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金圣华教授的人我想都会感受到她的优雅与温暖。她的为人及文章都具有这两种可贵的特质，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真可谓文质彬彬。

《友缘·有缘》，书名取得妙，一个缘字牵出千丝万缕的情谊，层出不穷的故事。我与金圣华结缘始于二〇〇〇年，她邀请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筹办由她主持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小说组的评审工作。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数次担任台湾两大报中时与联合文学奖的小说评审，后来有十几年未再参加此项工作。但金圣华主持的文学奖，对象是全球大学在学学生，意义非凡，可以激发青年学子用中文创作文字的兴趣，可能因此培养出一批有文学才情的青年作家。我自己也是在大学时代与一群同学创办文学杂志而走上创作之路的，金圣华这番用心，我很赞同，虽然当时我刚动过心脏手术，也就“奋不顾身”从美国飞到香港去参加这场文学盛会。与会期间，我观察到统筹举办这样一个大型会议，人员来自世界各方，会议的步调、节奏，内容、气氛，轻重缓急，主持人金圣华掌握得有条有理，秩序井然，几日下来一场文学会议，变成了一席文化飨宴。从各地来的得奖者以及本地香港生，大家欢天喜地汇聚一堂，好像来赴嘉年华会一般。能把一个文学会议办得如此喜气洋洋，我不禁暗暗佩服。这就是金圣华式的优雅，处理事情，无论大小，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分秒不差。“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我一连做了三次小说评审，完全是被金圣华推动文学不惜余力的热忱所感动。有些获奖者，现在已经出版第一本文学集子。

我与金圣华的“友缘”继续延伸最后又归结到《牡丹亭》上。二〇〇四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完，第二站到了香港沙田文化中心上演，香港文化界学术界许多人士莅临观赏，金圣华也到场，第一晚终场，我找到金圣华，她第一句话就是：“太美了！”我就在等她这句话，她的看法是要紧的。从此，金圣华也变成了护花使者，加入我们的昆曲义工大队，一路护持着昆曲这朵牡丹花，她在《追寻牡丹的踪迹》中，有很生动详尽的描写。青春版《牡丹亭》迄今已演出一百八十四场，有几次我们陷入危机，多半是“金融危机”，幸亏金圣华伸手，替我们找到援助，才得以过关。青春版《牡丹亭》一路走来，天意垂成，遇到危难，每每有贵人相助。刘尚俭先生赞助赴美及百场庆演，周文轩先生赞助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两位都是由金圣华牵引的。二〇〇七年北京国家大剧院刚落成，邀请青春版《牡丹亭》去试演，这是第一出戏曲进入大剧院戏剧厅，当然重要。但大剧院临时却告知原来还要演出费的，数目不小。我只得连夜向金圣华告急，她二话不说，亲自出马，为青春版《牡丹亭》四处筹款，后来幸而找到周文轩先生，周先生不仅一口答应，而且还顶着炎炎夏日，自己走到银行去汇款，生怕耽误我们。谁知不久周先生竟卧病不起，赞助青春版《牡丹亭》亦成为他最后的善举。《不为人知的善举》中，金圣华把这段感人的故事写了出来。这就是金圣华式的温暖：朋友有难，不惜两肋插刀。

金圣华如此尽力，我想她不仅是为我个人解困，而是她认为（借用她的话）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是一股文化使命感触动了她。读了《父亲与〈孔夫子〉》一文就明了金圣华的文化使命感之由来了。金圣华的尊翁金信民先生在抗战期间与友人创办民华影业公司，创业电影却极不平常，《孔夫子》一片，金信民先生不计血本、不顾票房，投下重资，请来当时最杰出的电影导演费穆执导，演员也都是一时之选。那是一部高质量、精心制作的艺术电影。一九四〇年在上海金城戏院上演，曾轰动一时，然而此片却因战乱流离失所，销声匿迹数十年，一直要到二〇〇七年因林青霞的关系，才发现香港电影资料馆居然还收藏了《孔夫子》的一个拷贝，这部旷世杰作终于重见天日，修复后，重在香港上演。现在看来，当年金信民先生拍摄《孔夫子》这部电影为至圣先师还原“本来面目”，其历史意义何其重大。而金信民先生对中华文化的一往情深也就传给了金圣华。

当金圣华告诉我《孔夫子》已重新面世，我脱口而出：“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记得这部影片又名《万世师表》，我还记得孔子见南子、颜回早逝，孔子哀恸的场景。金圣华很诧异，因为看过《孔夫子》原来拷贝的人现在少之又少。我模糊记起是战后在上海看的，好像是在大光明戏院。后来史料果然记载《孔夫子》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曾重映一次。费穆的《小城之春》，是中国电影一部经典之作，《孔夫子》应该是他另外一部。一九四八年我才十一岁左右，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机缘竟能看到金圣华的尊翁制作的这部《万世师表》。人生多少境遇，都因一个缘字起头。

《友缘·有缘》共分三部分。第一辑《颂扬篇》多为中文大学荣誉博士、院士的赞词。在这里，金圣华充分显现了她的文字功夫。赞词不好写，两千字内讲尽一个人的生平成就，须句句得体，面面俱到。金圣华的赞词写得铿锵有声，篇篇可读，分寸拿捏，精确到十分。这就是金圣华行文优雅的地方。她写高行健下笔周延，看法深刻。高行健的作品受法国文化影响颇深，金圣华自己留法，所以写来格外当行。

第二辑《思情篇》、第三辑《怀念篇》，写朋友、写逝去的故人，这些文章温柔敦厚，朋友的长处，金圣华都看到了，而且不吝赞美，她写傅聪《赤子之心中国魂》体贴入微，我想金圣华应该是他的挚友，她写到了这位杰出钢琴家的内心深处。二十多年前傅聪第一次到台北开演奏会，我去旅馆见他，竟谈到深夜，话题绕来绕去总离不开他心中难以纾解的“中国结”。

二〇〇七年金圣华和我应王蒙先生之邀到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演讲。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四月天，隔日游崂山，一路上繁花似锦，两旁的樱花红云片片，延绵上伸，如野火烧山，桃花、海棠、茶花、玉兰，相杂其间，真是姹紫嫣红开遍。山上太清宫是有名的道观，蒲松龄写《聊斋》于此，中有四百年老茶树一棵，据说是蒲松龄写花妖的由来。走到中庭，迎面猛见牡丹一株，高过人头，上结花苞数十朵，朵朵盛开，大如水碗，粉嫩娇红，迎风招摇，实在惹人怜惜。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高大、花开得那么茂盛的牡丹，我和金圣华在牡丹丛中留下一幅照相作为纪念。相片中，两人都围满了牡丹花，我们的友缘也可称为“牡丹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