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白崇禧将军出生于一八九三年桂林六塘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祖父志书公早逝，家道中落，父亲幼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发勤学，努力向上，很小年纪，更展露了他过人的毅力与机智。一九〇七年，父亲考入桂林陆军小学，这是他一生事业奠基的起点。父亲生长在一个革命思潮高涨的狂飙时代，大清帝国全面崩溃的前夕。桂林陆军小学正是革命志士集结的中心。一九〇五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次年便派黄兴至桂林发展革命组织，陆小总办蔡锷等人鼓吹“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父亲深受影响，与同学们纷纷剪去长辫，表示支持。

一九一一辛亥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成员发出了第一枪，武昌起义，展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那一枪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历史，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武昌起义那一枪也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广西人士反应热烈，组军北上支援。父亲参加了陆军小学同学组织的“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共一百二十人随军北伐。家中祖母知道父亲参加敢死队的消息，便命父亲两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门去守候，预备拦截父亲，强制其回家。谁知父亲暗暗将武器装备托付同学，自己却轻装从西门溜了出去，翻山越岭与大队会合。那年父亲十八岁。踏出桂林西门那一步，他便走出了广西，投身于滚滚洪流的中华民国历史长河中。

学生军敢死队水陆兼程经湖南北上，父亲肩上荷“七九”步枪一支，腰间绑着一百五十发子弹的弹带，背着羊毡、水壶、饭盒、杂囊，身负重载，长途行军，抵达汉阳时，父亲与许多敢死队同学脚跟早已被草鞋磨破，身上都生了虱子，痒不可当。时清军据守汉口、汉阳，与武昌方面的革命军隔江对峙，广西北伐军和学生军敢死队，奉命在汉阳蔡甸到梅花山一带，配合南军作战，威胁敌方侧后。一夜，父亲被派担任步哨，时适大雪纷飞，顷刻间父亲变成了一个雪人，那是父亲第一次上前线，而且参加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行动，内心热情沸腾，刺骨寒风竟浑然不觉。那是父亲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亲身参加武昌起义，对父亲具有重大意义。他见证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由此，对民国始终持有一份牢不可破的革命感情。

辛亥革命成功后，父亲考入保定军校三期，接受完整的军事教育。父亲在保定前后期的同学，日后在国军中皆任要职。保定毕业，父亲与二十多位同学，自愿分发到新疆屯边，效法张骞、班超，立功边疆，他曾经下功夫研究左宗棠治疆的功绩，中国边防一直是他战略思想的要点之一。治疆的抱负后因俄国革命交通阻断，未能实现。一九一七年，父亲返回广西，结识李宗仁、黄绍竑，共同从事统一广西的大业，时称“广西三杰”。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蒋中正总司令力邀父亲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这是父亲军事事业第一个要职。当时北洋军阀各据一方，中国四分五裂，其中以孙传芳、吴佩孚势力最大。中国人民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革命新思潮高涨，对国民革命军有高度期望，革命军遂能以少击众，从广州一路摧枯拉朽打到山海关。那是国军士气最旺盛的时刻。北伐是民国史上头一等大事。

北伐时期，父亲立下大功，重要战役，几乎无役不与，充分展示他战略指挥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一九二七年龙潭战役，关系北伐成败。时因“宁汉分裂”，蒋中正下野，国民革命军内部动荡不稳，孙传芳大军反扑，威胁南京，形势险峻。父亲临危受命，指挥蒋中正嫡系第一军，与孙传芳部决战于南部城郊龙潭，经过六昼夜激战，不眠不休，终于将孙军彻底击溃。行政院长谭延闿在南京设宴招待龙潭战役有功将领，特书一联赠予父亲：

北伐后期，父亲被任命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集团军，挥戈北上。一九二八年六月，父亲领军长驱直入北京，受到北京各界盛大欢迎，成为历史上由华南领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天津《大公报》主笔名记者张季鸾在六月十四日发表社论：“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当年太平天国的两广军队只进到天津。父亲时年三十五岁，雄姿英发，登上他戎马生涯的第一座高峰。

父亲继续率部至滦河，收拾张宗昌、褚玉璞残部，东北张学良易帜，最后完成北伐。

北伐期间，广西军屡建奇功，桂系势力高涨，功高震主，蒋中正决意“削藩”。一九二九年，发生“蒋桂战争”，掀起“中原大战”序幕，中国再度分裂。北伐成功，原为国民党统一南北，建设中国最佳良机。北伐甫毕，南京开编遣会议，计划裁军，父亲由北京拍千言长电致国民党中央，请缨率领第四集团军至新疆实边，可惜未受采纳。中央派军攻打广西，父亲等人一度流亡安南。后再潜返广西，展开两广联盟，与中央对峙。其间父亲致力建设广西，不到七年，广西由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一跃而成为全国“三民主义模范省”。一九二三年，父亲曾在广州晋见孙中山先生，受到极大鼓励。父亲对孙中山创作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中的建国理想及方针心向往之。建设广西，如土地改革、“三自”“三寓”地方自治等计划，可以说都在实践“三民主义”的精神。胡适等人参观广西，大加赞扬。建设广西，展现了父亲的政治抱负及行政才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地方将领中，父亲第一个飞南京响应蒋中正抗日号召。日本各大报以头条新闻报道“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广西与中央对峙因一致对外而暂时化解。

父亲出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对日抗战，父亲的贡献不小：一九三八年，军事委员会在行都武汉开“最高军事会议”，父亲提出对日抗战大战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消耗敌人实力作持久战。日军军备远优于国军，与日军正面作战，难以制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国军伤亡数十万精兵，牺牲惨重。父亲认为应该同时发动敌后游击战术，困扰敌人，不必重视一城一镇的得失，使敌人局限于点线的占领，将敌军拖往内地，拉长其补给线，使其陷滞于中国广大空间，从而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向敌发动长期总体战，以求得最后胜利。父亲自承抗日战略思想，是受到俄法战争，俄国人拖垮拿破仑军队策略的启发。父亲的提议得到蒋中正委员长的采纳，并定为抗日战争最高指导原则，对抗战的战略方向，有指标性的作用。父亲有“小诸葛”之称，被誉为中国近代杰出军事战略家。他的抗日战略，显露出他高瞻远瞩的智慧。

抗日期间，父亲奔驰沙场，指挥过诸多著名战役：“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昆仑关之役”“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等。其中尤其以一九三八年“台儿庄大战”至为关键。

时首都南京陷落，日军屠城，国军节节败退，全国悲观气氛弥漫。台儿庄一役给予日军迎头痛击，被国际媒体称为日军近代史上最惨重的一次败仗。全国人民士气大振，遂奠下八年全面抗战之根基。父亲与李宗仁等将领，登时被全国民众尊为“抗日英雄”。

民国命运，自始多乖，内忧外患，从未停息。抗战刚胜利，国共内战又起，而且不到四年间，国民党竟失去了大陆政权。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失败固然原因多重，然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认定军事失利是导致国民政府全面崩溃的主因。抗战后父亲出任首届国防部长，其后又调任华中“剿总”司令，虽然身居要职，但职权受限，并未能充分发挥其战略长才。国共战争，国军在战略战术上犯下一连串严重错误，终致一败涂地。

首先父亲极力反对战后贸然裁军，内战正在进行，处置不当，动摇军心。本来国军部队有近五百万人，共军只有一百多万。裁军后，大批官兵，尤其游杂部队，这些八年全面抗战曾为国家卖命的士卒，流离失所，众多倒向共军，共军军力因此大增。裁军计划由参谋总长陈诚主导，父亲的反对意见，未获高层支持。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第一次东北四平街会战，那是国共战后首度对阵，双方精英尽出，蒋中正派父亲往东北督战，旋即国军攻进长春，孙立人率新一军追过松花江，哈尔滨遥遥在望。在此关键时，父亲向蒋中正极谏，自愿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彻底肃清林彪部队。蒋中正由于受到马歇尔调停内战的压力，以及对共军情况的误判，没有采信父亲的建议，竟片面下停战令。林彪部队因此整军反攻，最后取得整个东北。事后多年，国民党检讨内战失败原因，蒋中正本人以及国军将领咸认为那次片面停战，不仅影响东北战争，而且关系全盘内战。

一九四八年年底至次年年初之“徐蚌会战”，乃国共最后决胜负的一仗。原本蒋中正属意父亲指挥此次战役。父亲时任华中“剿总”司令，北伐抗战父亲在淮北平原这一带多次交战，熟悉战略地形。他向蒋提出战略方针：“守江必先守淮”，应将军队集结于蚌埠，五省联防，由华中“剿总”统一指挥。未料蒋中正临时却将指挥权一分为二，华东归刘峙指挥，而指挥中心却设在徐州。徐州四战之地，易攻难守。父亲曾如此警告：指挥权不统一，战事必败。“徐蚌会战”开战前夕，国共两军各数十万，严阵对峙，国府高层深感势态严峻，刘峙不足以担当指挥大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联名向蒋中正建议，由父亲替代刘峙统一指挥。父亲飞抵南京开军事会议，发觉国军战略部署全盘错误，大军分布津浦、陇海铁路两侧，形成“死十字”阵形。父亲判断大战略错误，败局难以挽回，况且开战在即，已无时间重新布置数十万大军。父亲断然做了一项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拒绝指挥“徐蚌会战”。后国军果然大败，蒋中正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蒋、白之间，嫌隙又生。

内战末期，林彪率百万大军南下，父亲则率领二十万部队与共军盘桓周旋，激战数月，但当时大局已濒土崩瓦解，国军士气几近崩溃。父亲军队一路奋勇抵挡，由武汉入湖南，退至广西，与共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孤军终难回天，父亲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由南宁飞海口。

父亲十八岁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见证了民国的诞生。北伐军兴，父亲率部由广州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统一中国。抗日战争，父亲运筹帷幄，决战疆场，抵抗异族入侵，立下汗马功劳。国共内战，父亲率部战至一兵一卒，是战到最后的一支军队。为了保卫民国，父亲奉献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