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公室里，我工作时，整个早上都注意力很不集中。打扫卫生的女人可能用了太多芬芳剂，办公室里有一股强烈的樱桃味，滚烫的暖气片让这种气味有些发酸刺鼻。我有几个小时都在回复德语信件，要不停地查字典，但我一点劲头也没有。忽然间，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接待顾客的大厅里传来。那声音很清楚传到了我耳朵里，冷冰冰的、充满怨恨，抗议说他掏了很多钱，但到了国外，却没享受到应有的服务。他的声音很清晰，我却觉得很遥远，就好像不是从几米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而是从我脑子里的某处传出来的：那是马里奥的声音。

我把办公室的门开了一半，向外面望去。我看到他坐在一张写字台前，背后是一张巴塞罗的彩色宣传画。他身旁是卡尔拉，她坐在马里奥身边，看起来很秀气，好像更成熟了一些，胖了一点，但没有变美。他们俩看起来像电视屏幕里的人物，像是一部肥皂剧里的知名演员，这部剧和我过去的生活相关。尤其是马里奥，看起来就像个陌生人，只是有些身体特征比较像我熟悉的一个人。他梳了个新发型，露出大额头，还有头发浓密的发际线和眉毛。他的脸瘦了很多，鼻子、嘴和颧骨的线条更加突兀，轮廓好像比我记忆中的好看了一些。他看起来年轻了十岁，他腰两边、胸口、肚子上的赘肉也不见了，看起来甚至高了一些。

我感到有一丝激动，眉头皱了起来，手上全是汗。让我惊异的是，那种激动的心情并不那么让人痛苦，就像一本书或一部电影让你难受，但那并不是生活本身。我用平静的声音对那个女职员（她是我朋友）说：

“这位先生和太太遇到了什么问题？”

马里奥和卡尔拉都忽然转过身子。卡尔拉甚至一下子站了起来，显然受到了惊吓。马里奥依然坐在那里，用手摸着鼻子，用食指和拇指捏着鼻梁，停了几秒，他在感到不安时总是会这样。我用一种愉快的语气说：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向他走去，卡尔拉很机械地伸出一只手，把他往自己身边拉，想要保护他。我丈夫有些犹豫地站了起来，很明显，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我向他伸出了手，我们贴了一下脸。

“你们看起来状态不错。”我接着说。我也握了一下卡尔拉的手，但她没握紧我的手，只是向我伸过来几根手指，还有潮湿的掌心，感觉就像刚刚解冻的肉。

“你看起来也不错。”马里奥用忐忑的语气说。

“是的，”我骄傲地说，“我再也不痛苦了。”

“我想打电话给你，谈谈孩子的事。”

“电话号码没有变，还是以前那个。”

“我们也应该谈谈离婚的事。”

“什么时候都可以。”

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只是把手放在了大衣口袋里，有些焦虑。后来他用故作轻松的语气问我有什么新闻。我回答说：

“没什么新闻。两个孩子应该已经告诉你了：我病了一场，奥托死了。”

“死了？”他惊异地问。

孩子真的很神秘。他们竟然没有告诉他奥托死了的事，也许不想让他难过，也许他们确信，以前生活的所有事，他都不会感兴趣。

“被毒死的。”我对他说。

“是谁毒死的？”他生气地问。

“你。”我心平气和地说。

“我？”

“是的。我发现，你是个特别没教养的人，对付那些没有教养的人，人们会使坏。”

他看着我，想要明白我们的友好气氛是不是正在发生变化，我是不是要对着他大吵大闹。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让他放心。

“哦，当时也许只需要一个替罪羊。我躲过了，结果轮到了奥托。”

这时我的手做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动作，帮他拂去了西装上的头皮屑，那是过去留下的习惯。他向后退去，几乎是跳了一下，我说很抱歉。卡尔拉介入了，仔细地完成了我刚才中断的事。

我们告别之前，他向我保证说会打电话给我，约一个时间见面。

“你想来也可以。”我向卡尔拉提议。

马里奥根本就没有用目光寻求她的意见，有些厌烦地说：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