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述怀

要把读书当回事  作者:季羡林

前几天,在医院里过了一个生日,心里颇为高兴;但猛然一惊:自己已经又增加了一岁,现在是九十三岁了。

在五十多年前,当我处在四十岁阶段的时候,九十三这个数字好像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望而不可即。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大概只能活到四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没有超过这个年龄,由于X基因或Y基因的缘故,我绝不可能超过这个界限的。

然而,人生真如电光石火,一转瞬间已经到了九十三岁。只有在医院里输液的时候,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以外,其余的时间则让我感到快得无法追踪。

近两年来,运交华盖,疾病缠身,多半是住在医院中。医院里的生活,简单而又烦琐。我是因一种病到医院里来的。入院以后,又患上了其他的病。在我入院前后所患的几种病中,最让人讨厌的是天疱疮。手上起泡出水,连指甲盖下面都充满了水,是一种颇为危险的病。从手上向臂上发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有性命危险。来到301医院,经李恒进大夫诊治,药到病除,真正是妙手回春。后来又患上了几种别的病。有一种是前者的发展,改变了地方,改变了形式,长在了右脚上,黑黢黢脏兮兮的一团,大概有一斤多重。我自己看了都恶心,有时候简直想把右脚砍掉,看你这些丑类到何处去藏身!幸亏老院长牟善初的秘书周大夫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种平常的药膏,抹上,立竿见影,脏东西除掉了。为了对付这一堆脏东西,301医院曾组织过三次专家会诊,可见院领导对此事之重视。

你想到了死没有?想到过的,而且不止一次。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人类是生物的一种。凡是生物,莫不好生而恶死,包括植物在内,一概如此。人们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江淹在《恨赋》中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基本上也不能脱这个俗。但是,我有我的特殊经历,因此,我有我的生死观。我在“十年浩劫”中,实际上已经死过一次。在《牛棚杂忆》中,对此事有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不再重复。现在回忆起来,让我吃惊的是,临死前,心情竟是那样平静,那样和谐,什么饮恨,什么吞声,根本不沾边儿。有了这样的独特经历,即使再想到死,一点儿恐惧之感也没有了。

总起来说,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儿接近道家。我生平信奉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应”。谁来决定应不应呢?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因此,我觉得对个人的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

我最近又发明了一个公式:无论什么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也不管是处在什么年龄阶段,同阎王爷都是等距离的。中国有两句俗话:“阎王叫你三更死,不能留人到五更。”这都说明,人们对自己的生死大事是没有多少主动权的。但是,只要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样子。尽量多干一些好事,千万不要去干坏事。

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一点儿主观能动性都没有的。人们不都在争取长寿吗?在林林总总的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是最注重长寿,甚至长生的。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创造了很多长寿甚至长生的故事。什么王子去求仙,丹成人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这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一些历史上的皇帝,甚至英明之主,为了争取长生,为药所误。唐太宗就是一个“好”例子。

中国古代文人对追求长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苏东坡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里出现了再少这个词。肉体上的再少,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是不能倒转的。我的理解是,如果老年人能做出像少年的工作,这就算是再少了。

我现在算不算是再少,我自己不敢说。反正我从来不敢懈怠,从来不倚老卖老。我现在既向后看,回忆过去的九十年;也向前看,看到的不是八宝山,而是活过一百岁。眼前就有我的好榜样。上海的巴金,长我七岁;北京的臧克家,长我六岁,都仍然健在。他们的健在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勇气,也给了我灵感。我想同他们竞赛,我们都会活到一百多岁的。

但是,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手段。前辈学人陈翰笙先生,当他一百岁,人们为他在人民大会堂祝寿的时候,他眼睛已经失明多年,身体也不见得怎么好。可是,请他讲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工作。”全堂为之振奋不已。

我觉得,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成就了许多美德,其中一条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一个方面。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起着作用,至今不衰。

在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人生还有一些细致入微而又切中要害的感悟。我举一个例子。多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话:“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亲身体会,这两句话是完全没有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交往中,尽管有不少令人愉快如意的事情,但也不乏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这个平凡的真理也不是最近才发现的。宋代的伟大词人辛稼轩就曾写道:“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颇能道出古今人人心中都会有的想法。我们老年人对此更应该加强警惕。因为不如意事有的是人招惹出来的。老年人,由于生理的制约,手和脑都会不太灵光,招惹不如意事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我原来的原则是随遇而安,近来我又提高了一步: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境界显然提高了一步。

写到这里,我想写一个看来与我的主题无关而实极有关的问题:中西高级知识分子比较研究。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无非是教授、研究员、著名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歌唱家、演员,等等。这个题目,在过去似乎还没有人研究过。我个人经过比较长期的思考,觉得其间当然有共性,都是知识分子嘛。但是区别也极大。简短截说,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自了汉,就是只管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的事情,有点儿像过去中国老农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外加二亩地、一头牛的样子。只要不发生战争,他们的工资没有问题,可以安心治学,因此成果显著地比我们多。他们也不像我们几乎天天开会,天天在运动中。我们的高知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士)的传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最恨知识分子这种毛病,他们希望士们都能夹起尾巴做人。可知识分子偏不听话。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文字狱这种玩意儿就特别多。很多皇帝都搞文字狱。到了清朝,又加上了个民族问题。于是文字狱更特别多。

最后,我还必须谈一谈服老与不服老的辩证关系。所谓服老,就是一个老人必须承认客观现实。自己老了,就要老实承认。过去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做不到了,就不要勉强去做。但是,如果完完全全让老给吓住,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无异于坐而待毙,是极不可取的行为。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能量是颇为可观的。真正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就能产生一种不服老的力量。正确处理服老与不服老的关系并不容易。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点儿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但是,这个物是什么,我却说不清楚。领悟之妙,在于一心。普天下善男信女们会想出办法的。

我已经写了不少,为什么写这么多呢?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将来老年人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把自己的一点经历写了出来,供老人们参考。

千言万语,不过是一句话:我们老年人不要一下子躺在“老”字上而无所事事,我们的活动天地还是够大的。

有道是:

走过独木桥,

跳过火焰山。

豪情依然在,

含笑颂九三!

---2003年8月18日于301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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