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和罗戈任一起走到自己住的别墅跟前时，非常惊奇地发现他的凉台上灯火辉煌，有一大群人在那里喧哗。这群人很开心地在哈哈大笑并高声喊叫，甚至仿佛是大吵大嚷地在争论。一眼看去就能知道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消磨时间。他走上凉台的时候，果真看见大家正在喝酒，喝的是香槟酒，似乎已经喝了很久，因此有许多来宾已经醉得手舞足蹈了。客人全是公爵的熟人，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仿佛接到邀请似的一下子都来了，虽说公爵并没有邀请任何人，就连当天是自己的生日这一点，他也是方才偶然想起来的。

“你一定告诉过什么人，说你要开香槟酒，所以他们就跑来了，”罗戈任喃喃地说，跟着公爵登上凉台，“这种事咱们见的多了；只要朝他们吹一声口哨……”他几乎是气愤地补充道，显然想起了不久前自己的遭遇。

大家向公爵叫喊和祝贺，把他包围了。有些人吵得很凶，另一些人却安静得多，但是一听说他过生日，大家就都急于轮流向他祝贺。公爵对某些人的光临感到兴趣，譬如布尔多夫斯基；然而最使他惊讶的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突然出现在这群人之中。公爵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他几乎吓了一跳。

这当儿，列别杰夫满脸通红，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跑上前去作解释；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从他的絮叨里可以听出，大家完全是自然而然地，甚至是偶然地聚在一起的。将近黄昏时分，伊波利特首先到来，他感到自己的病情大有好转，想到凉台上来等候公爵。他躺在沙发上；后来列别杰夫跑来看他，接着他的全家，也就是几个女儿，还有伊沃尔金将军，也来了。布尔多夫斯基是陪着伊波利特来的。加尼亚和普季岑似乎刚刚才到，他们是顺路来看看的。他们正好是在车站上出事的时候到来；以后凯勒来了，他宣布当天是公爵的生日，便要香槟酒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半小时以前才来。科利亚也竭力主张开香槟庆贺。于是列别杰夫便很痛快地把酒拿了出来。

“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酒，我自己的酒！”他对公爵嘟哝道，“为了庆贺您的生日，这次由我请客，还准备了酒菜、小吃，小女正在张罗。但是，公爵，但愿您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就好了。您可记得哈姆雷特所说的‘活着还是死去’吗？一个当代的话题，先生，一个当代的话题！有问有答……捷连季耶夫先生也极为……他都不想睡觉啦！香槟酒他只喝了一口，只喝了一口，不会有什么害处……公爵，您靠近些，现在由您作主！大家都在等待您，大家都在等待您那绝妙的智慧……”

公爵发现了薇拉·列别杰娃温柔可爱的眼神，她也急忙从人群里向公爵挤来。他不理会别的人，首先向她伸出手去；她高兴得满脸通红，祝他“从今天起终生幸福”，然后飞快地跑进厨房；她正在那里准备冷盘；在公爵回来之前，她只抽出了一点工夫跑到凉台上来，竭力倾听那些醉醺醺的宾客热烈争论某些极为抽象的、使她感到新奇的问题。她的小妹妹张着嘴，在隔壁房间的一口箱子上睡着了，但是那个男孩，列别杰夫的儿子，却站在科利亚和伊波利特身边，单从他那兴奋的脸色就能看出：他准备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欣赏和倾听，哪怕再一连站上十个钟头都不妨。

“我特意等候您，看到您这么愉快地回来，我感到非常高兴。”伊波利特说，因为公爵和薇拉握过手之后，就立刻走上前去和他握手。

“您怎么知道我‘这么愉快’呢？”

“从脸色上就看得出来。您跟他们寒暄以后，请赶快到我们这里来坐。我特意等候您。”他补充道，意味深长地特别强调他在等候。公爵问道：“你坐这么久会不会损害健康？”他回答说，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三天前他几乎要死了，可是今晚他却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健康。

布尔多夫斯基跳了起来，喃喃地说他是“陪伴”伊波利特前来的，他也很高兴；还说他在信里写了些“废话”，可现在“只是感到高兴……”他没有说完就紧紧地握了握公爵的手，在椅子上坐下了。

公爵最后才走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面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立刻挽住他的胳膊。

“我有两句话要对您说，”他低声说，“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离开一会儿吧。”

“两句话。”另一个人在公爵的另一只耳朵边嘟哝道，另一只手从另一侧挽住他的胳膊。公爵惊奇地发现一个蓬头散发、满面通红的人正使着眼色在笑，立刻就认出他是费尔德先科，天知道他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您可记得费尔德先科？”那人问。

“您是从哪里来的？”公爵喊道。

“他在悔过！”凯勒跑过来喊道，“他躲起来了，他不愿意出来见您，他躲到那边的角落里去悔过，公爵，他觉得自己做了错事。”

“有什么错，有什么错？”

“我遇见了他，公爵，我方才遇见他，就把他领来了；在我的朋友们当中他是个不一般的人物，但是他在悔过。”

“诸位，我很高兴；来吧，和大家坐在一起吧，我马上就来。”公爵终于摆脱了他们，急忙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走去。

“您这里很有趣，”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我很愉快地等了您半小时。是这么一回事，最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对库尔梅舍夫全说妥了，所以跑来安慰您。您不必担心，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十分明智，何况在我看来主要是他的错。”

“哪一个库尔梅舍夫？”

“就是不久以前您拉住他的手……当时他气得发狂，已经打算明天派人来跟您讲理。”

“算了吧，真荒唐！”

“当然荒唐，而且结局肯定会同样荒唐；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些人……”

“您到这里来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事吧，叶夫根尼·帕夫雷奇？”

“噢，当然还有别的事情。”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笑了。“可爱的公爵，我明天破晓前就要去彼得堡办那件倒霉的事（就是我伯父的事），您想：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除我以外，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切使我惊讶得都来不及去那里（去叶潘钦家）；明天我也不会去的，因为我在彼得堡，您明白吗？我也许要过两三天才能回来。总之，我的事糟透了。虽然事情并不特别重要，但是我决定，我应该极其坦率地向您解释一下有关的情况，而且不能错过时机，也就是要在我离开这里以前。我现在想坐一会儿，等一等，如果您准许的话，就等这群人散了以后再说；况且我也无处可去：我很不安，简直都没法睡觉。最后，虽然我这样恬不知耻而又不顾体面地直接前来打搅您，但是我要开门见山地对您说：我亲爱的公爵，我是前来寻求您的友谊的；您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好人，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经常撒谎的人，也许根本就不撒谎，而我在一件事情上需要一个朋友和顾问，因为我现在已经彻底倒霉了……”

他又笑了。

“糟糕的是，”公爵寻思片刻，说道，“您想等他们散了再说，但是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走。我们不如现在到公园里去，他们可以等一等，真的；我可以道歉。”

“不——不，我不想让别人怀疑我们是特地作一次紧急的谈话，我这样是有原因的；这里有些人对我们的关系很感兴趣，——您不知道这一点吗，公爵？最好是让他们看见我们本来就非常友好，而不只是碰到了意外的麻烦，——您明白吗？他们过两个钟头就会散去；我只耽误您二十分钟，或半个钟头……”

“不胜欢迎，请吧；您就是不解释，我也很高兴；您说我们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得感谢您这句善意的话。我今天心不在焉，请您原谅；您要知道，此刻我不知何故，怎么也不能集中注意力。”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微笑着喃喃道。这天晚上他很爱笑。

“您看出什么来啦？”公爵猝然一振。

“难道您不怀疑，亲爱的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笑着，并不直接回答问题，“您不怀疑，我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要骗您，顺便向您探听什么事情？”

“您到这里来探听消息，这是毫无疑问的，”公爵终于也笑了，“您也许还决定稍稍骗我一下。可是要知道我并不怕您；再说我现在有点满不在乎，您相信吗？而且……而且……而且因为我首先相信，您毕竟是一个极好的人，到头来我们也许果真会成为朋友。我很喜欢您，叶夫根尼·帕夫雷奇，您……据我看来，您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哦，无论如何，和您打交道是很愉快的，甚至不论打什么交道都是这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最后说道，“来，我为您的健康干一杯；我前来参加你们的盛会，这使我非常高兴。噢！”他突然站住了，“那位伊波利特先生搬到您这里来住啦？”

“是的。”

“我想，他不会马上就死吧？”

“什么？”

“没有什么；我和他在这里待了半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伊波利特一直在等候公爵，当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在一旁谈话的时候，他不停地打量他们。当他们走到桌边的时候，伊波利特兴奋若狂。他心神不宁，又很激动，前额上直冒汗。在他闪闪发光的眼睛里，除了经常流露出一种迷惘不安以外，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焦急神情；他的视线毫无目的地从这个东西移往那个东西，从一张脸上移到另一张脸上。他虽然至今仍积极地和大家一起吵吵嚷嚷地谈话，但他的兴奋不过是一种狂热。其实他对谈话并不注意；他的论点是没有条理的、含嘲讽意味的，即使自相矛盾他也毫不在意。他还没把话说完，就把自己一分钟前热情洋溢地谈起的话题抛到一边了。公爵听说大家在当天晚上竟让他纵情地喝了满满两大杯香槟酒，他刚开始喝的那杯摆在他面前的酒已经是第三杯了，不禁感到吃惊和懊悔。然而公爵是事后才听到这个情况的，当时他并未留意。

“您要知道，今天恰巧是您的生日，这使我非常高兴！”伊波利特喊道。

“为什么？”

“您以后会知道的；快坐下吧。第一，因为您的……全班人马都聚齐了。我早就料到大家会来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料事如神！可惜我以前不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否则我要带点礼物来……哈哈！也许我已经把礼物带来了！还要很久才会天亮吗？”

“不到两小时天就要亮了。”普季岑看了看表说。

“既然不等天亮也能在室外读书，为什么现在还要盼天亮呢？”有人说道。

“因为我要看日出。是不是可以为太阳的健康干一杯，公爵，您看怎样？”

伊波利特生硬地问道，他对所有的人都毫不客气，一开口就像在发号施令似的，不过他自己仿佛并没有觉察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干一杯吧；不过您应该安静一下，伊波利特，是吗？”

“您老是劝人睡觉；公爵，您成了我的保姆啦！等太阳一露头，在天上‘发出声响’（是谁在一首诗中说：“太阳在天上发出声响”[指歌德《浮士德》中《天上序曲》开头几行：“太阳按照古老的调门，跟群星兄弟竞相合唱，完成她的既定的旅程，她的脚步声像雷鸣一样。”（引自钱春绮译本）]？这话毫无意义，但是很好！）——咱们再睡觉。列别杰夫！太阳不是生命的源泉吗？《启示录》里所说的‘生命泉’是什么意思？您可听说过‘茵陈星’，公爵？”

“我听说列别杰夫认为这个‘茵陈星’就是遍布欧洲的铁路网。”

“不，先生，对不起，不能这样，先生！”列别杰夫喊道，他跳起来，挥着手，似乎想制止大家刚开始的哄笑，“对不起，先生！跟这些先生们……所有这些先生们，”他蓦地朝公爵转过身去，“在某些问题上，这简直是……”于是他就毫无礼貌地在桌子上敲了两下，这却使大家笑得更凶了。

列别杰夫虽然像他往常那样“暮气沉沉”，然而这一次他却很激动，前面那一段长久的“学术性”争论使他很生气；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对手总是毫不掩饰地采取无限轻蔑的态度。

“这不对，先生！公爵，我们曾在半小时前约定，当一个人说话时，别人不能打断他，不能哈哈大笑，让他尽情地发表全部意见，即使有哪位无神论者要反驳，也得等对方说完。我们推举将军当主席，是的，先生！不然会怎么样呢？那就会打断任何人的崇高思想，打断他的深刻思想……”

“您说吧，说吧：谁也没有打断您呀！”好几个人一齐说道。

“您尽管说，但是不要信口开河。”

“什么叫做‘茵陈星’？”有人问道。

“我不明白！”伊沃尔金将军答道，他大模大样地重又在他方才坐的主席位子上坐下。

“我非常爱听所有这些争论和口角，公爵，这当然都是学术性的，”这时凯勒喃喃地说道，他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是学术性的和政治性的，”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对几乎是坐在他身边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您要知道，我非常爱读报上关于英国议会的报道，但这并不是说，我关心他们在议会里议论些什么（您要知道，我不是政治家），而是注意他们怎样互相交谈，怎样卖弄所谓政治家的风度，譬如‘坐在对面的高贵子爵’，‘赞成愚见的高贵伯爵’，‘我的那位以其提案震惊欧洲的高贵论敌’，诸如此类的词句，整个这套自由民族的代议制——这就是对我们同胞有吸引力的东西！我被迷住了，公爵。我在心灵深处永远是一个艺术家，我可以向您起誓，叶夫根尼·帕夫雷奇。”

“既然如此，”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的加尼亚兴奋起来了，“从您这番话里岂不是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铁路是可恶的，是人类的末日，是降临大地来搅浑‘生命泉’的祸害？”

这天晚上，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情绪特别高，公爵觉得，他很开心，几乎有点洋洋得意。当然，他是和列别杰夫开玩笑，刺激他一下，但是不久他自己也激动起来了。

“不是铁路，不是的，先生！”列别杰夫反驳道，他一面发火，一面感到无比快乐，“单是铁路并不会搅浑生命泉，但是总的来说这一切都是可恶的，我们近几个世纪的整个趋势，就其总的方面而言，就其科学和实践方面而言，也许的确是可恶的，先生。”

“是肯定可恶呢，还是只不过也许可恶呢？在这个问题上，这一点至关重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问。

“可恶，可恶，肯定可恶！”列别杰夫急忙确认道。

“您别急，列别杰夫，每天早晨您总是温和得多。”普季岑笑着说。

“但是到了晚上却更加坦率！到了晚上更加真诚坦率！”列别杰夫热烈地对他说道，“更加老实，更加明确，更加正直，也更加可敬；我虽然把我的弱点暴露给你们，但是没关系，先生；我现在向你们大家，向一切无神论者挑战；你们用什么拯救世界，你们可曾为它找到一条正路，——我问你们这些科学家，实业家，公司老板，领工资的人和其余的人？靠什么呢？靠信贷吗？什么是信贷？信贷会把你们引向何处？”

“您的好奇心可不小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

“我的看法是：谁要是不关心这些问题，他就是上流社会里的懒虫！”

“信贷起码可以导致普遍团结和利益均等。”普季岑说。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这岂不是除了满足个人的利己主义和物质需要以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吗？普遍的和平，普遍的幸福——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斗胆请问一句，我的先生，我是否理解了您的意思？”

“但是，生存与饮食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如果没有普遍的联合和利益的一致，就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种极其充分的科学信念看来是一种相当可靠的思想，可以成为人类未来若干世纪的支柱和‘生命泉’。”已经十分激动的加尼亚说。

“饮食的需要只是一种自我保存感……”

“难道只有自我保存感还不够？自我保存感是人类的正常法则……”

“这是谁对您说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蓦地喊道，“说它是法则，这倒不错，然而倘若它是正常的，那么，毁灭的法则，也许还有自我毁灭的法则，岂不也是正常的。难道人类的全部正常法则仅仅在于自我保存？”

“嘿嘿！”伊波利特喊道，他急忙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转过身去，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端详他；但是看见他在笑，自己也笑了起来，并推了一下站在旁边的科利亚，重又问他现在几点钟，甚至亲自把科利亚的银表拽过去，贪婪地看了看指针。接着他仿佛忘记了一切，躺在沙发上，把双手垫在脑后，开始瞧天花板；半分钟后他又坐在桌旁，挺直身子，聆听无比兴奋的列别杰夫的唠叨。

“一个狡猾的、嘲弄人的思想，一个阴险的思想！”列别杰夫贪婪地抓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奇谈怪论说道，“说出这种思想的目的，是挑逗对手来打架，——不过这是一个正确的思想！因为您是上流社会的一位喜欢嘲弄别人的人，又是一名骑兵（虽说并非没有才能！），因此您自己也不知道您的思想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思想，是一个多么正确的思想！是的，先生。自我毁灭的法则和自我保存的法则在人世间是同样有力的！魔鬼同样在统治人类，一直要统治到我们还不知道的未来。你们笑什么？你们不相信魔鬼？不信魔鬼，这是法国人的思想，是一种轻浮的思想。你们可知道魔鬼是谁？你们可知道他的名字？你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却嘲笑他的模样，就像伏尔泰[伏尔泰（1694—1778），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那样嘲笑他的蹄子、尾巴和犄角，而这些东西就是你们发明的；因为魔鬼是一种强大可畏的魂灵，并没有你们发明的什么蹄子和犄角。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在魔鬼身上！……”

“您怎么知道现在的问题不在魔鬼身上？”伊波利特蓦地喊道，就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巧妙并带有暗示的想法！”列别杰夫赞许道，“但是问题依然不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在于‘生命泉’是否枯竭了，自从增加了……”

“铁路？”科利亚喊道。

“年轻气躁的小伙子，不是铁路交通，而是那种可以拿铁路作为其写照和艺术表现的整个趋势。据说火车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才轰隆隆地匆匆疾驰。‘人类变得过于喧闹，也太热衷于工业，缺少精神上的安宁。’一个隐居的思想家抱怨道。‘随他去吧；但是，给挨饿的人类运粮食的大车的辚辚声，也许比精神上的安宁更好。’另一个云游四方的思想家用胜利者的口吻回敬他，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离他而去。我这个下贱的列别杰夫，就不相信给人类运粮食的大车，因为这种大车的行为倘若没有道德基础，它们就会冷若冰霜地拒绝让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享用它们运来的粮食，已经有过这样的事……”

“大车会冷若冰霜地拒绝吗？”有人应声问道。

“已经有过这样的事，”列别杰夫也不理会别人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已经有过一个马尔萨斯[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牧师。]，他是人类之友。但是，缺乏稳固的道德基础的人类之友，就是吃人生番，至于他的虚荣心，那就不必说了。因为在这无数的人类之友当中，只要有一个人的虚荣心受到损害，他就会出于褊狭的复仇心理，立即准备从四面八方纵火烧毁世界，——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就连我这么一个最最下贱的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也许会头一个送来木柴，然后自己跑开。但是，问题也不在这里！”

“那么到底在哪里呢？”

“真讨厌！”

“问题在于如下一段古老的故事，因为我必须讲一段古老的故事。当前，在我们祖国，诸位，我希望你们和我一样热爱祖国，因为我甚至不惜流尽我的鲜血……”

“往下说！往下说！”

“在我们祖国，正如在欧洲一样，根据可能作出的统计和我记忆所及，现在起码要隔四分之一世纪，就是每隔二十五年才会发生一次普遍的、遍及各地的、可怕的饥馑。精确的数字我说不出，然而比较起来是少多了。”

“跟什么比较？”

“跟十二世纪及其前后几个世纪比较。因为根据作家们的记载和证实，当时每隔两年，至少每隔三年，人类就会碰到一次普遍的饥馑，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虽然他们对此保密。有一个寄生虫在临近暮年的时候，在没有任何人强迫他的情况下主动交代，他在漫长而贫困的一生中，曾极其秘密地亲手杀死并吃掉了六十名修道士和几个俗人的婴儿，——六个小家伙，也就是比他吃掉的修道士的人数要少得多。至于成年的俗人，看来他还从来没有想到要拿他们充饥。”

“这不可能！”担任主席的将军几乎用气恼的口吻喊道，“诸位，我经常跟他议论和争辩诸如此类的思想；可他老是说出这种荒诞不经的话来，简直不堪入耳，一点也靠不住！”

“将军！你回忆一下卡尔斯被围的情况吧。诸位，你们要知道，我讲的故事是千真万确的。我只想指出，任何一种实际情况虽然几乎都具有其确定不移的法则，但几乎总是不可思议和不足信的。甚至越是真实，有时反倒越不足信。”

“难道会吃掉六十个修道士？”周围的人都笑了。

“他并不是一下子把他们全都吃掉的，这很明显。但是，他也许是在十五年或二十年间吃掉的，这就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很自然……”

“很自然？”

“是很自然！”列别杰夫像书呆子那样固执地顶了一句，“此外，天主教修道士生性随和而又好奇，别人很容易把他们诱入林中或其他僻静去处，按照上述办法收拾他们，——但是，我也并不否认，被吃掉的人数量太大，甚至都毫无节制了。”

“这也许是真的，诸位。”公爵蓦地说道。

在此之前，他一直默默地倾听人们争论，没有加入谈话；在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他也常常发出会心的笑声。看来他很喜欢这种愉快喧闹的场面，甚至喜欢他们这样开怀畅饮。他本来可以整个晚上都一言不发，但是突然之间他却不知为什么想说话了。他一开口神态就非常严肃，所以大家忽然都好奇地向他转过身去。

“诸位，我的意思是说，从前的确常常发生饥荒。我虽然不大懂历史，可我也听说过这种事。但是看来也确是如此。我进入瑞士的山区时，曾对古代骑士城堡的废墟大为惊讶，这些城堡建筑在山坡上，在至少有半俄里高的悬崖上（要走几俄里的山路才能到达）。你们知道，城堡就是一大堆石头。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很难完成的工程！这当然全是那些穷人和农奴建造的。此外，他们还得缴纳各种赋税，供应僧侣。这么一来，他们又怎么养活自己并耕种土地呢？当时他们的人数已经很少，想必有许多人饿死了，他们可能的确是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我有时甚至这样想：这些人当时怎么没有死绝、没有遇到什么不测，又怎么能支持和忍受呢？毫无疑问，列别杰夫说得对，当时有过吃人生番，也许还很多；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偏偏要把修道士扯进去，他这么做是要说明什么呢？”

“这大概是因为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只有修道士可以吃，因为只有修道士长得肥。”加夫里拉·阿尔达里翁诺维奇说。

“一个妙不可言的、极其正确的想法！”列别杰夫喊道，“因为他对俗人甚至碰都没碰。吃了六十个修道士，却连一个俗人都没吃，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历史学的想法，统计学的想法，最后，内行的人就是根据这些事实来再现历史的。因为有精确的数字可以证明，当时僧侣的生活同其余的人相比，至少要幸福和自在六十倍。或许也比其余的人至少胖六十倍……”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列别杰夫！”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我同意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想法，但是您想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公爵继续问道。（他说这话时十分严肃，虽然大家全都在嘲笑列别杰夫，他却没有任何开玩笑或嘲弄列别杰夫的意思，因此他的口气在整个这一伙人的共同口气中就不免有点滑稽可笑；只要他再稍有不慎，大家或许也会开始取笑他，但他并不在乎。）

“公爵，难道您没有看出他是一个疯子？”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朝他俯下身去。“方才这里有人对我说，他想当律师、想发表辩护演说都想疯了，他还想去应试呢。我看还有一出精彩的滑稽戏在后头。”

“我想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这当儿列别杰夫声若雷鸣地说道，“但是，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罪犯的心理状态和法律地位吧。我们可以看出，罪犯，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的当事人，尽管根本不可能找到其他可吃的东西，然而在他有趣的生涯中却多次表示他想忏悔，拒绝再吃僧侣。我们通过种种事实明显地看出了这一点：方才提到，他毕竟还是吃了五六个婴儿，这个数目虽然比较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值得注意。看来他受到良心可怕的谴责（因为我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虔诚的、有良心的人），为了尽可能减轻自己的罪孽，他就作为一种试验，有六次把修道士的肉换成俗人的肉。我说这是一种试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倘若只是为了换换口味，那么吃六个就未免太少：为什么只有六个，而不是三十个呢？（也就是两种人各占一半。）但是，倘若这只是由于害怕渎神和侮辱教会而在绝望之余作的一种试验，那么‘六’这个数字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试验本来就不会成功，做六次试验也就足以平息良心的谴责了。第一，据我看来，婴儿太小，也就是身躯不大，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俗人婴儿的需要量是对修道士的需要量的三倍或五倍，所以从一个方面来看罪孽虽然减少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归根结底还是增加了，不是在质量上增加，而是在数量上增加了。诸位，我当然是深入到了那个十二世纪罪犯的心里才会有这种看法。至于我这个十九世纪的人，那么我也许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判断，这一点我现在也告诉你们，所以你们诸位也不必咧着嘴笑我。将军，您这样可一点也不体面。第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婴儿没有养分，也许太甜，甚至甜得腻人，因而既不能满足需要，又只能使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现在是结尾，也就是结局，诸位，在这个结局里包含着当时和现代一个极为重大的大问题的答案！结果，那个罪犯竟跑到僧侣们那里去自首，向政府投案。请问，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会受到什么样的酷刑，是用车轮碾死，是处以火刑，还是扔进火堆里呢？是谁促使他去自首的？为什么不干脆在六十这个数字上打住，至死保守秘密呢？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僧侣，像隐士那样在忏悔中度日呢？最后，为什么自己不去充当僧侣？答案就在这里！可见一定有比火刑和火堆，甚至比二十年的习惯更厉害的东西！可见准有一种比一切不幸、歉收、酷刑、鼠疫、麻风和整个地狱还要强大的思想，人类若是没有那种能使人们团结、指导他们的心灵、充实生命源泉的思想，就不能忍受地狱般的苦难！在我们这个充满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请你们给我指出，可有什么类似这种力量的东西……我本来应该说在我们这个轮船和铁路的时代，可我说成了在我们这个罪恶[俄语的“罪恶”和“轮船”这两个词发音相近。]和铁路的时代，因为我喝醉了，不过我是对的！请你们给我指出，有什么思想能使现在的人类团结起来，哪怕它的力量只及那几个世纪的思想的一半。最后，请你们大胆地说，在这颗‘星’底下，在缠住人们手脚的这个网底下，生命泉并没有枯竭，也没有浑浊。你们不必用你们的繁荣、你们的财富、饥馑的减少和交通的发达来吓唬我！财富是多了，但力量却少了；团结人类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变软了，一切东西都是软绵绵的，所有的人也都委靡不振！我们大家，大家，大家都委靡不振！……但是够了，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是不是要请诸位客人享用专为他们准备的酒菜，极可尊敬的公爵？”

列别杰夫几乎使部分听众当真要动怒了（应该指出，有人一直在不停地开着酒瓶），不料现在竟以酒菜来结束他的演说，这就立刻使那些反对者心平气和了。他自己把这个结尾称作“像律师一般巧妙地来了个急转直下”。重又腾起一阵愉快的笑声，客人们活跃起来了；大家都从桌边站起，以便舒展一下四肢，在凉台上走走。只有凯勒仍对列别杰夫的演说耿耿于怀，而且非常激动。

“他攻击文明，宣扬十二世纪的残暴行为，装腔作势，甚至居心不良。请问，他自己是怎么赚到这幢房子的？”凯勒逢人便大声诉说。

“我见过《启示录》的一个真正解释者，”将军在另一个角落里对另一些听众说，顺便还抓住普季岑的一枚纽扣对他说，“那就是已故的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布尔米斯特罗夫，他可以说能把人们的心点燃。他首先戴上眼镜，翻开一大本黑皮的古书，哦，他还有一把花白的胡子、两枚因捐款而得到的奖章。他开始讲解的时候总是那么严肃，那么厉害，将军们也得向他低头，女士们都昏了过去，——可是这一位却竟用酒菜来收尾！真是不伦不类！”

普季岑面带笑容听着将军说话，他仿佛要去取帽子，但又似乎犹豫不决，或者总是忘记自己的打算。加尼亚早在大家从桌边站起来以前就忽然停止了喝酒，并推开了酒杯。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当大家从桌边站起的时候，他走到罗戈任跟前，和他并排坐下。看上去他们非常友好。罗戈任起初也有几次想悄悄地溜走，现在却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垂着头，仿佛也忘了他曾想溜走。整个晚上他滴酒未沾，而且心事重重；他只是偶尔举目看看大家。现在可以认为，他在这里期待着一件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决定暂时不走。

公爵一共才喝了两三杯酒，却很快活。他在桌边欠了欠身，遇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视线，想起他们之间将要作一番解释，不禁亲切地笑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他点了点头，蓦地朝伊波利特一指，当时他正聚精会神地在观察伊波利特。伊波利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公爵，这个孩子为什么老往您这儿钻呢？”他忽然说道，显然感到懊恼，甚至怀恨在心，公爵不禁为之愕然。“我敢打赌，他居心不良！”

“我看出来了，”公爵说，“至少我觉得，叶夫根尼·帕夫雷奇，他今天引起了您的浓厚兴趣。是吗？”

“您可以补充一句：我自己的处境就够我去想的了，可是我整个晚上却不能不看这副讨厌的面孔，这使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他有一副漂亮的面孔……”

“您瞧，您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住公爵的一只胳膊喊道，“您瞧！……”

公爵再次惊讶地瞧了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