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以后，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实际上在这之外还有两个政权。这些政权大多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的，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意思是这五个“胡”（非华夏少数民族）把华夏搞乱了。前人往往把“五胡乱华”的出现归咎于从东汉以后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南迁和内迁，其实南迁和内迁本身并不是“乱”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看少数民族的内迁是怎样出现的，内迁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西汉时就有大批匈奴人因为在战争中被俘或者归降而迁入汉地，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属国，采取的办法是“因其故俗”，根据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置在内地，其中的上层人物还担任了汉朝的大臣或者将领，比如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金日磾。

汉武帝临终委托四位大臣辅佐他年幼的儿子——后来的昭帝，其中一位就是金日磾。金日磾本人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为他父亲被汉朝打败后不愿意投降，被昆邪王杀掉，他和他母亲被作为俘虏献给汉武帝。但以后金日磾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成为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这四位辅佐昭帝的大臣，以后一位被杀，一位死后被灭族，而金日磾不仅善终，金氏还繁衍为西汉后期著名的世族。

不过大多数内迁的匈奴人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显然他们已经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真正大规模的内迁还是发生在东汉，南匈奴投降汉朝后迁到了塞内，他们一度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多人。很多散居在各地的匈奴人和北匈奴的降俘人员还没有被列入统计。

除了匈奴人以外，鲜卑人也开始南迁，迁到了边境，以后进一步南下。羌人、氐人被大规模地迁到了关中，一部分羌人甚至迁到了首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到西晋初年，江统曾经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戎狄”（泛指匈奴、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人口居然占关中总人口的一半。

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今陕西北部、甘肃东北这些地方，原来的行政机构都被撤销了，朝廷已经放弃管理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的图幅只能在这一带写上“羌胡”两个字，其他全部保持空白，因为当时留下来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

其实朝廷并不真正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因为在那里聚居的并不止羌人、“胡人”。一定要说是“胡人”，其中包括的民族就不止一两个。因为匈奴原来散布的范围很广，包括西域不少地方，今天的新疆与以西的中亚，甚至西亚的一些民族也随着匈奴人内迁了，有的就定居在这片“羌胡”地区。

匈奴人和其他胡人在定居以后，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匈奴的主体又渡过黄河进入了今天的山西，在汾水流域定居。这些普通的匈奴人还有其他羌人、鲜卑人，他们的境遇是很差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汉族的官员、将领、地主、富人买了去当奴隶。

曹魏时，有人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做官，其他人就托他在那里帮他们买匈奴奴隶，有大批匈奴人和其他“胡人”被掠卖到中原各地，包括后来建了十六国之一——后赵的羯人石勒。他从小受尽折磨，他被掠夺卖走的时候是“两胡一枷”，两个胡人合戴一把枷锁，就这么两个一对给卖了。

这批人受的苦要比一般汉族穷人还要大，所以他们后来起来造反，或者投奔其他的割据势力，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无奈，一开始就是出于求生，并不是因为与汉族有什么特殊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得到善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就能安定下来，与汉族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一般都被安置在首都洛阳或者其他城市。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因为有很好的生活待遇，再加上汉族统治者以为如果让他们学习汉族的文化、接受汉族的礼仪，就可能消除他们对汉族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等族的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曹魏以及西晋期间，这些人往往已经与汉族的学者士人没有什么差别了。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治所晋阳设立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匈奴不少上层人物就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又迁到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血统高贵，就用汉高祖刘邦曾经与匈奴的冒顿单于结亲为理由，自认为是刘邦之后，以“刘”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建立了汉国，刘曜建立了前赵。

匈奴是所谓“乱华”的“五胡”之首，而刘氏匈奴又是匈奴中首先建立政权的一支。但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支“乱华”的匈奴人在文化上与“被乱”的华夏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如刘渊，他七岁时母亲死了，他表现出来的悲哀和痛哭得到了宗族部落的赞赏。当时任职司空的太原人王昶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还派人去吊唁。据说他从小好学，老师就是有名的学者上党人崔游，他学了《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这些他都能够背诵。其他像《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他统统都看过。这哪里还有一点匈奴人的痕迹呢？他习武也不是只继承匈奴的尚武风尚，而是研读《史记》《汉书》时受到了启发。

刘渊的儿子刘和也是好学不倦，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个儿子刘聪十四岁就能够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念得很熟，还会写草书、隶书，会写文章，曾经写了一百余篇诗，有“赋”“颂”五十多篇。

这些人已经完全地汉化了，就是放在汉族中间，他们在文化上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所以等到刘渊起兵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完全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举行祭天、祭祖仪式，追尊刘禅也就是刘阿斗为孝怀皇帝，把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立为神主。刘渊这样做当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但显然已经得到本族人普遍的接受，至少已经为匈奴的上层人士所认同了。他们的起兵并非单纯的民族冲突或民族战争，而是伺机夺取政权，建立王朝。而西晋的内乱给他们制造了合适的时机。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错误地吸取了曹魏政权被轻易取代的教训，认为曹魏非但没有壮大，而是削弱限制宗室的政治、军事势力，面对司马氏的篡夺无能为力，所以大封宗室王，不仅给实际封地，还配置了军队，却解散了朝廷的军队，为宗室之间的武装叛乱和争夺准备了条件。晋武帝司马炎死后，继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而他的贾皇后是个野心勃勃的悍妇。她首先利用宗室势力，杀了执政的外戚（惠帝的外祖父）杨骏，集权专政，然后引发八位宗室王之间的混战——“八王之乱”。十六年后，当八王中的东海王司马越成为胜利者，十六国中的汉（前赵）、成汉已经建立，首都洛阳被包围，司马越只得逃出洛阳，次年在途中被杀，随从的官员军队全部覆灭。

所以“五胡乱华”其实是“华”先乱，才被“五胡”找到机会。而在这个“乱”中，“五胡”的底层与汉族中那些被迫成为奴隶的百姓、失去土地的平民、动乱中无以为生的难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而“五胡”的上层人物，无论是匈奴还是鲜卑、羯、氐、羌，其实都已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诱发了他们的民族认同，开始为本民族夺取政权。他们恰恰是利用了汉族文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如刘渊把自己塑造成汉朝刘氏的继承人。因为他们在学习汉族文化过程中，已经掌握了“天命”之类的帝王之术。汉人可以做皇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你有天命，我也可以有天命。像石勒这样底层出身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又有汉人张宾这样的谋士辅佐，就可以建立华夏传统的帝王体系。而且他们都大量地任用汉族官员、谋士为他们服务，统治的人民也大多是汉族，他们建立的政权与汉族的分裂割据政权没有本质区别。

总而言之，“五胡乱华”绝不是简单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并非纯粹出于民族矛盾，相当程度上是“华乱”的结果。持续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又加剧了战乱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客观认识“五胡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