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旦，有许多和《圣经》关联在一起的景点，如死海岸边的罗得岩洞（Lot’s Cave）。据说当年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两座城市充满了罪恶，只有罗得是好人，于是上帝要将两座城市毁灭，只指示罗得一家提前离开。上帝警告罗得一家，离开时不得回头，但罗得的妻子没有忍住好奇心，当家乡毁灭时回头望了一眼，结果被上帝变成了盐柱，而罗得和他的女儿则在岩洞里继续生活，犯下了乱伦之罪。

人们相信，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座罪恶之城，就在罗得岩洞不远处的地下。在死海附近，人们还会告诉你哪儿是耶稣受洗的地方，哪儿是希律王当年的城堡。

然而约旦最著名的胜迹却是那座叫作内波山（Mt. Nebo）的小山包。这里据说是摩西登临，发现犹太人最终家园的地方。根据《圣经》记载，为了逃脱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迫害，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穿过红海和西奈半岛，历经重重困难来到了这里。摩西登上内波山向西方望去，发现这里是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宣布，这里就是“奶与蜜”的所在地。

内波山已经靠近以色列边界，摩西登山向西望去，看到的好地方大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内。

当我踏上内波山，向远处望去，恰好那天空气中充满了黄色的沙尘，能见度极低。只有近处一块牌子，上面提示着距离西岸那些最著名的所在地到底有多远。这里距离耶路撒冷城外著名的橄榄山（Mt. of Olives）46公里，距离伯利恒（Bethlehem）50公里，距离希伯伦（Hebron）65公里。

也许，天色晴朗时，能够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但我登临时，满眼除了荒凉的沙色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也看不出这里是“奶与蜜”的所在地。当年摩西率领子民逃亡时，一路上经过的全都是最贫瘠的土地，所以到了这里才会产生富足的幻想，其实，这里一直是荒凉的。

但就是这块土地，成了犹太人命定的家园。

离开中东后，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碰到了一位以色列女士，她是一位大学教师，在维多利亚湖边的金贾市（Jinja）做田野调查。在交谈时，她问我：“你去过以色列吗？”

我没有去过，但她的提问让我想起了不久前一位朋友的遭遇。那位朋友曾经试图在约旦首都安曼拿以色列的签证。按照规矩，他需要先通过银行给以色列大使馆账户转一笔签证费，然后再拿着收据去使馆办理签证。但是，当他转完钱，到了大使馆门口，却无法进入。门口的保安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先拨打该电话预约，然后才能放行。

他一次次地拨打那个号码，却从来没有接通。两个星期后，他终于放弃了去以色列的想法，离开了约旦，那笔签证费也就打了水漂。

我告诉那位以色列女士，中国人办理以色列签证是多么困难。

她向我表示抱歉，不过她提供了一条线索。在朋友试图申请签证时，恰好约旦刚刚驱逐了以色列驻安曼大使，大使馆也处于半休馆状态。由于人手不齐，许多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这也许是电话无法打通的原因。那位中国的旅行者可能不知道，以色列与周边国家之间脆弱的关系影响到了他对耶路撒冷的访问。

以色列与周围国家的关系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果你的护照上有了以色列的签证或者出入境章，那么，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会拒绝你入境。

在埃及的阿斯旺，我们办理苏丹签证时，曾经碰到过一位韩国的小伙子。按照苏丹的规定，任何去过以色列的人都将被拒绝签证。然而韩国小伙子告诉我们，他去过以色列。说到这儿，他得意地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张纸给我们看，这就是著名的另纸签章。以色列政府也知道它的签章会影响旅行者的行程，只要旅行者要求，他们就会把签证章盖在另外一张纸上，不在护照上留下任何痕迹。

韩国小伙子眉飞色舞地讲完另纸签章之后，随手把那张纸夹在护照里。过了一会儿，他把护照递给了签证官，在门外安静地等待着签证官检查。

签证官把所有的护照都摞在一起，拿出放大镜，挨个儿检查护照，几乎是把每一个签章都认真看过，并仔细地检查每本护照有没有缺页或者伪造，甚至连每个护照中缝有多少个线结都数过，一切都没有问题，才会放行。

就在签证官检查时，突然，韩国小伙子想起来他的以色列另纸签章还夹在护照里，脸色大变，忘记了一切礼仪，快步冲进了签证官的办公室，粗鲁地把签证官的手推开，拿走了他的护照。出了门，他把那张差点儿坏事的纸抽出来，塞在口袋里，才满怀歉意地重新走进签证官的办公室，再次交上了护照。

签证官困惑地望了他一眼，但还是收下了护照。韩国人顺利地拿到了苏丹签证。

这件事本身是个笑料，却让人感慨不已。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存在60多年，却仍然无法融入当地的秩序中。它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仍在继续。

2014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这次攻势和埃及的动荡、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内战、利比亚的混乱相比，根本没有引起应有的国际关注。大概巴以战争已经成为常态，而世界上有这么多新鲜事要处理，这个老问题就被放下了。

这次加沙战争的原因显得很荒谬。最初，三位以色列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地带被绑架。请注意：发生绑架的地方在约旦河西岸，不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的领土分成两块：一块是靠近埃及的加沙地带，现在由哈马斯控制；另一块是约旦河西岸，靠近约旦，由巴解组织控制。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带开展了大规模的搜索，最终发现了三人的尸体。这件事促使以色列极端分子决心复仇，将一位巴勒斯坦青年绑架后残酷处死。

而以色列政府认为绑架三位青年是哈马斯干的（虽然后来有证据表明可能不是哈马斯），便在西岸地带大肆搜捕哈马斯成员，并展开军事行动对付哈马斯。哈马斯则对着以色列发射导弹。

于是，在双方争执中，事情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发展成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由于哈马斯的力量主要在加沙地带，原本和事情不沾边儿的加沙人民倒了霉，2000多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炮火之下。

当然，如果要继续展开，事情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比如事情可以追溯到2006年，那一年，为了推动巴勒斯坦民主化，国际社会要求巴勒斯坦举行选举。在强大的压力下，当时执政的巴解组织不得不同意举行全民选举。

但选举的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一直执政的温和派巴解组织被选民们抛弃了，巴勒斯坦的极端派别哈马斯却在选举中胜出。国际社会的民主诉求导致了一种荒诞的结果。

以色列当即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之后，当初推动巴勒斯坦民主化的西方国家也只好宣布不承认哈马斯政府，并对哈马斯实行军事制裁，背地里支持选举失败的巴解组织。

这件事导致了巴勒斯坦的分裂，分成了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和巴解组织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带。以色列也开始了与哈马斯艰苦卓绝的对抗，数次发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则不断地发射导弹作为反制。

2011年之后，巴解组织和哈马斯终于考虑结束内部的对抗，组织联合政府，世界各国对它们的努力大都表示赞同和谨慎乐观。然而以色列坚决反对巴勒斯坦联合政府，威胁巴解组织：如果和哈马斯合作，就意味着和以色列敌对。以色列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作为极端组织的哈马斯一旦和巴解组织合作，有可能导致整个巴勒斯坦政局的激进化，毕竟哈马斯始终不肯放弃武装斗争，表示要将以色列赶尽杀绝。以色列认为，世界其他国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有以色列才是真正承受后果的国家。

2014年，哈马斯和巴解组织的联合政府终于有了成果，就在这当口，发生了三位犹太青年被绑架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和战争。不仅以色列内部有人不希望巴勒斯坦联合政府出台，就连巴勒斯坦内部也有反对声音。于是，形势总会在缓和到来的一刹那，出现下一次危机和下一次对抗。

历史在如此反复中已经度过了近百年……

即便到现在，在埃及的最南端，仍然可以找到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痕迹。

在埃及南方的城市阿斯旺，乘上一条Felucca（三桅小帆船），回到过去的时光，是游客最惬意的行程。

埃及境内的尼罗河是一条没有支流的河。从河上向两岸望去，可以看到巨大的沙丘和戈壁地带，只有河水两侧的近旁会有两小条绿色的植物带，偶尔有河湾的地方，会形成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的绿地，供人们种植庄稼和椰枣。这些绿色的地方就是自古到今埃及人的生活命脉。只有在尼罗河上，才能看到埃及5000年来的秘密，一览无余。

所谓Felucca，是一种没有自身动力，只靠风力和水流的小帆船。有风时，船夫艰难地调着风帆和船尾的舵；没有风时，就只能在水中随波逐流了。

从法老时期起，人们就依靠类似的船只运送石料、方尖碑、建筑材料和粮食。从阿斯旺到开罗的尼罗河三角洲，大约要行走十几天到一个月，返程由于是逆流而上，所花的时间更长。

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的时代，艳后和她的情人们坐着这种小船从亚历山大到开罗，一路上寻欢作乐，享受着最美好的时光。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世纪。拿破仑入侵埃及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随后埃及的统治者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of Egypt）是一个西化的人，埃及也逐渐进入了欧洲人大旅行的视野。在尼罗河上租一条小船，逆流而上，一路上经过吉萨的金字塔群、埃及古王国首都孟菲斯（Memphis）、艾斯尤特（Asyut）、阿拜多斯（Abydos）、新王国首都卢克索（Luxor）、伊斯纳（Esna）、埃德富（Edfu）、考姆翁布（Kom Ombo）、阿斯旺，最后到达埃及和苏丹边境处的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成了欧洲旅行者的梦想。他们白天在岸边的杧果树下乘凉，抽几口大麻或者水烟，清晨和傍晚坐船前行，夜里或者露宿船上，或者到岸边的小村子里投宿。

悠闲的时光在汽船出现后逐渐被打破，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寻找到过去的痕迹。在阿斯旺到卢克索一段的尼罗河上，处处都是Felucca。走进咖啡馆，找到正在抽水烟的船长，把船租下来，就立刻回到了100年前、1000年前或3000年前。

我在阿斯旺租了一条小船，船长是位努比亚人（Nubian）。努比亚人是埃及一个古老的人种，从古埃及时代就已经存在。他们比普通的埃及人更黑一些，面孔更加英俊，不用化妆，就仿佛回到了古代。阿斯旺所在的上埃及就是努比亚人的中心之一。

我准备租船第二天顺河而下，在尼罗河中游泳，在船上用餐，在努比亚人小村外的树下休息。为了考察船的质量，船长决定在出发前一天带我去兜风，围着象岛（Elephantine）转一圈。

象岛是尼罗河上的一个岛屿，岛屿四周有许多光滑的大石头，它们的形状就像是在河边喝水的大象，象岛因此得名。这里曾经是古埃及的一个中心城市，也是上埃及的重镇。在法老时代，现在的阿斯旺城还是一片荒地，象岛却已经步入了繁荣。从北方来镇守边关的军人、从南部来的商人都会集在这里，形成了发达的市场。

船长在船上向我指出古代城市的废墟，还有测量尼罗河水位的水标。尼罗河水位每年的起落都很大，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量可以相差十倍。丰水期，河水上涨后会把河边的土地淹没，等水退后，这些被淹过的土地浸透了从东非和埃塞俄比亚高原来的有机物，异常肥沃。尼罗河泛滥就意味着来年的丰收，人们从尼罗河水标上的水位情况就可以预测来年的收成。

就在船长向我一一介绍时，突然，他说道：“你也许不知道，这里还是埃及最南面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已经有3000年了……”

根据象岛上挖出的文字记载，这里曾经有一个经商的犹太人社团，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这一个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他们建立的第一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许多犹太人也被俘虏到巴比伦成为流亡者。这是犹太人流亡（Jewish Diaspora）全世界的开端时刻。

埃及与犹太人有着很深的渊源。现代有人认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代表的一神教主脉，可能发源自古埃及的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这位法老由于宗教祭司的权力过于强大，谋求一次全新的宗教改革。在改革中，他废除了埃及的多神教体系，只崇拜一个神——太阳神阿顿（Aten）。

阿肯那顿死后，他的宗教改革随即被废除，但这种一神教的信仰影响了当时客居在埃及的犹太人。当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后，一神教就跟随犹太人来到了中东，最终形成了犹太教。之后，一神教的传统又通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承到了今天。

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后，埃及与犹太人的缘分并没有消失。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 of Babylon）征服了犹太人的国家，捣毁了著名的所罗门圣殿，将犹太人中的一部分迁移到了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境内），这就是有名的巴比伦之囚。除了巴比伦和耶路撒冷，还有犹太人在压迫下背井离乡，逃往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位于后来的城市亚历山大附近），这里也成了一个犹太人的定居地。人们从这里再去北非和上埃及各地。

如今的亚历山大是埃及最活跃的大城市之一，它紧靠地中海，交通方便，是人流的集散地。我在亚历山大竟然见到了几个从叙利亚来的难民，据他们说，为了躲避战乱，他们正在从叙利亚逃往利比亚的途中。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利比亚现在也处于战乱中，特别是靠近埃及的东部地区，更是渗入了太多宗教极端组织的势力，去那儿并不安全。但他们回答，去利比亚是因为从那儿可以更方便地去欧洲。如果直接从叙利亚进欧洲，基本上是过不去的，而如果绕道利比亚，欧洲人就很少过问了。所以，为了去欧洲，冒一时的风险是值得的。

唏嘘中，我感受到现在和2000多年前是何其相似！同样是难民，同样是逃亡，选择了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血泪和苦难，唯一不同的是宗教信仰变了。

古代的犹太人以亚历山大为中心，扩散到了埃及的四处，其中就有最南端的那座小岛。在象岛发现的犹太人社团就证明这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有多大的活力，他们从遥远的耶路撒冷来到了世界尽头的阿斯旺。

后来，波斯征服了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回到家乡。有的人回去了，有的人没有回去。留下的那些就成了迁居中东的犹太人（除耶路撒冷之外）的最早先驱。

不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好日子只持续了几百年，就又步入了2000年的放逐。罗马人时期，庞培（Pompey）征服了耶路撒冷，将它置于罗马的保护之下。但是，犹太人并不屈服于罗马的统治，数次叛乱，数次被镇压。到了公元70年，犹太人建立的第二圣殿（所罗门圣殿是第一圣殿）被捣毁，公元135年，哈德良皇帝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禁止犹太人在这里活动，犹太人再次背井离乡，这一去就是2000年。

离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全世界漂泊，并逐渐分成了几支。最著名的一支是所谓的德系犹太人（Ashkenazi Jews），分布地区主要集中在东欧和北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支犹太人由于主要分布在德国控制区，死亡惨重。其中波兰地区犹太人死亡了300万，占总数的90%以上，乌克兰地区犹太人死亡了60%，加上苏联控制区、德国直接控制区等，不计其数的人变成了累累白骨。

不过，德系犹太人的遭遇早已经被其他支派上演过。1492年，西班牙就上演过对另一支犹太人的迫害。

除了德系之外，第二大支系就是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或者称之为西系犹太人，主要分布在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地区，以及北非、法国、土耳其、中东等地。这支犹太人之所以分布这么广，本身就是被迫害的结果。1492年，就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同一年，西班牙国王主导了一次类似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运动，所有在他王国之内的犹太人只有几种选择：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把财产留下，带上一个小包袱离开国王的辖区；要么被杀死。

在当时，世界上绝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塞法迪系，但随着迫害的进行，这一支的犹太人死的死、逃的逃、改宗的改宗，许多逃到北方的，就变成了德系。结果，塞法迪系犹太人曾经占全体犹太人的97%，到了二战前，已经变成了德系占全体犹太人的92%。塞法迪系的衰落就是被迫害的结果。

在西班牙迫害塞法迪犹太人期间，奥斯曼帝国向犹太人伸出了友谊的手。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兴旺发达的时期，急需更多的能工巧匠和资金，奥斯曼苏丹欢迎犹太人到他的属地去落户。于是在奥斯曼的土地上，犹太人立刻繁荣起来。

不管是在奥斯曼帝国欧洲的领地上（最典型的莫过于伊斯坦布尔），还是亚洲的布尔萨（Bursa），以及中东的其他领地（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都出现了犹太人的繁荣。于是，中东再次成为犹太人的主要分布区之一。

在研究欧亚大陆（Eurasia）历史时，我还注意到一个叫作可萨（Khazar）的民族。这个生活在公元8世纪，高加索山以北、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民族，竟然和犹太教关联在一起。

那时候，中国处于唐朝时期，欧洲人处于中世纪，而俄罗斯人还生活在黑暗之中，没有形成国家，强大的突厥帝国刚刚崩溃，伊斯兰教已经处于从崛起到盛世的中途。

就在这时，欧亚大陆的正中心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信奉犹太教的国家，它就是可萨汗国。

可萨人属于突厥系的游牧民族，它的出现距离犹太人失去耶路撒冷已经600年，而距离现代以色列建立还有上千年的时光，这个国家就成了前后2000年里唯一信奉犹太教的国家。

可萨人之所以信奉犹太教，和这个民族的生存策略有关。在可萨汗国时期，正好是东方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激烈竞争之时。在它的东南侧是强大的哈里发帝国，西南侧则是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东罗马帝国，这两方都希望拉拢可萨改信己方的宗教。处于亚欧商路上的可萨汗国为了和双方做生意，谁都不能得罪，于是可萨的可汗想出了一个妙招——皈依犹太教。

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历史里，都承认犹太教是信仰的源泉。

《圣经》的《旧约》直接来自犹太人的记载。伊斯兰教则承认犹太人的各位先知，比如大卫王、摩西等。

可萨可汗选择犹太教，是想获得双方的谅解，却无意中让它成了2000年中唯一信奉犹太教的国家。有人甚至把德系犹太人的起源归因于可萨人，认为德系犹太人是在可萨人的帮助下进入东欧的，甚至认为德系犹太人带有可萨的血统。

不过，根据基因学家的测定，德系犹太人的血统与高加索地区的人种没有直接联系，从而结束了这出悬案。但从可萨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犹太人、犹太教分布之广。

据称，中国在唐宋时期也有犹太人活动，特别是宋代的都城开封。

当然，每一次向更广阔的地方迁移，都有一段说不尽的血泪，只有理解了犹太人这2000年所受的苦难，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回家。

19世纪末，欧洲重新弥漫着一股反犹太人的情绪，这股情绪从沙皇俄国直到法国。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已不是秘密，这种政策甚至在沙俄终结后还传染到了红色苏维埃时期。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更让犹太人担心，在不久的未来，整个欧洲都可能成为犹太人的坟墓。这时犹太人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运动，这种运动在2000年来是没有出现过的——犹太复国主义。

这一次，犹太人和以前只是被动地逃跑不同，他们开始反思为什么2000年来这个民族一直处于被迫害和不断逃避之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犹太人没有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家园。所以，要想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个根据地。于是，位于耶路撒冷古老的锡安山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象征。

但是，为什么犹太人的根据地必须选在耶路撒冷？

英国人曾经试图劝说犹太人，在英属非洲的某个地方划一片土地安置他们，但被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要想真正吸引全世界犹太人的关注，只有曾经的家乡耶路撒冷才能满足。

对他们更有利的是，耶路撒冷恰好处于一个僵死帝国的控制下，这个帝国与犹太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并曾帮助过犹太人。

于是，筹款的组织建立了，向移民贷款的银行也建立了。那些跑到美国新大陆去的犹太人由于天资聪明，大都成了有钱人，于是捐出了大笔的款项支持运动。东欧的犹太人由于贫穷，也愿意换个地方试一试。

如果这场运动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下，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遵守奥斯曼帝国制定的法律，他们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有竞争关系，发生冲突后，由奥斯曼帝国政府作为中立方进行调停，那么犹太人移居就是和平的。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地区的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巴勒斯坦地区成了英国人的托管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突然意识到，在英国人结束托管后，自己有可能组建独立的国家，行使完整的统治权。双方还认识到，不管是哪一方率先组建了国家，必然会将对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不管是犹太人统治阿拉伯人，还是阿拉伯人统治犹太人，都不会像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那样保持中立，都将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全世界都被希特勒的大屠杀震惊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终于抓住了机会。1947年，联合国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英国人于1948年撤出，犹太人终于实现了2000年来的梦想，流浪的人回家了。

出生在耶路撒冷的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把巴勒斯坦人称为受害者的受害者。

在他看来，当人们安置一个受害者时，一不小心又造就了另一个受害者，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造就这个新受害者的不仅仅是犹太人，所有的势力都参与了对阿拉伯人的迫害。英国人因为国内政治平衡的需要，屈从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将更多的土地划给了犹太人，对阿拉伯人存在严重的不公。世界由于内疚，对犹太人充满了同情，却对阿拉伯人受到的侵害视而不见。

就连阿拉伯弟兄们也同样是害人者。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国入侵以色列，想把犹太人都赶走，可是他们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缺乏同情心，并不想花太大的力气帮助这些弟兄。结果，巴勒斯坦的难民问题拖成了烂疮，迟迟无法解决。

1948年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数大约在70万左右，经过了60多年，难民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了500万，一个让世界感到耻辱的数字。

就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是害人者。那些拿起武器的人，把平民当作盾牌使用，藏在平民之中打游击，这是造成每一次敌对行动都有大量平民伤亡的原因之一。

而贫困艰难的环境使得巴勒斯坦人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在第二代、第三代中，极端思想越来越严重，事态变得更难以控制。

结果，在每一次的冲突中，各方势力都已经程式化了：巴解组织和哈马斯控诉以色列人的暴行；以色列人指责武装分子利用平民做盾牌；阿拉伯国家谴责以色列，却不对巴勒斯坦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俄、美、欧等势力则纷纷表示遗憾，但谁也没有花必要的力气去约束双方。

2014年的巴以冲突，双方的损失是：以色列死亡66名士兵和6位平民（其中一位平民是外国人），平民死亡率为8.3%。而根据联合国较为中立的统计，巴勒斯坦死亡2189人，其中1486人为平民（513名儿童，269名妇女），还有146人不确定是军是民，就按确定的来算，平民死亡率是67.9%。

以色列可以说，因为哈马斯朝以色列发射导弹，为了保护犹太平民不受伤害，才引起了军事行动。但是，对比双方的平民死亡率来看，这个托词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了。为了保护6个人，杀死对方近1500名平民，彻底摧毁1.7万处住所，损害另外3.7万处，造成近50万人失去住所，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要依靠食品救助而活着，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好方法。

但随着人们惰性的加强，谁也懒得去寻找更好的方法了，只能任由这种循环式暴力继续下去。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从1947年就已经出现。那一年，联合国确定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的方案，英国人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这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

这个时期，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富人和中产阶级大量逃离，迁往附近的阿拉伯国家。当这些自愿的迁居者越来越多时，阿拉伯国家开始出台限制措施，他们并不欢迎巴勒斯坦人前往。

在阿拉伯精英阶层逃离时，犹太人知道自己无路可退，除了保住这片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土地，别无他法。然而在这时，以色列已经计划了下一步：他们意识到，在即将建立的以色列国内部，阿拉伯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建国，虽然这是一个犹太国家，但它的人民以穆斯林为主。要改变人口比例，只有一个办法——驱逐阿拉伯人。

第二年，随着英国人撤出，以色列随即宣布建国，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立刻以入侵作为回答。双方的战争中，无辜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了受害者。

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国的入侵给了以色列最好的借口，在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默许下，以色列的军队有条不紊地驱赶着阿拉伯平民。

有的人看到局势的混乱主动离开了，如果他们不离开，以色列就把大喇叭架在卡车上，放足音量，制造恐慌，逼迫阿拉伯人撤离。如果这一招还不奏效，就进行武力驱逐。最初，军队还进行区分，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没有抵抗，就不进行驱逐；到后来，事情层层加码，就已经不去计较道德问题了。

到战争结束时，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中，80%的人已经被赶走了。对于这次背井离乡，巴勒斯坦人称之为Nakba（大灾难）。

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离开家乡只不过是去躲避战争，一旦战争结束，他们还要回到家乡。然而这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允许他们回去的意思。

国际社会在难民返乡问题上，几乎没有给以色列造成多少压力。而那些阿拉伯的兄弟国家，正沉浸在分赃的忐忑不安之中。1948年的战争除了以色列获胜之外，还有两个得利者：约旦占领了巴勒斯坦的西岸地区；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当得知他们能够保留占领区时，阿拉伯内部已经考虑不到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了。

在巴勒斯坦难民中，有一种人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荒谬性，人们称他们为“在场的缺席者”（Present Absentee）。在战争中，他们虽然也逃离了家乡，但是并没有走远，也没有离开以色列的国境，甚至有的人几天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子。然而，他们却发现无法回家。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诡异的一幕：一个人就在家的附近，甚至能够看到房子和院子，他的家具和财产就在屋里等着他，但是他无法回去，因为以色列政府禁止他回去。

按照以色列的规划，他本应该被赶出国境，成为难民，回不来了。现在他还在国境内，就是政府和军队的工作失误，驱逐没有做彻底。而如果让他回家占有自己的财产，就等于又失误了一次，绝不能这样。

这些人在国内成了无家可归者。他们试图通过法律要回财产，却被告知现在是军管时期，法律被搁置了。

法律恢复时，他们就更没有希望了。

当战争的硝烟结束后，以色列制定法律重新分配土地，原本属于阿拉伯的村庄被清空后，分配给了新来的或者贫穷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离去，是为了给犹太人腾出地盘。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

事实上，没有必要一味谴责以色列的政策，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斗争，不是一场理智的游戏。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除了以色列这个直接肇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主要“罪犯”。

或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走的同时，以色列也接收了70万的犹太难民。当约旦和埃及占领了西岸和加沙之后，驱逐了1万左右的犹太人。但这还不是全部，由于战争引起的种族仇视，在接下来的3年，又有30万中东犹太人被迫离开了家，迁往以色列。这些人来自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北非等地，其中伊拉克国内爆发了激烈的反犹情绪，光这一个国家就产生了10万犹太难民。加上从世界其他地方移居的人，以色列在短短的3年内接收了70万犹太难民。

这些犹太难民在高效政府的组织下，很快融入当地生活，有钱人支援没钱人，没钱人则努力劳动，以色列从此走向繁荣。

但是，作为对位的巴勒斯坦难民却成了烂疮，几十年后都没有人管这个问题。那些有钱人都堂而皇之地走了，留下了没人照看的穷人。

为什么以色列能把难民安置得那么好，而巴勒斯坦却做不到？原因很多，以色列有成形的政府而巴勒斯坦没有，以色列资金更为雄厚，等等。

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扭扭捏捏地藏在背后，谁都不愿承认这一点，那就是：中东的阿拉伯世界需要这些难民，他们要用这些难民来制衡以色列。

一旦难民融入其他社会，阿拉伯世界就少了一张对付以色列的王牌。阿拉伯国家可以花大把的钱买武器，意图将来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但它们不会把钱用在难民身上。它们需要让世界随时知道以色列的罪恶，也需要依靠难民中产生的游击队时时刻刻骚扰以色列。

这些难民被以色列驱逐之后，又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人质。

当我在约旦、黎巴嫩和人谈论这个事情时，竟然吃惊地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回事，他们都赞同我的观点，甚至主动谈到这一层面。但当我问怎么办时，所有的人要么笑一笑，要么摊开手：没有办法。

这里是中东。所有的人都参与了阴谋，但所有的人又都有无辜的一面。以色列不驱逐巴勒斯坦人，就很可能被周围的敌意所扼杀。阿拉伯人则利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时时刻刻挖以色列的墙脚，不惜利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萨义德是最早理解了事情本质的人，他把真相大声说了出来，结果不仅以色列人不喜欢他，阿拉伯人也把他视为麻烦，偷偷地背过身去。世界不需要那个说真话的小孩。

这里是中东，一个零和游戏的地方，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或许最看透事情的国度，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约旦首都安曼，我和两位比利时人去茶馆抽水烟，碰到了一位声称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约旦老人。

那时，我正试图寻找一位在1970年前后和巴解组织打过交道的人，希望听他聊一聊当年的情况。但这样的人并不好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都已垂老，且很多都不会英语。白天，我徒劳地打探着，却没有收获。晚上在烟馆里向两位比利时人抱怨时，我突然听见旁边有人接了一句。

这是一位看上去60岁出头的老人，正在邻桌和朋友抽水烟，听到我们在谈论阿拉法特。“你们在谈阿拉法特？那你们应该找我。”他激动地说，乘机挪到了我们的桌边。

按照他的说法，他不仅支持过巴解组织，还曾经在约旦见过阿拉法特。但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从他的语气里看得出，他很怀念以前的时光，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变得更加失控和没有道德可言，只有那时候才有趣。

他告诉我们，他的家乡在约旦和以色列交界处，正好在河的东岸，也就是约旦境内，但是走不多久就到了河边，对岸就是以色列。不过他早已离开家乡，移居首都安曼了。他在这里开了个小杂货铺，和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打交道。

进货的渠道则在南方的亚喀巴（Aqaba），那是一座靠近红海的小城，后来我去埃及时，也在亚喀巴坐船。

提到亚喀巴，就令人想起当年传奇的劳伦斯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劳伦斯联合阿拉伯各部落，特别是哈希姆家族，对抗土耳其人，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约旦的首位国王阿卜杜拉和他的弟弟伊拉克国王费萨尔都是劳伦斯的好朋友。而劳伦斯最传奇的一仗，就是率领少数人马奔袭千里进攻亚喀巴港口。

亚喀巴港口地处战略要地，只要占领了它，英国人就可以顺利地从红海上岸，再通过古代的商路前往安曼、叙利亚各城市。由于中东地区处处是沙漠，离开了这个港口，就很难找到如此畅通的道路了。

如今亚喀巴在约旦之所以出名，除了它是港口城市之外，还在于那儿有一个中国城，许多中国人在城里做买卖。老人杂货铺里的商品都来自亚喀巴，他每年会往那儿跑很多次进货。

老人谈完了他的基本情况，又将我们带回约旦一段特殊的时光。那是在40多年前，他还只是个不到20岁的少年。当巴解组织在他的家乡大肆活动时，这位年轻人感受到了革命的乐趣。至今，他仍然含着水烟嘴，怀念着那时候。他的同伴们则在邻桌发出善意的嘲弄声，用阿拉伯语和他争论几句。他也不在乎朋友的嘲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告诉我们点滴的回忆。

他的回忆大都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那一段时间，恰好是巴解组织在约旦最活跃的时期。

关于巴解组织和约旦的渊源，还要从约旦占领西岸说起。

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联合国原本计划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犹太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以色列顺利建国，而巴勒斯坦遭到了被瓜分的命运：以色列除了全部占领划给犹太国的领土之外，还把划给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占去了一半左右。

剩下的一半又分成了两块：靠近埃及的地区叫加沙地带，被埃及军队占领；靠近约旦的地区叫约旦河西岸，简称西岸，被约旦拿走。

1948年战争的结果，成了一次战争双方心照不宣的瓜分游戏，埃及和约旦虽然是战败国，却享受了实际的好处。战后埃及和约旦并没有计划将领土让出来，而是将其并入自己的国家。

但他们并不打算阻止这两块土地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巴勒斯坦难民被他们利用起来，进行游击战争，打击以色列。当然前提是：未来难民们就算建国，也只能去夺取以色列的领土建国，至于被埃及和约旦瓜分的部分，就不要想拿回去了。

在这些难民营游击队中，最活跃的是一支叫作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这个组织建立于1959年，由一位名叫阿拉法特的人指挥，领导层大都是从难民营出来的青年人。

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除了法塔赫之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反抗组织，他们也大都出自难民营，除了打击以色列之外，也互相挤对。随后，阿拉伯国家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来协调各个小的派别，于是在1964年，巴解组织建立了。巴解组织本身是一个联合体，由许多小的党派组成，其中最大的派别就是阿拉法特的法塔赫，阿拉法特成了巴解组织的领导人。

巴解组织的成立恰好处于中东再一次剧变的前夜。

1967年，以色列终于认定，如果不想听任巴解组织等武装分子利用西岸、加沙地带捣乱，只有先发制人将这些地方置于控制之下。这一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不仅把加沙和西岸抢了过去，还夺走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约旦在上一次战争中获得的西岸，在这一次战争中彻底赔了进去。失去了西岸地带，约旦国内就乱了套。

在1948年之前，约旦本来是个人口稀少的国家，但自从将西岸并入之后，约旦的人口瞬间增加到三倍。这是因为约旦河西岸的人口密度比东岸高得多，约旦并吞西岸后，许多西岸的人向东岸迁移，这个国家的资源陡然紧张。

到了1967年，以色列再次夺走西岸的领土，却把人留下了。许多原本在西岸的人已经迁移到东岸，成了约旦公民，而剩下的人中也有很多在战争时逃了出来，在边境地区成了难民。这个小小的沙漠国家本来物资就少，现在却不得不背负起沉重的人口包袱。

但起初，约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沉浸在失败的悲伤中，约旦国王随即决定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的反以行动。

原来巴解组织的活动基地主要在约旦河西岸，通过设在西岸的基地对以色列进行打击，这样不至于影响约旦河东岸的本土地区。但现在西岸已经没有了，巴解组织也撤到了东岸的边境地带进行游击战，不断跨过约旦和以色列的分界线进行骚扰。

抽水烟老人的大部分回忆都集中在这段日子。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们听出他其实也是个旁观者，并没有参加过具体的战斗。

“你知道Karamen吗？就在死海北边大桥那儿，那就是我的家乡。”他问我们。

一位比利时人知道这个地方。那里距离安曼并不远，现在有一座大桥连接以色列和安曼，是两国之间陆上的主要通道之一。他们一唱一和地讲起了这段历史。

那是发生在1968年3月的一场战斗。以色列决定进入约旦境内，对巴解组织进行一次打击。具体来说，巴解组织的营地就在边境不远处，他们认为以色列不敢跨过边境，所以防范并不算严。

但是，以色列人真的来了。那时候，老人居住在附近的一个青年家里，早上听说以色列人来了，就待在家里不敢出去，听着外面的枪声炮声，还能听见飞机的声音。

就这样持续了很久，接着，就听说以色列撤退了。

“我们打赢了，你们相信吗？”老人天真地问道，语气显得异常激动，仿佛回到了当时的现场。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巴解组织竟然打赢了，以色列撤退了。在人们的印象中，以色列是五毒俱全的混蛋，却也是钢铁武装的怪兽，是不会失败的。可是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竟然赢得了胜利。

当然，那也可能不是一场胜利，因为以色列是在摧毁了大部分营地之后撤退的，巴解组织损失惨重。但这都无所谓，最主要的是以色列撤退了，巴勒斯坦人就把它当作了胜利。

老人还记得人们欣喜若狂的样子，就连国王都宣布这是一场胜利。那时候阿拉法特就像是个先知，拥有着崇高的地位，巴解组织的人走到哪儿都是趾高气扬的。老人的家一直在东岸，属于约旦的老公民，这阻止了他参加巴解组织，但他是阿拉法特狂热的崇拜者。“那时候，阿拉法特还是个年轻人，包着头巾，平常对谁都是笑容，但是讲到以色列就会露出愤怒的表情。”他回忆说。

老人离开茶馆前，还沉浸在对美好时光的回忆中，一直到离开桌子去付账，才突然叹了口气：“好日子结束了……”然后离开。

按照我们的理解，老人所谓的“好日子结束了”，是指阿拉法特和约旦国王的蜜月期结束了。

实际上，在那之前，巴解组织和约旦王权的冲突就已经恶化了。巴解组织整体上是一个信奉世俗化和社会主义的左翼党派，对王权本来就缺乏尊重。而约旦国王失去西岸之后，已经对这些武装分子感到头疼，担心他们在国土上搞破坏。

随着阿拉法特在约旦的威望越来越高，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开始感觉地位不稳。他的担心没有错，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套上光环之后，变得越来越自大，成了国中之国。他们有独立于国王的军队，公开携带武器，穿制服，并四处设立关卡收税，甚至号召推翻约旦国王。由于约旦王室是由英国人立的，约旦一直和西方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所以被巴解组织解读成西方的傀儡。

巴解中的激进派别甚至组织了一次对侯赛因国王的暗杀，虽然暗杀失败了，但是让国王明白，他和巴解很难共存了。国王也终于把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看成是约旦的麻烦，因为每一次袭击过后，以色列都会对约旦的国土进行打击，造成约旦人民的损失。在人心惶惶之中，人们已经在讨论约旦这个国家是否还能存在下去，是否会被巴解组织全面控制，拖入战争的泥沼。

国王对巴解组织的态度悄然转向，从最初的支持，到后来的约束，到最后终于忍无可忍进行清理。

1968年，国王试图在承认巴解组织存在的前提下，对它进行一定的约束。他和巴解组织达成了七点协议：巴解组织不准持武器和穿制服进入居民区；不准设卡检查居民和车辆；不准与约旦王家军队竞争兵源；巴解组织人员必须持有约旦证件；车辆必须挂约旦牌照；罪犯由约旦审判；双方如果发生冲突，由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仲裁。

但是，这个约束协议很快就失效了，巴解组织的激进派别并不想遵守这个协议。随后两年，巴解组织的势力继续扩张，已经从约旦的边境地带向核心区域发展，甚至在首都安曼都与约旦王家军队对立。

到1970年，约旦国王终于下定决心清理巴解组织。由于巴解组织已经失控到超乎人们的想象，所以寻找借口并非难事。

当年9月，巴解组织的激进派别在约旦劫持了数架客机，清空了所有游客后，在媒体面前公开炸毁了飞机。他们宣称这么做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注意到巴勒斯坦问题。

在这种滑稽的表演面前，全世界都意识到，如果约旦不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就距离解体不远了。不仅是约旦的友邦，就连以色列都同情约旦的遭遇。

国王侯赛因迅速取得埃及和美国的谅解，并得到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对巴解组织发起了进攻。

要清除巴解组织的影响并非易事。根据推测，巴解组织可动用的武装人员可能超过30万人，而约旦王家军队只有7万人。

然而事实证明，正规军的实力还是要强于游击队。约旦军队的装备和训练状况是它实力的保证。很快，国王的军队层层推进，将巴解组织赶出城市，并逼进边境的狭小空间里。

但就在这时，约旦危机却走向复杂化。9月18日，在巴解组织陷入困境时，约旦的邻国叙利亚决定出手相助。

1970年，叙利亚执政的是阿拉伯复兴党政权，这个政权与巴解组织一样，是一个左派世俗性政权，它的宗旨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与阿拉伯各方力量组成联合国家，复兴阿拉伯力量。

在这个宗旨下，叙利亚一直与巴解组织关系密切，对君主制的约旦感到不满。在后来的总统、当时的国防部部长阿萨德的动员下，大约1万人的叙利亚部队从北方边境进入约旦，与巴解组织形成策应。

对于弱小的约旦军队来说，对抗巴解组织已经将全部身家性命投入进去，当叙利亚再次出兵时，约旦已经没有力量再分兵去抵御叙利亚了。如果再持续下去，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政权必定会被社会主义的竞争对手赶下台。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约旦国王侯赛因向西方国家吁求帮助。这时约旦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幸亏，美国人已经做了准备。早在国王发出请求之前，美国已经向地中海东岸增派了舰船，增援当地的海军第六舰队。而英国人也增派了皇家海军的力量。当国王发出邀请后，他们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但这时，意外再次发生。由于当时苏联与英美正处于冷战的高峰时刻，英美任何举动都会被苏联视为挑衅，更何况叙利亚、巴解组织都是苏联的朋友。当英美准备介入的时候，苏联也立即向地中海地区增调了舰队和潜艇。

就这样，一次小小的约旦危机，演变成了世界各军事巨头的面对面竞争。中东的变幻莫测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切，也许是那位茶馆里的老人不知道的，他看到的只是阿拉法特在约旦深受欢迎的那一面，并为那失去的好时光感到惋惜。

从我们的谈话还知道，这位老人之后并没有参加巴解组织的任何行动，他一直在安曼的市场做生意，避开了战争。

当约旦危机向国际化发展时，另一个角色出乎意料地参与进来，它就是以色列。不过这一次以色列并非是要打击约旦，而是向这位宿敌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几年前，他们还是你死我活的对手，但只要是在中东，即便是永恒的敌人，也可能在一瞬间变成战友。

以色列的行动很可能得到了美国的暗示。它并没有参与到地面部队的打击中去，只是派出几架战斗机掠过了叙利亚军队的上空。这些飞机也并没有进攻叙利亚军队，但是，当叙利亚人看见以色列的飞机时，就明白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再介入约旦危机不仅无法得利，还无法从泥潭里拔出双脚。

经过权衡，阿萨德的叙利亚军队撤出了约旦。曾经让各大国剑拔弩张的气氛突然消散，人们松口气的当口儿，甚至都没有想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又是怎么结束的。

这次危机和战争被人们称为“黑色九月”。叙利亚的撤退使得巴解组织失去了最后的支撑，在约旦军队的打击下节节败退。一年后，这个组织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他们龟缩在北部的山区等待着末日。

根据各方斡旋的结果，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必须撤离约旦。他们的下一个落脚地是黎巴嫩。

到这时，约旦国王的心病除去了，以色列面向约旦的国境也更安全了。1971年，当巴解组织带着剩下的家底涌入黎巴嫩时，黎巴嫩人望着这些可怜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组织将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黑色九月”的后续，是一个叫作“黑九月”组织的诞生，这个组织是法塔赫组织的延伸，他们发誓要用血来报复约旦和以色列。1971年11月，“黑九月”将约旦首相瓦希菲·阿尔·达尔（Wasfi al-Tal）刺杀。一年后的慕尼黑奥运会上，“黑九月”再次行动，杀死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

“黑九月”的暴行引起了以色列的愤怒，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Mossad）全球追杀“黑九月”成员，将他们一个个从地球上清除。猎杀“黑九月”也成就了以色列特工的神话。

后来，我按照老人给我的阿拉伯文地址，在街上四处打听，去寻找他的铺子，希望能听他讲更多关于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的故事。虽然我知道他没有参加过巴解的活动，但是也想了解更多他的生活。

但在一个路口，我试图从兜里拿出那张写着地址的纸片时，却发现它神奇地消失了。两分钟之前它还在，此时却再也找不到了。我叹息着将那位老人装入了记忆的匣子，放弃了找到钥匙的打算。

在黎巴嫩，我也曾试图找到一位能给我讲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人，却失败了。黎巴嫩南部的许多街道上还悬挂着阿拉法特的画像，可是我找不到一个人能对我回忆他。

准确地说，我找不到会说英语的人跟我回忆。我曾经走向那些有些年纪的老人，向他们打听阿拉法特。“啊，阿拉法特……”他们会说，并露出善意的表情。但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只会阿拉伯语。

也许在南部，我待的时间太短了，也许黎巴嫩过于复杂，这里的人能够回忆起哈里里被刺，回忆“雪松革命”，但阿拉法特已经是过于遥远的记忆，被他们遗忘了。毕竟这里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区，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由阿拉法特触发的黎巴嫩内战也被人们逐渐淡化了。

这场内战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内战，结束不过20年，在黎巴嫩许多地方还都带着战争的痕迹。但是人们已经将它淡化了，虽然还不至于遗忘，但是已经逐渐走出了人们的话题。老年人不愿回忆，年轻人当时还太小。于是，即便是最复杂的内战，也迟早会被遗忘。

在一场战争中，往往只有两种势力相互攻击，然而在黎巴嫩内战中，却有着许多势力进行角逐。掌控政府的是基督教马龙派，而伊斯兰教势力又分成三派，分别是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基督教还包括亚美尼亚派和希腊东正教派，他们都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除了这些国内的派系之外，直接参与战争的外国势力还有三方，它们是巴解组织、以色列和叙利亚。打代理人战争的至少还有两方——伊朗和伊拉克。埃及、利比亚也都参与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出动了。更可怕的是，每一股势力都可能拥有不止一支武装，它们根据世俗派还是宗教派，偏伊拉克还是偏叙利亚、伊朗或者埃及，又分成不同的支派，这些支派有时候也打得热火朝天。

当各种势力如此复杂时，这些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自然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这一刻，叙利亚军队可能支持基督教政府军势力，下一刻又支持巴解组织和逊尼派武装，而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势力，在战争中竟然拉拢伊斯兰教什叶派参加南黎巴嫩军，但随后，什叶派组织的真主党武装又成了以色列的心腹大患。

一切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遍地的战争碎片和残缺的城市。黎巴嫩这个中东最小的国家之一，曾经也是中东最发达的国家，被撕扯成一片战争废墟，直到如今仍然没有复原。

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和内战相关联。当我去一个叫扎赫勒（Zahle）的小城时（这是一座位于贝鲁特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之间的城市），会立刻想到，就是在这儿，叙利亚的军队和黎巴嫩的军队发生过激战，那是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关系破裂之后。去南方时，看到舒夫山（Chouf），我会想到那是德鲁兹派和马龙派进行山区战争的地方。泰尔和西顿则被以色列入侵，在这之前，这里的什叶派曾经大规模逃亡，因为无法忍受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的骚扰。在贝卡谷地，则是伊朗为什叶派训练武装部队的地方，那儿曾走出了大名鼎鼎的真主党。

这个复杂的国家国土面积只有1万平方公里，却有数不尽的战争血泪。那些指挥战争的人或者像巴什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一样被刺杀，或者像阿拉法特一样死于囚禁，或者像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那样处于中风之中，但他们都被尊为英雄，只是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再也没有人纪念他们。中东总是用一种荒谬的逻辑对待人类，让人欲说还休。

黎巴嫩冲突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黎巴嫩建国之时。

在19世纪，黎巴嫩曾经有过激烈的教派冲突，之后建立了由基督徒（主要是马龙派）和伊斯兰教（主要是德鲁兹派）组成委员会联合执政的模式，这种模式形成了较稳定的结构，直到法国托管时期。

法国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后，对两国的领土进行了调整，将叙利亚一部分属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地方划入了黎巴嫩，于是，黎巴嫩的教派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主要包括基督教马龙派、基督教东正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斯兰教德鲁兹派和伊斯兰教什叶派这五大势力。

为了分配议会中的议席，1934年，黎巴嫩进行了唯一的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人口与伊斯兰人口的比例为6∶5。从此以后，在议会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席位分配始终保持在6∶5的比例。担任该国总统的是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的则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议长的是伊斯兰教什叶派。

以1952年的选举法为例，当年议院中的宗教组成是：基督教马龙派占据13席，伊斯兰教逊尼派占据9席，伊斯兰教什叶派占8席，基督教希腊东正教派占5席，伊斯兰教德鲁兹派占3席，基督教希腊天主教派占3席，基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派占2席，还有1席则由基督教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徒等小团体联合推选。总计基督教徒24席，穆斯林20席。以后，黎巴嫩议会的议席数出现变化，也都是以11的倍数来增加，以便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中形成平衡。

然而，这种依托于人口数量的微弱平衡却很难保持。1934年之后，黎巴嫩再也不进行人口普查，原因就在于基督教徒主导的政府意识到，伊斯兰教出生率很高，而基督教徒的出生率偏低，所以只要再进行普查，伊斯兰人口肯定超过基督教徒，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配。

基督教徒拒绝改变，而穆斯林则改变无门，各种势力的争斗仍然被隐藏在地下。这时，第一波外国势力来到了，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

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和随即爆发的战争将数十万难民丢给了黎巴嫩，在黎巴嫩的南部充斥着伊斯兰教难民。为了维持黎巴嫩的政治稳定，黎巴嫩拒绝这些难民变成黎巴嫩公民，致使这些难民的后代持续生活在贫困之中，无法融入当地社会。黎巴嫩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国内穆斯林的不满，但政府仍然控制着局势。

这时，第二波外国势力又来到了。这次是叙利亚和埃及。

埃及总统纳赛尔致力于建立一个世俗化的统一穆斯林政权。1958年，叙利亚宣布和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想到，黎巴嫩在历史上曾经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因此有意把黎巴嫩也合并进去。

埃及和叙利亚的想法引起了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的共鸣。埃及资助的各种反对派力量也在黎巴嫩活动。黎巴嫩政府的军队一直不够强大，并受到各种势力竞争兵源。马龙派主导的政府意识到，必须组建一支基于教派的武装，一旦政府军无法维持局面，就只有依靠这支教派武装了。他们扶持一支由长枪党（Kataeb Party，也称为Phalange）领导的部队。这支长枪党部队由马龙派民兵组成，逐渐成长为马龙派政府可以依靠的力量。

当叙利亚和埃及的合并失败后，黎巴嫩再次躲过一劫。但这时，第三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外国势力又来到了，他们是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

经过约旦的“黑色九月”，被侯赛因国王赶走的巴解组织盯上了黎巴嫩。由于黎巴嫩已经存在着许多巴勒斯坦难民营，巴解组织到来后，这里成了他们天然的栖息地和巨大的兵营。生活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青年难民不需要任何煽动，就纷纷加入了巴解武装。这个曾经在约旦差点儿灭亡的组织，迅速发展成了黎巴嫩最大最复杂的政治势力。

巴解组织不仅在难民营有影响力，还从外部引入了许多关系，埃及、利比亚都把这儿当作插足黎巴嫩、颠覆基督教的机会，大批的武器从中东各地运往这个小小的海滨地区。到最后，黎巴嫩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南方的控制权，它微不足道的军队根本没有办法守卫国土。虽然它的面积只有1万平方公里，但处处是崎岖的海岸和山地，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块，不易于统一。

巴解组织不仅以黎巴嫩为基地打击以色列，还在该国国内煽动革命。它联合各方面的伊斯兰教势力，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教势力都是反政府的。在其他国家，伊斯兰教革命派（要求建立世俗政府）和保守派（要求建立伊斯兰教法政府）是格格不入的两派，但在黎巴嫩却能和谐共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颠覆基督教政府。

巴解组织不仅占领了南方，还占领了首都贝鲁特的整个西部，逐渐在贝鲁特形成了一条明显的界线——绿线。绿线的西部是穆斯林居住区，绿线的东部则是基督教徒区域。穆斯林区域内又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居住区。如今贝鲁特的国家博物馆就正好坐落在绿线上，博物馆旁的道路上仍然有不少士兵把守。

到这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已经越来越频繁，战争一触即发。

1975年，内战终于爆发。

这一年的4月13日，不明枪手向贝鲁特东区的一座基督教堂开火，打死了4个人。随后，基督教长枪党人干掉了30名巴勒斯坦人作为报复。

最初，双方以袭击对方的私家车、公交车为主，接着开始攻打对方的居住区。由于历史原因，有的穆斯林居住区被包围在基督教区域之中，这些地方首先成了双方攻守的对象。

到了年底，双方开始设置路障，枪杀路人。冲突越来越大，出现了屠杀。

1976年年初，发生了著名的“卡朗迪纳大屠杀”（Karantina massacre）。在贝鲁特的卡朗迪纳区，黎巴嫩的右翼势力（包括长枪党人）对巴解组织控制的区域实施了进攻，在夺取卡朗迪纳区之后，屠杀了上千名平民。卡朗迪纳区就属于包围在基督教区域中的伊斯兰飞地，在这里，巴解组织进行了有力的渗透，迫使长枪党人认为有必要拔掉它。在进攻中，由于巴解组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到最后演变成进攻者的疯狂报复。

这次屠杀让舆论哗然，很快，巴解组织开始策划报复行动。在贝鲁特南方的达摩小镇（Damour），巴解组织等武装分子袭击了这个小镇，抓到20名长枪党分子。他们首先处决了这些长枪党人，接着把当地的居民集中起来，沿墙站好，用机枪进行扫射。

这次屠杀事件造成数百名黎巴嫩人死亡。死亡的人中，包括一位名叫埃利·胡贝卡（Elie Hobeika）的青年的家人，他的未婚妻也死在这次屠杀之中。后来，这位青年成为长枪党人的领袖，组织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屠杀，以纪念他的未婚妻。

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恐怖的蔓延，黎巴嫩出现了全国性的逃难，大量难民向国外拥去。他们乘船去中东、欧洲甚至美洲，哪里收留他们，他们就在哪里扎根。如今黎巴嫩人遍布全世界。当黎巴嫩恢复平静之后，这些移民带回的资金成了黎巴嫩和平建设的关键资金。

在国内逃难的人则根据自己所属的派别选择方向，贝鲁特的穆斯林往西跑，基督教徒往东跑，什叶派教徒则从南方的泰尔、西顿向北逃……

随着战争的进行，事实证明，由于巴解组织获得了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支持，武器和战斗力也更强，最先支撑不住的是黎巴嫩的政府军和马龙派武装。

这时，基督教政府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向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求助，让叙利亚帮忙打伊斯兰联盟，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竟然同意了。

叙利亚执政者是总统阿萨德。在约旦驱逐阿拉法特的过程中，叙利亚总统曾试图出兵帮助阿拉法特，但现在，他却同意帮助阿拉法特的对手。

阿萨德转变态度的原因在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出口货物大都要经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叙利亚希望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好关系。另外，阿萨德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干涉黎巴嫩的好时机，既然对方政府邀请自己，就没有不去的道理。

大批的叙利亚军队跨越边境，占领了黎巴嫩北部和东部地区。黎巴嫩人想不到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只有到30年后，经过了多次抗议，他们才能让叙利亚人再次离开这个国家。

叙利亚人不仅出兵，还四处搞暗杀活动，使得伊斯兰联盟的攻势渐弱，基督徒们恢复了元气。看上去，局势逐渐从失控中脱离出来。

然而，就在人们松一口气时，另一个更加强大的外国势力却决定参与游戏——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国防军之所以也来凑热闹，是因为巴解组织以黎巴嫩南方为基地，不断地攻击以色列，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1978年3月，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再次在以色列沿海公路制造屠杀，杀死了37人。这个事件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国防部部长沙龙下令国防军进攻黎巴嫩，并在黎巴嫩南部制造了一个缓冲区。

为了维持缓冲区的秩序，以色列人组织了一支由黎巴嫩人组成的军队——南黎巴嫩军。这支军队主要由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组成，帮助犹太人打仗，成为当时乱局中的一个异数。

基督教马龙派之所以帮助以色列，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助以色列赶走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极端派。而什叶派之所以加入，是因为在整个南部，什叶派是受压迫最深的派别，他们只求依附一个势力获得平安。黎巴嫩南部的泰尔和西顿本来是什叶派的聚居区，但由于和以色列接壤，所以这里聚集了大量的逊尼派巴勒斯坦难民，随后巴解组织也来到这里，以难民营为掩护，不断地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如果报复，倒霉的往往是这里的什叶派居民。当冲突最剧烈时，什叶派居民大量地逃往贝鲁特，在贝鲁特南部形成了大片贫民区。

以色列人到来后，什叶派中有许多人出于薪水和安全的考虑，加入了以色列组织的南黎巴嫩军。

当以色列人和巴解组织在南方打仗时，北方基督徒的军队却屡次分裂，全国的军事武装越来越碎片化。德鲁兹人组织了军队，亚美尼亚教徒也有武装，每一个派别都各占山头，互相防备。

就在以色列人进攻时，叙利亚人又突然转换了角色。阿萨德总统仿佛突然回忆起了民族身份，又决定支持穆斯林，反对基督徒了。于是，黎巴嫩的政治势力再次重组。

这个小小的国家在周围国家的操纵下，一次次地适应着，带着逆来顺受的无奈，又带着弱者的诅咒和怨恨。

当战争远去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显得那么美丽。

从贝鲁特的中心区向东走两三公里，到达地中海边，就来到了著名的鸽子岩。这是一块水中的白色礁石，岩石上犹如年轮一般的痕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前来休闲的人们在岸边坐下，来上一杯茶水，悠然地望着地中海湛蓝的海水，在水中漂浮的小船穿过鸽子岩中空的岩洞，临水的人们在海边垂钓，微风吹来，水波拂岸。在这儿，很容易就忘记了世界上还有战乱。

三十几年前，一位以色列士兵也来过贝鲁特的海边，他奉命入侵了这个国家，却对他的使命懵懵懂懂。几十年后，他回忆那段从军的时光，自问道：“我到底干过什么？”

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的那部杰作《与巴什尔共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就是在这个问题下诞生的。

1982年，阿里·福尔曼只有19岁，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士兵，那时，以色列介入了黎巴嫩内战，在国防部部长沙龙的领导下，进入了这个战乱的国家。二十几年过去后，2006年，福尔曼见到了一位前战友，那人告诉他，在做噩梦时仍然会回到黎巴嫩的战场上。福尔曼却惊奇地发现，他对于那段经历的记忆早已经模糊了，依稀记得他在夜里海边的难民营外围，看见了一场大火。

带着这个疑问，他走访了几个当年的士兵，才将自己在黎巴嫩的经历还原出来。他回忆，在大屠杀的那天晚上，他并没有进入现场，只是在外围负责警戒工作。他和战友们只是点起火把为人照明。以色列人认为这样就可以逃避指责，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

但他们逃不脱帮凶的指控，因为在他们的警戒圈之内，黎巴嫩的长枪党人正在对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一场大屠杀。

福尔曼把他和朋友的回忆用动画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有了那部惊世骇俗的电影《与巴什尔共跳华尔兹》。整部电影用粗糙的动画表现，讲述几位以色列士兵回忆他们在黎巴嫩的遭遇。直到影片的最后，士兵们的回忆指向了那场大屠杀。最后的镜头中，动画消失了，代之以真实的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在屠杀过后，有的人哭天抢地，有的人泪水已干……

1982年，由于巴解组织以黎巴嫩为基地对以色列不断进行攻击，以色列再次入侵了黎巴嫩的领土。巴解组织连连败退，以色列军队长驱直入，直达贝鲁特。

这时联合国制定了一个和平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停止进攻，而巴解组织再次踏上背井离乡之路，离开黎巴嫩。为了执行停火协议，联合国组织了由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多国部队，来安排停火事宜。

当时的贝鲁特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库，驻扎着各种各样的军队，除了多国部队、以色列国防军、巴解组织部队之外，还包括黎巴嫩本土马龙派的长枪党，以及以色列支持的南黎巴嫩军。

在多国部队的监督下，巴解组织完成了撤军工作，从属于伊斯兰控制区的黎巴嫩西区撤出。但当巴解组织撤离后，谁也没有预料到其中的危险，因为贝鲁特的军事平衡已经失去了。在东区，以色列国防军、长枪党等亲以色列武装可以维持秩序，而西区已经没有了可以维持秩序的武装。的确，多国部队还在西区，但他们缺乏经验，也没有决心去保卫一个和他们本没有利益关系的民族。一旦西区陷入混乱，就没有人能够维持秩序，而这也是以色列担心的，害怕西区的失控会给残余的极端分子留下机会。以色列命令东区的武装做好准备，虎视眈眈地盯着西区的一举一动，一旦出事，就迅速反应。

根据墨菲法则，只要存在更糟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一定会实现。这一次也不例外。9月14日，黎巴嫩当选不到一个月的总统杰马耶勒被刺杀。杰马耶勒是黎巴嫩马龙派人士，得到了以色列的信任，而《与巴什尔共跳华尔兹》的片名就取自这位任时短暂的黎巴嫩总统。

后来，人们知道，杰马耶勒的死亡与巴解组织和西区穆斯林没有关系，但在当时，总统的死亡立即成了失控的标志。以色列立即决定打破与联合国的协定，侵占贝鲁特西区，他们宁肯相信杰马耶勒总统的死亡与巴勒斯坦人有关，并担心西区的巴勒斯坦人如果清剿不干净，会给未来造成隐患。

多国部队虽然挂着联合国的名头，但是束手无策，眼看着以色列军队的到来。与以色列国防军一同推进的，还有黎巴嫩的长枪党人，可能还有一部分南黎巴嫩军。

指挥长枪党的是一位名叫埃利·胡贝卡的马龙派黎巴嫩人。在黎巴嫩战争的冤冤相报中，胡贝卡也是受害者，他的未婚妻就是1976年达摩屠杀的受害者。

此时，已经是长枪党领导层的胡贝卡被以色列人选了出来。根据以色列的部署，以色列军队负责占领西部，将残余的巴解组织赶走。但是，以色列军队不能进入难民营，因为巴解组织喜欢藏在难民营。进去打巷战，一是损失大，二是容易带来舆论灾难。

进入难民营的责任交给了黎巴嫩的长枪党，由他们负责盘查难民，找出武装人员。

在夏蒂拉难民营（Shatila refugee camp）外，以色列军队把守好通道，防止难民营有人逃出来，再点上火堆，帮助长枪党照明。这就有了导演福尔曼回忆中的那一幕，作为士兵，他的职责就是在外围守好通道，并负责照明。至于难民营内部的事情，以色列人都可以推说不知晓，但是他们肯定听到了难民营里的枪声。

胡贝卡指挥的长枪党大开杀戒，震惊了世界。事后，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只有400人，有人则宣称有3500人。福尔曼也不知道人数，他只能用影片结尾那哭泣的老人和儿童告诉我们，这就是屠杀后的景象。

不管是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沙龙，还是长枪党的胡贝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无法洗去这个污迹。

2002年，胡贝卡被刺杀。这时黎巴嫩已经恢复了和平，黎巴嫩人致力于将留在国内的最后一支外国军队——叙利亚人——赶走。刺杀者宣称，胡贝卡是叙利亚的工具。还有人认为，叙利亚可能参与了当年的屠杀，胡贝卡的死亡能够让许多人摆脱责任。到死他也逃不脱那次屠杀的阴影。

屠杀之后，由于巴解组织已经离开了贝鲁特，以色列也撤退了。但黎巴嫩的内战又颠簸了足足8年之久才结束。8年的时间足够中国打一次抗战。但对于黎巴嫩来说，如何跟那些大大小小的武装派别进行谈判，显然比打仗更加困难。

以色列撤离后，什叶派的军事组织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希望”运动）突然火了起来。阿迈勒运动组织诞生于1975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处于巴解组织、长枪党等强势组织的阴影之下，什叶派也成了黎巴嫩最弱势的派别。

但是阿迈勒运动在默默地积蓄着力量。当大量的什叶派成员从南方逃到贝鲁特，他们也跟着来到了贝鲁特南方的贫民窟，并在那儿扎下了根。当巴解组织主力撤退后，贝鲁特的难民营突然间进入真空状态，最能打仗的人都撤走了，而巴解组织的残余力量虽然还在，但是已经弱小不堪。阿迈勒运动看到了这个机会，决定填补这个空缺。

这时叙利亚又一次转向，抛弃了其他穆斯林伙伴，转而支持阿迈勒运动，因为叙利亚总统也属于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认为阿迈勒运动比巴解组织更好控制。反对阿迈勒运动的则是巴解组织的残余力量以及德鲁兹派，德鲁兹派也属于伊斯兰教，他们的势力在山区，控制不到难民营，却又很想分一杯羹，因此也成了阿迈勒运动的对手。

这场发生在难民营的争夺战日后被称为难民营战争（The War of the Camps），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年，将每一个难民营都打得稀巴烂。到最后，阿迈勒运动在和其他力量的对抗中胜出，却又差点儿被一股新兴的什叶派武装消灭。这股新兴的武装是真主党。

难民营战争进行时，打累了的各方举行了谈判，内战也到了尾声。

内战结束后，黎巴嫩人还要面临如何请走外国军队的问题。叙利亚人显然想一辈子驻扎下去，而以色列人也坚持只有叙利亚离开，才会将南方缓冲区完全交付给黎巴嫩人。

2005年，倾向于逊尼派和沙特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由于叙利亚有搞阴谋的传统，人们迅速认定这是叙利亚干的。事件最终发展成一次大规模的聚集，在黎巴嫩被称作“雪松革命”。这次，叙利亚终于被迫撤离。

不过黎巴嫩的国内政治仍然处于分裂之中，最主要有两派：一派以基督徒和逊尼派为主，反对叙利亚；另一派以什叶派以及其他世俗性社会主义党派为主，支持叙利亚，在这一派内部，当年的对头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也已经成了合作的好伙伴。

但两派之间泾渭分明，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各自派武装人员过境打仗。在黎巴嫩国内，新的不稳定也在积累，到底未来走向何方，没有人能说得出来。

中东由于有着太多的冲突和刺杀，也是一个最容易相信阴谋的地方。

在中东的茶馆里，随便找一个人聊天，只要谈到政治，他都能给你讲出一串阴谋。

比如在埃及，一位开罗居民在和我喝茶时，曾经神秘兮兮地问我：“在开罗的街头，我经常看到中国女人在卖手机，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秘密？”

我感到很惊讶，想不出卖手机怎么和秘密沾边。于是这位老兄继续娓娓道来：“我们这儿很多人说，这些卖手机的女人在中国都是杀人犯……靠行贿让中国政府把她们放出来，跑得满非洲都是。”

他的话让我感到大吃一惊。中国商人在国外受到歧视我早有耳闻。阿拉伯人的性格都是大大咧咧的，在生活上很容易交往，而中国人由于受到的苦难太多，骨子里对陌生人首先是防范，不轻易敞开心扉。加之语言障碍，就算是生意成功的中国人，也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在我走过的国家里，感觉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些怪异和神秘，不愿意和当地人打交道。这就不奇怪，针对中国人，当地人会有各种各样天方夜谭般的猜测。这位老兄谈到的就属于这样的猜测之一。

在整个非洲，中国女人卖手机已经成了都市里的一道风景。那些漂洋过海背井离乡的女子为了挣命，带着国内批发的山寨机，挨个儿兜售。我在埃及就碰到过几次。她们大都在家乡找不到好的工作，希望能在海外挣点儿小钱回家养老。她们的工作比国内的人辛苦得多，还要忍受当地人的歧视，甚至侵犯。

我赶紧告诉那位埃及人，这些女人在国内都是好人，她们和埃及普通人一样，只是为了找口饭吃，才跑到天涯海角来。并请他一定转告其他有怀疑的人，千万改变这个错误的观念。

那位老兄半信半疑地听完，换了话题，给我讲别的秘密和阴谋，关于沙特、阿联酋和约旦如何密谋支持现在的总统塞西，对付埃及穷人的。

在约旦，又有人抽着水烟告诉我关于埃及的阴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曾经要联合土耳其、卡塔尔和美国帮助以色列颠覆中东的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约旦。说得有声有色，仿佛亲眼所见。

不过，最完整的阴谋故事，仍然是我在黎巴嫩听到的。

在黎巴嫩北部有一座城市叫的黎波里，与利比亚首都同名。在一条小巷的边上，一位去过周边几个国家、见多识广、英语流利的胖子拿了一听可乐递给我，拉我坐下，望着近在咫尺的装甲车，给我讲解了中东世界的来龙去脉，让我大开眼界。

日后，我才发现，他所讲的话竟然代表了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普遍认知，或者说，大部分人的确是按照他的思路去看待世界的。

他先对的黎波里发了一通牢骚，“看，”他指着装甲车说，“这就是黎巴嫩，这就是的黎波里，我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把你干掉。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个糟糕的地方？”

当我表示同情，他转而说道：“这都是以色列的阴谋……黎巴嫩已经被他们搞垮了，现在轮到叙利亚了，还有伊拉克，你看着吧，接下来就是土耳其啦。所有的国家都跑不了。”

那么以色列是怎么搞阴谋诡计的？胖子是这么告诉我的。请记住，下面的逻辑中不是一点事实都没有，而是他把事实用一套阴谋论的逻辑又串了一下。

以色列有两个目的：第一，让犹太人强大；第二，让周边国家都完蛋。

对于第一个目的，体现在石油上。与沙特、伊拉克等产油国不同，以色列是一个石油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必须向外购买。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如果周边国家有足够的石油，那么以色列也可以抢占过去。他认为，这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发动进攻的原因。

以色列曾经在1967年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并对当地进行了勘探，结果发现没有石油，接着入侵了黎巴嫩，还是没有发现多少石油资源。

接下去该轮到谁了？又回到了叙利亚。除了戈兰高地之外，叙利亚在中部的确有油田。但叙利亚是一个大国，以色列不容易吞并它，于是就依靠土耳其和库尔德人做帮手，对叙利亚进行瓜分。

另外，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也是以色列的帮手，伊拉克的库尔德控制区域有石油资源，以色列通过土耳其做中转，可以使用库尔德的石油资源。

不过，土耳其作为以色列的帮手别高兴太早，因为它也是一个中东国家，而且也信伊斯兰教。在以色列的名单上，在叙利亚之后，下一个受害者就是土耳其。

胖子告诉我，土耳其在库尔德人区域可能发现了大量石油（我没有看到类似的报道），所以以色列在拼命煽动库尔德独立，从中获取利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早晚会爆发，那时就是它乱套的时候。

当然，在寻找石油利益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把周围的国家都搞乱套了。除了提到的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之外，以色列还在埃及、利比亚等国制造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结果这些国家也瘫痪了，并威胁到了更多的国家。

在中东地区，参与以色列阴谋的主要有美国和西方，另外，土耳其、卡塔尔、库尔德人也是美国的跟班，一直针对其他国家制造阴谋。总之，所有中东的不稳定，都和他们的阴谋有关。

请不要着急嘲笑这个阴谋论。当一个阴谋论被广泛地接受时，它就有了自我实现的力量。这位胖子所讲的石油故事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因为它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之所以在黎巴嫩出现，是因为真主党在和以色列争夺一个新发现的海上气田，让人们对石油、天然气的认知提高了不少。

但是，他讲的关于以色列的阴谋论，几乎在各地都能碰到赞同者。特别是将“阿拉伯之春”和以色列阴谋联系起来，几乎是每个政治家的第一反应。

2011年，一股民主风潮从突尼斯出发，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这股风潮是如此强烈，导致许多政府倒了台。但是到了2014年，随着“阿拉伯之春”成为过去，另一股反风潮愈演愈烈，那就是将这次民主运动仅仅当作一个阴谋，贬低它，诋毁它，消灭它。

在埃及，随着政治旧势力重新上台，报纸上天天在鼓吹阴谋论，人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当保守派将军塞西竞选总统时，一位穆斯林政党领袖如此解释为什么要支持塞西，而在这之前，他也支持过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总统（被塞西推翻的前任总统），所以被称为墙头草。他辩解说：“我之所以决定号召我的支持者投塞西的票，是因为如果我不投他的票，就中了以色列和美国人的圈套，他们正是要让我们埃及乱套，好从中渔利！”

当然，在这些国家中也不乏冷静的人，我的一位朋友艾哈迈德（Ahamed）就曾对我评价过这种阴谋论，将其称为“弱者的武器”。

所谓“弱者的武器”，指的是在真刀真枪的战争中，战败的一方不能直接承认失败了，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最好的借口就是：对方之所以战胜，不是因为实力强，而是使用了阴谋。

由于阿拉伯人把以色列当作头号敌人，所有的阴谋论最终都指向了以色列。

只是，在阴谋论过后，人们还得继续面对现实。巴勒斯坦的难民们仍然住在狭小的铁皮屋里，等待着正义归来的那一天；各个国家仍然在幻想着重新夺回圣地的日子；以色列仍然一方面遭到各种武装分子的威胁，另一方面继续对难民施暴。他们都没有找出解决办法，只能顺着惯性思维，做出应激性反应。僵局何时能破，仍然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