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若非造访事务所的同行朋友们主动对我说出那些恶言恶语，这种睿智而祥和的心境本可长久地陪伴我。但世事往往如此：未开化的狭隘之辈日复一日的消磨，终将磨穿慷慨之人的坚定决心。不过细想之下，我当然不能怪来客会对巴托比那难以名状的怪异举止瞠目结舌，继而忍不住对他评头论足。有几次，有律师来洽谈公务，见只有这抄写员在事务所，便试图从他口中探询几句我的行踪。可巴托比对这等闲谈充耳不闻，一动不动地伫立于办公室中央。来客将他这般情状端详半晌，最终一无所获地离去。

另外，在证言听取会举行期间，事务所挤满律师与证人，业务进行得很快。在场的某位法律界人士如果忙得不可开交，看见无所事事的巴托比，便会差遣他去他的（这位法律界人士的）事务所替他拿些文件。这时，巴托比总是平静地拒绝，继续无所事事。然后这位律师就会瞪大眼睛看向我。我能说什么呢？最后，我渐渐察觉整个同行圈子都在流传一个奇怪的传言，说我在事务所养了个怪物。这令我忧心忡忡。更可怕的是，我忽然想到他可能会活得很长：一直盘踞在我的事务所，挑战我的权威，困扰我的客人，玷污我的职业声誉，让整个事务所笼罩在阴郁之中。我还想到，巴托比像节省开支（他每日花销肯定不超过五分钱）那样保养精神和身体，最后可能会把我给熬死了，接着以长期居住于此为由，宣称拥有我的事务所。此类阴郁的设想在我的脑袋里越积越多，友人们仍在不断尖刻地议论我办公室里的这个“幽灵”，所以我终于改弦更张，决定集中全力，永远摆脱这个难以忍受的梦魇。

然而我决定，在为此目标计划任何复杂的对策之前，先直截了当地建议巴托比考虑永久离开。我用平静而严肃的语气，请他慎重而理性地考虑这个建议。但经过三天的沉思，他告知我他初心未改——简言之，他仍宁愿留在我的身边。

“我该怎么办？”我一边将外套纽扣一直扣到领口，一边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凭我的良知，我该拿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幽灵怎么办？我必须摆脱他；他必须走。但怎么做？你不会推他，你不会推这个虚弱的面色苍白的可怜人——你不会把这个无助的生灵推出门外，对吧？你不会做这样的残酷之事自辱，对吧？是的，我不会，我做不到。与其做这样的事，我宁可让他在这里住到死，再将他的遗骸砌入墙中。那你打算怎么办？你好言相劝，他不为所动。你给他的贿赂，他把它压在了你桌上的镇纸下面。简言之，他显然宁愿依附于你。”

那么，必须得采取点严厉的手段、非常规的手段了。什么！你不会叫巡警来抓他，把这无辜的可怜虫送进大牢吧？而且你要这样做，可以凭借什么罪名呢？流浪汉？他是吗？什么！他是流浪汉、浪荡汉吗？一个拒绝走出房门半步的人？正是因为他不愿流浪，你才企图把他当成流浪汉。太荒唐了。“无固定生计”：我终于逮到他了。又错了：他明显能养活自己，一个人能养活自己，就是其有生计可做的唯一不言自明的证据。那没有办法了。既然他不肯离开我，那我就离开他。我换办公地址，我把事务所搬到别的地方去。我还要正告他：如果发现他出现在我的新办公地点，那么我会把他当成普通的非法闯入者，控告他。

第二天，我按照计划，这样对他说：“我发现这地方离市政厅太远，空气也不好。总之，我打算下周搬事务所，也不再需要你的服务了。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是好让你另谋高就。”

他默不作声，对话就此结束。

到了搬家那天，我雇了马车和工人，来到事务所。事务所本就没几件家具，几个小时就搬完了。自始至终，那抄写员静立在屏风之后——我特意嘱咐工人，那个屏风留到最后搬。对开本巨书一般的屏风也被折叠、撤走，只剩他一动不动地占据着那个空荡荡的办公室。我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觉得心中有什么在责备我。

我又走回去，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颗心却堵在嗓子眼。

“再见了，巴托比，我要走了，上帝会保佑你的。这个你拿着。”我塞了一样东西到他手里。可是那东西滑落在地。说来也怪，我此前那么渴望摆脱他，此刻竟然又舍不得离开他。

在新事务所安顿好之后的头几天，我始终紧锁房门，每次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都心惊肉跳。每次短暂外出归来，我必先在门口屏息静听片刻，然后才拿钥匙开门。但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巴托比从未来找过我。

正当我以为万事大吉了，某天，一位神色不安的陌生人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华尔街某号的上一位租客。

我心中顿时充满不祥的预感，但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那么先生，”这位自称律师的来客说道，“您得为您留在那儿的那个家伙负责。他拒绝做任何抄写工作，拒绝做任何事，说他‘宁愿不’。他还拒绝离开。”

“实在抱歉，先生。”我假装镇定，实则内心打战，“但说真的，您提到的那个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学徒。您不该让我对他负责。”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究竟是什么人？”

“这我实在无可奉告。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我先前雇他做抄写员，但他不为我做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既然如此，那我就自行处置他了。再见，先生。”

几天过去了，我没再听到任何消息。我常被恻隐之心驱使，想要回那个地方看看可怜的巴托比，但这个念头总被某种莫名的畏怯阻拦。

又一周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听说任何消息。我想，我和巴托比之间的一切终于结束了。然而我第二天来到事务所时，看见几个人等在门前，他们显得亢奋又紧张。

“就是他——他来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喊道。我认出他就是先前单独来拜访过我的那位律师。

“先生，您必须立刻、马上把那人弄走。”人群中一个发福的男人叫喊道，朝我走过来。我知道他是华尔街某号那栋楼的房东。“这些先生是我的房客，他们再也受不了了。这位B先生——”他指向律师，“已经把他赶出办公室，但他现在赖在大楼里不肯走，白天坐在楼梯扶手上，夜里睡在大门口。大楼里人人自危；客户不敢回办公室；有人担心会发生骚乱。您必须采取措施，刻不容缓。”

房东这番连珠炮似的控诉吓得我连连后退，恨不能躲进新事务所，再锁上房门。我坚称我和他们一样，与巴托比毫无关系，但无济于事。他们知道我是最后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所以认定我应该负这个可怕的责任。又因为担心事情见报（在场有人隐晦地这样威胁），我仔细考虑之后说，若这位B律师愿意让我在其事务所与抄写员私下会谈，当日下午我必竭力帮他们摆脱这个公害。

我回到事务所旧址，走上楼梯，看见巴托比默然坐在楼梯平台的栏杆上。

“你在这儿做什么，巴托比？”我问。

“坐在栏杆上。”他温和地回答。

我示意他跟我进律师的事务所，律师当时已经离开了。

“巴托比，”我说道，“你知不知道，你在被辞退后还赖在这里不走，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没有回答。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自谋生路，要么等着别人来处置你。你想做什么行当？你愿意再帮人抄写文件吗？”

“不，我宁愿不做任何改变。”

“你愿意去布店当店员吗？”

“店员的工作太拘束了。不，我宁愿不当店员，不过我也不挑三拣四。”

“太拘束了，”我叫起来，“那你为什么一直把自己关起来！”

“我宁愿不当店员。”他回道，仿佛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酒保工作适合你吗？这份工作不费眼睛。”

“我一点也不喜欢。不过我说过，我不挑三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