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玛丽·伦诺克斯是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中的小主人公。她的父母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身为社会名流；她出生时，心不在焉的他们便不要她了；她在印度和一群仆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成长的历程很苦涩，无人关爱。若悲剧没有击倒她，没将她连根拔起、把她移植到更为友好的土壤中，她也许会继续过着之前那种生活。

霍乱以最致命的形式暴发，人们正像苍蝇一样死去……玛丽躲在儿童房里，被大家所遗忘。没人想起她，没人需要她，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她一无所知。她一会儿哭上几个小时，一会儿又睡上几个小时。她只知道人们病了，她听到了神秘且吓人的声音。有一次，她悄悄走进餐厅，发现那里空空荡荡，虽然桌上摆了一桌没吃完的饭菜，看着那些椅子和餐盘，好像用餐者突然因故起身，将它们匆忙摆回了原位。孩子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又喝了几乎一满杯的酒。酒很甜，她不知道这酒有多烈。不一会儿，她就醉得厉害了，后来，因为害怕在小屋里听到的哭声以及匆忙的脚步声，她回到了儿童房，把自己关在了里面。酒让她困意十足，她几乎没办法让眼睛睁着，然后她躺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了意识。

醒来时她躺着盯着墙壁。房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以前从来不知道这房子可以如此安静。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或脚步声，好奇是否所有感染了霍乱的人都康复了，所有的麻烦都结束了。她还想知道，如今奶妈已经死了，到底谁会照顾她。也许会有一个新的奶妈，她也许知道一些新的故事……周围的噪声和忙乱，以及因霍乱而起的哭声吓坏了她；她生气了，因为似乎没人记得她还活着。人人都过于惊慌失措，忘掉了一个不讨人欢心的小女孩。人感染霍乱时，似乎只记得自己。但如果他们再次恢复健康，肯定有人记得她并且会来找她。

但没有人来；她躺在那里等着，房里似乎愈发沉默……正是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玛丽发现自己父母都不在了；他们早就过世了，早就在晚上被抬走了；而且，少数还没死的当地仆人也已尽快离开了这座房子，甚至没人记得还有个小姐在房里。

我偶尔会过度关注小孩的人身安全问题，它充斥于任何有关怀孕、分娩和出生头几年的讨论中。从受孕的那一刻起，我女儿就受到了处方的青睐，并卷入各种争论之中：酒精含量，无烟区，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将来的乳制品与麸质过敏，室温以及睡姿，疫苗接种的时间安排与维生素。事实上，甚至在受孕之前，我女儿便已是如此，当时人们极力劝我，为了宝宝的将来，我得清洁和用力擦洗自己的身体，将我的身体由人们臆想中的藏污纳垢之地变成神殿。我发觉这种清教徒式的行为有些让人不快，仿佛这些黑暗的想法已走投无路了。有人说得给宝宝接触过的一切物品消毒。将物品放入沸水中至少十分钟，或将其放入消毒液里半小时，后用沸水冲洗，这两种方法均可。这些做法对环境有何影响却均被置之不理。首要任务是让宝宝、家中以及自己一直处于无菌环境中。细菌与有害物无处不在。我无意间听到人们聊起让橡胶奶嘴免受细菌侵害有多困难，毕竟奶嘴从蒸煮锅到宝宝嘴巴的过程中满是危险。虽然你眼睛看不见，但很明显，数以千计的细菌—或是E.内斯比特口中的德国人[E.内斯比特（E.Nesbit，1858—1924），原名为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英国儿童故事作家，诗人，小说家，善于刻画儿童性格，描写家庭生活，真切动人。她以E.内斯比特为笔名，创作了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此处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细菌“germ”加上通常表示人的词缀“-an”，变成了德国人“German”。]—只需几秒钟的工夫便会出现在奶嘴上。在超市里，我看见了一些装着婴儿食物的小罐子，它们像是加工过的、变了质的、罐装的爱。经过真空包装和消毒处理的其实是爱。超市提供了充满浓郁香味的密封袋，以便用完后商品好处理。在这个受到污染的世界，爱与爱之间无法建立联系。

玛丽·伦诺克斯之所以被消毒，似乎是因为她缺乏爱。她的朋友迪肯让她去透透气，去外面看看万物生长，去弄脏自己。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强烈反对洁净的声明，该文章暗示，未接触过细菌的小孩实际上在细菌面前更脆弱。这文章压根就算不上强烈反对。它只是将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它力劝人们在污垢中创造洁净，最终的目的不是消除污垢，而是将其纳入无菌环境之中，转换为无菌物质。糟糕的污垢、肮脏的污垢存在于爱的边缘地带。它表明关爱遭到忽略，未起作用，不够充分。如今看来，对污垢采取过度的防范措施，其实暗示着我们已靠近了这些边缘地带。拥有有益的“污垢”，实际上表明你的关怀与爱护要更胜一筹，它们无所畏惧、灵活多变、言行纯粹，且远离仇恨。

20世纪40年代，有一位名叫D.W.温尼科特[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1896—1971），英国著名儿科专家与精神分析学家，曾撰写大量著作，阐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滋养或阻碍孩子发展，亦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广播节目中帮助成千上万的父母，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情绪。]的古怪却可敬的儿科医师兼心理分析学家，他有过一个著名论断：所有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厌恶自己的宝宝。他的意思是，母亲并非不爱宝宝，只不过她们也厌恶宝宝。“称职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厌恶的投影，通过消毒，她消除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和猛烈且别扭的情绪，并将自己想要放弃的冲动保存在真空密封的小罐子内。温尼科特还补充道：“在宝宝有能力意识到母亲厌恶他之前，母亲便已厌恶宝宝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因觉得残忍或后悔而颤抖不已。温尼科特还认为根本不存在宝宝这种东西。宝宝仅作为母亲的一部分而存在。宝宝没有个性，无法独立存在，既然如此，除了你自己，你还能去爱或恨什么呢？弗洛伊德则更为传统，他写道：“在（母亲生的）孩子身上，母亲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面对自己时如同对待某个与自己无关的客体，出于自恋，她们会给予这种物体完全的客体之爱。”下列情形在孕妇文化中的确比比皆是：很难优先考虑母亲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很片面，它孤独地幻想着带有花边的摇篮、雪白的小衣服、天使般的婴儿床、星星徽章和泰迪熊。就像一个青少年在自己那贴满海报的房间梦见了流行明星那样，一位初为人母者的爱存在于脑海之中，也存在于她用物质投入换来的华服之中。我从这种服饰的演变中看见了在未来某个时刻扭转局面的希望：在超市的下一个走道里，带有头盔、武器和锥形胸部的物品取代了天使和泰迪熊；含有添加剂而难以辨认的包装袋里装满了看似小型交通事故或小规模爆炸的物品，取代了那些小巧的完美罐子。那个无关的客体显然得到了他应得的。

面对这种彰显出我对女儿感情的强烈对比，我本不该惊讶，却还是吃了一惊。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这辈子为爱所困。我的这些爱首先遵守了家族叙事的惯例，后又遵从了浪漫主义习俗。我从未试图去改写这些规则。我曾与它们的步调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可这份全新的爱明显由我负责。每当想到自己的孩子，我都会突然渴望为自己过去所有的无能为力做出补偿，用我希望别人爱我的方式去爱：满怀仁慈、彻彻底底、明明白白。眼下她对这份爱的体验还相当可疑与模糊。我希望把它记下来，放进抽屉里留给她，仿佛它是某种产权、契约书，如此一来，若我有不测、来不及向她解释我有多爱她，她至少还留有某种证据，某份遗产。几乎从一开始便很有必要去向她解释，并非因为她太小，无法理解她被人爱着，而是因为这份爱本身，或者至少是我对这份爱的经营，在初期遭遇了一些困难，鉴于这份爱由我负责，我觉得有必要做些说明。

女儿六周大时，某天早上我独自在家，试图让她入睡。我异常疲惫。前一晚充斥着激烈的言辞、超现实冒险和有关忍耐的惊人壮举，黎明已经到来，如同一场宿醉。她和我已好几小时未眠。十小时内，这也许是我第二十次喂她，并将她放入摇篮。我可没指望一下能休息多久：我只想要属于自己的几分钟时间，整理一下那张乱糟糟的脸，在镜子前大声说话，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此刻，我不是只想让她睡觉。她必须睡觉，不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处境突然变得合乎情理起来，非常绝望，且不容置喙。我把她稳稳放入摇篮，然后抽身去了卫生间并关上了门。很长一段时间内屋里没有任何声响，这让人既庆幸又害怕。这段时间由我来做主，同时也有如下可能：她的需求不会屈服于我的；她继续存在，让我失去耐心，让我无法去爱，让我无力拥有她。然后，她在隔壁哭了起来。我大叫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在叫些什么，大概是太不公平，显然不可理喻之类的话，就因为我想要属于自己的五分钟。睡觉去！我一边叫，一边站在她的摇篮前。我之所以大叫，不是因为我觉得她也许会听我的话，而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特别想把她扔到窗外。她异常惊恐地看着我。这是她这辈子头一次坦诚地带着情绪看我。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她终于睡了，静静地，乖乖地，同时谢绝了我的帮助。她从我身旁撤离，让我倍感羞愧；睡眠如此让人渴望，却也难以忍受。我想叫醒她，给她我的爱。由于她安静地一动不动，我的爱再次变得完美，而她甚至都没有醒过来看一眼。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电话旁抽噎了起来。我朝她吼了，我忏悔道。最终，我向好几个人忏悔了我的行为，可他们都未给予我期待中的那种宽恕。他们说，天啊，宝贝真可怜。他们说的不是我。他们又说，别担心，我猜她会忘掉的。我明白，我只能靠自己来消化我那些过激情绪，我已经失去了爱的庇护。作为母亲，我无法得到他人的谅解。我意识到，这便是所谓的负责任。

久而久之，我越来越受“没人爱的孩子”这个想法的折磨。一听到遗弃和虐童的故事，我就很揪心。我会因有关孤儿、难民和战时儿童的新闻照片哭泣。一档每周专注报道需要手术的儿童的电视节目会让我疯狂地用指甲抓沙发。我的同情心，我那笼统的恻隐之心已浓缩成一个伤口，一块因知情和有能力伤害他人而产生的暗疮。我意识到，在爱里，我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是施害者；我认为自己很无辜，也相信我所谓的争执是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我看来，爱如同国家利益，人们对它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信念只是为了掩饰我对于自己可能没人爱的那种恐惧。在街上，我看见一位衣着光鲜的女子正呵斥一个难民，后者怀里抱着一个用一捆布裹起来的婴孩。你们靠的是政府施舍！那女子口齿清晰，说得缓慢且残忍。她的声音大而尖锐，因教养和愤怒而颤抖着。她希望别人能充分理解她。我痛恨她，然后堂而皇之给了那难民一些钱，只是为了侮辱她。在我看来，那女人似乎充满毫无爱心的人才有的那种自信，他们拥有一种拒绝别人的神秘能力，能把自身的无能作为武器去对付他人。稍晚回家时，那个难民又纠缠起我来，我有些困惑地打她身边走过。仿佛我突然意识到的不是去爱，而是爱的缺乏。事实上，我并没有变得更有爱、更慷慨，或更宽容。我只是变得更加害怕爱的界限，且更确定这种界限的确存在。

宝宝睡觉时，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奥利维娅·曼宁的《巨大的财富》[奥利维娅·曼宁（Olivia Manning，1908—1980），英国小说家，诗人与评论家，其作品因作家的艺术眼光与生动描写而广受赞赏。《巨大的财富》（The Great Fortune）是奥利维娅·曼宁发表于1960年的一部小说，乃曼宁“战争财富”（Fortunes of War）六部曲的首作，六部曲讲述的都是“二战”对于一群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影响。]，这本小说似乎在跟我对话，这让人有些窘迫。新婚夫妇哈莉特·普林格尔和盖伊·普林格尔去了战时的罗马尼亚，盖伊在那儿的一所大学里做老师。普林格尔夫妇彼此不太了解，可很快他们便了解彼此了。盖伊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他博爱，不太在乎金钱，在社会和政治上有责任心。哈莉特有些内向，挑剔，有鉴别力，自我保护意识强。两人对于婚姻的理解迥异，南辕北辙。盖伊希望爱所有人。哈莉特希望他爱她。盖伊希望爱兼收并蓄，向外看，受众广。哈莉特则希望爱具体，让人崇拜，有保护性。盖伊花了很多时间，却无法给他们弄来一套体面的公寓，只能在咖啡厅跟学生长篇大论，整晚东奔西跑去帮助那些痛苦的年轻女性。哈莉特则长时间板着脸，并变得非常依恋猫咪。最终她遇到了另一个男人，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一天，空袭时他俩正好在一起，并一起躲进附近一个地下室，哈莉特在那里看见了一幅动人的景象：

另外两人在地下室的楼梯上：一位女士和一个小男孩。那位女士坐着，男孩坐在她腿上。她正将孩子的脸紧紧贴在胸前，自己的脸颊则靠着男孩的头顶。她闭着眼睛，哈莉特和查理出现时她也没睁眼。她眼里只有那孩子，热烈而又温柔地拥抱着他，仿佛努力用全身保护他。

哈莉特不愿打扰他们的亲昵，于是转过身去，可眼光还是朝向了他们。两个人被爱包裹着，这一幕让她异常激动，她吸了口气，双眼满是泪水。

她忘掉了查尔斯。他问“怎么了？”时，那稍显古怪的语气冒犯了她。她说“没什么”。他一只手碰了碰她的手肘，她挪了挪身子；可是传来了解除警报的声音，他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了。

地下室外的街道上，他再次问道：“怎么了？”然后尴尬地想要关心她：“你不开心吗？”

“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个。人必须开心吗？”

我们发现，孩童时期的哈莉特没人爱。她的父母不太喜欢她；他们去世后她去投靠一位姑姑，那位姑姑也不太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误以为自己在感情方面无所期待，才促成了她与含蓄的盖伊之间的婚姻，这又导致她余生也认为没人爱自己。她正是被这种感觉，这种无人需要她的感觉所吸引，可她几乎不接受这一事实；正相反，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从盖伊身上探求他的确爱她的证据，并最终与更多愁善感的查尔斯调起情来，查尔斯爱她，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了这一点。这些坦白让哈莉特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争取到查尔斯的爱以后，她又与查尔斯保持起了距离，在言行方面皆是如此；她不情不愿，态度模糊地对待查尔斯，就如同她丈夫对待她一样。很明显，她不能自已。到目前为止，她瞥见楼梯上的那位女士和孩子的一幕乃《巨大的财富》中最动人的瞬间，它很短暂，很压抑，不够果断，如同悲剧一般。尽管如此，还是明显可以看出，那便是哈莉特所追逐的爱。对她来说，做母亲是逃离成人的情感迷宫的一条出路。突然间，查尔斯像一只蚊子那样惹恼了她，这是因为他有欲望，他只是个外人，而且他会从男性角度出发，问一些关于开心、幸福的愚蠢问题。她希望两个人相互依偎，不仅身体上纠缠，还能一起保持沉默。她希望自己的孤独最终能够得到缓解，得到救赎。她只能转过身去，“不愿打扰他们的亲昵”。

若父母的爱是一切爱的蓝图，那它也是一种对于自爱的重新演绎、修订和调查。照顾女儿时，我又再次想到了自己的脆弱和与生俱来的无助感。我目睹了自己想不起来的某个存在，早年的我生活在这个白色国度，这个世界里满是奶水、阴影与虚无。我能活下来，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也被人照顾着；可我一再体会着抛弃与缺爱的意象，于是我忍不住去探究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如果我离开宝宝，如果我白天外出，如果她哭的时候我没抱她或拒绝喂她，会发生些什么。在争吵不休且浪漫的爱的处境中高高在上地生活了许久以后，仿佛我突然被推下了地下室、地基。爱比我猜想中的更受尊敬，更实用，更努力，可它也含有巨大的破坏力。之前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拥有那股力量；如今这股力量萦绕在我心头，仿佛有把枪在手边的抽屉里。我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宝宝，不惜时间、心情和能力，从不止息养育着宝宝，这一切都被人忽视了。

女儿出生几天后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我几周前就买好了票，没料到女儿会这么快出生。因为伤口的缘故，我走路有些困难，也还在摸索母乳喂养的方法，不过我还是决定去。怀孕时，我有大把时间去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安排，以便在做妈妈后继续保持独立，继续做那些我感兴趣的事，我热切地想象着自己参加派对和盛会，在德国森林里滑雪，躺着欣赏地中海的落日，坐在桌前沉思，而宝宝则一直存在于我头顶上某种卡通对话气泡框之中。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我女儿出生后不久，仿佛悬崖上凸出的石头。我的婆婆会帮我照顾宝宝，她看上去很紧张。考虑到我身上带着已知的宝宝唯一的安抚与营养源，一旦事情出了差错，我婆婆的可用资源便很有限。我缩短了计划的外出时间，保证在音乐会的幕间休息时回来。在半路上一个电话亭里，我收到了婆婆略带犹豫却积极的汇报。在地铁站，情况似乎也很稳定，然后我上了车。车站一个个经过，我觉得有一点疯狂，愈发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仿佛我偷了东西。终于到站，我蹒跚地走上自动扶梯，扑向最近的电话亭，仿佛那是个氧气罩。电话接通以后，地铁站的大厅立即充满了我女儿的哭声，哭声很小，像小羊的叫声。我婆婆的声音穿过静电干扰与哭声，传到我耳旁时已很微弱了，她的声音紧张但有力，仿佛她正在战地打电话发新闻稿。我婆婆报告道，她十分钟前哭了起来，如果让她吃手指的话，也许能起点作用。地铁站外的街道上，车辆川流不息，兀自轰鸣。人们在我周围走来晃去，消失在伦敦的夜色之中。他们不仅不了解我如今所处的战乱地区，同时也远离那儿，仿佛它存在于世界的另一端。要我回家吗？我冲着听筒大喊道。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会儿后答道，你自己看着办吧，她最后会睡着的。我保证五分钟后会从音乐厅再打电话过来。等我真的打了电话，却收到了坏消息。我有些神志不清地坐出租车仓促地回了家，今晚外出就为了去拜访西区的电话亭，这实在有些奇怪。我婆婆的情况也不比我好。她大老远地来到伦敦，却只能坐在一旁陪着我那又哭又饿的孩子，而我则不停地给她打电话。

我离开宝宝时，让我烦恼的并不是爱，仿佛我不论去哪里，身后都连着一根绳子。真正让我烦恼的是当我离开她时，这世界还留有因我离去而带来的污点，于是不论我现在做什么，都必须减掉那些半途而废的部分。去电影院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不再纯粹，少了些乐趣。我的存在似乎在一夜间有了物质价值，仿佛被装上了出租车的计价器，它密切反映了我所作所为的价值。外出时，我总会因为它的嘀嗒声而分神。我的朋友们虽然乐意见我，但不一定请得起我。我们在无法跨越的边界处见面，一边是自由世界，另一边是充满母爱的封闭政权。虽然眼下我已忘掉这些差异，但它们的确存在于我之前熟悉的生活中。我曾与这样一群人一同度过许多晚上，他们饱受种种困扰：工作未完成、感情不顺、缺钱花，以及日常的焦虑或悲伤。我感受过他们的不安与亢奋，也见过潜藏在他们眼里的东西。区别在于到底有多勇敢，要知道，虽然鼓励你的朋友勇敢地挣脱焦虑带来的束缚、忘掉她的烦恼、满怀希望并不难，可没人会为一位不再觉得应该对自己孩子负责的母亲叫好。相反，宝宝像某个难以捉摸的女神躺在家中，发着光，震动着，很奇特，象征着高尚的需求。作为她的信徒，我唯有以某种神秘方式皈依到她门下，因此疏远了我爱的人们。我必须回到她身边，他人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出于尊敬与关心，还是放我走了。

《包法利夫人》里，艾玛·包法利把她的小女儿送去和镇外的一个奶妈一起生活，让她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头几个月。艾玛的爱飘忽不定，躁动不安。这份爱拒绝受她孩子的束缚，也拒绝受家的束缚。年轻貌美的她只晓得家庭生活充满条条框框，法国乡下的无趣且孤独，父亲以及后来丈夫对她的爱不够成熟，但堪称宠溺。反过来，爱自己的宝宝就是承认自己受了限制。艾玛急于去体验，去成为主体，成为焦点，她的活力源自她对别人的意义。她完全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做妻子时她是一个幽灵，做母亲时她又缺席。谁又能怪她呢？她思索着。她的生母过世了，也无欠款。终其一生，她都在挖掘一条婚姻之下的隧道，她的孩子却威胁到了这项工作。如同重影一般，宝宝可以占据她母亲的爱，吸引多余的情感，打扰他人，在母亲不理别人时代她说话。对于艾玛·包法利而言，母性只是一个化名，在她的偷情生涯里，她偶尔也会冒充这一身份。她乃不称职母亲的集大成者：这女人执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她曾一度试着在扮演母亲角色时多一点真诚，也许觉得这么做可以自救，可她却突然地迅速走了下坡路：

她从奶妈那里接回了贝尔特。有访客时，费莉西会把她带下楼来，然后包法利夫人会撩起她的衣服，让客人看她的腿。她爱慕孩子，她说：孩子是她的安慰，她的乐趣，她的癖好。她一边拥抱自己的女儿，一边抒发感情……艾玛瘦了，她的脸颊失去了光彩，她的面孔拉长了。仿佛她的生活里很少与尘世发生联系，仿佛她的额头上显露出了上天赐予的高贵印记……可她的心里充满了贪婪、狂暴和憎恨。

在这个貌似圣徒的人内心酝酿的暴力爆发之际，这暴力正好降临到她的孩子身上。

火熄灭了，时钟继续嘀嗒响着。她突然有些好奇地发现，整个人都处于动荡之中时，外界的事物居然可以如此冷静。在窗户和工作台之间，小贝尔特穿着针织小靴子，犹豫地挪了挪步，试图来到她母亲面前，抓住她的围裙带。

“别烦我！”艾玛大叫一声，把贝尔特推开。

可片刻之后，小女孩又回来了，这一次她靠在母亲膝上，抬起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母亲，一滴口水清晰可见，从她的下巴流到了母亲的丝质围裙上。

“别烦我！”这位年轻女子突然间烦躁起来，于是再次说道。

她的神情吓着了孩子，孩子哭了起来。

“哎，赶紧滚远点！”这位母亲一边大叫，一边用手肘把她女儿支开。

贝尔特踉踉跄跄地撞向衣柜的柜脚，她摔倒了，碰到了铜花饰上，划破了脸。血流了出来。

福楼拜告诉我们，穿着小小的针织靴、腿部供客人观赏的贝尔特在成长过程中无人关爱。双亲过世后，她被送往纺织厂谋生。她是她母亲饱受摧残的产品，是她母亲放弃掉的计划。她并不具备那样的特质，即颇具权威的母爱印记。她渐渐消失于黑暗之中。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女儿已开始了自己爱的生涯，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这也许会成为她这辈子最了不起的故事。她是何时开始的？她是如何学习的？爱何时忽略了她，留下了幽灵般的冰霜散发出的印记，发出了舞会的秘密请帖？一开始情感就存在于她体内，无法名状，难以抑制：我听见它的怒吼与尖叫声，因满足而发出的咕噜声。可当她的生命朝着文明的方向奋进，这种情感开始成形。她九个月大的时候，她父亲和我外出了一周，没有带她一起。等我们回来，她并没有表现出愉悦、惊讶或生气的样子，而是花了好几分钟时间默默地从她父亲的胳膊爬到了我的胳膊，然后又折返回去，就这样来来回回，仿佛水从一个瓶子倒进另一个瓶子里：我意识到，我们的离开让她走了样；由于我俩都不在身旁，她失掉了容纳自己的容器。等到1岁时，她已学会了去爱，就如同她正在学习行动和说话一样，这些行为虽然原始，但易于识别。她像蝴蝶或蜂鸟一样去爱，短暂地到处停留，在她所溺爱的世界里曲折行进，行事逻辑无可辩驳，全凭冲动。她学会了走路，因此也学会了取舍与讨好，跑向自己钟爱的事物，张开自己的小胳膊去拥抱自己想要的东西，将自己一动不动的小嘴唇到处凑来凑去模仿亲吻。此前爱着她的我们未得到她的回应，而现在却真的很高兴。她也学会了拒绝，有了自己的偏好。“巴！”如果我不合时宜地抱起她，她会演戏似的啜泣。“妈”，感到我的精神开始涣散时，她又会卖弄风情似的郑重提醒我。

在某些方面，她的喜好与脾气的养成，以及她性格—如同再次出生—的慢慢形成都让人感到十足欣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自我如同一个我们一直试图解开的谜，又如同某个我们用猜测填满了的空间，如今从我们身边被夺走，就像令人担忧的指控被撤销。现在，她来要回自己，把自己从我们身边带走；这种分离标志着一种爱的结束，以及另一种爱的开始。她婴儿期片面的热情，那种恐惧与责任的骚动，那种无差别的情感的黑暗洪流，如今都已平息下来。这份爱曾是物质的，也曾是精神的，曾同时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我不再突然陷入笼统的恻隐之心或悲伤的浪潮之中，它们曾来回流动于我心中那毫无防备的平原。这份新的爱筑起了高高的堤坝。它带有墙壁与房间。它健谈、体贴、细心、礼貌。它更像是浪漫之爱，即成人之爱，甚至超出我的预料。我只好阻止自己谈论我女儿，阻止自己描述她的英勇事迹，叙述她与我的关系。如今我必须为她做的事变少了，她不像以前那样无助，这遮蔽了我照顾她时那段浑浑噩噩的历史。我羞愧地想象着她在我年老时照顾我，给我端便盆和夜壶；过去的几个月的确是场考验，我想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能得多少分，又能收获多少—数量并未公开—忠诚与爱呢？事实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都是考验。我忘了，她终有一天会青春焕发，她终有一天会走着，说着，告诉我她对我的看法。我想知道我是否因为自己的不乐意和暴怒而冒犯过她。我想知道自己是否折磨过她。我希望我曾是个灰姑娘似的好人，哪怕很难；我不想像灰姑娘那些丑陋的姐妹一样，她们的脚很大，脚趾长了厚茧；她们受到了惩罚，并未得到宽恕；她们也爱过，但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