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由于消化不良，钳子的神经质以及由此而来的紧张主要出现在上午，他下午倒算温和。而火鸡的疯狂则只在下午出现。因此我从来不用同时面对他们两人的癫狂。他们俩仿佛卫兵轮班似的，一个发作时，另一个就消停，反之亦然。在此种情况之下，这倒是颇为合宜的自然安排。

最后来说说姜果，我事务所里最小的雇员，十二岁的光景。他的父亲是个马车夫，一心指望死前能看到儿子坐上法官的宝座，而不是马车的车夫座。于是他把儿子送到我的事务所当学徒、杂役和清洁工，每周工钱一美元[本书中的货币比较混乱，原文如此。]​。他有一张独立的小办公桌，不过用得不多。翻一下他的抽屉，多半会找到各类坚果的壳。事实上，对这个机灵的小伙子来说，庄严的法律的全部学问，不过就是坚果壳里的那点仁儿而已。姜果的职责很多，他最喜欢的职责之一是为火鸡和钳子买点心和苹果。众所周知，抄写法律文件是枯燥繁重的工作，所以我的两个抄写员经常让姜果去买些可口香苹果[19世纪美国的一种高档苹果。]​来润润嘴巴。这种苹果在邮局和海关大楼附近的摊位上很容易买到。他们还常派他去买一种小小的、薄薄的辛辣圆姜饼——正是因为这种饼干，大家才给他取了“姜果”这个绰号。在冬日寒冷的上午，生意不忙的时候，火鸡就大口大口吃这种小饼干，一次能吞下几十片，仿佛在嚼圣饼似的。这种饼干便宜得很，一便士能买六到八片。他一边咔嚓咔嚓地嚼着饼干，一边用笔在纸上沙沙沙地写着，两种声音混在了一块儿。有一次，他居然把一块姜饼塞进嘴里沾湿，当作封印贴在抵押契约上。这是火鸡下午失误和鲁莽行为的典型。此举让我差点立刻把他辞退。他赶紧以东方式鞠躬赔罪，说道：“恕我冒昧，先生，我自掏腰包为您提供文具，实在仁至义尽。”

我原本的业务是为产权转让、房地产买卖拟定各类繁琐、深奥的法律文件，如今因我担任衡平法院主事官一职，事务所的业务大幅增加，抄写的工作量巨大。我不仅需要督促现有的几位雇员，还得再添帮手。于是我登了一则招聘启事。某日清晨，一位年轻人静静地站在我事务所的门口——那时是夏天，门敞开着。我至今仍能清晰忆起那个身影：面色苍白但衣着整洁，可怜巴巴但不失体面，但又孤独无助到无可救药！他，就是巴托比。

我问了他几个有关资历的简单问题后，便当即雇用了他。我为麾下新添抄写员而高兴，心下思忖，他的沉静气质也许能对火鸡的浮躁和钳子的火暴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我先前就应该说明，我的事务所被毛玻璃推拉门分成了两间，一间是我自己使用，另一间则由抄写员共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合这道门。我决定让巴托比坐在我这一间办公室靠近推拉门的一角。这样一来，一旦有小事需人料理，只消一唤，这安静的人便能应声而至。我把他的办公桌安排在这个办公室靠近小侧窗的地方。从那个窗户往外看，原本还能瞥见一部分污秽的后院和砖墙，但后来因周遭建起楼宇，如今已无景可赏，只能透进一些微弱的天光。窗户一米开外便是一堵高墙，光线从两幢巨厦间的狭缝泄下，宛如从穹顶微隙漏下的一缕幽光。为了安排得更加妥当、完善，我又买了一架高高的绿色折叠屏风，将他完全从我的视线隔离出去，不过我的声音仍可传达给他。就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私密与社交竟两相得兼。

刚开始时，巴托比完成的工作量令人惊异。仿佛在这之前，他长期处于一种“无物可抄”的饥饿状态，一旦接触到文件，便如狼似虎地狂吞。他几乎不停下来消化。他白天写，晚上点蜡烛写。他的勤奋让我欣喜，如果他在工作时能稍带点愉悦，那我一定会更满意。但他总是沉默地、苍白地、机器一般地工作着。

当然，抄写员有一项极为枯燥却责无旁贷的工作，那就是逐字核对所抄内容的准确性。如果事务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抄写员，他们通常会相互协作，一人读出抄件，另一人核对原件。这是一种极为单调、令人疲惫和昏昏欲睡的工作。我完全能想象，对于一些脾气急躁的人而言，这种工作简直无法忍受。比如说，我实在无法想象精神抖擞的诗人拜伦会安静地与巴托比坐在一起，一字一句核对一份长达五百页的法律文件，而且文件写得密密麻麻，字迹歪歪扭扭。

在工作繁忙之时，我经常亲自帮忙核对一些短文件，通常会叫火鸡或钳子来配合我。安排巴托比坐在我这间办公室靠近推拉门的位置，初衷之一便是迅速处理掉这类琐事。我记得，在巴托比上班的第三天，他抄写的文件暂不需要核对，而我手头刚好有件急事，于是喊他来核对一份短文件。事情紧急，而且我满心以为巴托比必会立刻应承，便低头伏案盯着原件，右手斜伸出去，略带焦躁地举着那份抄件，好叫巴托比从他那个小窝出来就能即刻抓过文件开始干活，没有丝毫耽搁。

我保持这个姿势，立即叫他，飞快地说明我想让他做什么，也就是和我核对这份短文件。诸位且想想我当时的惊愕——不，应当说是骇然——巴托比没有离开他那个小天地，而是以异常平和却坚定的语气回应我：“我宁愿不。”

我默坐片刻，竭力聚拢被震慑的神思。一时间，我只道是自己听岔了，抑或巴托比全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于是我尽力以最清晰的声调，将要求重复一遍。但他以同样清晰的声调，再度回以那句：“我宁愿不。”

“宁愿不？”我不禁高声重复，激动地站起身，大步走向他，“你什么意思？你发疯了吗？我要你帮我核对这页文件——来，拿着！”我把文件塞给他。

“我宁愿不。”他说。

我定睛注视着巴托比。他的面容清瘦而沉静，那双灰眸透着黯淡的平和。他周身未起一丝焦躁的涟漪。倘若他举止间流露出半点不安、愠怒、不耐或无礼——换言之，倘若他表现出半分寻常人的脾性——我定会当即将他逐出门去。然而眼前这般情状叫我觉得，赶走他，就和将我那座灰白的西塞罗半身石膏像扔出门外无异。他仍在埋头抄写，我站着，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我想：“这一切太古怪了。我该怎么办呢？”但公务不能耽搁。我决定先放下这事，等有空时再处理。随后我把钳子从隔壁办公室叫过来，我们很快就核对完了文件。

几天后，巴托比完成了一份冗长文件四份抄件的抄写，这是我在衡平法院一周听取的证词，一式四份。现在得核对了。这是一份重要文件，必须核对无误。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把火鸡、钳子和姜果从隔壁办公室叫过来，想让四个雇员各拿一份抄件，我来读原件，大家一起核对抄件。他们乖乖坐成一排，各自手持一份抄件。然后我叫巴托比加入这个有意思的小组：

“巴托比！快点，我在等你。”

我听见椅腿在没铺地毯的地面慢慢摩擦的声音，不久，他出现在自己隐居所的出入口，静静地站着。

“要做什么？”他温和地问。

“抄件，抄件，”我急促地说，“我们要核对抄件。拿着——”我把第四份抄件递给他。

“我宁愿不。”他说着，不紧不慢地退回屏风后面。

一时间，我像是化作了一根盐柱，在那三个已经就座的雇员面前呆住了。等回过神来，我走近屏风，要求他解释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你为什么拒绝核对文件？”

“我宁愿不。”

他如果是旁人，我早就勃然大怒，不屑多费口舌，当即将其扫地出门。然而巴托比身上有种特质，这种特质非但奇妙地卸去了我的怒火，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触动了我，使我立于窘迫和惶恐之地。我竟试着与他理论起来。

“我们要核对的，是你自己抄写的文件啊。现在我们一次核对四份抄件，这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负担。这是你的分内工作。每个抄写员都得帮忙核对他抄的文件。难道不是吗？为什么不说话？回答我！”

“我宁愿不。”他用笛声般的语调回应我。我觉得，他在我说话时，认真思考了我的每一个观点，也完全明白其意思，无法反驳我那些不可抗拒的结论。但与此同时，他心中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压倒一切的理由，使他只能如此回应我。

“看来你是铁了心，决意不答应我的要求——一个既合乎常例，又顺乎常情的要求？”

他简短的回答让我明白，在这一点上，我的判断是对的。是的，他的决定不可更改。

大凡一人若遭逢前所未有、蛮横无理之威逼，其最为明白无误的信念亦难免动摇。他不免会想，自己的信仰或许很好，但正义和道理都在对方那里。这时倘有旁观之人在场，他便要转向他们，为自家摇摇欲坠的心志，求取几分支持。

“火鸡，”我说，“你怎么看？我说错了吗？”

“恕我直言，先生，”火鸡用他最温和的语气说，“我认为您是对的。”

“钳子，”我又问，“你怎么看？”

“我想我应该把他踢出事务所。”

（眼尖的读者会察觉，现在应该是上午，因为火鸡的语气平静礼貌，而钳子满腔怒火。用我已经讲过的话来说，钳子的坏脾气上班了，火鸡的坏脾气下班了。）

“姜果，”我不放弃哪怕是最小的支持者，转头问道，“你觉得呢？”

“先生，我觉得他有点傻。”姜果咧嘴笑着说。

“你听见大家的话了，”我转向屏风，说道，“出来做你该做的事吧。”

巴托比没有任何回应。我困惑而痛苦地思索了一会儿。但因为公务不等人，我再次决定将这难题留待日后闲暇时再定夺。稍费周折后，我们总算在没有巴托比的情况下核对完文件。不过我们每翻一两页，火鸡总要恭敬地念叨，此举实在有违常例。而消化不良导致的神经质让钳子在椅子里躁动不安，咬牙切齿，不时从牙缝里挤出几句嘶嘶作响的咒骂，骂屏风后面那个固执的呆子。这是钳子头一遭也是最后一遭无偿替他人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