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医生研判，是冠状动脉梗死。二日一早，父亲原拟南下参加高雄加工区落成典礼，参谋吴祖堂来催请，才发觉父亲已经倒卧不起。前一天晚上，父亲还到马继援将军家中赴宴，回家后，大概凌晨时分突然病发。

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当晚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天明。父亲骤然归真，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父亲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们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亲的辞世，我最深的感触，不仅是他个人的亡故，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跟着父亲一齐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载着的沉重而又沉痛之历史记忆：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国共内战。我感到一阵坠入深渊的失落，像父亲那样钢铁坚实的生命，以及他那个大起大落、轰轰烈烈的时代，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成为过去。

父亲在台湾归真，是他死得其所。他一生奋斗，出生入死，身后葬于台北六张犁的回教公墓，那是他最终的归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向历史交代。

当时朝鲜战争未起，共军随时可以渡海，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处于险境环生的形势，父亲入台，就是打算要与中华民国共存亡。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内战，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与共军打到不剩一兵一卒。入台与共患难，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老死异国，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回台湾，是向“中华民国政府”报到归队。

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没有受到一个曾经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军人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党国”，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最后他死在台湾，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

父亲出殡那天，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典礼仪式庄严隆重。出殡行列，由摩托车队开路，随后为军乐队及仪队，灵车经过时，路上很多军人均向灵车举手敬礼。父亲灵榇于十二时二十分运抵六张犁回教公墓，按回教仪式下葬。回教教长领导数百位回教教友共同在墓前为父亲祈祷。

这次公祭，军人特别多，上至将官，下至士兵，在祭拜中对父亲都表达了一份由衷的崇敬，这也是因为数十年来父亲在军中建立的威望所致，父亲被尊为“当代最杰出战略家”，诸葛盛名，并非虚得。

前来祭悼的，还有不少本省人士、台籍父老，很多与父亲并不相识，携幼扶老，到父亲灵堂献花祭拜。由他们大量的挽联、挽诗中得知，他们前来吊唁，是因为感怀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善后措施中，对台湾民众所行的一些德政。

公祭各方送来的挽联、挽诗、挽额、诔词，有数百帧，多是父亲的军中同僚、部属撰写的，下论都很公允，有的真情毕露，十分感人。父亲归真，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家国哀思，八方风雨一代名将遽然长逝。但我在这里特别挑选出严庆龄先生的挽联，作为代表。严庆龄先生是从上海到台湾的企业家，裕隆汽车集团的创办人，他并非军政界人士，跟父亲并无私交，平日也无往来，但严先生那一辈的人经过北伐、抗战，对父亲的人格及事迹是有所认识的。

严庆龄先生的挽联，很能代表他那一代的中国人对父亲的评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父亲丧礼公祭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上午七时五十分，蒋中正抵达殡仪馆灵堂，第一个向父亲灵前献花致祭。蒋面露戚容，神情悲肃，当天在所有前来公祭父亲的人当中，恐怕没有人比他对父亲之死有更深刻、更复杂的感触了。蒋、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其纠结曲折，微妙多变，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父亲与蒋中正四十年漫长的关系，分合之间，要分阶段。

一九二六年北伐，广州誓师，蒋中正总司令三顾茅庐，力邀父亲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并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路北上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蒋、白两人共同打天下的阶段。

一九二九年北伐甫结束，突然爆发“蒋桂战争”，广西与中央对峙七年，蒋、白分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蒋委员长派专机至广西将父亲接到南京，任命父亲为副参谋总长，并肩八年全面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抗战时期，蒋对父亲颇为倚重，重要战争如“台儿庄之役”“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莫不赋以重任。

抗战胜利后，蒋中正主席任命父亲为第一届国防部长。可是，国共内战后期因父亲助李宗仁选副总统，蒋、白之间又出现了嫌隙。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之“徐蚌会战”及其“后遗症”，更因两封吁请国际调停的电报，蒋、白关系濒临决裂。

在台湾十七年，蒋中正与父亲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修复。

持平而论，蒋中正对父亲的军事才能是深有所知的。在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蒋往往会派遣父亲前往解决困难：如指挥“台儿庄之役”，督战东北，“二二八”事件赴台宣慰，等等，都显示蒋对父亲的器重。但蒋中正用人，对领袖忠贞是首要条件，可是父亲个性刚毅正直，不齿唯唯诺诺，而且有关国家大事，经常直言不讳，加上父亲的“桂系”背景，蒋对父亲的忠贞是有所疑虑的，并不完全信任。

事实上，父亲一直是蒋中正的最高军事幕僚长，扮演着襄赞元戎的角色，绝对无“取而代之”的僭越之想。李宗仁选副总统，父亲最初是强烈反对的。“徐蚌会战”，国军溃败，蒋中正下野，李宗仁代总统，那也是大势所逼。事实上，当时党政军的资源还是由蒋掌握，他自己不引退，没有人能够强迫他。“逼宫”之说，并非事实。父亲一生把国家利益放在最前面，当时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父亲才“不避斧钺”上书蒋中正，提议敦促美、英、苏三国出面调解和平。

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论及父亲与蒋中正的关系，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而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中正与父亲在这一极重要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中正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中所立的战功，亦是蒋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蒋中正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某些重大战役的一些献策吧。

楚汉相争，大将韩信替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功高震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为吕后、萧何设计残害于长乐宫。《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高祖“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这是太史公司马迁对人性了解最深刻的一笔。君臣一体，自古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