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期间恰逢新冠病毒暴发，泰国到中国的航班全面停飞。被困他国的同胞们一致要求增加航班，一个月后，我们一家终于登上曼谷飞往上海的班机。

一下飞机，我们就被身穿白色防疫服、头戴防毒面具的工作人员引导上了大巴车。听工作人员说，我们将被隔离在一家酒店里，未来二十八天不能外出，而且每天要做三次核酸检测。按规定是一人一间房，由于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防疫办也给了我一些特权，让我跟母亲同住。一日三餐由防疫办统一配送，吃喝拉撒都在房间内。

酒店紧靠机场，每隔十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以前我看见飞机总有一种离开家向外走的冲动，因为它能带我去往我想去的地方，可我现在只想陪在父母身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国字脸医生跟我说，不会走路的站立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重新学会走路，属于我的自由之花才会绽放，而走之前必须学习抬腿和出腿。

正常人走路的节奏是左右左右，但是我的腿部肌肉早就失去了记忆，它根本不听我的使唤。我的脑子下命令说左腿抬抬抬，它就是一动不动，所以我不得不用双手抱住腿往高抬，甚至使出吃奶的力气不停地掰腿。

隔离第一周，我一有空就做抬腿训练，我累的时候就换母亲帮我抬，慢慢地它终于对我有了一丝反应，尽管反应还有些迟钝。

抬腿后就是出腿，出腿我也练了好久。左腿慢慢落在地上，以左腿为支撑腿，再出右腿，可每次我只能走一步，因为左脚根本无法支撑全身的重量，疼得要命。

于是，我给国字脸医生打视频电话，他十分严肃地警告我，马上停止康复训练，等隔离结束再说。

等到隔离结束，我再次回到医院，无论我怎么拼命做康复训练都无法学会走路，换来的却是左腿越来越疼，有时还会引发左半边身体的持续疼痛。

那是一种忽远忽近的疼痛，有时在身体上，有时又远在天边。

一天夜里，当我疼得直抽冷气时，史律师的电话突然打进来：“俞晓冬上诉了。”

瞬间，我的心一咯噔，感觉自己被他拖进了另一个深渊，因为我必须应诉。想来想去，我笑了，何苦呢？他要是认罪服法的话，这个事就翻篇了，但他还要垂死挣扎。

就这样，一个谋杀宿主的寄生虫垂死挣扎地想要再次进入宿主的世界，他躺在地面发霉的牢房里，幻想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我这个宿主需要做的就是把他死死钉在牢房的地面上。

日子过得既快又慢。快，是因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两件事，康复训练和准备二审应诉；慢，是因为左腿疼痛又加剧了。当初医院的人跟我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结果我眼巴巴地等了一百天也没好；人家又说，我伤得比别人严重，可能要等半年，我又眼巴巴等到满六个月；最后他们总结道，你的伤属于少数情况，一年是极限，一年一定能长好，然后我又眼巴巴地等了一年，结果骨头仍然没有愈合。

我还是不能站立和行走。

江南的冬天铺展开来，整座城市浸在阴冷的雾气里。某天，我在枯枝萧索的秦淮河边，看见一个高位截瘫的女人。她蜷在轮椅上，瘦骨嶙峋，双眼无光。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未来的自己。我很悲伤，但没有绝望，我决定换家医院试试。

另外一家骨科医院的医生照旧把我推进了核磁共振检查室，他们一下就发现了问题。

医生说：“你左腿主骨里有一颗钉子阻碍了愈合，甚至把你的骨头都给磨碎了。”

这时我才知道——在过去一年里，我拼命地想要站起来，可我压根就不具备站起来的条件和资本，我只是用强大的意志对抗疼痛不断练习走路。以至于他们在核磁里看到，所有的钉子基本上处于半脱落或即将脱落的状态，断骨严重错位，两个端口已经分开。所以，他们不能理解我每天是怎么练习走路的。

“其实就是一坨肉，里面根本没有骨头支撑，连旁边的一个小钢板也已经快被你折腾断了。”医生推了推眼镜，问我，“我实在想不通，是什么让你忍着剧痛，在没有骨头支撑的情况下练习走路的？”

“就是无知罢了，”我苦笑着摇头，“我真的太想站起来了。”

医生叹了口气：“难道你不疼吗？”

“疼，每天都疼得死去活来，”我攥紧了轮椅扶手，“但我总跟自己说，我必须站起来。”

“幸好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生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

他详细解释着可能的灾难性后果：我可能在某次练习走路的过程中，左腿里面的螺丝突然脱落，钢板可能断裂或者掉下来。骨头本来就已经上下不接了，整条大腿会在一瞬间折掉，就像一根筷子被人拦腰折断，然后血溅当场。到了那个时候，别说保住腿继续走路了，能否活下来都是个未知数。即便活下来，也要高位截肢。

听着这番描述，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我问他：“医生，我还有救吗？”

戴金边眼镜的主治医生大概四十多岁，长得虎背熊腰，说话却是柔声细语。他跟我说：“办法倒是有，但这个方法风险系数极高。”手术方案是把我的左半边身体沿着原来那一长条伤口全部切开，拆掉所有的螺丝和钢板，再把已经磨碎的骨头通通清理掉。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从我的腰部取下一块巴掌大的胯骨，磨碎后提取出骨生长因子，填进左腿，再用钢板和钉子重新加固，最后将伤口缝合。

随着他的描述，我已经感觉到伤口开始疼痛，我问医生：“手术的成功率是多少？”

金边眼镜医生说：“由于情况复杂，我不能保证手术成功，也就是说，手术失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换言之，他们需要切开我的伤口，观察里面的情况，因为他们不知道泰国医生给我用的是什么材料，那些材料有没有生锈或者发生腐变。如果生锈或发生腐变，就必须重新清创。因为我的左腿上有一条巨大的伤口，它从小腿一直向上蜿蜒到腰部，形如喜马拉雅山脉，它跟小创口又不一样，不能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如果发现情况严重，为了保住我的命，他们只能给我快速缝合伤口，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时间填入骨生长因子，甚至没有时间重新加装钢板。

“那不就没戏了吗？连救都不用救了吗？”我问。

金边眼镜医生点点头，说：“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去菜市场买筒子骨，只要是新鲜的骨头，它就有愈合能力，因为骨头里面的神经在动。人的身体也是一样，新鲜的伤口，别看它断了，可它的神经还是活着的，它还是有一定的生长度的。但是你的骨头不一样，它已经断裂一年了，神经已经失去了生长度，重新粘在一起，能不能连成一根完整的骨头是一个未知数。”

那天下午，温柔的金边眼镜医生用最温柔的南京话，向我描绘着可怕又不可预知的情况，听得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最后，他将做不做手术的选择权交给我。

我没有立刻下决定，说：“我回家考虑考虑。”

回家的路上，我和母亲被大街上的人群吸引了。大家虽然戴着口罩，但难掩欢乐与祥和。父亲说，好久没见过这番光景了。我才意识到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人们欢天喜地地跨年，而我却只能坐在车里看，无法参与其中。街上的人和车越来越多，有些地段甚至排起长队，热闹的气氛随着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弥漫开来，可惜这份热闹与我无关。

路过国字脸医生所在的私立医院时，我跟母亲说：“如果他们早点发现问题，那我可能还有救。”

母亲却说：“一切要往前看。”

我窝在母亲的怀里，没有一丝力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阴冷城市里，大雾弥漫着。忽然之间，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连导航也救不了我们。车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绿巨人从广告牌里跳出来，突然伸出巨大的手把我拉出车子，最后扯下我的双腿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我一天不签字，一天就上不了手术台，不上手术台就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即便不能正常走路，我也可以用轮椅代步，至少我还是完整的自己。可一旦签了字，我就会被送进封闭的手术室，我不知道要面临什么，但十有八九会被绿巨人扯下双腿，最后高位截肢。

春节前，亲朋好友都过来看我。我坐在轮椅上陪他们吃饭、打牌，他们见我把轮椅耍得团团转，就不建议我手术，一是因为风险极大，二是因为现在医学发达，指不定未来有一天就会出现更先进的技术。

晚上我又做梦了，我梦见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子在风中跳舞，我还梦见我的轮椅长出了机械翅膀，它带我飞上云端。梦醒以后我就失眠了，我盯着轮椅看了一遍又一遍，看起来我似乎得到一种自由，但是我知道这种自由它不是长久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骨头的问题，就算不面对它，它也一直存在。其实，我还是有野心的，我一直想着未来有一天我不但能真正地站起来，还能继续拥有自己的事业，东山再起。

纠结了大概一周时间，我才同意签字。手术定在春节前，南京史无前例地下了一场大雪。我住的病房有一个巨大的落地窗，我站在落地窗前，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异时空。窗外下着鹅毛大雪，所有事物全都顶着雪，人类藏在厚厚的羽绒服里，颤颤巍巍地走在雪地上，仿佛一只只毛茸茸的北极熊穿越北冰洋来到了南京。我在开着暖风的病房里，穿了一身单薄的条纹病号服，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外面在过一个世界，病房里面在过另一个世界，只有进医院探望的家属才可以在两个世界中自由穿梭。而我就像被封印在这个世界一样，无法自由出入，也无法自由行走。我似乎失去了所有感知能力，感受不到雪，感受不到那种寒冷，感受不到真正的冬天。我活在一个被空调罩着的罐子里，既荒诞又绝望。

手术前，主刀大夫问我：“你在泰国乌汶的医院做手术时，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钢板和钢钉？我们需要知道准确的型号，才可以给你准备相对应的手术方案和工具。”

我提供不了，于是托人前往乌汶当地的医院去问。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保存完整的病案手术记录，所以没有给出准确的回复。

无法获悉钢板和钢钉的型号，也就意味着不符合医院的手术规定。因为我的皮肉一旦被手术刀划开，如果发现钢板和钢钉是我国没有用过的，或者是他们没有见过的，而医院里又没有取下钢板和钢钉的配套工具，那就只能再把我的伤口缝合回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可逆的伤害。

住院前，我对手术充满着恐惧，但住院后，我却无比渴望手术，希望它能给我带来转变，让我重新站起来。

主刀大夫也希望我不要囿于过去，他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做了一个大胆又冒险的手术方案——就是在不清楚我身体里面植入的钢板和钢钉型号的情况下，直接开始手术。为此，他把整个医院里所有的手术拆装零件的设备和工具，全部都运到了手术室里。同时，他也做了大量调研，根据国内外的历史病例，准备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和尽量全的配套工具。

手术前，主刀大夫跟我说：“我已经做好了所有我能做的准备，手术能不能成功，就看天意了，我们一起拼一把。”

相似的手术，在泰国乌汶用时十一个小时，在这里却只用了六个半小时。我的左腿被剖开后，肌肉组织、神经和血管全部暴露出来，就算在无菌的环境也是有风险的，因此主刀医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填入骨生长因子，加固新的钢板和螺丝，然后迅速缝合，相当于帮我把潜在的风险降到最低。

我醒来时，看到金边眼镜医生背着手，和几位护士站在落地窗前看雪。他们来了很久，一直在等我苏醒。

医生扶了扶眼镜跟我说：“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几个主任医生经过商议，决定将加固钢板更换成钛合金材质的。主要是因为钛合金不会生锈，也不会腐变，它可以跟随你一辈子。另外，我们发现你的主骨质量比正常人差，如果后期把外面的钢板和螺丝拆除，一旦遇到强大的外力，骨头可能再次折断，再断就永远接不上了，我们希望用钛合金增强骨头的强韧度，可以保护你一辈子。”

不过，钛合金也有弊端，由于我的左腿创面巨大，肌肉大量坏死，肌腱严重撕裂，甚至连臀部肌肉都已萎缩。医生坦言，像这种开放性的巨大伤口，普通人一生只能承受一次，而我已经承受两次了，早就超过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了。也就是说，装上钛合金容易，想拆除却难比登天。更要命的是，一旦装上钛合金，未来就无法再更换股骨头假体，因为假体股骨柄必须融合在下面的骨头上，而那个位置已被钛合金占据。所以只能期待医学和科技的发展，人类将来能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案。

我问他：“为什么要更换股骨头假体？”

医生解释，我的股骨头在坠崖时已经彻底摔断，在泰国乌汶的手术中，主刀大夫给我打了三根钢钉，把股骨头接上了。但由于当时的手术程度复杂而烦琐，而且我处于濒死状态，再加上泰国边境的医疗条件有限，主刀大夫在手术过程中出现重大医疗事故——三根钢钉插进股骨头的断面，但其中一根钢钉由于力度过大，直接击穿了股骨头的头部，换言之，就是股骨头的滑膜被击穿，导致软骨损伤，股骨头濒临坏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髋关节一直疼痛，发力困难，无法正常行走的核心原因。股骨头是个支点，乌汶的手术失误会导致我的股骨头使用寿命减少，逐步坏死。一旦坏死，就要更换假体。

我对此感到震惊，也心疼我的股骨头，但转念一想，在当时那种危急关头，我能活下来已是万幸，又怎能去苛求手术的精准度呢？

医生告诉我，从我身体里取出来的所有钢钉和钢板，都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用的材质。而我在泰国乌汶做手术是2019年，这意味着，泰国边境的医疗水平落后于我国约六十年。

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泰国的医院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把我救活，已经堪称医学奇迹。虽然他们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了医疗事故，钢钉击穿股骨头滑膜，导致我的股骨头受损，但是在那样的医疗条件和背景下，他们已然竭尽全力了。因此，我心里并没有生出怨恨，反而是坦然地接受，并且感恩他们在第一时间全力抢救了我。

遗憾肯定是有的。如果我的股骨头滑膜没有被击穿，或许我能少受些罪，也能早一点站起来。但是转念一想，人生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完美，所以我又能坦然接受这些事情。这些经历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引发了我的很多思考。

术后躺在病床上看雪时，我不禁从泰国边境的医疗想到了他们的治安和刑侦技术。他们第一时间抓捕俞晓冬时，居然没有没收他的随身物品和电子产品，反而把他的手机和证件都交给了他母亲陆慧芳，还让母子俩在囚车内独处交流，这才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闹剧。当时，我感到愤怒且不能理解。

但是在手术后，听金边眼镜医生说那些钢钉钢板落后于我国六十年，我突然释怀了。是的，我不该苛责他们。即便各项技术落后，但是他们却很淳朴。像我这样的坠崖案，在泰国边境乌汶前所未有，他们没有应对措施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他们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关爱和善意。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早就死了。

如果我真的死了，以乌汶的刑侦水平，绝对不会有人怀疑这是一个谋杀案件，那我就是一具来历不明的尸体。他们捡到我的尸体后，甚至不可能去做先进的DNA比对，比对也比对不出我来自何处，因为普通国外游客信息并不在库。

这么一想，我彻底释怀了。我要感谢所有的主治医生，他们给我做的这些手术、翻修和订正，已经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能够达到的极限了，我不能再去奢求更多。其实，我遇到的每一位医生，白大褂、国字脸医生，包括金边眼镜医生，他们对我的每一轮手术和翻修，在当时那个条件下都是成功的，已是我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了。

落地窗外的雪渐渐停了，积雪开始消融。给我换药的护士说：“雪一化，春天就来了。”可我的骨头似乎并不急着迎接春天。

术后复查显示，骨愈合异常缓慢，金边眼镜医生也束手无策。几个专家联合会诊后，要求我卧床六个月。医生还特意叮嘱我：一步都不能下地，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躺在特制的病床上，我像个饱经风霜的老病号。卧床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毕竟坠崖之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但这次与以往不同——以前是浑浑噩噩、惶惶不安，不知未来会怎样；而这次，只要熬过这六个月，我就能真正站起来。

我满怀希望地迎接这个春天，甚至和这张特制病床结下深厚的情谊。有天夜里，我梦见特制病床拥有了防弹坦克和潜水艇两种形态，我驾驶着它穿越枪林弹雨，在马里亚纳海沟里深潜。我看见子弹在床外带着风声划过，还看见五颜六色的鱼群在大洋深处自由地穿梭。虽然身体囿于病床，但我的思绪却能穿透所有介质，抵达宇宙任何角落。

人一旦有了盼头，看什么都顺眼起来，就连因卧床带来的羞耻感和卑微感也渐渐淡去。我仿佛在用行动告诉父母：你们再照顾我半年，我就能守护你们的后半生。尽管我知道父母对我的爱是无私的，他们从未想过获得什么回报。于是，我大声跟父母提出我的要求，我说我要擦澡，我要喝酸奶，甚至后半夜叫醒父亲说，我想吃榴梿。

我满怀希望地过了两个月，骨头却迟迟不见生长，依旧没有骨愈合的迹象。金边眼镜医生每天都来查房，总是说：“再等等，我们一起再等等。”等待最是煎熬。渐渐地，我不再做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象中的防弹坦克也蒙上了灰尘，上面挂满了蜘蛛网。羞耻感像梅雨时节的玄武湖水，悄无声息地上涨，不知何时就会决堤。我不再提擦澡、喝酸奶和吃水果的要求了，不是不敢说，而是羞于启齿。

某个深夜，我在梦中去了平行世界：坐在智能马桶上，我撒出人生中最舒展最畅快的一泡尿；我泡在浴缸里，仿佛一条鱼在深海里自由潜行；我带着儿子在别墅前的草地上摸爬滚打，我的鞋上装着能够喷气的车轮，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有时，希望就像黑暗中的一团天光。天光亮起，又被磨灭；再度亮起，再次被磨灭。它起起伏伏，最终越来越暗。就像从空中坠落，慢慢地，我又落到了谷底，心里也被掏空了。我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吃得越来越少，睡得越来越多，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废物，只比一具尸体多了一口气。

以前，我以为人只有死后才会下地狱，后来才发现，地狱也可能存在于人间，人不用死就能体验到地狱般生不如死的生活。我曾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热爱工作、喜欢创造的人，像一只自由翱翔的鸟儿，尽情探索着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一场坠崖改变了一切——我失去了站立、行走、奔跑的能力，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完成。就连下楼晒会儿太阳，也需要父母合力把我抬起来，一番被动穿戴后被推出门。以前如此简单的事情，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是活动的极限了。这种无望的人生，这种被困在躯壳里的生活，让自由的灵魂备受煎熬，比死亡更令人窒息。

身体健康时，我可以饿了就吃，渴了就喝，但对卧床瘫痪的我来说，这却成了奢望。有天夜里，我迷迷糊糊感到饥饿，意识逐渐清醒，饿意也越发强烈。我的手臂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食物。床边不远，视线所及的桌上放着一包苏打饼干。我用尽了各种办法，却始终够不到饼干。我实在不忍心叫醒父母，他们长期操劳，睡眠质量本就不好，大半夜被叫醒后，恐怕很难再次入睡。就这样，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包饼干，泪水先是无声滑落，继而化作失声痛哭。那一刻，身体的饥饿、无能为力的悲哀、自卑与无望交织在一起，内心无限悲凉。

就在我心力交瘁，对未来深感绝望之际，一则更残酷的消息如惊雷般劈下，将我原本就千疮百孔的生活劈得更加支离破碎。

2021年4月29日晚上，泰国代理律师史律师打电话告诉我：“二审改判了，俞晓冬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

史律师话音未落，我的泪水已经止不住地往下掉。这个消息如同黑洞，将我最后一丝生气也吞噬殆尽。

救护车的警报灯照得病房窗外的树叶幽幽泛蓝，它在“呜哇呜哇”叫着，而我在哭。

父亲从我颤抖的手中接过电话，史律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判决结果只是口头宣布，并不知道具体改判原因，等法院正式的判决文书下来才能确定。”

史律师推测，可能二审的中级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不构成蓄意杀人罪，所以从无期减到了十年有期。

父母强忍悲痛安慰我，等拿到正式判决书，我们看看判决书上俞晓冬到底提供了什么关键证据，到时候我们可以逐条反驳。父母的话给我续了一口气，我又靠着这口气艰难地支撑了一个月。

2021年5月25日，我从手机上看到了判决书，但是判决书上只有冰冷的改判结果，将俞晓冬的罪名从“蓄意杀人未遂”改为“无预谋杀人”，却没有给出改判理由。

从一审到二审，俞晓冬一直没有承认犯罪事实，坚持无罪辩护。而泰国有一项法律是专门针对无罪辩护的，如果认罪服法，就能减轻一半的刑罚，以此鼓励那些认罪态度良好的嫌疑人；但如果嫌疑人拒不认罪，并且被法院认定犯罪事实存在，是要重判的，以此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蹊跷的是，俞晓冬的律师团队并未提交任何补充证据，法院却在这种情况下改判，文书上也没有给任何理由，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二审没有开庭，只是书面审理，所有交锋局限在双方律师的文书来往。我和律师团队原本认为，俞晓冬的犯罪事实已经非常清晰，二审很大概率会维持一审的宣判，所以一直期待结果早一点下来。没想到却等来了这样的宣判。从出事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仿佛一切重新回到了原点，前面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白费了，我又要重新去打这场官司。我给代理律师打了律师费，让他们准备材料上诉。

此刻的我心神不宁，已无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执意要出院，谁劝也没用。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开进我家小区，医护人员把我抬上楼。

一天夜里，小区突然着火，父母匆忙起床去查看情况。我听见楼道里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夹杂着慌乱的脚步声。在混乱中，我听到父母说：“是楼下的电瓶车电池老化，充电时自燃了。等大家发现时，火势已经迅速蔓延开来。”

我迷糊中醒来时，看到火光已经包围了我们家窗户，空气中弥漫着大火烧焦的刺鼻味道，浓烟滚滚，倒灌进我们的房间。外面火势凶猛，火海似乎要将整个世界吞灭，这种骇人的场面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本能的恐惧让我立刻想要逃生。父母一边叮嘱我赶紧穿好外套，一边商量是往楼顶上跑，还是往楼下冲。

那一瞬间，我坐在床上，无比清醒。我们住的老小区车多路窄，消防车根本开不进来，只能开到大门口拉管子。此时火势越来越猛，逃生时楼道里必定乱作一团——即便是年轻的健全人也可能被推倒踩踏，何况年迈的父母还要背着我逃生？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想到这里，我停下了系外套扣子的手。我非常害怕，内心充满了恐惧，但我更清楚：父母如果不带上我，是有机会逃出去的，带着我基本没有可能冲出去。

那一瞬间，我静静地望着门口，深深的无力感席卷全身。

本以为自己度过了最黑暗的坠崖抢救时光，剩下的都是好日子，如人们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想到又要经历生死考验，又要经历同样的恐惧，我不禁问：为什么要我再次经历这些？没有答案。

我决心留在这里，不逃生，平静地接受一切。

在我做决定的时间里，我的父母并没有催促我，也没有背我逃生，而是扛起家里的水桶参与救火。在一众邻居和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大火终于熄灭，虚惊一场。

我瘫坐在床头，长舒了一口气。刚才百般纠结，方才那短短几分钟的抉择，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漫长到我几乎没有在意父母在说什么、做什么。我的眼里只有那火光、浓烟，时间仿佛静止了，所有的感受和恐惧都被放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静地思考和决定自己的生与死。

后半夜，参与救火的父母已经疲惫不堪，沉沉睡去。而我却辗转难眠，内心久久不能平复。无法走路，就意味着没有希望，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日子，真的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

我有时候会想，即便俞晓冬犯下滔天罪行，也只不过是坐牢而已。坐牢只是失去人身自由，至少身体还是健康的，行动还是自如的。未来总有刑期结束的一天，还是存有盼头和希望的。而我呢？虽然没有坐牢，却被束缚在床上和轮椅上，这和坐牢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身体的疼痛，更可怕的是，未来没有盼头，更没有希望，不知何时才是尽头。这种折磨让我越来越痛苦，身体的疼痛加上人生的挫败感，正在一点点消磨我活下去的勇气。生不能好好生，死又没死掉，我只能在生与死之间，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夜。

自从二审判决文书下来，连续几天，我吃不下也睡不着，重新拼起来的完整身体好像又散架了。我高烧不退，而且出现了并发症，不得不再次回到医院。

金边眼镜医生看着检查报告，说我的病是心病，是巨大的情绪打击引发的连锁反应。他给我开了长长的处方单子：有稳定情绪的药，有提高免疫力的药，也有消炎的药……装了满满两大口袋。

可是，药喝进去又吐出来，吃什么吐什么，身体开始罢工。我一天比一天不爱说话，大部分时间也无法思考，精神状态比我在悬崖底下还糟糕。尽管崖下的我一动也不能动，但我还想活下去，我还有遗憾和梦想，可现在的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一切对我都是浮云。

我的律师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制订上诉方案，写上诉状。至于上诉后的事情，我没想过，也不敢想。

父母已经年纪大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二审的判决结果。有时候，我真担心他们会因为我的事而倒下。

据传中国古代有一种特别残酷的刑罚，叫水刑。犯人的头被固定，头顶上面悬着一个水桶，桶底凿了一个小眼，让水慢慢滴在犯人的头顶上。一开始，犯人并没有什么感觉，慢慢地犯人觉得水滴越来越重，直到头部溃烂，水滴开始穿透犯人的头骨，犯人因疼痛难忍而死。我想我也在承受着这样的刑罚，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打击，一滴又一滴的水砸在我的头上，虽然我曾是个有强大精神力的商人，但自从被丈夫推落悬崖到在医院的惊魂九日到法院公诉，再到没有飞机愿意把我送回祖国，还有回国后找不到医院，再到失去陪伴我五个多月的宝宝，再到一审、二审，发现左大腿的医疗事故，手术后骨头未如愿生长……我的头顶早已禁不住水滴的重量，仿佛每一滴水都有千斤之重，每一滴水都足以把我砸进深渊。

我的意志是在一滴又一滴的水落下时被一层一层消磨的，让我进入抑郁的导火索是收到二审判决文书，而接下来的重大事件让我进入了深度抑郁。我的三家公司在疫情期间先后倒闭，坠崖之后，住院和手术的费用加到一起花掉了数百万，而我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公司里，也就是说公司倒闭后，我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而且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然而，我的律师团队不知道我已经破产了，他们继续向我要钱，跨国案件，各种取证、翻译、公证、差旅费用极其庞杂。说白了就是，不拿钱他们就无法继续帮我上诉。

朋友和父母劝我放弃上诉，可我对他们所有人，说不。我开始筹钱，可是房子卖不掉，借钱借不到。仿佛就是在一夜间，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刚开始，我还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况不大对劲，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没有正义，更没有公平，为什么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得不到罪有应得的审判呢？后来，我觉得这个世界的黑暗汇聚成一片黑云，黑云压顶，而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孤立无援。我的身体早就陷到了谷底，现在又陷入沼泽，身体在泥土中不断下陷，离地面越来越远，被人活埋。

再后来，我的思维开始变得混乱。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是我连累了父母，也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如果没有我，他们一定是无忧无虑的，没事就出去旅游，再学个广场舞，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可又无比充实。我觉得有罪的人是我，我应该受到惩罚。

躺在床上，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奔什么呢？我图什么呢？既然命运想要把我弄死，我为什么还要苦苦挣扎呢？

我的耳边总是传来一个声音：是时候结束一切了。

好！那就结束吧！我不挣扎了，我不想挣扎了。官司我不打了，我不想打了，我想一走了之。因为不能下床，浑身上下只有胳膊能动，我就跟疯了一样，用两个胳膊疯狂地挥舞，疯狂地捶胸，疯狂地号叫，为什么要这样判？为什么？！

以前，我并不知道一个成年人的情绪往往就是在一瞬间崩溃的。我刷到过一个视频，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独自在小酒馆喝酒，喝着喝着突然他就哭了，哭得山崩地裂，整个酒馆的人都在看他，他却浑然不觉，在自己的世界里继续哭着。当时，我认为男人不该这样脆弱，现在真的遇到事了，才能理解他的情绪。

哭，只为了喘一口气。

父母天天劝我，怎么劝也没用。他们做各种各样的饭菜，我一口都不吃。我为什么要吃饭，我为什么要睡觉，都发生这种事情了，我吃什么饭，我睡什么觉，我都不打算活了，我吃什么饭啊？

我开始写遗书，我要把身后事料理好。数了数能给父母留下养老的东西似乎不多了，只剩下了南京和江阴的房子。我还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买过一套公寓，另外一套则是留给从未谋面的孩子的。我在遗嘱里这样写：待疫情一过，委托朋友卖掉房产，一切所得归父母所有。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人一老啊，房子和钱对他们来说并非刚需，他们往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关注和陪伴。于是，我的脑袋里不停检索着我的朋友，看看有谁可以帮我照顾父母。

数了一圈，倒是有两个，一个是发小，一个是武元。于是我在遗嘱里写道，希望他们帮我照顾我的父母，当然他们每个月会拿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他们很不公平，可谁让他们是我的伟大朋友呢？这辈子欠你们的，下辈子一定加倍偿还。

搞定了身后事，我开始犯难以什么方式走。以我的身体情况，不能跳楼，也不能上吊。

窗外的风吹进卧室，带来了江水的暖意，我知道夏天要来了。风还带来一种鱼腥味，于是我想到了毒药，但我也不能去买，因为所有的快递都要过父母的手。老人家都有个习惯，快递盒帮你拆一拆，然后把纸箱什么的踩一踩，堆起来卖钱。

既然毒药不行，那就吃安眠药吧，父母都知道我总是失眠，失眠吃安眠药片，这个理由符合逻辑。

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就连进入平行世界看到我的儿子也高兴不起来。但凡事都有例外，只要每天能从父母手上拿到一到两片安眠药片，我就会亢奋至极。睡前，父母看着我吞下药片后才离开我的卧室。他们一走，我就吐出舌头下的药片，藏在药瓶里。

药片攒了半个月，才达到传说中的致死量。据说白酒加药会提升药劲，我就想办法偷了父亲的半瓶白酒藏在枕头下面。夜晚来临，我将遗书和所有的证件装进收纳盒，一切准备就绪后，心满意足地张开嘴，将所有药片倒进嘴里，就着白酒咽了下去。

我听见父母在客厅泡脚，母亲轻声哭泣，她说：“我想为女儿做点什么，却无能为力。”父亲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我不配做父亲，连女儿我都保护不了。”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洗完脚，轻手轻脚地收拾后上了床，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他们的动作。

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着，和坠崖后的每一次充满希冀的等待都不同，这次我心甘情愿地等待着死亡。我感觉有一种东西正悄悄离开我，它无色无味无形无体，慢慢向外扩散。我脑子里面开始自动跳出画面，这种濒死的感觉我曾在悬崖下面体验过，于是，我第二次以第三视角看着我的人生轨迹。

如果说第一次观看自己的人生画面时我是不甘的，甚至是不舍的，那这一次我是痛苦的，我不愿意看，更不愿意听。闭上眼睛，画面仍然继续，仿佛在黑暗的电影院看电影。我想快点结束这个流程，可画面的每一帧被拉长：梅花糕太甜了，甜得让我感到苦；汽水太冰了，冰得我透心凉；漫天的飞絮灌进我的鼻子，我咳出血……画面中出现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他爱我，我也喜欢他，可他没有事业心，我只好分手。我看见他痛苦地站在街上，仿佛一个迷路的孩子。所有画面都是悲凉的，自带的背景音乐是唢呐，不知谁在吹，但吹得婉转悲切，像是在为我送行。

十来分钟的电影，把我的人生全部过了一遍，我只是单纯地期盼早点散场，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痛苦的场面。我的意念像硫酸一样腐蚀着那些画面，慢慢地，有光在我眼前晃动，光越来越亮，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用手捂着眼睛，顺着指缝朝外看着，我被我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我猛然惊觉，自己竟又回到了帕登国家公园的悬崖边——双脚悬空，飘浮在虚空中。而崖底，另外一个我正仰面躺着，直勾勾地看着我。

崖下的我：我们又见面了。

我没有回她的话。

崖下的我问：你死了？

我点点头。

崖下的我抬起眼皮朝悬崖上看去，俞晓冬站在悬崖上，冷风拂面，他依旧在笑。突然间，时空发生了扭曲，我们俩都被卷入了时空裂缝，来到了一个阳光刺眼的世界。

我发现自己悬浮在半空，脚下是草地，尽头是豪华的别墅。

崖下的我问：这是哪儿？

我说：是平行世界。

崖下的我发现自己也飘在空中，不解地问：我们都死了？

我说：好像是。

我和崖下的我在平行世界里飘荡。我们发现平行世界的“我”不但上了电视，还出版了自传。泰国的生意依旧红火，俞晓冬容光焕发，时常陪着“我”去见客户。

崖下的我忽然笑了：我怎么可能跟俞晓冬复合？

我说：这里是平行世界。

崖下的我摇摇头，说：我明白了。

我问：你明白什么了？

崖下的我指着平行世界那个光鲜亮丽的“我”，说：她是我，也不是我。

我问：为什么不是你？

崖下的我说：之所以说她不是我，是因为她活成了世俗眼中的完美模板——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这种完美，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我问：那为什么又是你？

崖下的我轻声说：你不记得了吗？曾经的你，不就是执着于要活成所有人羡慕的样子？那时的你走到哪里都被众星捧月，你以为自己活成了所有女人想要活成的样子。

我说：可我要死了。

崖下的我：可我还想活着。

我说：你活下来也会变成我，也会想死。

崖下的我问：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活着？我想活着，而未来的我却想死？

我说：我不知道。

崖下的我：我也不知道。可老天既然让我活下来，一定希望我做点什么。

我摇摇头：我就一个废物，还能做什么？

崖下的我：我们一定有价值的！

我问：什么价值？

崖下的我问：你能忍受蚀骨的剧痛吗？你浑身上下所有的骨头，断的断，碎的碎，你的身体里面全是钢板和钢钉，你能忍受吗？

我说：我能。

崖下的我：你能接受赤身裸体躺在病床上，身上只盖一张床单，清创时人来人往被围观吗？

我说：我能。

崖下的我：在别人眼里，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残废，一个被丈夫抛弃甚至被谋杀的女人，别人都看不起你，不待见你，都远远地躲着你，你的自尊心能承受吗？

我说：我能。

崖下的我：以前你是高高在上的老板，你是被众星捧月的女强人，现在你变成了一个废物，连拿外卖的能力都没有，30岁了还要父母伺候，这种耻辱感你能承受吗？

我说：我能。

崖下的我：为了活下来，你吃药毒死了五个半月的宝宝，他生出来的时候不会哭不会叫，直接让人丢进了医用垃圾袋，从而阴阳两隔，你能承受吗？

我一边哭，一边说：我能。

崖下的我：没钱打官司，你为什么不能去赚钱？

我犹豫了。

崖下的我：赚钱对于我们来说有那么难吗？

我还是没有说话。

崖下的我：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孩子带回来，再给他找个新爸爸？

我：我能。

崖下的我：老天让你活下来，就是让你去手撕“渣男”，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通过你，警醒更多的女性。你能不能打赢官司，从轮椅上站起来，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带去力量？

我：我能。

说完，我一下就怔住了。

从梦里醒来时，墙上的时钟显示凌晨一点十三分，分针仿佛变了形，拖着长长的尾巴，迟迟不肯迈出一步。显然时间变慢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拖着长长的影子。唯一不受影响的是眼泪，眼泪顺着我的眼角快速滑落，仿佛清晨时分从叶子上滑落的露珠。

我试图大喊：“爸，妈，救我！”

但是，我的嘴麻了，根本就张不开，更喊不出来声了，身体也动弹不得。我慢慢挪动右手，右手后面也拖着长长的影子。

我用手拨掉床头柜上的水杯，试图用发出的声响引起父母的注意。后来，世界就黑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