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贡献主要是编订了鲁国的历史《春秋》。《春秋》是根据鲁国历代的史官记录下来的史料编纂的，已经成书，孔子只是重新整理定稿。但这件事成为孔子对历史最大的贡献，他所开创的“春秋笔法”被历代正史奉为典范。

历来有一种说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孔子修订《春秋》就能够使乱臣贼子都害怕呢？这还要从历史的作用说起。

我们现在看历史，都以为历史是古人特意留给我们后人看的，或者是为了让子子孙孙都了解，或者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实最早记录历史的目的是向天、神、祖宗报告，以便得到他们的庇佑，获得利益；或者取得他们的宽恕，消除灾害。那时的人，即使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都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离不开天、神的保佑。另一方面，统治者又认为自己受天、神的派遣，甚至认为是他们的代表，得绝对服从天、神，所作所为必须如实向他们报告。当时人还认为，人死以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不但同样有知觉，而且能起作用。所以对祖宗“视死如生”，像生前一样尊重侍奉，要定期祭祀，也要如实报告。

向天、神、祖宗报告的任务最初是由巫师承担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沟通人与天、神、祖宗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文字时，古人怕忘了重大事情，采用结绳的办法，每件事在绳上打个结，重要的事、大事，打个大结，以巩固记忆。有了文字，就刻在龟板上、牛骨上，写在简牍上，铸在青铜器上，刻在石头上。花那么大的代价做记录，就是为了向天、神、祖宗报告。以后要记的事多了，巫师忙不过来了，“巫”与“史”才分工，“巫”只负责沟通报告，“史”负责记录收集，这才有了专职史官。史，是个象形字，一个人站着，手里捧着一块记录用的板。史官记下来的内容也被称为“史”，将这些“史”按日历（繁体“曆”）编排，就称为历史。繁体字的“歷”与“曆”是相通的。

史官的职业道德就是如实记录，要对天、神、祖宗负责，而不是对统治者负责。而当时的人，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人，没有人敢不保持对天、神、祖宗的敬畏，因此也都保持着对史官记录内容的敬畏，当时的人特别害怕因史官记录了自己的恶言劣行而在生前死后得到惩罚，更害怕祸延子孙。

正因为这样，孔子的“春秋笔法”历来被认为非常严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如果孔子对你的评价用了一个褒义字，那就相当于穿戴上华丽高贵的冠服那么荣耀。如果孔子对你的评价用了一个贬义字，那就比刀劈斧砍还要严重难受。因为这不仅是一辈子的事，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并且影响到子孙后代。

那么孔子在编订《春秋》时采取什么具体办法呢？

首先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尊者”——地位高的人，“贤者”——品德高尚又有本领的人，要隐藏遮盖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尊者的标准，是孔子根据心目中的《周礼》，按照《周礼》规定的等级和秩序来定的。而贤者的标准自然是根据他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念来定的。至于“讳”到什么程度，哪些该“讳”，哪些可以不必“讳”，孔子并没有留下具体的标准，只有靠后人自己体会了。

其次是“笔则笔，削则削”。如果“讳”了还不够，有些内容就干脆删掉，所以说该记的就记，不该记的就削，就删掉。为什么称“削”呢？因为当时这些内容都记在竹简木简上，已经写好的内容要把它涂掉改掉比较麻烦，所以同时会准备一把小刀，如果一片简上面这几个字不要了，就把这一段用刀子削掉。我们看到出土的或者传世的那些简牍，有的就不是整片的，缺的这一半或一段就是因为上面的内容被削掉了。孔子在编订《春秋》时用的原始简，大多应该就是鲁国史官记录整理的原件，经过孔子的“削”，这部分原始史料就永远消失了。

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重视的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价值观念。对事实他可以按自己的标准选择，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甚至可以毁灭史料。即使是对同样的事实，可以加以褒扬，也可以进行贬斥。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要有利于确立、巩固、宣扬他的价值观念，通过修历史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宣扬他的价值观念，谴责他所面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也就证明了，历史绝不是简单地记录以往存在和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历史学家有选择的、有意识的记录。

可以具体举一个例子。《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里记了这么一件事：“天王狩于河阳。”从字面看并不难懂，“天王”就是周天子，“狩”我们现在理解为狩猎，在当时是一个以打猎为形式的隆重活动。在秋冬之交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天子或诸侯、贵族在仪仗队和警卫的护卫下到郊外预选的地点，先围猎，然后用猎物和准备好的祭品祭祀，宴饮、娱乐后返回。选择秋冬之交，是因为秋收后民众有空闲，粮食物资比较丰盛，动物经过春夏的生长也比较丰满。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西北）是黄河边的一个地名，离东周的都城洛阳不太远。一句话，周天子去河阳举行“狩”的活动了。

但真相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当时晋文公的势力已经很大，想当诸侯的霸主。城濮之战后，他本来想率领诸侯去洛阳朝见周襄王，造成他是诸侯盟主的事实。但又担心自己的威德还不足以服众，万一有些诸侯不随从就达不到目的。所以他请周襄王离开都城到河阳来，自己就近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率领诸侯朝见，实际是让周襄王为他的盟主地位做背书。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成了一具傀儡，毕竟还有形式上的尊严。本来应该晋文公率领诸侯去朝见，晋文公却公然违背制度让周襄王听从他的摆布，而周襄王不得不顺从。孔子看到这段历史，认为从来诸侯没有召天子的资格，这是“礼崩乐坏”的典型，绝不能在《春秋》中留下这个恶例，对周襄王这位尊者遭遇的不幸必须隐讳，所以就记上了这么一句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话。周襄王被要挟羞辱的事，成了他主动进行的正常活动。

这种“《春秋》笔法”既维持了天子的尊严，同时也使理解孔子苦心的后人明白背后不光彩的事实，所以被后世的史官们模仿沿用。各位如果有机会看“二十四史”等正史，千万要注意，凡是皇帝被称“狩”，那就绝对是遇到大祸。

比如，《宋史》里写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狩”，不是他们跑到北方去狩猎了，而是在北宋覆灭后被金朝俘虏，押送到黑龙江五国城去，最终死在异乡。《明史》里写到明英宗“北狩”，是指他出京“亲征”被蒙古也先俘虏。而清朝的官方史料称慈禧太后“西狩”或“两宫西狩”，就是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一直跑到西安。在孔子以后，这个“狩”字已经成了帝王蒙难、被俘、离开首都受到羞辱的代名词。

同样，被孔子赞扬为“良史”（优秀史官）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如实记录历史，而是他们的写法符合孔子要维护的价值观念。如晋国的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实际被杀的晋灵公是位昏君、暴君。因赵盾屡次劝阻，他怀恨在心，派刺客行刺未遂，赵盾不得已出逃。在此期间晋灵公被杀。赵盾曾责问董狐将他记为“弑”的理由，董狐给他列了两条：“亡不出境”（逃亡但未离开国境，所以还得负责），“返不讨贼”（返回后没有惩办凶手），赵盾只得接受。孔子也称赵盾是“良大夫”，为他没有“越境”而蒙受恶名而惋惜，但充分肯定董狐将此事定为“弑”的价值观念，这正是他一心要维护的“礼”。

所以我们看《春秋》以后的“正史”，一定要用这样的标准来理解。新建立的朝代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隆重地为前朝修史，其目的不仅是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更是为了证明本朝得了天命，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说，都是孔子“作《春秋》”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