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注意到巴托比什么也没干，只是伫立窗前，对着那堵死墙发呆。我问他为什么不抄写，他说他已经决定再也不抄写了。

“什么，怎么了？什么意思？”我叫道，“再也不抄了？”

“再也不抄了。”

“为什么？”

“先生，您自己看不出来原因吗？”他冷漠地回答。

我立刻定睛注视他，发现他双眼呆滞无神。我突然想到，最初几周空前勤奋地工作，在那扇昏暗小窗旁伏案太久，也许暂时损伤了他的视力。

我被感动了，对他说了些宽慰的话。我暗示，他暂不抄写非常明智。我还敦促他趁此机会去户外的空气中好好锻炼锻炼。然而他对这个建议置若罔闻。过了几天，其他抄写员都不在，我刚好有几封急信要立刻寄走。我心想，巴托比现在反正没别的事可做，肯定不会像平常那样固执，愿意把这些信送到邮局去。但他一口回绝了。我只好亲自跑了趟邮局，平添了很多不便。

又过去了几天，巴托比的视力是否好转，我说不好。不过观其外貌，我觉得应该是好转了。但当我问及此，巴托比总是不回答。总之，他还是什么文件都不抄。最终，在我再三催问下，他告知我，他已经决定永远都不再抄写了。

“什么！”我喊道，“假设你的眼睛完全好了，比以前还好，你也不抄写？”

“我已经决定再也不抄写了。”他说着，轻轻侧身走回屏风后面。

一如之前，他依然是我事务所的摆设。不对，作为一件摆设——如果摆设真能如此——他比从前更加稳如泰山。我该怎么办？他在事务所里什么都不干，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对我而言，他现在不是脖子上的一条无用的项链，而是脖子上的一个磨盘，令我不堪重负。即便如此，我仍为他感到难过。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紧张不安皆是拜他所赐。但凡他能举出哪怕一位亲朋，我必即刻写信，恳请他将这个可怜人接往更有利于他的安静之处居住。但巴托比似乎孑然一身，在茫茫天地间形影孤单地活着。他就像失事船只的一块木板，漂浮在大西洋上。可是公务所需压倒一切，我顾不得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尽可能委婉地告知巴托比，他六日后必须无条件离开事务所。我提醒他在此期间多想办法，早点确定新的住处。我还说，只要他愿意迈出第一步，搬出这里，我必鼎力相助。“巴托比，你最后离开我的时候，”我补充道，“我不会让你两手空空地走的。记住，从此刻起，六天后。”

六天后，我往屏风后面窥探——天哪！巴托比还在那儿。

我扣好外套，稳住心神，慢慢走向他，拍拍他的肩膀，说：“时间到了。你必须离开这里。我很遗憾。这是给你的钱。你必须走人。”

“我宁愿不走。”他回应我，依然背对着我。

“你必须走。”

他默不作声。

我对这个人基本的诚实品格有着绝对的信心。他曾多次把我不慎掉在地板上的六便士和一先令硬币还给我——在这类小事上，我一向粗心大意。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足为奇了。

“巴托比，”我说，“我欠你十二美元工资，这里是三十二美元，多出的二十美元归你。你收下吧？”说着我把钞票递给他。

但他一动不动。

“那我把钱放在这里了。”我把钞票塞到桌上的镇纸下面。我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向门口。出门前，我平静地转身，说道：“巴托比，你收拾好所有东西，离开事务所时，请务必把门锁好——除了你，其他人都下班了——请把钥匙塞到擦脚垫下面，这样我明早就能拿到。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所以就此告别吧。如果你之后在新住处需要我帮忙，请写信告诉我。再见了，巴托比，愿你一切安好。”

但他一言不发，如同一座荒废神庙里的最后一根立柱。他独自默然地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我沉思着走回家，虚荣盖过怜悯。想到自己如此高明地摆脱了巴托比，我不禁自鸣得意。我自诩手段高明，任何冷静的评判者想必也会这么认为。这套办法的妙处，全在于其完全不动声色。没有粗俗的威逼，没有虚张声势的恐吓，没有粗暴的吓唬，也没有怒气冲冲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喝令巴托比带着他那堆叫花子行头滚蛋。这些下作的手段我一概没用。我压根没有像二等天才那样高声驱赶巴托比，而是声明他非走不可，我说的所有话都建立在这个声明之上。越是回味这套做法，我越是感到愉快。然而次日清晨刚一醒来，我就心生疑虑——一夜沉睡似乎驱散了虚荣的迷雾。一个人最清醒、最睿智的时候，就是他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办法似乎还是那样高明——只是在理论上。它在实践中会如何，这才是问题所在。巴托比离开，这固然是个美好的设想，可这终究只是我的设想，和巴托比完全不相干。关键不在于我是否设想他会离开我，而在于他是否“宁愿”这么做。他这个人，向来只认自己的“宁愿”，不认他人的“设想”。

早饭后，我往城里走去，一路上反复在心里思考成败两种可能。上一刻，我觉得我的办法必定惨败，巴托比准会和往常一样活生生地坐在我的事务所里；下一刻，我又认为他的座位将空空如也。我就这样左右摇摆地思忖着。我看到百老汇和运河街的路口聚集着一大群情绪激动的人，他们正热切地聊着什么。

“我打赌他不会。”经过人群时，我听见一个人这么说。

“他不走？我押了！”我说道，“拿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