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踉跄着回到桌前，陷入沉思。那盲目的偏执又占据我的心绪：还有何事能让我被这瘦骨嶙峋、一文不名的可怜虫——我花钱雇的抄写员——羞辱性地回绝？究竟还有哪桩完全合理的要求，他铁定会再度拒绝？

“巴托比！”

没有回应。

“巴托比！”我提高声音。

还是没有回应。

“巴——托——比！”我咆哮。

他好像遵从魔法召唤法则的幽灵，在我第三次叫他后终于出现在他隐居所的出入口。

“去隔壁叫钳子来一趟。”

“我宁愿不。”他缓慢而毕恭毕敬地说，然后悄然退了回去。

“很好，巴托比。”我说道，语气中有种严肃的泰然自若，昭示某种可怕报复必将很快施行。当时我确实想做点什么。但终究，眼见已近用餐时分，我想还是戴上帽子下班回家为好，虽然内心被困惑与苦闷折磨着。

我应该承认吗？这件事的结局便是：在我的事务所里，赫然存在一位名叫巴托比的年轻抄写员，他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他仍以每张（一百字）一般为四美分的价格为我抄写文件——但他已被永久豁免核对自己抄写内容的职责。这项职责转交给了火鸡和钳子，当然，这无疑是一种褒奖，因为这说明两人的敏锐度更胜一筹。再者，无论多鸡毛蒜皮的差遣，都断不可支使这位巴托比先生；即便好言相托，众人也心知肚明，他多半会回以“我宁愿不”。说白了，就是断然拒绝。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与巴托比达成某种和解。他的稳重，毫无放浪形骸之举，不懈的勤勉（除了偶尔在屏风后呆立冥思），他非同一般的沉静，以及万变不惊的举止，这一切使他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雇员。最关键的是，他总在那儿：清晨第一个到，白日里寸步不离，深夜最后一个离开。我对他的诚实有种极度的信任感，觉得最紧要的文件交到他手里也万无一失。当然，有时我仍会按捺不住，突然对他大发雷霆。毕竟要时刻记着那些奇特的习性、特权与闻所未闻的豁免条款——巴托比留在我事务所的默认条件——实非易事。偶尔赶着处理急务，我仍会不假思索地急促唤他，比方说让他用手指按住一截刚绕上的红绸带，好让我捆紧文件。不出所料，屏风后照例会传来那句“我宁愿不”。试问一个具备一般人弱点的人怎么能忍住不痛斥这等乖僻——这般不可理喻呢？话说回来，每遭一次回绝，我再犯此类疏忽的概率便减一分。

这里需做个交代：在繁忙的法务大楼里赁屋办公的法律界人士，多数习惯给事务所配几把钥匙，我也不例外。我事务所的其中一把钥匙由住在阁楼的妇人保管，她每周擦洗、每日洒扫我的事务所；一把由火鸡保管以便日常使用，还有一把我有时随身携带。第四把，我不知道是谁在拿着。

某个周日清晨，我去三一教堂听一位有名的牧师布道，到得有些早，便想去事务所稍坐。幸而我随身带着钥匙，但当我试图将钥匙插入锁孔时，却觉内有异物相阻。我吃了一惊，不觉喊了一声。岂料惊魂未定之际，里头竟传来钥匙转动声——门打开一条小缝儿，巴托比幽灵一般地探出瘦削的面庞，他身着衬衫，可以说衣衫不整，邋里邋遢。他平静地致歉，又说他此刻正忙，故而眼下宁愿不让我进去。末了又补了一句，让我不妨在附近街区转上两三圈，届时他大抵已经办完事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巴托比出现在我的律师事务所，完全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带着死板的绅士风度，但又镇定自若。这一切对我产生了奇怪的影响，我如他所愿，慌忙从自己门前溜走。然而，对这难以捉摸的抄写员温文尔雅的无耻行径，我心中亦不免涌起阵阵无力的痛苦的反抗情绪。说实在的，他那惊人的温文尔雅，非但卸去了我的武装，更可谓瓦解了我的男子气概。试想，若有人心平气和地听任自己雇的抄写员对自己发号施令，甚至被他逐出自己的事务所，此人之男子气概怕是暂且荡然无存了。再者，我满心忐忑，不知这巴托比星期天早上出现在我的事务所，只穿着衬衫，或者说衣衫不整，究竟意欲何为？莫非有什么不齿的勾当？不会，断无可能。任谁也不会哪怕片刻疑心巴托比品行不端。可他在里头做什么呢？抄写？也不对。不管如何乖僻，巴托比向来极重体面。他断不会近乎裸体地伏案工作。何况今天是星期天。巴托比身上有种气质，难以想象他会在这一天从事任何世俗活动，亵渎安息日的圣洁。

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极度不安，满怀焦灼的好奇，终究还是折返门前。这一次，我毫不费力地插入钥匙，推门而入。巴托比已杳无踪迹。我焦灼环顾，又偷偷窥探屏风后面，他显然不在那里。细察整个事务所之后，我断定巴托比一定在此饮食起居多日了，虽然这里既无碗碟，也无镜子与床。角落一张摇摇欲坠的沙发的坐垫上，凹陷着瘦削身躯斜卧其上留下的淡痕。我在他的办公桌下面发现一条卷起的毯子；空荡荡的壁炉里搁着鞋油盒与刷子；一把椅子上摆着洗脸用的锡盆，盆里放着肥皂和一条破毛巾；一张报纸里裹着些姜饼屑与一小块奶酪。“是的，”我暗想，“巴托比显然已将此地当成家了，形单影只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刹那间，这个发现，如晴天霹雳，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是何等凄凉而又孤独的生活！贫穷固然刺目，可这孤独简直骇人！想想吧。星期天的华尔街荒凉如约旦佩特拉古城；而每一个夜晚，这里都空空荡荡。这栋工作日白天吵吵嚷嚷的写字楼，入夜后也唯有空寂回响，到了周日更是一片死寂。而巴托比以此为家，是繁华转为荒芜唯一的见证者——活似纯真的转世的罗马执政官马略，在迦太基的废墟间沉思！

有生以来第一次，一种压倒一切的、刻骨铭心的忧伤攫住了我。我从前体会的，不过是些不痛不痒的轻愁。但此刻，生而为人的共同纽带不可抗拒地将我拖入阴郁之地。一种兄弟间的悲凉！因我与巴托比同为亚当的子孙。我忆起当天所见——那些身着华服、神采飞扬的人，如天鹅般在百老汇这条密西西比河里巡游。再想想那个孤零零、面色苍白的抄写员，我喃喃自语：“啊，幸福总是追逐光明，我们便以为人间皆欢；悲苦总藏匿一隅，于是人们便误以为世间无疾无苦。”这些忧伤的幻想——想必是病态愚痴的妄念——又引我深入细思巴托比的怪癖，将发现更多怪异的预感在我周身盘旋。恍惚间，我看见这抄写员苍白的躯体躺在冷漠的陌生人中间，裹着微微颤动的裹尸布。

突然，我被巴托比锁着的办公桌吸引——钥匙赫然插在锁里。

我心中忖道：“我并无恶意，亦非为满足无情的好奇心。况且，这张办公桌是我的，里面的东西自然也属于我。”于是我鼓起勇气，打开抽屉。里面井井有条，文件摆放得整整齐齐。抽屉很深，我挪开层层文件，探手深入。我在深处摸到一个东西，拿了出来。这是一块打着结的厚厚的手帕。我打开一看，里面是银行存折。

此刻，我忆起之前在此人身上见到的所有沉静的怪异之处。我记得，除了回答问题，他从不开口；尽管他有时有不少闲暇，我却从未见他阅读——不，连报纸也不曾碰；在屏风后面，他长久地站在那扇惨淡的窗户前面，注视窗外那堵死墙​[指其上无门无窗的墙。]；我确信他从未踏足任何餐厅或小吃店；而那张苍白的脸分明昭示，他从不像火鸡那样喝啤酒，也不像常人那样喝茶喝咖啡；据我所知，他没去过什么我不知道的地方；他也不曾出门散步，今天除外；他从不说自己的身份来历，也不说是否还有亲戚在世；尽管瘦削苍白，他从未抱怨身体病痛。我主要是想起了他周身萦绕的某种下意识的、淡漠的——该称之为什么？——淡漠的倨傲吧。或者说那是一种峻刻的孤独，竟令我慑于其威，对他的种种怪癖逆来顺受，甚至不敢差他做最微不足道的琐事，即便从他经久的无声无息，我早知道屏风后的他，定又在看着那堵死墙时陷入了沉思。

我反复回味着这一切，再联系我最新发现的事实，也就是他常把我的事务所当成住处和家，兼之他那乖戾的阴郁脾性——一种审慎的忧虑渐上心头。我本是满腔纯粹的哀悯与至诚的同情，然而，随着巴托比的孤独在我的想象中不断放大，这份哀悯化作了恐惧，同情也转为嫌恶。有句话委实不虚，也委实可怕：目睹和思考某一限度内的苦难，确能唤起我们的至善之情；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苦难超越了这个限度，善心也力有不逮。若有人断言此皆因人心本为自私，实乃大谬。毋宁说，这是因为某些与生俱来的沉疴痼疾已无望救治。于一颗敏感之心，同情带来的往往是痛苦。当此人最终痛悟此般同情终究是徒劳无益，放手也是人之常情。那日清晨之所见所闻令我确信，这位抄写员罹患某种先天的无药可治的失调。我或可救治他的躯壳，但他的躯壳并不痛苦，受苦的是他的灵魂，而我怎么也无法触及他的灵魂。

那天早上，我没再去三一教堂。目睹了事务所那一幕之后，我不知怎么已无心参加礼拜。我漫步回家，心中思索该拿巴托比怎么办。我下定决心：次日上午要心平气和地询问巴托比的身世等。倘若他拒绝坦率且毫无保留地相告（我料定他会“宁愿不”），那么除了应付薪资，我会再给他二十美元，告知他此处已不再需要他的服务。我还会告诉他，若我在其他方面可为他效劳，我必欣然相助，尤其倘他欲归故乡（无论何处），我愿资助旅费。再者，他抵乡后任何时候若仍需帮助，但凡来信，我必有回音。 第二天上午到了。

我隔着屏风温和地叫他：“巴托比。”

没有回答。

“巴托比，”我用更温和的语气说，“过来一下。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只是想和你谈谈。”

他悄无声息地出现。

“巴托比，你能告诉我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吗？”

“我宁愿不。”

“你能告诉我一些你自己的事吗？”

“我宁愿不。”

“你拒绝和我说话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吗？我觉得我对你很友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