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开始，每个朝代都会以首都为中心，建设和维护通向各行政中心、边疆和军事要地的道路系统。在这基础上，又发展出相当完整的、全面的驿传制度。所谓驿传，就是在这些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一般在正常情况下一天能够到达的距离），建起一个个驿站，驿站里有基本的供应，可以住宿，可以吃饭、休息，还可以补给。还提供了驿站之间的交通工具，比如马、牛、骡、车、船，还有人夫等服务人员。

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起几千个这样的驿站，而且要经常维持、管理供应服务的人员，以及要维护好这些交通工具，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些驿站处于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人员都要从远处派遣，粮食和物资都要从内地调拨，维持和运作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国家的日常治理，特别是为了巩固边防、保证国内的安全，以及维护政令正常的上通下达，驿站是基本的保证，所以国家都不计工本，不惜代价。也正因为这样，一般对驿站的管理都有很严格的规定。

例如在汉朝，用公家的马车接送执行公务的重要官员，或者皇帝特别指定的人员，称为“乘传”。“传”，就是通过驿站一站一站地传送。如司马迁曾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司马相如被汉武帝派往巴蜀慰喻父老，他们都曾享受“乘传”的待遇。有时皇帝要紧急征召某人，或者表示对年高硕德之人的尊重，会下诏“乘传”接至首都。一般官员、一般情况是不能动用“传”的。

唐朝在全国设立了一千六百多所驿站，其中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兼用。一般每隔三十里设一所，特殊条件不受此距离影响。专门设有监牧六十五所，负责给驿站配马匹。官员出公差时按级别享受不同待遇，一品官用十匹马，按级别递减，八品、九品官用一匹马，每三匹马配一个马夫。水驿根据忙闲程度分别配二至四只船，每船配三名船夫。

又如明朝时，规定只有六种情况可以使用政府驿站。

第一种，传达皇帝的圣旨或者受皇帝的派遣。

第二种，飞报重要的军情。注意是“飞报”，必须是重要军情。也就是说，一般的军情报告按正常途径，是不能使用驿站服务的。

第三种，亲王送贺表和贡品，或者差人进京。明朝的宗室人口虽多，但其中能封为亲王的，只限于皇帝的第二代中太子以外的皇子，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对亲王送贺表、贡品或者差人进京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随意。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还规定，王府的公差人员如果只是办“寻常事务”，或者是王府之间的礼节往来，一律不许使用驿站。擅自接待或假借军情为由使用驿站的处死刑。

第四种，文武官员赴任，路程超过一千五百里的。也就是说，即使文武官员级别再高，如果赴任、上任路程不满一千五百里，还是不能使用。

第五种，现任的官员，如果在任上死了、病故了，他的遗体和家族成员回乡可以用驿站。一定要是现任的官员，如果已经退休或者被免职了，是不能享受的。

第六种，更是个别人，也就是孔子的后裔可以使用。孔子的后裔，不是天下姓孔的人都能算的，是指袭封衍圣公的，在孔府里的孔家，衍圣公和他的直系亲属。

如果严格地按照这六条标准执行的话，那么驿站的业务量不会很大。但是实际上，随着腐败程度的加深，滥用驿站、利用驿站的资源营私舞弊的情况也加深了，或作为讨好贿赂上司的手段，或用来招待亲朋，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这六条以外的，甚至与官员、官方毫无关系的人，或者凭借金钱贿赂，或者靠私人交情，或者凭借名声势力，对驿站照用不误。甚至平民百姓，只要有关系，照样可以使用驿站。

明朝有位很有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成为职业旅行家的前提是他在科场上屡次失败，所以就放弃科举考试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考取过任何功名，就是个平民百姓，与官员、公务没有任何关系，六条规定中他没有一条是符合的。但是我们看《徐霞客游记》，他照样能够使用驿站，而且也不认为这是什么腐败行为或者违法行为，他在日记里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仅使用驿站，还让驿站给他派民夫。在广西时，驿站给他派过十名民夫，两乘轿子，还有马匹。有时他还提出苛刻的要求，比如他喜欢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走没有人走的路，或者是去很险峻的地方，很荒凉的地方。有几次，驿站派来为他服务的民夫嫌太苦或者太危险，有的半途逃了。有时他认为民夫没有尽力，伺候得不好，居然将民夫绑起来，用鞭子抽打。

照理说，徐霞客根本没有资格享受驿站的服务，而他居然视为理所当然，凭什么呢？无非是凭他的名声或者熟人的介绍，或者凭借仰慕他的官员以权谋私。总而言之，按照明朝的制度，那是违法违规的。徐霞客如此，可以肯定，真有一官半职，或者有权有势的人物，或者与驿站的管理人员熟识的人，当然都会利用驿站的资源。

其实，就是符合以上六个条件的人，使用驿站也有严格的规定，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比如说哪种人、在什么情况下该享受什么待遇标准，规定得非常具体详细。如同样递送重要公文、重要军情，有的规定要用上等马，有的只能用中等马、下等马。车船也是这样，用多大的车船、什么样的车船都有规定。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超规违规，却没有受到法律惩处。

一方面，官员贪赃枉法，大搞腐败，要求驿站超标准接待，在规定外索取。如提高车船、马匹的等级和数量，多派驿卒民夫，要求对随行亲友甚至仆役同样招待，甚至直接索取现金津贴。对驿丞威逼欺凌，对驿卒随意打骂，最极端的例子甚至将当地县官抓来，当众责打。

另一方面，管理驿站的各种腐败层出不穷，比如不按规定备好马匹、车船、民夫，不按标准提供食宿服务，临时征用马匹、车船、民夫时不付或克扣工料差费，贪污日常经费，中饱私囊，利用驿站职权谋私，敲诈勒索。有些驿卒也上行下效，利用各种机会牟利。对高官、权势人物、有利益输送的对象主动奉迎讨好，抬高标准，而对其他人员的接待费用克扣盘剥，往往连正常的服务都不提供。

到了明朝后期，驿站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无法医治的癌症。一方面，每年的经费都不够开支，钱越花越多，人员严重超编。另外一方面，过往的公务人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服务，甚至有些重要的公文没有按时送达。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帝下令裁撤驿站冗卒，以节省粮饷开支，山西、陕西大批驿卒下岗，其中就有李自成，他当年就投奔高迎祥的部队，其他下岗驿卒也纷纷加入农民起义军。

崇祯皇帝裁撤驿站冗卒，表面上为朝廷节省了大量开支，但是造成的恶果是他始料不及的。大量减员的结果是一些驿站无法提供正常服务，正常的公务出差、政令的上通下达、重要军情的报告都受到影响，损害了国家治理和安全。大批人员下岗失业又没有得到必要的救助安置，直接增加了反抗力量。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李自成在崇祯二年后继续当驿卒，明末的农民战争史肯定要被重写，明朝和崇祯皇帝的结局至少会有不同。

古代这样一项行之有效，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制度，无法摆脱腐败的结局，而崇祯皇帝轻率的改革措施又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作为历史教训，对今天还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