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日子过成了一种模式。上午，我们睡到十点多十一点起床，吃点早餐。吃早餐时，尤金看他的信件，有时会读给我听。大多数来信都和工作有关，现在看来，可以确定的是，他必须去南美几个星期，去完成那部关于灌溉的纪录片。而且似乎也没什么可能让他带我一起去了。

“不管怎么说，也得到四五月份了，咱们现在只管享受这美好的一天就行，不需要为还没到来的事情操心。生活就是这样，就是现在，你和我一起吃着煮鸡蛋的这个时刻。”他说。

吃完早饭，我们一般出去散会儿步。这里经常下雨，但下雨我们也不在乎。他带我看了栎子、獾洞，还有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待在外面，沿着树篱散步，在树林里穿行，看着河水慢慢流淌。

他有时会突然说：“看！”我转身，以为会看到个人，结果看到的却是什么动物，往往是一头鹿，或是树木之间一束强烈的绿光。天空的颜色永远都在变化——石板黑、黑蓝、蓝，或白绿。他扮成小丑逗我，驼起背装成老头，两只手套耷拉着，手套的指头晃来晃去，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双手。

我们干了点田里的活——把掉下来的石头重新安放到墙上去，修补了篱笆，还把牛群从一片地赶到了另一片里。

“看样子你要留下来了，凯特。”有一天，我们在山上时他说。

“我会再待几星期的。”我回答。我喜欢和他在一起，喜欢和他一起躺在床上，但我也怀念和芭芭结伴去看电影的时光。

下午他在书桌前工作，我帮安娜做晚饭。我们炖肉，用木灰烤土豆，有时还煮水田芥汤。星期天，我们吃饭时会喝点红酒。星期四是订的杂货送来的日子，我们吃腰果和水果。他喜欢过俭朴的生活，吃得也不多。

吃完晚饭，如果他还想继续工作（他正给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一部关于爱尔兰的春天的短片），我就等安娜把宝宝哄睡后，和她一起去散步。她逐渐喜欢上了这样的散步，从车道走到马路，大声讲述她个人生活中的那些秘密往事。她一直以来都怀揣着一个远大理想，那就是在一幢豪宅里当个厨师，但后来在舞会上遇到了丹尼斯，两人在一丛树篱后度过了自己的初夜。当然，那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你很好啦，盖拉德先生和你聊天的。”安娜说。丹尼斯只对宝宝和牧羊犬有句好话，我自己也注意到，有时他好几天都不和安娜说一句话，似乎是要惩罚安娜。现在我对安娜的印象比先前好多了，她不再提起劳拉了。为了贿赂她，我还几次送给她十先令的钞票和旧丝袜。她开始用新缝纫机给我做裙子，还在攒麦片粥包装的盖子，打算给我买条项链。每天早上我们都喝粥。

尤金不工作的那些傍晚，我们会坐在书房里聊天。我摩挲着他柔软的头发，听着无线电播放的音乐。我一边摸他的头发，一边亲吻着他的脖颈，闻着他头发的味道。我们互相拥抱，最后一起上床，快速脱掉衣服，在黑暗的房间里、在冰凉的床单和盖毯里做爱；外面的树上，猫头鹰在它的老地方啼叫。然后我们下床，清洗，吃晚饭，出去散步。

那些夜晚的甜蜜我无法描述出来，当时我是那么幸福，很多事情都没有注意到。那些夜晚似乎总有明月挂在天上，似乎总能闻到雨后的清新味道。现在，有人告诉我，有些男人和女人发生过关系后，就待她如陌生人，但他那时不是这样。

“你适合恋爱，”他常说，“你更漂亮了。”

我也感觉自己很美，很幸福。我们漫步在大树下，来到树林里，一直走到湖边，月亮映在波光粼粼的湖水上，也映在湖里流出的一条蜿蜒的小河上，小河一直流向遥远的大海。有一次，我们看到了一大群鹿，但就在看到我们的一瞬间，鹿群立即跑走了。一头中了枪的死鹿从湖的上游漂了下来，丹尼斯帮尤金把鹿扛回家。很大一部分鹿肉都送出去了。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老家，他们杀了头猪，我端着一盘一盘的新鲜猪肉给邻居家送去，能收到六便士或一先令。即便分出去了很多，留着自己吃的猪肉还是有不少，等所有肉都吃完了，那种味道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到了晚上，那片沼泽地会带上一种奇特的超然于时间之外的特征，仿佛那些矮栎、灯芯草，还有半大的桦树幼苗从来都未被踩踏过。他没从这片沼泽地里挖草皮，沼泽地是野鸡和灰鹿的庇护所。有一天晚上，我们看到了一头鹿的胎衣，在月光下对着它看了很久很久，似乎这胎衣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对那头鹿而言，也许确实如此。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有一天芭芭突然来了，还带着泥汉。他们的车从林荫道开过来时，不住地按喇叭，我们还以为是警察要来带我走了。结果是芭芭，坐着泥汉破旧的蓝面包车，车上有一股灰狗的气味。泥汉打开车的后门让芭芭下车（侧门已经彻底坏了），一群灰狗连滚带爬地和芭芭一起下了车，冲进地里去追逐牛群。

“那是谁？”尤金问。我们这时正在前厅喝茶。

“是泥汉。”我的心一沉，知道尤金和泥汉的会面肯定不会多么愉快。

芭芭走上台阶，身上穿的那件绿上衣是我留在乔安娜家里的。泥汉进了门，一副反客为主的样子。他从边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打开就喝。里面装的是奶牛的尿液，尤金本来是打算晚些时候拿到兽医院去的。泥汉喝了一口就撂下瓶子，跑到炉子前吐出了嘴里的东西。

“尤金！”芭芭说着就去拥抱尤金。这样能缓和一下气氛，尤金是喜欢芭芭的。

泥汉困惑地看着我问：“你这是把自己怎么了？看着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皱着眉头，试图琢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狡黠地想，那是因为我和人上过床，还做过爱，所以脸上有了变化。但实际上是因为我看起来比以前乖巧了，尤金让我穿衣打扮更朴实一些。他给我买了浅色的粉饼、窄条的黑丝绒发带，还有一双系带平底鞋。我看见芭芭不停地瞥我的鞋。尤金给我看了各种畸形脚的示意图，不过我外出时还是会穿高跟鞋。

“我知道你，”泥汉对尤金说，“在城里常见到你，还以为你是个美国佬。”

我担心尤金会说出什么不客气的话，比如“没什么美国佬不美国佬的”，但他没这么说。他给泥汉拉了一把椅子，不是有软垫的扶手椅，是一把直靠背硬椅子。他之前跟我说过有几把扶手椅不太结实，胖人坐上去可能就四分五裂了。和他一起生活总有很多规则要遵守，我心里对此是有几分不快的。

我从边柜里拿出几个杯子，倒上茶，茶仍然是滚烫的。

“怎么样？”芭芭看着我，等着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清楚，“发生了什么？”

“我差点让一伙爱尔兰乡下醉汉踢死了。”尤金说。

泥汉咧了咧嘴，我知道他心里想的肯定是，凯瑟琳怎么找了这么个吹毛求疵的浑蛋，但我又不能向他解释，说尤金像对孩子一样保护我，教我学东西，给我书看，晚上还为我的身体带来快乐。

“让我们看看。”芭芭说。尤金拉下袜筒，让芭芭看他腿上的疤。

“多性感的伤疤啊，能得奖呢。”芭芭故意用都柏林口音说。

泥汉用火柴棍剔着牙，微笑着看着我，意思是问：你快乐吗？

那四条灰狗这时跑到窗户前了，潮湿的黑鼻子贴在玻璃上，呼哧呼哧，哼哼唧唧，想要进来。

“是你的狗吗？”尤金问泥汉。

“是我的。”泥汉自豪地回答。他指着其中一条说：“这条狗以后一定能挣来大钱，看这小母狗，就算是磨坊主米克[世界上最著名的灵缇赛犬，以磨坊主米克的名字命名。它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村子里，获得过很多大赛的冠军，是爱尔兰和英国家喻户晓的明星级赛犬。]也得跟在她后面追。”尤金从来没听过米克的名字。从小我家厨房的日历上就贴着这条著名的灵缇赛犬冠军的图片。尤金的童年不是这样的。他的童年是安静的，是有各种乐谱的；餐桌上摆的是牛百叶，或者甜面包；他父亲还常常把橙子带回家，直到他离开他们的那一天。

泥汉大口喝完茶，对尤金说他想去看看外屋，呼吸点新鲜空气。看着他们出去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我听见泥汉说：“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说一个女的带儿子去基拉尼，住到一个大酒店里，‘蒙提，蒙提，’那个女的说，‘把嘴巴张大，这里的空气我们是付了钱的！’”说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讲的下一个笑话肯定是关于那个副总统的，再下一个就是他在利默里克怎么被一架老座钟砸中，然后他是怎么迫不得已把钟给砸了。

“唉，老天，你现在可真是一团糟。”芭芭对我说。

“没有一团糟，我很幸福的。”

“解决了吗？”

“解决什么？”

“结婚啊，你这个笨蛋。”

“你穿的是我的上衣吧。”我岔开了话题。

“这件破衣服，”芭芭说着迎光拽起一个衣角，“都能用来滤奶了。”

“你有没有把我的衣服带来？”我给她写过信，让把我的衣服寄来。

“衣服，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哪有你的衣服，只有几块抹布，乔安娜给收破烂的人了，换了一个自行车座。她说你欠了一星期的房租。”

“我的自行车呢？”我把自行车停在了一个棚子下面，上面盖了一件破雨衣，免得挡泥板生锈。

“古斯塔夫上班骑着呢，你该看看他那样子！哪天早上他迟早会把脖子摔断的。你知道吧，他坐车座的样子都能看出是个外国人，你知道吧，他连一句得体的英语都不会说。”

“那是我的自行车。”

“你怀孕了吗？”她问，“你要是怀孕了就骑不成车了。你家老头天天给我写信要把你弄回去。”

“他要来吗？”我的心脏又狂跳起来。有两个星期没收到他的信了。

“你得准备一套婴儿服了，迎——儿——要是你怀孕了的话。”芭芭开起了玩笑。

“我父亲要来吗？”我又问了一遍。

“我怎么知道？我猜啊，哪天遇上好日子，他喝得醉醺醺的就来了，来了就把你打个稀巴烂。”她朝着壁炉上面尤金的画像做出开枪的手势，“谋杀成功，鲜血四溅，然后他就开始唱——‘我不知道枪已上膛，太对不起了，朋友；我不知道枪已上膛，我再也不会再也不会这样干了。’”芭芭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你过得怎么样？”我的语气里带了些怒气。

“我过得快乐无比。每天晚上都出去。昨晚看了场冰上表演，棒极了！今晚呢，要和泥汉去参加一场晚宴舞会；上星期还有人要给我画像。那人是我在派对上碰到的，说我拥有他见过的最最好看的侧面轮廓，所以呢，第二天就安排好去他画室了，结果他想让我脱成裸体让他画。‘拜托，’我说，‘裸体和画侧面像有什么关系啊？’他穿着短裤，手里还拿一条狗鞭子甩来甩去。天哪，你可没见我跑得有多快！”她环顾了一下房间，看了看棕色的家具和几柜子的书。“你打算在这沼泽地里待多久？”她问，马上又替我回答，“到他开始厌烦你的那天吧，我猜。你穿上这平底鞋，看着真是够傻的。”她穿的是一双黑色高跟鞋。

“你有男朋友吗？”我问。她让我很烦躁。

“呵，当然，你可以问问乔安娜有多少车来接我，追我的男人多得不得了，约翰·福特这星期还要让我去试一次镜。”

“骗人吧。”我说。

“当然是骗人了。”她说，“再来杯茶吧。家里有酒没？”

枪柜里藏了一瓶威士忌，但我不想打开，这儿并不是我家。他们回来后，尤金也没有打开那瓶酒。芭芭和泥汉很快就离开了，我猜他们挺失望的，连杯酒也没让他们喝。离开前，芭芭告诉我，她从她妈妈那里得知我父亲要和教区主教一起来找我了。我觉得她是在开玩笑，但实际上她是认真的。

第二天父亲就来了。当时我们正在书房，告诉一个本地的泥瓦匠怎么补天花板上的那个洞。

“我父亲，我父亲！”看见老鼬的车朝着前厅门开过来，我喊了起来。

“离开窗户！”尤金说。

“怎么了？”泥瓦匠问。

这时门闩响了起来。

我跑下楼告诉安娜不要开门，我们把后门也上了锁。

敲门声响彻整幢房子，狗在狂吠，我的心跳得飞快，和他们第一次来的那晚一样。

“凯瑟琳，凯瑟琳！”父亲悲伤的声音透过门上的信箱传进来。我跑进书房，压低声音对尤金说：

“如果他是一个人，也许我们能见见他？”他一声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让我很可怜他。

尤金已经用双筒望远镜侦查过车里的人了。他小声说：“车里还有三个人，好像有个主教，我看见他的紫袍子了。”

“凯瑟琳！”父亲喊着，又连续敲了两分钟左右的门。幸好没安门铃，不然我们的耳朵都要震聋了。

“我来处理。”尤金说着走到前厅，把门上的链条挂好，然后猛地拉开了门。门只能开几厘米宽，有链条拉着。

“不管你想对你女儿说什么话，都只能写信告诉她。”

“我想见她。”父亲说。

我站在书房门后，急促地喘着气，不停地祈祷。泥瓦匠一定以为我快要死了，他手上的水泥快硬了，但他不能开工，尤金告诉他不要弄出一点声响。

“你女儿不想见你。”尤金说。这句话这么直白地说出来，听起来是那么残忍。

“我只是想和她聊一聊，这里有她的一个朋友，乔登主教。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主教就认识她了，她的坚信礼就是主教主持的。我们不会动她一根手指头。”从他的声音里，我能听出来，他又恐惧，又难为情。

“听着，布雷迪先生，”尤金说，“我已经委托律师给你写过信了。我不想在这里看见你，也不想有什么主教大人卷入我的事情。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讲清楚了。”

“我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父亲的声音非常绝望。

“你这是非法入侵我的住宅。”尤金说，我羞愧地绞着手指，“她已经二十一岁了，来这里是出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

“你觉得自己很牛是吧？”父亲说，“这里是我们的国家，你不能来到我们这儿，还毁掉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人，不要以为……”但是听不清他的声音了，因为尤金突然关上了门。

门外，父亲用拳头擂着木门，过了一会儿，他下了台阶。我看见车开走了，父亲坐在车后座上。车往出开的时候，他透过后面的车窗往外看。

这是星期六的下午，之后整个傍晚，我都在不停地哭，厌恶自己对父亲这么冷酷。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头发和外表怎么样，我想看起来糟糕一些，让尤金意识到我有多痛苦。

“我有了爱情，可我又这么痛苦。”我大声对自己说。他听见了，对我说：“吃两片阿司匹林吧。”我任何时候只要哭了，或洗了头发，或自言自语了，他都会注意到。

“明天能带我去望弥撒吗？”我问。我感觉到自己的良善正从身上流走，已经有五个星期没有去望过弥撒了。

“当然，我带你去望弥撒。”他说。他这方面的反应总是难以捉摸，有时你以为他会说不，但他却说行。

“我当然会带你去望弥撒，你这个小可怜。”他说着搂住了我，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

“你没肩膀啊。”他说。我和妈妈一样是溜肩，肩膀上的皮肤特别白，看上去弱不禁风。

我们没去最近的教堂，那里的神父给我写过三封信，我知道他会在我出来的时候拦住我说话的。我们开车去了八九英里外的一个村子，那里有一座新建的水泥教堂，坐落在一座棵木不生的山上，教堂外面有一块白色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建这个教堂所负下的债务。这时虽然只是2月的早上，阳光却很好，爱尔兰的天气有时候就是这样，似乎是为了补偿前面整整一星期的阴雨天气。我留他在外面晒太阳。他坐在教堂大门对面长了苔藓的矮墙上，读着《新政治家》周刊。教堂里面冷冷清清，褐色的灰泥墙没有粉刷，旁边的一条过道里还搭着脚手架。

我没有祈祷书，只有一串在修道院时一个修女给的白色念珠，于是我努力念诵着《玫瑰经》。教堂里的那些人让我难以集中精力——咳嗽声、不合体的衣服、脏毛巾擦过脸后留下的酸腐味道。我好像看到尤金闪亮的大眼睛在嘲讽我：“只有极端自我主义者才会把基督看作专门来拯救他们的上帝。基督是所有人身上良善的体现。”我把额头靠在新橡木椅靠背上，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我曾经非常迷恋一个修女，暗下决心自己以后也要当修女；还有一段时间，我一整个星期都一心想做圣徒，就把石子放在鞋子里惩罚自己，我们把这叫作“赎罪行为”。

布道的内容跟主的恩典有关。望完弥撒出来后，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曾再三拒绝主的恩典。有那么一刹那，我忘了尤金还在等我，所以当他从《新政治家》周刊抬起头，问我“弥撒还不错吧”时，我吓了一跳，这才意识到他还在等着我。

阳光照进我的眼睛，我对他说：“刚出来看见你在这儿时，都忘了你还在等我呢，好笑吧？”

“不好笑。”他说。我一下子慌了，我侮辱到他了，这下他好几天都会对我冷冰冰的了。

“你进了教堂，就又变成从前的修道院女孩了。”他说。我想起我在修道院的时候，黑鞋、黑长筒袜、咔叽校服裙，看上去像只黑乌鸦。校服从来都没有熨得平整过，去那个寄宿修道院学校前，妈妈就已经走了，我只能自己收拾校服。

“我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修道院女孩。”我想起那张天蓝色的圣像，芭芭在上面写下那行污秽的话，我们因此被逐出了修道院。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的是我的虚伪，“你是怎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生命的？在那儿，”他朝那座教堂抬抬下巴，“你沉浸在那些钉上十字架、地狱、血淋淋的荆棘冠里。在这儿，我坐在这堵墙上，读着原子弹的文章，你过来说：‘我是谁？’那么，”他用食指点点我的下巴，“你是谁？你进入我的生命干什么？”他一直在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说的这些话。我低下了头，可他还是看出我脸上一闪而过的不悦，也看见我嘴角下垂，嘴巴噘了一下。他从墙上跳过去，从发了芽的栗子树上折了一枝，深深地鞠了一躬，把树枝献给我。

“联结起男人和女人的不是上帝，也不是《新政治家》周刊。”他说着把黏黏的嫩芽放在我鼻子下，然后亲了亲我的脸颊。我们上了车，开始往回开。

“你不会一天都这么心事重重的吧，亲爱的？”他问，这时我们的车正穿过一条冬日树篱夹道的路。阳光灿烂，老人和小孩坐在村舍外面朝我们挥手，他们要么太老，要么太小，不能去望弥撒。孩子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得了白化病的小女孩，粉红色的小脸、白色的头发，坐在刷了白灰的墩子上晃着腿，脚上穿着一双带着银色搭扣的漆皮鞋。我心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幕，这个场景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朝那个小脸粉红的小姑娘挥了挥手，对尤金说：“我不会有心事的。”但实际上我已经又开始心事重重了，又想起教堂外的那一幕。我嗅到麻烦和困难的气息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但又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防御他，我那么爱他。

“对你来说没什么，你可以把事情想得很透彻，可我和你不一样。”我无力地说。

“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他开始唱，“不知道是谁在恨着她？”这是他经常唱的一首歌，我猜是唱给劳拉的。他说自己唱歌是为了活跃气氛。

“我不会结婚的，”我冲动地说，“除非是在天主教堂结婚。”

“很高兴你告诉了我，我会记下的。”他醇厚的声音里带了些许嘲讽的意味。天空尽处拱起了一道彩虹，彩虹跨越了阳光照耀下的几座山头。我数着彩虹的七种颜色。彩虹的后面，天空在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水绿色，我能感觉到自己对他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就像天空中不断变化的颜色。

半路上，我们拉了两个搭便车的年轻人，他们要去十七英里外的一个青年旅社。他们坐在后排说着话，我转身和他们聊两句，结果只注意到了他们的大膝盖。他们穿着短裤，宽宽的膝盖和我的脸在一个水平线上，因为车后座太窄了。两个年轻人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我突然想，我应该和这些人在一起的，从一个村子走到下一个村子，操心的只是一杯茶要多少钱。但很快我就又安慰自己，这种膝盖宽阔、声音聒噪的年轻人只会让我觉得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