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蜿蜒小路积水了，我送你过去。”

“路上没水，杰克，求你了，再别说下雨了，这和在屋子里打伞一样灵，说了就会下的。”

杰克微微一笑，用手碰了碰我的胳膊肘。“凯瑟琳，你一定听过科勒姆[帕德里克·科勒姆（1881-1972），爱尔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的那首诗：‘积水的蜿蜒小路，褐色的沼泽地，黑色的水；我的心啊，在白色的船上，在西班牙国王的女儿身上。’不过，当然了，”他咧嘴一笑，“我的心，在离家更近的地方。”

我们正路过绅士先生家，大门上着锁。

“绅士先生不在吗？”我问。

“毋庸置疑。这个怪人，凯瑟琳，这是个怪人。”我说我觉得他不怪。绅士先生相貌漂亮，住在山坡上的那幢白房子里。那幢房子有着塔楼一样的窗户，教堂一样的橡木门。绅士先生常在晚上下棋。他在都柏林当律师，周末就回到这里的家；夏天来了，他就去香农河上驾船游玩。绅士先生当然不是他的真名，但所有人都这么称呼他。他是法国人，真名叫德·莫里耶先生。不过没有人能够用标准的发音读出他的名字。无论如何，他都是位出众的人物，灰白头发，穿着绸缎马甲，我们当地人就把他叫作绅士先生。他自己似乎也很喜欢这个名字，签名也会写成J. W.绅士。J. W.是他教名的首字母，J代表雅克，W是另外一个什么名。

我还记得去他家的那一天。就在几个星期前，爸爸给了我一封信，派我去他家——我猜是为了借钱。跑到柏油大道的尽头时，两只猎狗突然从房子旁边冲了出来，一齐扑向我。我尖叫起来，绅士先生从温室里走出来，脸上带着微笑。他把狗带到一边，将它们关到了车库里。

绅士先生把我领到前厅，又开始微笑。他有一张忧伤的脸，但他的笑容很有魅力，遥远，又非常和蔼。客厅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玻璃箱，里面有一条鳟鱼，箱子上贴了一个打印的标签，上面写着：J. W.绅士捕捞，德格湖，重20磅。

厨房里飘来烤肉的香味和滋滋声。以厨艺精湛著称的绅士夫人，一定在往烤肉上刷油。

绅士先生用裁纸刀拆开爸爸给他的信，读的时候眉头皱了起来。

“告诉他这事我会考虑的。”绅士先生对我说。他说话的时候，似乎有一颗李子核卡在嗓子里。他的法国口音一直没有消失，但杰克·霍兰说这不过是一种做作。

“吃个橙子？”餐桌上的雕花玻璃碗里有两个橙子，他从里面拿出一个。他微笑着把我送到门口，笑容中带有一丝狡黠。他和我握手时，我心里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人正从我身体里轻轻挠着我的胃。我穿过平整的草坪，从樱桃树下走过，来到了外面的柏油道上。绅士先生还在门口站着。我回头去看，阳光洒在他身上，也洒在雪白的房子上，楼上的窗户一片火红。我拉上大门时，他朝我挥挥手，转身进去了。我心想，他会用精致的杯子喝雪莉酒、下棋、吃法式蛋奶酥，还会吃烤鹿肉。在我就要想到绅士先生古怪的高个子太太时，杰克·霍兰又说话了。

“你知道吗，凯瑟琳？”

“什么，杰克？”

和杰克在一起，若碰到父亲，至少他可以保护我。

“你知道吗，很多爱尔兰人都有皇室血统，但自己并不知情。在爱尔兰，那些漫步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品着茶、在朴实的大地上耕种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虽是国王、王后，却对自己的高贵血统一无所知。你的母亲，她举手投足之间就有王后的风范。”

我叹了口气，杰克对卖弄语言的痴迷真是无趣。

他还继续说：“‘我的心啊，在白色的船上，在西班牙国王的女儿身上。’不过，我的心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他怡然自得起来，开始为一家本地报纸的专栏构思一段话——“与一位豆蔻年华的女子，行走在水晶般清澈的早晨，谈论着戈德史密斯[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30-1774），爱尔兰诗人、散文家、戏剧家。]与科勒姆的诗行，心中一念闪过，我正行走于……”

纤道到了头，我们来到了大路上。路面非常干燥，走路时会有灰尘扬起。半路遇到了去乳品厂的车，车上装牛奶的罐子哐当哐当地响，车主人用缰绳抽打拉车的驴子，喊着：“驾——驾！”经过芭芭家时，我加快了脚步。她的粉红女巫牌自行车斜靠在房子的侧墙上，闪闪发亮。从外面看，她家的房子就像玩具娃娃的房子，外墙面贴着鹅卵石，楼下的房间有两个弧形窗户向外拱出，前花园里有几个圆形的花坛。芭芭的父亲是兽医。忸怩、漂亮、恶毒的芭芭是我的朋友，也是除了父亲之外我最害怕的人。

“你妈妈在家吗？”杰克终于问了，嘴里哼起了什么曲子。

杰克尽量让自己听起来随意一点，但我非常清楚，这正是他在常春藤墙下等我的原因。他把奶牛赶到从一个邻居那儿租来的围场后，就站在藤条大门边等我了。他不敢进去。自从那天晚上爸爸命令他从厨房出去，他就不敢再进来了。那天，他们在一起玩牌，杰克在桌下把手放在了妈妈膝上。妈妈没有做出反抗，杰克一向对她很不错，会把他从旅行商贩那里得到的蜜饯果皮、巧克力、果酱样品等小礼物送给她。一张牌掉在地上，爸爸弯下腰去捡，接着桌子就被掀翻在地，瓷灯也摔碎了。父亲大喊着撸起袖子，妈妈叫我去睡觉。我的房间就在厨房上面，暴躁高亢的嘶喊声透过天花板传到了我的房间。那样的嘶喊声！粗暴，激烈。像蒸汽压路机开过去的噪声。妈妈哭着，哀求着，她的哭声无助又悲切。

“麻烦就要来临了。”杰克说，陡然将我从一个世界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这样说，似乎我的世界末日已经到了。

我们正在路中间走着，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无礼的自行车铃声。是芭芭来了，她骑着新的玫粉色自行车，看上去光彩照人。她高昂着头从我身边骑过，一只手揣在兜里，黑色的头发编成辫子，发梢上系着蓝色丝带，和她当天穿的蓝色短袜正好相配。我看到她的双腿晒成了好看的棕色，心里很是嫉妒。

她从我们身边经过，然后放慢速度，左脚尖擦着黝蓝的柏油路停了下来。我们追上她时，她从我怀里抢过丁香花，说：“我帮你拿。”她把花放在车前面的筐里就骑着车走了，还大声唱着“我要，我必须要结婚”。所以，她会把丁香花送到莫里亚蒂老师手里，并因为送花而得到所有的表扬。

“你不该承受这些，凯瑟琳。”杰克说。

“是啊，杰克，她不能把花抢走，太霸道了。”但杰克说的完全是另一件事，和父亲有关，和我们的农场有关。

我们路过灰狗旅店时，奥谢太太正在擦拭门把手。她戴着发网，用几根烟斗通条当束发带把头发扎得紧紧的，头皮都露了出来。她脚上的居家拖鞋看上去像是被灰狗啃过。倒也真可能是让灰狗给啃过了，这家旅店主要的住客就是灰狗，奥谢先生认为这是他的致富之道。每天晚上，他都去利默里克斗狗，奥谢太太去裁缝店里喝波特酒。裁缝是个喜欢八卦的人。

“早上好，杰克！早上好，凯瑟琳！”奥谢太太的语气有些过分热络，杰克的回应却很冷淡。奥谢家的生意妨碍了杰克的生意。杰克在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兼酒吧，但很多人晚上都来奥谢太太店里喝酒，因为她这里的火炉烧得很暖和。酒客们能喝到深夜，她贿赂了警察，他们不会来查她的店。我差点踩到两只在店外的垫子上睡觉的狗。狗湿乎乎的黑鼻子伸到了人行道上。

“您好！”我打了个招呼。妈妈告诉我和奥谢太太说话时要注意点，因为奥谢太太让爸爸在她店里赊了很多账，结果就是现在她家有十头奶牛终生可以在我家草场上免费放牧。

我们经过旅店，灰扑扑、潮乎乎的旅店一副败落的样子，窗框腐坏了，门上到处都是焦躁而精力旺盛的小灰狗抓过的痕迹。

“凯瑟琳，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旅行商贩要是来这位太太店里吃午餐，除了煎鸡蛋或三文鱼罐头什么也吃不到？”

“说过，杰克，你说过了。”他跟我说过五十遍了，这是他挖苦奥谢太太的一种方式，他认为贬低她，就能贬低旅店的名声。但本地人还是喜欢灰狗旅店，因为深夜在厨房喝几杯很放松。

我们在桥上站了一会儿，看着幽绿的水从旅店地下室的窗户旁流过。水是绿色的，岸边的柳树让水色更绿了。我想看看有没有鱼，因为希基喜欢在晚上钓鱼，同时我也等着杰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拐弯抹角，把想说的任何事情都说出来。

公交车开了过去，在路两边扬起灰尘。下面有什么东西跳了一下，可能是一条鱼。我刚刚只顾着挥手，向公交车挥手成了我的习惯，没看到是不是鱼。一个水圈泛进另一个水圈里，当最后一个水圈消失时，杰克说：“你住的地方抵押了，现在属于银行了。”

但是，他的话和桥下绿幽幽的河水一样，对我没有造成任何困扰。这和我没什么关系，他的话和水都跟我没什么关系。至少我那时是这样认为的。我和杰克说了再见，爬上山去学校。抵押，什么意思？我自己想不出答案，决定去问问莫里亚蒂老师，或许最好是去查那本巨大的黑色词典。那本词典就放在学校的书柜里。

教室里闹哄哄的。莫里亚蒂老师正低头看一本书，芭芭正在教室后面的圣母月圣坛上摆放丁香花（我的丁香花）。年龄小一点的女孩们坐在地上把各种颜色的橡皮泥混在一起，大一点的女孩三个四个地凑在一起聊着天。

迪莉娅·希伊正在清理天花板角落里的蜘蛛网。她把一块布绑在开窗杆的一头，从教室的一角走到另一角，拖着这块布沿着粉刷过的墙和灰扑扑、褪了色的地图一路抹过去。有爱尔兰地图、欧洲地图和美国地图。迪莉娅这个可怜孩子，和奶奶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学校里的脏活都是她的。冬天的早晨，她要负责生火，在其他同学进教室前就要把炉灰清扫干净。每个星期五，她负责打扫厕所，先用笤帚扫，再打一桶水加上杰伊斯消毒液清洗。迪莉娅有两条夏天的裙子，隔一晚洗一次，所以她看起来总是干净、整洁的，衣服也洗得发白了。她告诉我，长大后她会去当修女。

“你迟到了，看看会不会杀了你，灭了你，宰了你！”我进教室时芭芭对我说，于是我走过去向莫里亚蒂老师道歉。

“怎么了？什么事？”莫里亚蒂老师从书本中抬起头，不耐烦地问。这是本意大利语书。她通过函授学了意大利语，夏天的时候去罗马，还见过教皇，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让我回到座位上去；她看意大利语书被我看到了，因而很不高兴。我坐下时，迪莉娅小声对我说：“她从来都不会放过你。”

所以呢，芭芭让我去认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我本可以不理她。我掏出一本英语书，开始读梭罗的《冬日清晨》——“我们轻轻拉开门闩，让雪落了进来，然后走到门外，刺骨的寒气迎面扑来。星星的光彩已有些黯淡了，一层朦胧的灰白雾气镶在了地平线上”——刚读到这里，莫里亚蒂老师就让大家安静。

“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莫里亚蒂老师说着看向我。她的眼睛不大，眼珠是蓝色的，目光很犀利。你可能会以为她生气了，但实际上只是她读书用眼过度，视力不好。

“我们学校获得了一项荣誉。”莫里亚蒂老师说，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开始发烫。

“你，凯瑟琳，”她直视着我说，“获得了奖学金。”我站起来感谢她，所有同学都鼓起掌来。莫里亚蒂老师说，为了表示庆祝，这一天就不用做太多功课了。

“她要去哪里？”芭芭问。她把丁香花插到几个果酱罐子里，围着圣母像摆成了一个呆板的半圆形。老师说了修道院的名字，那个修道院在我们郡的另一头，没有公交车能到。

迪莉娅让我在她的纪念册上写几句话，我写了一些伤感的文字。这时有人将一张折起来的小字条从后面扔到了我桌子上，我打开一看，是芭芭扔过来的，上面写着：

我的心一沉，立刻意识到我要搭她家的便车了，芭芭还会把我爸爸的事讲给修道院的每个人听。我真想哭。

这一天过得很慢。我一直想着妈妈，她听到奖学金的事一定会很高兴，我上学的事常让她操心。三点钟我们就放学了，我并不知道，那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我再也不能坐在课桌旁，闻着粉笔的味道、老鼠的味道，还有扫地时扬起的尘土的味道。我如果知道那是自己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一定会哭出来，或者用三角板的一角把名字刻在我的课桌上。

我忘了“抵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