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在民国史上从北伐、抗战，到国共内战，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新桂系历史，在民国史上亦应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新桂系在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属于中央嫡系，在官方国军史上，记载并不翔实，有时刻意疏漏，甚至扭曲。因此，广西省前省主席黄旭初的回忆录，便弥足珍贵，补偿了国民党官方历史的不足。

新桂系领袖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黄旭初位列第三，有“广西三杰”之称，前三杰为李、白加黄绍竑。李、白长年在中央任职，唯有黄旭初固守广西，主政广西近二十年，有“广西大管家”之称。黄旭初与李、白关系亲密，深得二人信任倚重，他对二人之军政生涯，尤其李、白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怨分合，了如指掌，详加记载。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溃败，黄旭初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海南岛飞香港，没有入台，一直寓居香港，至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年八十三岁。黄旭初长居香港，开始撰写他的回忆文章，多发表在香港《春秋》杂志上，共一百三十万言，其中《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最令人注目，黄旭初以参与者及旁观者的双重身份，分析广西与中央二十多年来，自北伐开始，直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分分合合，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黄旭初有记日记的习惯，叙述多有根据，下笔井井有条，其为人谨慎，行事笃实，三十年代，建设广西，父亲总管其事，黄旭初便为其最得力的执行者，父亲托以重任，因其诚信可靠。黄旭初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一部新桂系信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今年（二〇一五年）一月独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黄旭初回忆录》，由蔡登山教授主编，始出版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如今第二部《黄旭初回忆录》已问世，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此册回忆录侧重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位新桂系领袖的生平事迹、逸事秘闻。其中有关父亲白崇禧的部分，有几件大事由黄旭初讲来特别具有意义，可信度高。两岸一直流传的一个说法：白崇禧三次逼蒋介石下野。事实上，蒋介石每次下野均为大势所逼，以退为进，非任何个人所能胁迫，父亲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无论军权、政权皆不足以左右蒋介石之进退。

据黄旭初论述，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宁汉分裂”，八月，蒋介石下野，当时谣传“蒋总司令下野，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所逼成”，但此事真相，据李宗仁亲口告诉黄旭初，并非如此。当时徐州方面，蒋介石率军作战，吃了败仗，八月六日返南京召见李宗仁，一见面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定下野了！”李宗仁大吃一惊，忙道：“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蒋介石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劫难难以干休，那我下野就是了。”原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以武力逼蒋下野，唐生智领军蓄势待发。李宗仁力陈刻下局势十分紧张，孙传芳军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请蒋顾全大局，不要下野。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应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东进的部队，最少可以因此延缓。”其实蒋介石曾派褚民谊赴汉口与汪精卫商洽，褚民谊与汪私交甚深，但仍未获谅解。蒋介石为形势所逼，终于下野，宁汉对立危机，因此消除。李宗仁如此结论：“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和事实完全相反。那时白崇禧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总司令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李宗仁对黄旭初这段亲口叙述，应当接近事实真相。

父亲白崇禧将军与蒋介石的关系长达四十年，相生相克，极为微妙复杂，恩怨难分，爱恨交加。北伐军兴，蒋力邀当年仅三十三岁的父亲充当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充分显示蒋对白的器重，但北伐刚完毕，蒋便策动“灭桂”计划，发动“蒋桂战争”，欲置白于死地。引黄旭初的话：“蒋先生确实深爱白崇禧的长才，但又每每对他不满，真是矛盾！”据黄引述，北伐期间，一次党国元老、蒋介石亲信张静江对李济深、李宗仁说：“蒋先生和各元老谈话，常露对白氏的批评，谓其不守范围。我曾为此与蒋先生辩论，以为他所直接指挥下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都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既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能充分发展所长，不可稍存抑制心理，但蒋先生总是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张静江所引蒋介石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蒋、白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是北伐时期，日后大凡如此。蒋“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白）”，原因值得深究玩味。李宗仁对白的评语：“才大心细，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父亲北伐期间，屡建奇功，南昌之役，蒋亲自领军，却被孙传芳部击溃，父亲增援，则大破孙军，后率第四集团军一路打进北平，最后完成北伐，时年三十五岁。父亲少年得志，锋芒太露，功高震主，而不知收敛，不免触犯上级，招来“灭桂”之祸。

父亲与黄旭初在大陆期间时有书信往来，本书收集了多封父亲任职华中“剿匪”总司令驻跸武汉时的信件，当时国共内战，国军节节败退，濒临崩溃，父亲忧心如焚，浮于纸上。父亲入台后，两人通信就困难了，父亲受到当局严密监控，与海外桂系同僚多断绝来往，一九五二年，黄旭初托日本友人携带一短笺问候父亲，父亲竟未回复，八年后始托人向黄解释：当时环境极为恶劣，与香港桂系同僚书信来往，是当局大忌。黄这才明了父亲在台湾处境之艰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黄旭初来过一次台湾。七弟先敬开车载他到六张犁回教公墓父亲坟上致哀，黄旭初形容憔悴，神情怅然，独自在父亲墓前伫立良久。经此战乱流离，新桂系风流云散，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旧友，一一飘零，广西三杰中的大管家，能不满怀凄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在台逝世，黄旭初在香港写下挽联，追述父亲一生军功，并感慨两人未竟之大业：

从建立策源地而北伐，从结束阋墙而御侮，数千里纵横驰骋，名满山河；志大未全伸，抗日回天功特著。

在共事模范营为少时，在分头服务为中岁，四十年声应气求，心存乡国；老来空有约，乘风话语愿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