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我四十一岁，开始觉得中年是一段平静而非令人沮丧的时光，只要我不往前看太远就行。刻意的“近视”能营造出一种印象，仿佛我正行走在一片平坦的平原，而不是下坡路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恋爱了，也很长时间没有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充满对男人或某个特定男人的思绪了。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我工作，而且喜欢这份工作；我去旅行，而且喜欢旅行；我和朋友们见面，对他们的烦恼了如指掌，仿佛那些烦恼就是我自己的一样。而且，因为我认识的几乎每个人生活中都充满了烦恼，所以我的平静虽然消极，却似乎开始成为一种好运。外婆去世了，不久后，父亲也去世了，他几年前就退休了，后来和母亲住在他们战争期间在贝克顿附近买的一所房子里，因为那时农场需要给一个管家提供住处。这些亲人的离世，还有其他亲戚们的逐渐衰老——身体微微萎缩、关节也变得僵硬，尽管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努力让日子过得充实，但从他们勇气的缝隙中，还是透露出孤独和对孤独的恐惧——这些都使我对贝克顿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或者不如说，是我第一次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新认识。这里不再是我可以回去寻求安慰的地方，而变成了一个我应该带去安慰的地方，但我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微薄，使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与家庭疏远到了何种程度。我和母亲一起度周末时，只能谈论有关她的事，或关于自己最肤浅的事，因为在许多深层次触动我的话题上，我们的观点和情感都太不相同，非常难以沟通。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对她那一代人以及与她有相似背景的人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现在，我真的期望自己年轻时少爱家人一些。如果我没有这么爱他们，可能就会有反抗的勇气，而不是悄悄潜入地下。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对自己已经开始练习的性自由更开放一点，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更主动一点，而不是回避它们、陷入沉默，如果我能公开谈论自己的不可知论，而不仅仅是逃避去教堂，或许就不会产生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然相当令我害怕的辜负之感，或者就算产生了，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分歧只要公开承认，也许在那些明确不同的观点之外，人们也还是能彼此接近。但与此相反，我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明显地、永久地受到了抑制，甚至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事，也几乎保持了彻底的沉默。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一个早晨，我正牵着狗穿过摄政公园的外环线散步，这时一辆路过的汽车减速，又加速，又再次减速，然后停了下来。我觉得司机大概是想要问路，于是转向了他。那个男人回头看了我一眼，看起来很面熟，“啊，是马塞尔。”我心里想。马塞尔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钻石抛光工，于是我面带微笑，匆匆向他走去，但当我走近，却发现那并不是马塞尔。“我叫穆斯塔法·阿里，来自伊斯坦布尔，”这个陌生人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喝杯咖啡。”

我解释说我认错人了，告诉他我很忙，然后笑着过了马路。“这也太乐观了点吧，”我想，“才早上九点！真奇怪啊，一个长得像马塞尔的人居然会做出马塞尔式的事。”我回忆起马塞尔，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异常振奋和开心，晚上一回家，我就开始写关于马塞尔的故事。

开头几页写得非常顺利，那个小个子男人仿佛就在我眼前，我就这么写了下来，但第二天，我重读所写的东西，很明显，我还无法使这些东西完整成形。要写马塞尔，肯定要写与钻石有关的故事，但我对钻石这个行当完全不了解。“嗯，想起他还挺有趣的。”我想，然后就将这个故事放在了一边，但那种能量，那种内心涌动的感觉，仍然存在。我继续想着他，直到又联想起另一个我之前短暂结交过的人，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天哪！”我兴高采烈地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写写他的故事，就照本来的样子去写。”这个故事正如我期待的那样，喷涌而出，毫无阻滞，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都非常高兴。

在中学毕业之前，我曾经相当有规律地写过一段时间的诗歌。在牛津时又写过五六首，二十多岁时又断断续续写了三四首。这些诗并不怎么样，我本来也没觉得自己能写好，但都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被我的意志力强拉出来的。它们代表着我人生经验中的强烈情感，是我“真实”生活的凝练，是非常隐秘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的此类经验值得交流，所以当诗歌的灵感不再来拜访时，尽管遗憾，但我并不痛苦。

至于写散文，我很少想到，只觉得这是别人拥有的一种令人羡慕的天赋。大概有两三次，我手头特别缺钱的时候，我会选取某个事件，试着把它改写成一篇供《新政治家》杂志用的“游记”，或为《笨拙》杂志写过一篇“幽默文章”，但都没有成功。当我试图表现得有趣时，会显得滑稽；而当我想要描述时，又显得有点浮夸。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这些文章是别人写出来的，我肯定不会喜欢。我成年后，曾有三次没有特别目的地写下过几页自己的感受，一次是关于克里韦利的画作《天使报喜》，一次是关于福斯特的《印度之旅》，还有一次是关于我的第一次佛罗伦萨之旅。这些文章我都还留着，只是给自己的纪念。但穆斯塔法·阿里先生引发的故事“感觉”完全不同。我没有费心去设想它的市场，但从一开始，我就想让人们去读这个故事。

那个故事一写完，另一个就开始了，到了年底，我已经写了九个故事。我事先并没有构想，感觉就像是自动酝酿出来的，我的脑海里会出现第一句话，然后整个故事就跟着出现，仿佛它一直就在那里。有时候，故事写到一半就没什么可写了，我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想该怎么收尾，但更多时候，故事会自己结束。其中一些故事与我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令我吃惊的是，也有一些与我的经历无关，几乎是“虚构出来的”（那些“虚构的”故事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不过，除了一篇例外，其他与自身经历相关的故事我反而写得更好）。

三月份，我正写到第三个故事的一半时，看到《观察家报》公布了当年的短篇小说大赛通知，主题是“回归”，字数限制为三千字。我之前完成的两个故事里没有叫这个标题的，但内容全部适用。其中一篇太长，而另一篇只需删减一百字即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将其中较短的那篇放进了信封，用那匹刚刚赢得全国赛马大赛的马的名字为自己取了个必要的笔名（那个“什么先生”，愿上帝保佑他），寄出后就忘了这件事。或更确切地说，从那时起到十二月结果公布的这段时间里，我只有两次想起了这件事，当时我又向其他杂志卖了另外两个故事。“说不定，”我想，“如果事实证明这些故事足够好，可以卖出去……”但这两次我都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以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我生日那天，《观察家报》的文学编辑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时，我根本没想起这次大赛。

我早些时候曾给他写过信，询问他所在的报纸为什么没有评论我们的某一本书，是因为不喜欢，还是因为漏掉了，就是那种出版人对自己所关心的书的唠叨。因此，听到他打来电话，我非常高兴，当他说有好消息时，我就更高兴了，“万岁，”我想，“他终究还是要评论的。”

“不少，我觉得我还是有好消息的，”他接着说。“是给你的……你给我们的大赛送了一篇故事对吗？”

安慰奖吧，我一瞬间这么想，安慰奖有好几个呢，每个奖金是二十五英镑，“是的。”我回答。

“你得了头等奖，”他说，“奖金是五百英镑。”

你不向上看，是因为知道自己爬不到树上去。所以你早就忘记了，树叶间隐藏着果实。然后，突然间，一丝风都没有，一个大大的、软软的桃子重重地落到了你的手心。也许别人身上也发生过类似事情吧，但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我现在还舔着手指上的桃汁呢。

虽然，如果比喻准确，桃子并没有落入我的手中，而是砸到了我的头上。我一下就被打晕了。想象着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先是茫然的怀疑，接着会爆发出纯粹的狂喜，但事实是，这两种情绪模糊地混合在了一起，并没有出现那种完美的时刻。当我回过神来想要好好感受这一刻时，却发现它已经成为过去，我已经经历过了。在美妙的惊喜发生之时，通常还应该发生点什么吧，比如人应该飞向天际，变成音乐或光线什么的。但我继续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寒冷的鸽子挤在窗外一小片屋顶上，这实在太不尽人意了。即使在当天的午餐时间，我在邦德街匆忙购买比计划中更漂亮的圣诞礼物时，也发现沮丧与喜悦交织在一起，因为街上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是世界发生了改变的样子。在那么美好的一天里，有那么几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最好停止摸索，否则我很可能会在这转瞬即逝的时刻中触摸到一根真正痛苦的丝线。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想起了《玫瑰与指环》里小露珊尔白唱的那首歌，于是我整天哼唱着：

喜欢，喜欢

我有面包圆圆！

我愿，我愿

一年四季吃不完！

尽管一开始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或者说变化不够大，但这件事确实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中一个只不过是个有趣的认知，另一个却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贫穷”这个词不该适用于任何和我一样生活舒适的人，我背后有一个家庭，无论他们多么力不从心，在紧急情况下总能指望他们来救助我。我在工资之外从来没有别的收入，钱也总是很少（小型独立出版商要是不将大部分利润再投入，要么很快就破产，要么很快将不再独立）。我挣的每一分钱几乎马上就被我花掉，但还是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无法拥有。因此，对我来说，免税的五百英镑几乎就是一笔巨款。我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春天无忧无虑地去希腊了，我甚至可以坐头等舱！我可以买一块合适的地毯，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新窗帘，买完了还能有余钱。那个冬天，我觉得自己很富有，因为这种感觉，所以也给人以富有的印象。就在不久前，我曾在一家时髦的大商店里看连衣裙，当我指着一条漂亮裙子说“我想试试这条”时，接待我的女孩用疲惫的声音回答我：“这条很贵，为什么要试买不起的东西呢？”但当我把那五百英镑存入银行后不久，我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样的商铺，却得到了殷勤周到的服务，我觉得我甚至可以订购两架大钢琴，让他们送到我家试用，他们说不定还愿意为我提供第三架呢。礼貌的服务员花了几个小时为我展开各种布料，敦促我再考虑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想要相配的图案？哦，当然有！拿来的不是我以为的两英寸宽的长条布，而是长度足以做床单的布料，统统供我选择。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相信我可以赊账为整栋房子添置家具，并不是因为我看上去与众不同，也不是因为我真的买得起，仅仅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金钱感到无忧无虑，尽管理由也并不很充分。在那一个月里，关于情绪的力量，我有了很多深刻的认识。

第二件事更为重要，那就是我能有这笔收入，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评委们在几千人的作品里选中了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纯粹为了乐趣而自发创作的，就像我眼睛的颜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写出一个别人眼里的好故事并不算多了不起，但它确实意味着什么，至少说明它并没有失败。荒谬夸张点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不怎么快乐，我确实享受过很多东西，而且最近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里我也已经足够满足，但要说确切的事实，如果在那些年的任何时刻，有人要求我回想，要求我停下分散我注意力的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个判断，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失败是我生活的内核。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女人生活中最平常的满足，而那些我满怀激情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没能实现。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并不是推测。对自己，我确实是这么回答的，一遍又一遍，在入睡前的片刻，在醒来后最难熬的时刻，当我走在街上，当我从书本中抬起头，当我在平底锅里炒鸡蛋的时候——这种感觉是我熟悉的伙伴。起初，它是痛苦和悲伤的炭火，后来渐渐冷却；但尽管已经变冷，它那沉甸甸的存在感仍然还在。我唯一引以为傲的是，由于天性随和，又从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积累了大量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善于与失败感共存。我不认为失败感让我变得更讨厌或更疯狂，我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成就。

现在，有一种不违背我本性的东西，一种对我来说像爱一样自然的东西起了作用。我相信，即使我将来再也不写什么，单凭这个故事的成功，就已经足以开始消除我内心的块垒。亲爱的朋友们，埋葬我的时候，请把一份《观察家报》放在我头下吧，因为正是这份《观察家报》的奖励，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变得幸福了。

既然我已经生活在幸福这种难得的状态里，对它做点笔记肯定也很重要。它开始于我写作之时，在我赢得大奖时变得光彩夺目，后来我又开始恋爱，这种幸福得到了确认，而且迄今尚未露出改变的迹象。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

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生命力的又一个表征是：人们会说“她发生了什么事儿？看起来状态这么好”或者“她看上去很年轻”，我自身在身体上的良好状态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她可能有二十五岁吧”，一位七十多岁的女人这么说，考虑到那个年龄的人观察一切时的岁月压缩效应，三十五岁应该比二十五岁更能准确地描述我的状态，不过，这个评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的身体在回春。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年来一些指向内在的变化。我在二十三岁时就开始意识到，衰老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和保罗在一起的每一年，都被带向一个比我以前所知更好的地方，各种可能性不断涌现，仿佛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而当我接受了他的消失之后，日子就慢慢走下坡路了。常识禁止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认为自己老了，但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一旦过了三十岁生日，我就开始把这种感觉视为合理的。我三十多岁时，大部分时光都被笼罩着一层阴影，正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一点，那种感觉不仅来自即将到来的四十多岁，还来自对老年的恐惧；我觉得前路除了老去什么也没有，我意识到老去的无能无力。当我看到一个老人小心翼翼、痛苦地走在人行道上，或注意到领养老金的人们坐在阳光下的长椅上，眼神迷茫，似乎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不知所措时，我就感到一阵畏缩。而现在，我已经越来越靠近他们，长出了第一缕白发，脖子逐渐不再光滑，腰身也没那么苗条了，这些都是我可以从自己的身体上观察到的，是时光流逝的明显指针。而且我知道，这些将永远存在，不是什么能被治愈的身体症状。但奇怪的是，此刻，我不再感觉自己老了，衰老的过程不可否认，但不再碰触我裸露的神经。因为幸福，这件事变得不再重要。

这是因为当下已经成为现实。没有人可以脱离自己的过去，但任何人都可以将过去看作过去，只要这么做，你就能部分地从它的后果中解放出来。我不仅能将我的过去看作过去，还可以做到对它们不再挂心。过去并没有当下真实，而当下可以足够强大，强大到去塑造谁知道会怎样的未来，也因此，未来不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威胁。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就是这样。我的状态已经改变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的本性也改变了——所以，可能性再次出现了。

对幸福的感觉，我只能用一些和身体相关的词汇来形容：温暖、膨胀、漂浮、开放、放松。从最开始，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被爱情证实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像我这样智力不够，也没有什么灵性的人，感知总是与身体紧密相连，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就是它，它就是我。因此，身体状况对我的整体状态来说非常重要，这种倾向在我生病或衰老时可能会引发颇具威胁性的严重问题，但在爱情中却有助于获得一种别样的幸福。我无法将爱情区分为“肉体的”或“精神的”，做爱也不是一件仅存在于做爱那段时间的、转瞬即逝的好事，而是每做一次就增加一点的，对整个幸福感的扩展。过去我就认为，这种快乐不会被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湮灭，现在，我确信它不会被湮灭。这种终极的交流方式，就类似我对贝克顿和牛津的感觉，我知道它们就存储在我身体的某处。这是我经历过的好事，能进入我的体内，并被我看到、听到、感觉到、闻到，除非我的意识走向腐朽，否则无法被剥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多年之后，做爱会失去其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身上应该也不会例外。我能想象，只有当我同一起生活的男人真的像我们最初以为的那样合得来时，友谊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才会成功地取代身体的快乐，但这也不会抵消身体的快乐——一旦它存在过，就会一直存在。现在，它又为我而存在了，因此，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会更加富有。

所以，幸福随爱而来，由爱增加，对我来说，它还赋予了肉体欢愉以色彩，当然也包含了许多其他东西，包含了比我个体的情感和感觉更广阔的东西。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关注交流的困难问题。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都不断在强调这一主题，以至于如果一个人相信人类之间可以相互交流，那他会显得幼稚天真。可是，当你遇到一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不同社会，不同经济背景的人，却发现你和他可以完全凭感觉来谈论任何事，即使彼此意见不一致，也有十足把握能互相理解，如果这不是交流，那又算什么呢？在这样的相遇中所发生的信任感和轻松氛围，真是另一种更广阔、更持久的美好。

从表面上看，这种爱与我以往经历过的并无不同，不太可能走向永久的陪伴。但我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感觉不一样。过去，我常常带着绝望的喜悦跳下悬崖，陷入预期之中的灾难；但现在，在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我从光滑的岩石滑入了清澈、温暖的水中。

我对人类称之为“爱情”的很多状态都怀有一种恐惧，一看到它，一想到自己曾置身其中就感到恐惧。我觉得自己就像安德烈·纪德在《就这样吧》中写到的：“有许多痛苦，我认为都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没什么比所谓的心碎和风流韵事更令我不感兴趣的了。”可怜的纪德，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来谈论爱情，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分裂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二者皆受到了损害（谈到风格取决于诚实，我所知道的最显著例子，莫过于他对男孩子之间关系的描述。他试图以最诚实的方式写作，但文字中突然出现的微小声音出卖了他——他其实没有诚实地写作。他试图说服自己，病态的贪婪中也有美。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句子的语调问题，我本来真的相信它确实很美）。但这位老人对悲伤爱情故事的不耐烦态度也蕴含了很多真理。饥渴、占有欲和自怜自艾，固执地将自己虚构的形象强加给另一个人：天哪，看看人类强加于自己和彼此的这些折磨吧！

因为上述这些话，我被自己的傲慢吓坏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期待爱，也几乎不再想去爱了，但如今，我却又陷入了爱河。感觉就是如此。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说的是实话——我十年后必须重读一下这段文字！——那我宣称现在自己很幸福就是合理的。

我并不认为自己因此变得更讨人喜欢了。我和他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除了一人以外，其他人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悲伤或情绪平淡的状态下，我曾经对朋友们的生活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几乎对他们的情绪完全感同身受，但现在我更加超然，尤其是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我有一位女性朋友，由于天性上的某种缺陷，她总是犹豫不决，糊里糊涂，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美貌、智慧和慷慨大方应该为自己赢得什么回报。之前，我一度非常关心她，以至于躺在床上仍在清醒而痛苦地思考着她的问题，但现在，尽管我仍然为这些问题感到难过，却不再因此影响我内心的平静。这种日益增长的自私使我既沮丧又高兴：沮丧是因为我在自己身上如此清楚地看到了同情的局限性，令人不快；高兴则是因为我开始怀疑自己之前那些关心的动机。在《战争与和平》里，有个让我一直感到不安的人物，她叫索尼娅，她谦逊无私，放弃了自己对生活的追求，全身心地融入罗斯托夫家，以至于让他们的生活代替了自己的生活。托尔斯泰仅仅不做评论地把索尼娅呈现出来就已经可以表明，尽管索尼娅拥有种种美德，但在他眼中，她仍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一个失败的人。他对她的态度总会令我畏缩，因为这是正确的态度，而且有好几次我自己也几乎处于这样的活该境地。贪婪地不肯放手是可憎的，放弃则是可鄙的。当我自己处于不幸状态时，我倾向于转向被鄙视而不是被憎恨；但当虚荣心作祟，令人必须在这两种邪恶中做选择时，谁不是宁愿被人憎恨，也不愿被人鄙视呢？

在这种情况下，当幸福感仅仅取决于一段关系，那么它当然也会结束。就算不是“当然”，也是“很有可能”。我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即使预见到这种可能性，我仍然确信自己并没有像以往恋爱时那样“预料到灾难”。如果我爱的那个男人不再爱我，或要离开，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种喜悦消失的感觉，也会难熬一段时间。难道我之所以不再害怕，仅仅是因为我看不出这样的事会很快发生吗？还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已经习惯了失去，因此才将这种失去看作我终将失去的所有东西之一？又或者是因为，我碰巧相信这段关系不会有任何神秘之处（保罗消失事件最糟糕的部分就是他的沉默）？毫无疑问，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我不再“预期灾难”，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在我的写作还很微不足道时，再提写作确实有点令人尴尬，因为这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但我相信正是写作的冲动促成了我内心的平静。当我问自己：“如果灾难又发生了，我会怎么样？”答案是：“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好的。我会继续写作。”正因我能这样说，所以我才能活在当下，并对它所提供的一切充满感激和快乐。

此刻，十二月初的一个午夜。我面前的这张书桌上放着一只白色茶杯、一个满是烟蒂的烟灰缸，还有半杯朗姆酒，我看到自己的故事，尽管它很平凡，其中有很多悲伤，却是个成功的故事。我马上就要四十三岁了，比起还是年轻姑娘时，我此时更快乐，对未来也更满怀兴趣，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成功的故事之中，觉得有点好笑也有点开心，长久以来，我一直自认为是失败故事的主角，如今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成功故事之中，哪怕这个成功微不足道，也实在是很奇妙。但当我走到生命尽头时，是否依然觉得这个故事值得经历，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呢？我外婆问我的问题（我自己是没有孙辈可以询问了），会让我最后的岁月黯然失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