放在袜子里，这样袜子就不会缩水。有一天，他还把灯芯绒裤子放水里煮，裤子缩了水，他就给稻草人穿了。”我说。

“给你说点有意思的，我觉得他有些神经兮兮的，你离开他就对了。”芭芭拍拍额头，“他早晚会出家的。”

船发出了隆隆的声音，我摇晃了一下，芭芭说：“要开船了，走，去向他们挥挥手。”她拉起我的手跑到甲板上，再看都柏林最后一眼。泥汉和其他人都还在码头上站着，正朝我们挥着手，挥着帽子和报纸，但没有他的身影。

“泥汉是个真诚的人。”我对芭芭说，又想起了妈妈常说的这句话。

芭芭手里挥着一条干净的手帕。我们靠在栏杆上，感觉到船开始动了，看见船下浑浊的海水翻卷起来。

“哈，像是一百个马桶同时抽水。”芭芭看着泡沫翻滚的水面说。海鸥从远近栖息的地方飞起，跟随着我们，沿着栏杆上方慢慢飞翔。我难以相信我们就这样出发了，就这样离开爱尔兰了。透过泪水，我看见朋友们挥着手向我们告别，看见我们的船慢慢驶过一辆辆起重机、一艘艘停泊的船只，逐渐驶离那个长长的、单调的码头。5月傍晚紫红色的暮光下，都柏林这座城市慢慢地向后退去。在这座城市，就在海关大楼前，我第一次吻了他；在这座城市，我拔掉了两颗牙齿，典当了妈妈的一枚戒指；这座城市，我爱它。我们俩都哭了起来。

“可怜的汤姆·希金斯还在疯人院关着呢。”芭芭说，似乎她是为了希金斯而流泪；但是，我想，她也是在为曾挥霍过的那部分自己而流泪，为她曾吃下去的那些沉香而流泪，为她曾与之调情的公交车售票员而流泪。

现在可以看到多利蒙海滩了，我去过两次，先是和绅士先生，后来又和他，两次都是在恋爱中。我眼前又出现海滩上的一个个沙丘，杂草从沙丘里长了出来，我曾发誓再也不会踏上那个海滩一步，不管是不是在恋爱中。我们感觉到了一阵寒意，出来时忘了穿上大衣。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海湾两边的灯都亮起来了。

下面坐三等舱的人这时拿着酒出来了。他们靠在栏杆上唱起了歌。

“咱们要是在下面就更好玩了。”芭芭说。头等舱的乘客大多是神父和已婚夫妇。

海鸥跟着我们慢慢地飞，它们尖利的叫声释放了我内心深处的呐喊。天空逐渐变暗，一层雾气从海面升了起来，星星次第点亮了。

“我带了晕车药，省得吐一船。”芭芭说。我们回到了包厢，吃了三片晕车药，希望自己一路顺利。

我又开始想他，比任何时候都想他；我坐在床铺上，终于明白，他的选择就是不来找我，这是多么痛苦的了悟。

“要是晕船就完蛋了。”芭芭打了个嗝，安全起见，她把一条毛巾盖在新裙子上面。

“记得提醒我搞几条新毛巾。”芭芭说。如果说有人能把我从濒临疯狂的状态中解救出来，那一定是芭芭，她的喋喋不休简直能让人发狂。

“我们来了，”芭芭兴奋地扬起了双臂，“我们来了！英国报纸，美国报纸，做好准备吧！”这艘名叫“爱尔兰”的船在黑夜中稳步前进，向利物浦的黎明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