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读者应该不会陌生。书中对人物和情景的描写形象而生动，让人身临其境，印象深刻，书中讲述的两百多年前的尘封往事，今天读来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这段极富情景感的开篇，为故事的展开营造了一种诡异的背景和氛围，也暗示了故事的发展和结局。

引发社会恐慌的叫魂事件大致是这样的：乾隆三十三年的春天，在浙江德清，有人找到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当时他正在修建一座桥，来人请求吴石匠把一张写有自己仇人名字的纸条打进桥桩。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是一种叫魂的手法，通过大锤对纸条的打击，可以偷走名字被写之人的灵魂，令其很快得病和死亡。

吴石匠害怕惹祸上身，便把这个人捉住并报了官。照理说，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但没有想到，不久之后，随着对一个乞丐叫魂的指控以及屈打成招，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叫魂行为正在自己身边普遍发生，随后，恐惧如病毒一样蔓延，很快就从德清进入萧山、杭州，然后沿着运河和长江一路北上和西行，在半年时间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引起了京城的震动。在此背景下，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不得不亲自出马，指挥调度各地的官员四处捉拿叫魂的妖人，帝国机器快速运转，各路人马纷纷出场，一幕幕精彩故事不断上演。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并引发思考的是，这一全国性大抓捕运动最终被发现不过是一场闹剧。到了这年年底，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不过是庸人自扰，在一番大费周折之后，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也没有一件妖案被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在沮丧和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了清剿行动。

那么，这场席卷了半个帝国的社会恐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升级的呢？

1.不可捉摸的妖术

发生在德清的叫魂是一种妖术，据说妖人可以通过施法于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来窃取他们的灵魂。盗来的灵魂会有奇异的效能，会被用于某一目的，丢了魂的人则会因“失魂落魄”而死亡。

事实上，在相信人有灵魂和对世界作“阴阳”二元分割的传统社会，妖术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在不同民族和地区有不同表现形式，比如欧洲有会魔法的“女巫”，东南亚有所谓的“降头术”，中国的云贵地区有“蛊术”等。即使在现代社会，类似的习俗在一些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和保留。

回到两百多年前的乾隆时期，在一个教育尚未普及、多数人不具备科学常识的时代，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种不可捉摸的叫魂妖术，会给乡民带来多大的恐惧。妖术之所以可怕，倒不是因为它会导致直接、可见的伤害，而是在于其不确定性，人们不知道它是否存在，也不知道它何时发生，以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种不确定性既无法被证成，也无法被证伪，就会让弱小的个体不知所措。而当它被传播开来时，就会酿成普遍性的恐慌。

现代人也许会嘲笑书中那些小人物，并给他们贴上“愚昧、胆怯”等标签。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妖术和迷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它需要有信众，需要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当这些条件具备时，妖术就会像雨后春笋般冒头生长。即使在“叫魂案”发生一百多年后，不是还有人相信可以“神教附体，刀枪不入”吗，不是还有人相信刑场上的人血馒头可以治疗肺炎吗？

作为社会产物的妖术，其实反映了特定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在一个教育未能普及、信息高度闭塞的社会，民众很难有健康和自信的心态，很难具备足够的常识和能力分清楚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什么是客观的描述，什么是臆想和胡说八道。

2.来历不明的流动者

乾隆朝无疑是一个盛世，帝国的疆土无比广大，人口不断增长。当特定地区的资源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求时，就会带来人口的流动，出现“流民”现象。在现代社会，人口的流动意味着活力和希望，而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流动则令人害怕和不安，每个外来者身上都带着一丝诡异和恐怖的气息，都可能对当地乡民构成威胁和带来危险。

在“叫魂案”中，正是一个个的外来者，使得人们对妖术的传言深信不疑，并让恐惧不断升级。有一位邻居突然死去，而前两日刚好有一个异乡人从其门前路过，这两件事情之间难道不存在“叫魂致死”的因果关系吗？在书中，那些云游的僧道和走街串巷的乞丐，还有算命先生，他们穿插在故事中不断出现，成了实施“妖术”的完美嫌疑人。于是，“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

在现代流动社会，尤其是城市生活中，人和人之间是陌生的，陌生人社会带有开放性，陌生状态下人人独立而平等，彼此之间会持一种更平和的心态。但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生活在乡村和县城里的乡民都是世世代代的熟人，熟人之间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对外来的“侵入者”会有恐惧和排斥。正是这种对外来者的敌意、敌视甚至仇恨，加剧了“叫魂案”中的恐惧想象，使得谣言不断扩散。

实际上，对外来者的仇恨和恐惧，其实并非只是古代才有的现象。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对流动的犹太人的仇恨，为后来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提供了理由和动力。二十世纪后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北美，来自亚洲的黄色族裔，成了掌权者打着国家安全名义排挤和抓捕的完美对象。

3.帝王的敏感和怨恨

在叫魂风波中，对于民众而言，恐慌可能主要来自迷信和无助，而对官员来说，他们的恐惧则直接来自皇帝的雷霆之怒。那么，在叫魂这件事情上，乾隆为什么如此愤怒和暴虐呢？

让君王震怒的原因首先可能在于辫子问题。众所周知，满人在通过武力夺取了明朝江山之后，面对人数远远超过满人的汉族人口，内心是不自信的。如何在心理上驯服汉人，这是关切到统治能否稳定和长远的重大问题。于是，对于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汉人而言，剃额头和留辫子就成为检验其是否忠诚新王朝的一个标志，留发还是留头，两者只能选择其一。在当时明朝文人留下的典籍文献中，很多人为了逃避剪辫子，选择了自杀，或者隐身山林，成为“遗民”。

在“叫魂案”中，妖人叫魂的方式之一就是剪掉被害人的发辫，据说辫子可以附带其灵魂。当这一信息被乾隆皇帝获悉后，君王敏感的神经开始紧张，他似乎闻到了一股“谋反”的气味：这剪辫子的妖术，背后是否还藏着更大的祸心，会不会是“反清复明”的另一种形式？对乾隆而言，某个老百姓的魂有没有丢无所谓，他担心的是清朝的魂魄会不会被妖人窃取，担心自己的皇位和江山是否安稳永固。

可以想象，在皇权专制的时代，皇帝对于自己皇位的担忧，无疑是天大的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乾隆在这件事情上的愤怒，而天子一怒，可能会“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于是，大大小小的官员立即行动起来，加入这场捉拿妖人的运动中来，他们竭尽全力，要向皇帝证明自己的忠诚。

与此同时，对于乾隆而言，发生了叫魂妖术的江南，可能是他最厌恶的“腐化堕落之地”。旗人之所以打败明朝，在于其武力，在于其骁勇。“旗人应当在勇气、俭朴、坚毅等方面成为具有超高水准的典范。”可是，自从坐了江山后，旗人却被汉人的文化所日渐腐蚀。“如果有什么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在鱼米之乡的江南，繁荣兴旺的农业和勃勃生机的商业，造就了江南优雅的艺术气质和生活品味。文章锦绣地，富贵温柔乡，江南对于满族子弟的吸引力何其之大，比如权臣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就热衷填词谱曲，成为江南汉人文化的忠实信徒。

总之，在乾隆皇帝看来，正是江南的温柔风，吹得那些满族子弟们再也没有了巴图鲁的野性和彪悍，成了翘着兰花指学唱昆曲的纨绔青年。在此背景下，源自江南的“叫魂案”，无疑为乾隆皇帝开展政治清剿和惩罚那些江南士人和堕落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借口。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用绘声绘色的文笔，讲述了看上去无比繁荣和强大的“康乾盛世”是如何被一个谣言搞得鸡飞狗跳、狼狈不堪。在“叫魂案”中，身居庙堂的皇帝寝食难安，不断发出措辞严厉的谕旨，部署和指挥着这场围剿行动；地方官员们迫于压力，到处抓捕所谓“妖人”，进行刑讯逼供，并与皇帝进行着狡黠的博弈和周旋；乡民们则人心惶惶，彼此怀疑和窥探，相互告密和揭发，开启了人人自危的底层互害模式。各种力量彼此交错，推动事情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共同上演了一幕荒诞剧。在此过程中，“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1.气急败坏的皇帝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中，乾隆皇帝无疑是主角和导演，而不受制约的皇权和非常规的政治机制，则是“叫魂案”处理的权力来源。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在皇权专制发展的早期，虽然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但并不意味着其权力不受制约。比如在唐宋时期，皇帝行使主权，而宰相和各部行使治权，宰相和大臣们向皇帝负责，皇帝则向社稷和上天负责，君臣之间实际上是存在分权和制约的。尤其在宋代这个被称为“士大夫最理想的时代”，政治制度上的精致设计，不仅可以实现部门之间的制衡，甚至可以实现臣子对君王的制约。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推翻了长期以来“君臣共治天下”的传统，直接取消了宰相，国家权力被皇帝独揽，内阁和臣子都成了皇帝的下属，如同公司的股东一下子变成了打工的牛马，皇权专制发展到了巅峰阶段。对此，晚明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在这种皇帝乾纲独断的专权体制下，对于为皇帝打工的臣子们来说，什么法定职责、士人担当、时代使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服务好皇帝和取悦于皇帝。所以，在谈到明朝的主要弊端时，海瑞在其《治安疏》中一语道破：“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就不难理解“叫魂案”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因为皇帝对妖人剪辫子的事件极为愤怒，对案发的江南无比厌恶，而皇帝的关切就是帝国利益所在，叫魂妖术遂被定为了“政治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乾隆皇帝亲自出场，挥舞着皇权的大棒，打破了官僚系统的常规治理程序，频频通过“朱批奏折”这种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直接、私密的通信渠道，指导和督促各地开展“政治清剿”运动。

对于来自京城的最高指示，各地督抚们无疑都在努力贯彻和执行，可是结果似乎并未让皇帝满意，于是言辞激烈的训斥从紫禁城不断发出，如雪片一样飞到各地督抚的案头，让他们头疼不已。在对河南巡抚阿思哈的朱批中，乾隆甚至言辞激烈地将其称为“无用废物”。然而，可悲的是，“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然而，这样的失职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的妖首并不存在”。

2.左右为难的官员

居于深宫的帝王担忧的是江南会不会有人谋反，缺乏信息和安全感的老百姓害怕的是自己会不会丢魂，那么，饱读诗书又掌握信息的各级官员，在这场歇斯底里的政治运动中又是如何反应和行动的呢？

可能在事件的最开始，尤其是山东督抚向朝廷上奏的时候，地方官员们也许还真的怀疑可能存在妖术害人的情况，可等到四处抓捕却查无实据的时候，估计官员们心里已经清楚真相到底是什么了。但是，皇帝抓捕妖人的意志无比坚决，指导抓捕的圣谕纷至沓来，训斥下级的语气日渐严厉，于是，左右为难的官员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在假装积极执行圣旨的同时，与皇帝进行着悄无声息的较量与博弈。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弘历和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则来自官僚的责任制度：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京城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于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行政上的失误则会在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上出现裂痕。

在传统社会，“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由于没有公共媒体和信息收集传递常规机制，在“叫魂案”的处置中，皇帝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官员对皇帝的反控制，主要是通过“奏折”和“朱批”的技术手段进行的，一方声嘶力竭严厉施压，一方则谎报情况虚与委蛇。

官员们实在不容易，夹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他们左右腾挪竭力应对。明明是子虚乌有的事，面对皇帝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官员们还得努力配合坚决执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如果在皇帝关心的事情上不用心和不卖力，自己的乌纱帽就难保。

而在皇帝看来，清剿运动久久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而构成这些路障的就是令乾隆最为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其实，乾隆心里估计也清楚，地方官员的汇报里藏着不少猫腻，但演出既然开场了，好歹就得有点动静，得有一些成果，不能匆匆忙忙就鸣金收兵。

3.人心惶惶的乡民

在孔飞力的笔下，“叫魂案”出现的所谓盛世，其实是一个“镀金的盛世”。在华丽的表象之下，掩藏着诸多问题和危机，包括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公、社会道德沦丧、司法腐败日渐严重。从而，人们对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生活境遇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看不到希望的乡民而言，叫魂和妖术提供了一个导火索，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仇恨的“敌人”，而告密和诬陷则成为这种社会情绪宣泄的方式。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在担惊受怕的无助状态下，人们将攻击用作防卫的手段，通过指控别人是“叫魂犯”，来获得一种力量和安全。

孔飞力指出，“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在“叫魂案”的发源地德清，寺庙里的和尚为了争夺香客故意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举报妖术成了一件无比好用的武器，无论是恶棍还是良民，人人都可以取而用之。乡民们编造谣言，互相攻击，利用妖术恐惧大做文章，因为只要指控成立，只要官府发起了调查，普通人就有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是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由官员主导的妖人抓捕运动中，各阶层乡民踊跃参与、积极配合。通过指控自己的邻居或者来路不明的乞丐或僧道为实施叫魂的妖人，普通的乡民感觉到自己拥有了权力，觉得自己化身巨龙身上的鳞片，捍卫着某些神圣而伟大的东西。对于乡民的告密和诬陷，基于某些目的，官方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尽管他们知道：这种底层互害会让社会信任消失，会让公共道德败坏，会更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安和恐惧。

与本土历史学者的研究相比，欧美汉学家的中国史写作，有其独特价值和优势，但也可能存在片面以及成见。《叫魂》这本书，为我们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样本。

1.大历史的小写法

中国的历史，如果从目前可以考证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算起，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完全可以被称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关于中国大历史的写作，读者比较常见的本土作品较多采用了线性的宏观叙事，场面宏大，涉及面广，主线绵长。相比之下，西方一些汉学家则比较喜欢从细微处着手，通过选择一个具体的人物或故事，以此为出发点和叙事主线，分丝析缕，不断延伸，从而在个案讲述中展现历史的某个时期或者某一面相。这种写法，套用佛家的话说，是从恒河一粒沙中折射和反映出须弥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在欧美汉学家的类似作品中，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品很多，比如耶鲁大学史景迁的《曹寅与康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大汗之国》《太平天国》《王氏之死》等系列作品，比如纽约州立大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孔飞力的这本《叫魂》等。这种对大历史的“小写作”其实并不容易，它对作者的敏感性、洞察力、想象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并非每个学者都拥有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

据说孔飞力在1984年来到中国，进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中进行爬梳筛选。在此之前，他并未听说过“叫魂”这个概念，也对相关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不甚了解。但是，在阅读清代历史档案时，乾隆朝的“叫魂案”引起了孔飞力的注意，这个案子的材料丰富完整，透过泛黄的档案文献，事件从头到尾的发展过程清晰可见，故事中的各个人物跃然纸上。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理想和完美的案例。孔飞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题材，以其非凡的洞察和表达，对故事进行了深度解读和演绎，通过挖掘“叫魂案”背后的历史意蕴，揭示了处于鼎盛期的大清帝国里皇权和官权相互博弈的复杂关系。

尽管《叫魂》描述的是小故事，展示出来的却是大气象。这种大历史的小写作，避免了平铺直叙和面面俱到，对于读者而言会更有代入感，会带来沉浸式阅读的体验。当然，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作者会在史料之外进行一些可能合理的想象，增加一些情景，设置一些情节，描述人物内心活动，阐发作者看法观点，从而呈现出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文学色彩。

2.“异域凝视”的犀利与偏颇

历史是如此复杂，如同一座有着很多房间的宫殿，一盏灯照不亮全屋，只有通过不同角度的光源，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反映真实情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本土学者因为身处熟悉的文化环境，拥占丰富的历史信息，反倒有可能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从而对习以为常的东西熟视无睹。

相比而言，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由于立场、视角、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他们没有文化负担，也不受一些“前见”的约束，他们的研究对中国历史而言，就具有一种比较优势，构成了一种来自异域的“文化凝视”。诚如学者在评价史景迁的作品时说：他所受到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国传统‘史德’误区。反倒是因为他身为西方学者，远离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的政治伦理没有切身的关联，没有族群兴衰的认同，没有利益的瓜葛，不会以一己偏私之见损害历史之大公”。正是因为这份轻松、自由以及中立，使得西方汉学家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新的观点，带来很多启示。

但是，来自外国尤其是欧美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对历史的延续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可能不足，对事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并不熟悉，因此其作品中可能带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偏见和缺失。

比如，西方写作者可能存在先入为主的问题，其立场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其对史料的选择。在浩瀚的文献仓库中，他们可能有目的地选取自己想要的内容，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搭建历史的样子，这个样子可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甚至存在重大差异。

再比如，西方学者由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毕竟有限，所以在史料解读和故事描述中，难免会有流于表面和不够深刻的问题。比如，对于《叫魂》一书，有本土研究者通过史料再梳理和与类似案件对比后指出，孔飞力所言的乾隆借“叫魂案”以整肃官僚的立论并不存在，它不过是同时代君主介入大案的一个缩影，并且“叫魂案”的处理整体上也是成功的。因而，似乎不是乾隆制造了“叫魂案”，而是孔飞力心中的理论预设制造了《叫魂》的写作。“在孔飞力绘声绘色的笔下，叫魂案中的乾隆充满了戾气，因对官员的控驭手段感到不满，于是要借案件来整肃。这是一个带有诛心式的臆断。”

因此，对于读者而言，在阅读欧美汉学家的中国历史作品时，既要看到这些作品的独特价值，它们提供了另一种审视中华文明的视角，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与此同时，也要对这些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狭隘保持清醒，避免因对“他者言说”的盲信而引发认知迷茫或文化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