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郁的三天过去了，除了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再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怀疑，他是不是从他叔叔或弟弟那儿筹到了一些钱。

第三天下午，我们把小牛犊埋了，姨妈说开始有味了。毛拉能干男人的活，她已经挖好了一个墓坑，我们把小牛用一辆破旧的手推车推过去。我和姨妈都去了，姨妈说不能指望毛拉把这事做好。小牛装在一个旧袋子里，从外面看不出形状，也看不出装了什么。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

我想到了尤金，面对这一幅凄凉的情景，他会有什么感想——我们站在一旁，看着毛拉把手推车倾斜过来，把袋子倒进坑里，再把土填回去，最后用她的男式靴子踩实。毛拉常穿长裤和靴子，村里的人都叫她米老鼠。我们雇她，是因为她要的钱不多，会挤奶，还能干一些零活。回去的路上，手推车陷进了泥里，我和毛拉不得不把它抬出来。

“老牛多孤单啊。”毛拉说。把小牛拉去埋葬时，我们把老牛关在一间房子里，怕它顺着气味跟过来。老牛在房子里哞哞哀叫，转着圈奔跑，把地上的石子都踢了起来。那几间外屋摇摇欲坠，东倒西歪的墙上爬满了青藤。

“谁不孤单啊。”姨妈说。毛拉嘿嘿一笑，说她不孤单，因为她晚上要去看电影。流动电影每星期来村里放映一次。

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逃跑，但一想到他们追我的场面就觉得心惊肉跳。

“流不干的眼泪啊。”姨妈凄凉地说。埋葬小牛又触及她的伤心处。死亡一直是压在她心头的一件事。在这个地方，死亡的意义重大。刷成白色的小十字架在路两旁的水渠边这儿插一个，那儿插一个，标记出那些为爱尔兰献身之人的死亡之地。每一天都有谁家的老人死去，或因为流感，或因为中风，或因为到了年纪。不知为什么，我们只听说有人死去，却很少听说谁家有小孩出生，除非出生的是双胞胎，或者婴儿生下来全身发紫，又或者是兽医接的生。

“夜很快就会变长了。”我对姨妈说，想让她高兴点，但她只是不停地叹气。

我们回到家，在厨房吃晚饭。晚饭是咸火腿片、一盆绿包菜，还热了前一天剩的土豆。我们正默默地吃着饭，听到一辆车开近了，停到了房子侧面。看到父亲被一个陌生人扶着下了车，姨妈不停地画着十字。

“美好的夜晚！”父亲说着进了门，递给姨妈一块用牛皮纸包起来的肉，血水浸透了包装纸。那个陌生人也喝了酒，但走路还算稳。

“你要把心安下来！”父亲对我说。我不想回应他，低头专心给一个凉了的土豆剥皮。

“今天在村里碰见了哈格蒂神父，他想和你聊聊。”他说。

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但我什么也没说。

“你要去见见他。”

我在土豆上抹上黄油，慢慢咬着。

“听见没有？”他突然喊起来。

“好了，好了，她会去的。”姨妈说着把他拉到后面的房间里。那个陌生人晃荡了几分钟，等姨妈出来就问她要一镑钱。我们没有钱，给了他三瓶波特酒，这是我们从圣诞节就藏在柜子里的。

姨妈把酒装在纸袋子里递给他，他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人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坐在灶台旁，等着父亲叫。大概九点的时候，他喊叫起来，我赶紧跑进去。

“我可能是要死了。”他说，因为他的胃特别难受。我心中狂喜，说不定我可以逃走了。我拿来轻泻剂给他吃了。

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就上了床。我睡在姨妈对面的房间里。我关上门，坐在床上给芭芭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请求她帮我。那封信写了六七页，一直写到蜡烛快要燃尽。我之前给她寄过一张明信片，但没有回音。我突然想到，他们会不会跟邮局的那个女人打过招呼，把我的信扣了下来。

风从烟囱吹进来，把蜡烛的火苗吹得东摇西晃。房子里通了电，但没灯泡。我把信藏在床垫下，脱下衣服，紫色的胸罩让我想起那个美好的星期天早晨，我和芭芭把我们所有内衣都染成了紫色。芭芭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紫色是性感色，于是那天做完弥撒回家的路上，我们买了五包染色剂。古斯塔夫这个家伙一定是鬼鬼祟祟地从卫生间的钥匙孔里看到了，乔安娜突然就冲上了楼，推门而进。

“盆子里，毒药颜色啊！”她闯进来大喊。

“你应该敲门，我们可能在做很私密的事啊。”芭芭说。

“毒药水！”乔安娜说着，指向那一盆颜色怪异的水。我们内衣的染色效果非常好，有个男孩还问芭芭她是不是红衣主教的私生女。

我穿着毛衣睡觉。家里毯子不够用，我只盖了一条熨衣服时用的毯子和姨妈自己做的被子。碟子里的蜡烛烧完的时候，我正好侧身躺下来，闭上眼睛，开始想尤金。我想起那天晚上，他让我帮他做一些乘法。关于政治、音乐、书籍、摄像机的内部构造这些，他了如指掌，但算术却不怎么好。我算了一下，如果每棵树卖三十七镑六，他那一百三十七棵树能卖多少钱。树林太密了，他已经把其中一些卖给了当地的一个木材商。已经卖掉的树用蓝漆做上了标记，但他说木材商派了个男孩，晚上去树林里给其他一些树也做了同样的标记。

“将近三百五十镑。”我说，这是估算出来的数字。我们在学校学了估算法，这样就能知道最终得出的数字会不会错得离谱。

“他能从这里面发一笔小财。”尤金说，然后详细给我讲了一棵树从砍倒到做成柜子或椽子的过程。我想象着细密洁白的木板一条一条地摞在一起，上面有美丽的深色木结纹路，金色的锯木屑堆满地面，而他正恼火地说着某人能赚到多少利润。

我还能再见到他吗？我想着想着慢慢睡着了。

早上，姨妈给我端来了茶，说神父捎话过来了，他在等着见我。我穿好衣服，十一点左右出了门。父亲一上午都没下床，疯子毛拉跑到村里买来半瓶威士忌，是赊的账。

只要逃出了这幢房子，我便总能感觉到活力和希望喷涌而出，似乎我还有机会逃离这里，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个早上，阳光灿烂，风呼呼地吹着，田地是生机勃勃的深绿色，天空是温柔的蓝绿色，田地后面的山峦是连绵的烟灰色。

真好，真好！我深深地呼吸着，推着姨妈的自行车穿过田野，往路上走去。

我没有去神父家，因为我非常害怕，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人知道我去了没有。

于是我沿着河边骑着车，准备去旁边的村子里把给芭芭的信寄出去。

路边的田地陷入了冬天的寂静，有些地翻过了，翻出来的深褐色土块看起来没有一丝生气。

我要是会飞就好了。我看着鸟儿一会儿飞在空中，一会儿停留在荆棘灌木和爬满常春藤的柱子上。

我不慌不忙，慢慢蹬着自行车。这条路非常安静，只能听到电线发出的嗡嗡声。粗壮的黑色电线杆撑着电线跨越整片田地，电线哼唱出一首连绵的风中曲。

骑到古林山下时，我下来推着车慢慢往山坡上走。走到半山腰，我停下来看看山上那座已经废弃的粉红色山庄。这座山庄在我心中曾是一个传奇，粉红色的豪宅，四周被杜鹃花树簇拥着，旁边稍远一点的地方立着一间灰色的凉亭。两根石灰石门柱之间的大门已经生了锈，用铁链锁在一起，林荫大道已经彻底消失了。我想起了妈妈。以前，她常常跟我讲，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时，去那个山庄参加过一次大型舞会，那是她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那天晚上，她坐着一艘船，从香农岛上的家里划过香农湖来到这座山庄，在林荫大道上换好鞋，把旧鞋和雨衣藏在一棵树下。那天，杜鹃花树开满了花，深红色的杜鹃花，她记得那些花的颜色，记得每个和她跳过舞的男孩的名字。晚餐是在一间长长的餐厅里吃的，边柜上放着一排盘子，里面摆满了切好的牛肉。关于那天晚上的妈妈，有人编了一首歌，这首歌从此永远刻在了她记忆中：

莉莉·内亚里，天鹅般的姑娘，

跳啊转啊，转啊跳啊，

差点折了美丽的腰肢，

因为是和小丑约翰尼·琼斯一起呀。

“约翰尼·琼斯是谁啊？”我以前常问她。

“是一个男孩。”她会悲哀地回答。

我站在路中间想着所有这些往事，差点被邮车撞上，司机往水渠那边打了一把方向盘才避开我。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吓得浑身发抖，司机笑了。司机是个脾气很好的男孩，问我要不要搭车。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标示，写着“不能载客”，但后面车厢里有两个女人就坐在邮包上。我想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说不定她们坐的邮包里装的是从火鸡场运出来的鸡蛋，或者是一座送给别人当结婚礼物的鎏金钟。我拜托他下午回到利默里克时帮我寄一封信。他每天早上都从利默里克出发，把邮件送到沿途的各个村子里，下午再回到利默里克取新邮件。

“没问题。”他说。我把给芭芭的信交给他，又给了他两先令当作报酬。

我上了自行车往家里骑，回家的路大多是下坡，所以不怎么需要蹬车。脚踏板很死，需要上油了。一路上，车胎咝咝地响，辐条嘎嘎地叫，前方的路像一条青蓝色的柏油绸带，蜿蜒着伸向远方。我骑过家里的田地，快要到家时，开始琢磨该怎么跟姨妈说。我心里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愧疚的。

一进门，我差点摔倒，教区神父正坐在我家厨房，正拿着家里最好的杯子喝着茶。

“这下回来了。”姨妈说。神父扭头看见我。

“凯瑟琳！我想是有什么事情把你耽搁了，所以过来看看你怎么样。”

“我去的时候您已经走了。”我慌忙回答。

神父冷冷地盯着我。

“神父，我先失陪一下。”姨妈说完就不见了，让神父和我单独谈谈。

哈格蒂神父直奔主题。“凯瑟琳，我从你父亲那儿听到一些关于你的坏消息。坐下吧，给我说说。”

我坐在他对面，姨妈在他后背和椅子靠背的木条之间放了个垫子，他看上去做好了长谈的准备。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遇到了一个男人，就这样。”我说，尽量显得淡定一些。他皱起了眉头，这一皱，灰白的额头上出现四道深深的纹路。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以前他为了建小教堂需要筹款，每个星期天都会在镇集会厅举办舞会，他自己则坐在饮料吧台当服务员。人们说他会把喝过的瓶子倒空，重新装上柠檬水后便又成了一瓶新的汽水。有一次，希基给了他一镑钱买一张票，结果他没找钱，从此以后，希基每次都准备好正好够买一张票的钱，两先令。

“你正走在一条灵魂堕落的路上。”

“为什么，神父？”我平静地说，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镇定。我特别想架起二郎腿，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觉得这样不够尊重。

“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很危险，他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标准。他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又和她离了婚。婚姻是天主的意旨，没有人可以解散这种结合。”他说。

“他看着是个好人。不喝酒，也不干什么不好的事。”我说。

“唉，可怜的孩子。”哈格蒂神父的脸上现出坦诚而一切在握的微笑，这种微笑我从开始上学起就很熟悉了。他常常带着这种微笑，给孩子们发糖果。在我受坚信礼的那天，我的白头巾挂在教堂大门的尖栏上撕破了，他给了我一先令表示安慰。

“要添茶吗，神父？”我问。

“不用了。”他说着用苍白的手盖住瓷杯。那是一杯很浓的茶，加了牛奶。

“想想你永恒的灵魂，”神父像是在圣坛布道，“想想你这样做会给灵魂带来什么样的损害。我们都承受了死亡判决，但没有人知道会在哪一时、哪一分……”

他这番话让我开始焦虑，我垂着头，想不出任何可以回应的话。他的黑皮靴擦得锃亮，可以照出人的影子。

“天主是在考验你的爱；天主让这个人出现在你的路上，诱惑你，这样你就能更加确定对天主的爱。只要你向天主伸出手，他就会恩赐你力量，让你抵挡住这个巨大的诱惑。”

“如果天主是善的，他不会让我下火海的。”我对哈格蒂神父说，这是尤金的原话。

神父挺直了后背，悲哀地摇摇头。“孩子，你没有发觉吗，你这是异端邪说啊！如果不遵从天主的意旨，就不能进入天堂，你是知道的！你这是在背弃天主！”他说着提高了声调。我看着他的眼睛，想知道他的眼睛深处到底是什么，是怜悯，还是仅仅是职责而已。他用手捂住嘴巴，轻轻咳嗽了几声。他希望我能有所回应，但我没什么可说的。

侧门开了，父亲进来了，穿着衬衣和连身羊毛内衣。看到神父，他吃了一惊。

“对不起，神父，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他说着退回到前厅。

“没关系，布雷迪先生。”

父亲穿上外套，又回到厨房，鞋带拖着，眼睛瞪着，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走过去给自己泡了杯茶，说希望哈格蒂神父好好管教管教我，说我脾气太犟，谁的话都不听。犟脾气，对了，我就该这样。不管他们说也好，劝也好，吼也好，我反正就是不回应。我就坐在那儿，摆弄着毛衣袖口，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冒着父亲认为我态度太嚣张要打我一顿的危险。我就是这态度。

“她根本就听不进去道理。”父亲说。

“她会听全能的主的。”哈格蒂神父说。

“她回来时连念珠都没有。”父亲说。

“哦，稍等一下。”哈格蒂神父说着，一边在旧黑外套口袋里掏着什么，“我给她带了本小书。”

这是一本很漂亮的皮面小书，侧面印着几个烫金字：师主篇。

“谢谢您，神父。”我接过书，看到自己的一滴眼泪滴在了封面上。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哈格蒂神父！”父亲说，然后让我好好谢谢神父，于是我又道了一次谢。神父说我每天都应该读一点，然后效仿耶稣纠正自己的行为。

然后就到了我最恐惧的那一刻。神父让我发誓，永远都不会再见那个离婚男人，永远不会给他写信，永远不会允许自己的思绪再回到和他在一起时发生的那些事情上。

“你能答应吗？”神父问。

“按神父说的做。”父亲说。但我不能答应。

神父又问了一遍，父亲喊叫起来，我低着头，一言不发。父亲更大声地吼起来，神父说：“行了，行了，布雷迪先生。”他让父亲端上自己的茶杯回去睡觉，不要激动了。

“我父亲这个样子，他的罪恶和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同样重。”父亲离开后，我对神父说。

“你太让我吃惊了，”神父说，“怎么这样说你的好父亲。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大家都是这样。”

他眉头皱起来的时候，两道眉毛非常浓密。

他再次问：“你能答应我再也不见那个男人吗？”

“我会考虑的。”我说。这是唯一能摆脱他的方式。

“我们来做个痛悔祷告，我们两个，一起来。”他开始说，“啊，天主。”然后等着我重复这三个字。他接着说：“我由衷地感觉到了悔恨。”然后再次等我重复，一直这样，直到说完所有的忏悔词。这么口是心非，我觉得自己真是虚伪极了。

他看看表，说午饭时间到了，于是站起身来准备走。我叫楼上的姨妈下来，对神父表示了感谢。

“不管怎么样，我会在教堂见到你的。”他说，“这个星期天有妇女团会，星期六晚上做告解。”

“知道了，神父。”我说，但没有做出什么承诺。

“她会好起来的，很快就会去参加舞会了。”姨妈下来了，神父对她说。姨妈把神父送到大门口，目送着他，直到看不到他的背影才回来。

“太糟糕了，我们连弥撒的祭品都拿不出来送给他。”姨妈边往回走边说。

我们一点钱都没有。太可笑了，这么大一座房子，住了两个成年人，身上竟然连个两先令的硬币都拿不出来。就算一个流浪汉上门都不会相信的。

“感谢主啊，他能来咱们家。”姨妈说。

她似乎觉得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脱离危险了。真是好笑，现在，我要逃离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