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候有个叫燕荣的，出生将门，武艺高强，性格刚强，立下赫赫战功。在隋朝灭陈的战役中，他被任命为行军总管，率领水军从今天的山东沿海而下，进入太湖，直取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一路包抄南朝，直到把南朝的江南地区全部平定，立了大功。之后朝廷又让他防卫北方边疆，屯兵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隅）。但这个人生性残暴，特别喜欢用各种手段打人。他在辖区里面抓到的盗贼，都是要重打，打到皮开肉绽露出骨头，所以那些盗贼吓得都逃到其他地方去。连其他地方经过他的辖区的那些行人都不敢休息，怕万一得罪了他被处罚。

燕荣在外面看到一束荆条，他觉得打起人来肯定很管用。就当场采下荆条，找了个属员说：“来，你来试试看。”那个属员向他哀求：“我今天没有犯什么过错，干什么打我？”他说：“这样吧，今天打了你，下次有过错的话可以免除。”下一次那个人真的有了过错，燕荣抓了他要打他，他说：“你不是答应过我，上次打过了下一次可以免掉的吗？”这个时候燕荣话就变了：“上次没有错也得打，何况这次真有错呢。”照打不误。他打人经常是动不动打上千下，打得那些人鲜血直流，但他坐在旁边照样喝酒吃肉，神态自若。

因为他有这样的恶名，所以当元弘嗣被派去做他的属员——长史的时候，非常害怕，再三推辞。

隋文帝说：“你别怕，我会下一道保护你的命令。”他传令给燕荣：元弘嗣如果犯了错，要打他十下以上，都必须上报我批准。他对元弘嗣说：“这下你放心去了吧。”元弘嗣不好再推辞，只好赴任。

燕荣听到这个消息气得不得了，说这个家伙竟敢在皇帝面前告我的状，戏弄我。等到元弘嗣报到以后，就派他去管粮食仓库，然后经常派人去检查，只要找到一点差池，比如在粮食里发现一点糠，找到一粒石子，就毫不客气，下令打，但是每次总不超过十下，都没有违背隋文帝的规定。但是有时一遍接着一遍，元弘嗣很可怜，刚刚挨过打，衣服还来不及穿好，又得打第二遍了，有时一天会打三次。

一年下来，两个人结怨越来越深，一方面元弘嗣受不了，另一方面燕荣觉得还不够，干脆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并且断绝他的粮食。元弘嗣饿得不行了，把衣服里的棉絮抽出来，和着水，咽下去充饥，他的妻子不得不跑到京城为他鸣冤。

这时候，隋文帝才派一名官员到当地去查问，结果调查下来，燕荣的确罪行严重，除了打人以外，他还贪赃枉法、奸淫妇女。此时隋文帝才把燕荣抓到京城，逼他自杀。

这件事表面看来是燕荣格外残暴，但实际上罪魁祸首还是隋文帝。首先他在下命令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规定每次打人不超过十下，表面看来是防止燕荣把更重的处罚加在元弘嗣头上，但是他竟然没有规定一个总数，没有规定比如每天或者每个月最多能够打几下，只是规定每一次不能超过十下，这样就让燕荣有机可乘。

实际上，完整的法律条文都有单项罪做什么处罚，合并起来最高不能超过什么处罚这样的规定。我们看隋朝以前的法律条文已经有这样的规定，但隋文帝下命令的时候，居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被燕荣钻了空子。更严重的是，燕荣的这些罪行隋文帝并不是不知道，特别是元弘嗣不愿去当他的属员，就是因为害怕他随便用刑，随便用残酷的、超过法律规定的处罚。但是因为隋文帝只看到了燕荣的功劳，以及他防守边疆、治理地方的政绩，对他另一面违法的事根本不去追究、不去处理，只是想通过一个具体的限制能够保护元弘嗣，而放弃了根本的原则。

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讲到有些事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关键还是政策到底对不对，政策它本身有没有漏洞，特别是政策的前提对不对。比如说对待燕荣这样的人，既然元弘嗣已经提出了他的这种担忧，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首先调查处理燕容，而不是采用一种姑息纵容的办法，并且做出一个有漏洞的决定。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入考虑一下，即使隋文帝做了具体规定，比如说每次只能打几下，在多少时间里面总数不能超过几下，那么像元弘嗣那样的遭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

其实汉文帝的时候就废除了更加残酷的肉刑，用笞刑来代替割鼻子和砍脚，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不久就发现，犯人的鼻子和脚虽然保全了，却有不少犯人在执行笞刑的过程中被打死了。甚至规定的数量还没打完，人就已经死了。每年被打死的犯人居然有一万多，大大超过了原来判处死刑的人数。所以到他的儿子汉景帝的时候，就下令减少打的数量，但是被打死的犯人还是不少。于是汉景帝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规定打人的刑具要用竹子来制作，五尺长，一寸宽，半寸厚，竹子上的节要刨平。行刑的时候只准打臀部，每个犯人施刑的过程中间不能换人，打完一个人才能换。

以后有的朝代还制作了标准的刑具，派人拿到各地检查比较，一定要照这个标准。秦始皇当年推行统一度量衡的时候，制作标准的量具、衡具，制成标准的打屁股的竹板子，拿到各地去比较。明朝干脆实行专业化生产，规定每年由江南的官府提供三千块标准的竹板，供全国各衙门使用。

这些规定不能说不具体，制定者的用心也不可谓不周到，但是任何规定都没有办法确定打手该用多大的力，也没有办法测定挨打的人有多大的承受力，所以就给徇私枉法的官员以至衙役，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比如说有的就在竹板上做手脚，绑上重的东西，甚至在中间灌铅，还有的在行刑以前把竹板浸在水里面，甚至浸在小便里面，这样不仅可以打得重，而且一旦皮破了还可以通过小便中间的盐分刺激伤口，造成更大的痛苦。

另外就是在“打”上下功夫，比如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这些特殊衙门，在招收打手的时候都有一项奇特的考试：在砖上面铺上一层纸，打手必须在规定的数目中用标准的刑具将砖头打得粉碎，但是不能把这层纸打破。可见这些打手日后在行刑的时候会做出什么事来，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明朝的官员在接受“廷杖”（由皇帝亲自下命令在午门外打屁股）时，如果监刑的太监说一声“用心打”，或者两只脚尖相对，那个人肯定会被打死。各地的衙役虽然不会人人都有这手绝招，但几乎都有把坏事干得教人抓不到把柄的本事，既可以把人打死，也可以为人消灾。

比如说明清时候，几乎所有地方的衙门，都可以花钱雇人代挨打。江南有些富户欠了赋税，一般都派仆人代替上堂受审，如果被判处要受笞杖，就可以出钱找个乞丐去代挨打，根据被打的数目付钱就可以了，所以就出现一些代人挨打的专业户。明朝中山王徐达的后人徐青君，入清后家产被没收，一度沦落到与乞丐为伍，就曾干过这事。

如果事先买通行刑的衙役，也可以两三下就打得皮破血流，声音山响，实际却不受多大损伤和痛苦，更不会有性命之忧。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地打那么几下，或者用同样的力量，每个挨打的人的承受力，他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是不同的，很难判定究竟是行刑过分了还是他本人缺乏基本的承受力。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有关事实，一定要认真思考。要考虑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在一个法律往往是通过皇帝或者官员的个人意志来实施的情况下，在执法者有很大运作余地的情况下，在一个没有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有没有正确的答案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社会中是有相当长的传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希望大家进一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