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怀谦的新著《拍案不再惊奇》，十分高兴。书中的杂文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观点，有文采。的确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杂文集。

但是，当我读到《论狂狷》这篇时，一股怀疑的情绪不禁油然而生。文中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疯狂的红卫兵闯进钱（锺书）府抄家时，一介书生钱锺书居然据理力争，最后与红卫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我觉得，这件事如果不是传闻失实，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另一种材料造成的，与一般的红卫兵迥乎不同。后者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常言道：“天下老鸹一般黑。”我不信社科院竟出了白老鸹。那么，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就只有一个可能：传闻失实。

这里的关键是一个“理”字。我想就这一个字讲一点儿自己的看法。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理”是“道理”“事理”。这等于没有解释，看了还是让人莫名其妙。根据我的幼稚的看法，“理”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法律；

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

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以“理”字为准绳，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绝对讲理的时代；讲一点理的时代；绝对不讲理的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二个时代是有一些的；第三个时代是有过的。

讲理还是分阶级或阶层的。普通老百姓一般说来是讲理的；到了官府衙门，情况就不一样。在旧社会里，连一个七品芝麻官衙役，比如秦琼，他就敢说：“眼前若在历城县，我定将你捉拿到官衙，板子打，夹棍夹，看你犯法不犯法！”他的上级——那个县令，掌握行政和司法、立法的什么《唐律》之类，只是一个摆设的花瓶，甚至连花瓶都不够。旧社会有一个说法，叫“灭门的知县”。知县虽小，但他能灭你的门。等而上之，官越大，“理”越多。到了皇帝老爷子，简直就是“理”的化身。即使有什么《律》，那是管老百姓的，天子是超越一切的。旧社会还有一句话，叫“天子无戏言”。他说的话，不管是清醒时说的，还是酒醉后说的，都必实现。不但人类必须服从，而且连大自然也不能例外。武则天冬天要看牡丹，传下了金口玉言，第二天，牡丹果然怒放，国色天香，跪（不知道牡丹是怎样跪）迎天子——逻辑的说法应该是天女。

总之，一句话：在旧社会，法和理都掌握在皇帝老爷子以及大小官员的手中，百姓是没有份的。

到了近代，情况大大地改变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换了人间，老百姓有时也有理了。但是，“十年浩劫”是一个天大的例外。那时候是老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理还是有的，但只存在于报纸杂志的黑体字中，存在于“最高指示”中。我现在要问一下，钱锺书先生“据理力争”据的是什么“理”？唯一的用黑体字印出来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理。钱先生能用这种“理”吗？红卫兵“造反”，就是至高无上的“理”。博学的钱先生如果用写《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办法，引用拉丁文的《罗马法》来向红卫兵讲理，这不等于对牛弹琴吗？

因此，“据理力争”只能是传闻。

抑尤有进者。不佞也是被抄过家的人、蹲过牛棚的人，是过来人，深知被抄家的滋味。1967年11月30日深夜，几条彪形大汉，后面跟着几个中汉和小汉，破门而入。把我和老祖、德华三个人从床上拉起来，推推搡搡，押进了没有暖气的厨房里，把玻璃门关上，两条彪形大汉分立两旁，活像庙宇里的哼哈二将。这些人都是聂元梓的干将，平常是手持长矛的，而且这些长矛是不吃素的。今天虽然没持长矛，但是，他们的能量，我是清楚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学生，只因我反对了他们的“老佛爷”，于是就跟我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同他们我敢“据理力争”吗？恐怕我们一张嘴就是一个嘴巴，接着就会是拳打脚踢。他们的“理”就在长矛的尖上，哪里会“据理力争”之后才“大打出手”呢？我们三个年近花甲或古稀的老人，蜷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浑身发抖，不是由于生气——我们还敢生气吗？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窗隙吹进来的冬夜的寒风。耳中只听到翻箱倒柜、撬门砸锁的声音。有一个抄家的专家还走进厨房要我的通信簿，准备灭十族的瓜蔓抄行动。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这一群人——他们还能算人吗？抄走了一卡车东西，扬长而去。由于热水袋被踩破，满床是水。屋子里成了垃圾堆。此时我们的心情究竟是什么样子，我现在都不忍再细说了。长夜漫漫何时旦？

总之，根据我的亲身经验，“据理力争”只能是传闻，而且是失实的传闻。在那样的时代，哪里有狂狷存在的余地呢？

---2002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