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我没料到你们之中的任何人会来，”公爵开始说道，“我在今天以前一直生病，您那件事（他对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说）我在一个月前就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办理，当时也通知过您。不过我并不想逃避亲自加以解释的义务，不过您也会同意，在此时此刻……我请您和我一起到另一个房间去，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我的朋友们现在都在这儿，请您相信……”

“朋友……随便多少都行，不过，请允许……”列别杰夫的外甥突然用严厉教训的口吻插嘴道，虽说嗓门还没有提得很高，“请允许我们声明，您本来应该对我们客气一点，而不该让我们在您的下房里等候两小时……”

“当然啦……而我……这是公爵的派头！这……那么您是将军！我可不是您的仆人！而我，我……”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突然特别激动地嘟哝道，他的嘴唇哆嗦着，像受了莫大委屈似的，声音发颤，嘴里唾沫四溅。他仿佛浑身崩裂或破裂了，但突然又如此着忙，因而从他的第十句话开始就叫人听不懂了。

“这是公爵派头！”伊波利特用尖利而颤抖的声音喊道。

“如果这样对待我，”拳术家喃喃地说道，“也就是说，如果这跟我这个体面的人有直接关系，那么我若是处在布尔多夫斯基的地位……我……”

“诸位，我刚刚才知道你们在这儿，这是实话。”公爵又重复了一遍。

“公爵，我们不怕您的朋友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权利。”列别杰夫的外甥再次声明。

“但是请问，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又尖声喊叫起来，不过已经非常激动，“把布尔多夫斯基的事拿来让您的朋友们裁判呢？我们也许并不愿意让您的朋友们来裁判；您的朋友们的裁判可能意味着什么，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假如您末了不愿意在这里说，”公爵对于这样的开头感到非常吃惊，他好容易才插嘴说，“那么我对您说，咱们就立刻到另一个房间去，至于你们大家，我向你们重复一遍，我是刚刚才听说……”

“但是您没有权利，您没有权利，您没有权利！……把您的朋友们……是的！……”布尔多夫斯基蓦地又嘟哝起来，他羞怯地、提心吊胆地环首四顾，他越不相信人，越怕见生人，也就越激动，“您没有权利！”他说完这句话就戛然而止；他默默地瞪着那双非常凸出的、有几道很粗的红色脉络的近视眼，探询地盯着公爵，整个身子都向前倾。这一次公爵惊奇得也不作声了，也瞪着眼睛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蓦地招呼他，“你现在就把这读一读，立刻读，这跟你的事有直接关系。”

她急忙递给他一张属于幽默杂志的周报[暗指一八五九至一八七三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讽刺杂志《火花》（由诗人库罗奇金和漫画家斯捷潘诺夫主编）。该刊接近革命民主主义阵营，跟反动派和自由派作过不可调和的斗争。据考证，这篇专讲公爵的文章的第一部分，是讽刺性地模仿《火花》杂志的“读者来信”专栏刊载的那些文章写成的，该专栏的主持者是该刊著名撰稿人斯托帕诺夫斯基。]，指了指报上的一篇文章。在客人刚走进来的时候，列别杰夫就从一旁跳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身边去讨她的欢心。他一句话也不说，就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了这张报纸，径直放到她的眼前，指了指报上的一个标明记号的专栏。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读罢，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安。

“不过是不是最好不要读出声来，”公爵十分难堪地嘟哝道，“我可以一个人去读……以后……”

“那么最好是由你来读，立刻就读，大声读！大声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对科利亚说道，公爵刚刚摸到报纸，她就不耐烦地从公爵手里把它抢走了，“对大家大声念，让每个人都能听见。”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是个性急的、容易冲动的女人，她有时也不好好想想，又不管天气好坏，突然一下子就起锚驶向辽阔的海洋。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安地动弹了一下。然而正当大家起初不由自主地愣在那里纳闷地等候的时候，科利亚就已打开了报纸，开始从列别杰夫跳过来指给他看的那个地方朗诵道：

“无产者与贵族后裔，一桩寻常的白昼行劫案！进步！改革！公理！

“在我们所谓神圣的罗斯，在我们这个改革与公司昌盛的时代，在民族至上和每年输出成亿卢布的时代，在奖励工业而手工劳动却陷于瘫痪的时代（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读者诸君，还是让我们开门见山吧），怪事层出不穷。我们过去的一位贵族地主（发自肺腑！[原文是拉丁文，这是天主教安灵祈祷的开头一句。]）的后裔闹了一桩奇怪的笑话。这种贵族后裔的祖父在轮盘赌上把家产输得精光，父亲只得去当士官生和中尉，他们照例由于在支配公款方面犯了什么天真的错误而瘐死狱中，他们的孩子就像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长大后不是成为白痴，便是卷入刑事案件，不过陪审员为了让他们吸取教训并改过自新，会判他们无罪；也有的末了闹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笑话，玷污我们这个本来就不体面的时代。我们这位贵族后裔，半年前穿了一双外国式的鞋罩，一件没有衬里的军大衣，浑身哆嗦着在冬天从瑞士回到俄国。他在瑞士治疗白痴症（确是如此！[原文是拉丁文。]）。应该承认，他很走运，因此，姑且不提他在瑞士治疗的那种有趣的病（试问：白痴症能治愈吗？！！），他本人也足以证明‘吉人自有天相’这句俄国谚语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当我们这位男爵的父亲去世时，男爵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儿，据说他的父亲是个中尉，由于赌博时突然输光了全连的公款，也可能是由于用树条抽打下属过于残忍而吃了官司（读者诸君，请记住这是旧时代的事！），终于死在狱中。一位有万贯家财的俄国地主发了慈悲，把我们这位男爵收养下来。这位俄国地主——我们姑且称他为П[音“bɑi”。]，——在早先的黄金时代拥有四千名农奴（农奴！诸位，你们可明白这个字眼？我不明白。应该查查详解辞典：“往事历历，却教人欲信还疑”[引自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第二幕第二场恰茨基的台词。]），他显然是俄国的懒汉和寄生虫之一，在国外游手好闲地消磨时光，夏天在水上，冬天在巴黎百花宫，一辈子在那里挥霍掉无数金钱。可以肯定地说，以前农奴缴的租税，至少有三分之一落入了巴黎百花宫老板（他真是个有福之人！）的腰包。无论如何，无忧无虑的П．把这位孤苦伶仃的小少爷当作一位公爵来精心培养，为他雇了男女家庭教师（他们无疑都长得很俊），他们都是他自己顺便从巴黎带来的。但是，族里的最后一名贵族后裔是一个白痴。从百花宫来的家庭女教师爱莫能助，所以我们这位学生到二十岁还没有学会任何一种语言，连俄语也不例外。不过这最后一点倒情有可原。末了，П的俄国农奴主的脑袋突然异想天开，认为在瑞士可以把白痴教育成一个聪明人。不过这个幻想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一个寄生虫式的资本家自然想象得到，只要有钱，哪怕聪明才智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尤其是在瑞士。于是这位白痴就在瑞士的一位著名教授那里治了五年，花了成千上万的钱。不消说，白痴并没有成为聪明人。不过据说他总算像一个人了，当然也有点勉强。П忽然暴卒。当然没留下任何遗嘱。他的事业照例是一团糟。贪婪的继承人蜂拥而至，他们对于族里那位靠别人的恩典在瑞士治疗先天性白痴症的最后一位贵族后裔毫无兴趣。这位贵族后裔虽说是个白痴，却隐瞒了恩人死亡的消息，骗过了教授，据说在教授那里白治了两年病。不过教授的骗术也很高明，他看见这位二十五岁的寄生虫囊空如洗，但胃口却很好，不禁害怕起来，便给他穿上自己的旧鞋罩，又把自己那件破破烂烂的军大衣送给他，大开恩典地打发他乘三等车回俄国[原文是德文。]，——如释重负地把他赶出了瑞士。我们的主人公似乎流年不利。其实并非如此：幸运之神宁愿使好几省的人民活活饿死，却把她的一切恩惠都一下子赐予这位贵族，好比克雷洛夫写的乌云，它从干旱的土地上空驰过，却在海洋上空下雨。几乎就在他从瑞士刚刚回到彼得堡的时候，他母亲（自然是商人出身）的一个亲戚在莫斯科去世，这个亲戚是个无儿无女的老光棍，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商人，分裂派教徒，他留下了几百万财产，全是无可争论的、十足的、纯粹的现款（读者诸君，这笔财产如能归你我所有，那该有多好！），而且全都给了我们的贵族后裔，全都给了我们这位在瑞士治过白痴症的男爵！喝，这么一来可就今非昔比了。在我们这位套着鞋罩的男爵周围，忽然聚集了一大群亲朋好友，而男爵本人也追求起别人的一个著名的、标致的姘妇来了。他甚至还发现了一些亲戚，更多的则是成群结队急于出嫁的名门闺秀，哪里去找比这位男爵更好的对象呢：贵族，百万富翁，又是个白痴——真是无美不备，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样的丈夫，定做都做不出来！……”

“这个……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气急败坏地喊道。

“别念啦，科利亚。”公爵用哀求的声音喊道。四面八方都喊叫起来。

“读下去！无论如何要读下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断然说道，她显然在竭力抑制自己的怒火，“公爵！要是不让他读，咱们会吵起来的。”

毫无办法。科利亚怒火中烧，他涨红了脸，焦躁不安地用激动的声音继续读下去：

“但是，正当我们这位暴发户可说是飘飘然如羽化而登仙的时候，不料节外生枝，发生了新的情况。一天早晨，有一位客人来见他。这位客人脸色安详而严峻，说话虽然客气，然而十分得体而又公道，他衣着朴素大方，思想上显然有进步倾向，他用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他是一位名律师；一个年轻人委托他办理一件案子；他代表那个年轻人前来访问。这年轻人就是已故的П的儿子，虽然他换了个名字，П是个好色之徒，青年时代勾引过女仆中一位贞洁的、贫穷的、但是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姑娘（不消说，他这是利用了贵族在过去的农奴制时代享有的权利）。当他发现这段露水姻缘即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就急忙把她嫁给一个既经营实业又担任公职的人，此人品德高尚，而且早就爱上了那位姑娘。П起初还帮助这对新婚夫妇，但是新郎由于品德高尚，不久就拒绝接受他的帮助。过了一些时候，П渐渐忘掉了这个姑娘，也忘掉了他和她生的那个儿子。后来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没有留下遗嘱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是在那姑娘出嫁后出生的，用别人的姓氏长大，她母亲的丈夫品德高尚，完全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然而这位父亲死后，他只得靠自己的钱财生活，而且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还住着他的一位饱经忧患、卧病不起的母亲。他在京城里每天凭高尚的劳动在商人家里教书，用挣来的钱供自己上学。起初他在中学读书，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又去旁听对自己有益的课程。但是，在俄国商人家里教书每次只收十戈比，赚不了几个钱，何况他还要赡养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末了他的母亲在遥远的省份死去了，但这几乎并未减轻他的任何负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贵族后裔应该如何公正地作出决定呢？当然，读者诸君，你们以为他会对自己说：‘我一生受尽了П的恩惠；他为了教育我，为了给我请家庭女教师并治疗我的白痴症，在瑞士花了好几万。现在我拥有百万家产，而П的那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却为了教课而葬送自己的前程，其实他对自己那个轻浮的、把他遗忘了的父亲的一切行为并不负任何责任。用在我身上的一切，按理说都应该用在他的身上。为我花费的那笔巨款，实际上并不是我的。这只不过是命运之神偶然犯下的错误；那些钱应归П的儿子所有。那些钱应该用在他的身上，而不该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只不过是轻浮而善忘的П一时冲动、逢场作戏的产物。倘若我为人十分高尚，能替别人着想而又办事公道，我就该把我继承的全部遗产分给他儿子一半；但是，由于我首先是一个精明的人，我很明白这件事不是法律问题，所以我不能把我的百万家产分出一半去。但是，倘若我现在不把П为治疗我的白痴症而花去的几万卢布归还给他的儿子，那么我至少是太卑鄙太无耻了（贵族后裔忘了，这样做也不精明）。只能凭良心与公道行事！因为当时П要是不教养我而去照顾自己的儿子，我又会怎么样呢？’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读者诸君！我们的贵族后裔并不是这么想的。那位年轻人的律师仅仅是出于交情才替他张罗这件事，几乎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几乎是出于无奈。但是，不论律师怎样对他讲，怎样告诫他应该顾全名誉，维护体面和公道，甚至干脆给他讲明了利害得失，然而这位在瑞士受过教育的人却始终不为所动，结果如何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确实不可原谅，也不能以任何有趣的疾病为由而予以宽恕，这位刚刚扔掉教授给他的鞋罩的百万富翁，竟不能了解那个品德高尚、在教书生涯中葬送自己的年轻人并不是要求他给予恩惠与救济，而是向他索取自己的权利和自己应得的东西，虽然法律上并未规定。他甚至并没有提出要求，而是朋友们替他提出的。我们这位贵族后裔由于可以利用手中的百万家产不受惩罚地欺压别人而沾沾自喜，他竟大模大样地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傲慢无礼地施舍给那位高尚的年轻人。诸君，你们不相信吧？你们感到愤慨，感到受辱，你们气得破口大骂。但是他已经这么做了！不消说，那笔钱当时就退还给他了，可以说是扔到他的脸上了。这件事究竟如何解决呢？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只得公之于众了！我们现在就把这段趣事公之于众，保证它绝对可靠。听说我国有一位极其有名的幽默作家曾信口诌了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据考证，这首讽刺诗是讽刺性地模仿一八六三年在《手稿》上发表的“诗体儿童故事”《过于自信的费佳》的片断写成的，该片断讽刺的对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作者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把讽刺梅什金的这首短诗也说成出自谢德林的手笔。]，这首诗不仅在反映我国习俗的外省特写中，而且在京城特写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科利亚读完以后，急忙把报纸交给公爵，一句话也不说，就朝屋角跑去，紧贴墙根钻到屋角，用双手捂住脸。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他那颗幼稚的、对于卑鄙龌龊的事尚未习惯的敏感心灵，受到了过度的刺激。他觉得发生了一件一下子就摧毁了一切的不寻常事件，就凭他朗读了这篇文章这一点而论，此事几乎就是他造成的。

但是大家似乎也都有类似的感觉。

小姐们感到十分尴尬和羞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压住满腔的怒火，她也许对于自己卷入了此事感到追悔莫及；现在她默不作声。公爵也像那些过于腼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替别人的行为感到无比羞愧，替自己的客人们感到无比羞愧，最初他竟不敢正眼去看他们。普季岑，瓦里娅，加尼亚，甚至列别杰夫，——大家都仿佛有点难堪。最奇怪的是，连伊波利特和“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也仿佛对什么事感到惊讶；列别杰夫的外甥也显然有所不满。只有拳术家一个人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捻小胡子，他神态庄重，稍稍垂下视线，但这并不是由于难为情，相反地倒仿佛是出于高尚的谦虚和过于明显的得意似的。从一切迹象可以看出，他很喜欢这篇文章。

“鬼才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低声埋怨道，“就像是五十名奴仆凑在一起写出来的。”

“请问，阁下，您怎么能用这种假设来侮辱别人？”伊波利特浑身发抖地说。

“这，这，这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您自己也会同意，将军，倘若是个高尚的人，这就是侮辱！”拳术家埋怨道，不知为什么也猝然一振，同时捻着小胡子，扯动着肩膀和身躯。

“第一，我不是你们的‘阁下’；第二，我不打算对你们作任何解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非常激动，很不客气地答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言不发地退到凉台的出口处，站在上面一层阶梯上，背朝着众人，——他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非常气愤，因为她直到现在还不想离开自己的座位。

“诸位，诸位，最后请允许我，诸位，说几句话，”公爵心烦意乱地喊道，“劳驾，让我们谈一谈以增进相互了解吧。关于这篇文章，诸位，我倒无所谓，随它去吧；不过，诸位，这篇文章里写的全不是事实：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这甚至是可耻的。所以，如果这篇东西是你们之中的哪一位写的，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我在此刻之前对这篇文章毫无所知，”伊波利特声明道，“我不赞成这篇文章。”

“我虽然知道写了这篇文章，但是……我也不赞成发表，因为为时尚早。”列别杰夫的外甥补充道。

“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有权……我……”“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喃喃道。

“怎么！这全是您自己编的？”公爵好奇地瞧着布尔多夫斯基问道，“这不可能！”

“但是也可以不承认您有权提出这类问题。”列别杰夫的外甥插嘴道。

“我只是感到惊奇，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居然会……但是……我想说的是，您既然已把此事公之于众，那么我方才向我的朋友们谈起此事的时候，您干吗又那么见怪呢？”

“对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气愤地嘟哝道。

“公爵，您甚至都忘了，”列别杰夫按捺不住，蓦地从几把椅子当中溜了出来，几乎像得了热病，“您忘了，先生，您接见他们，倾听他们说话，只是出于您的善良愿望和您的一片无可比拟的好心，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提出这种要求，何况您已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去办理此事，您这么做也是出于您的过分善良。如今，无比尊贵的公爵，您正和您的几位卓越的朋友聚会，您不能为了这几位先生而牺牲这一群朋友，先生，这么说吧，您本来可以立刻把这几位先生从门廊里撵出去，先生，我作为房东，甚至会感到非常高兴，先生……”

“完全正确！”伊沃尔金将军蓦地从房间深处雷鸣般叫道。

“够了，列别杰夫，够了，够了……”公爵开始说道，但是满腔怒火猝然迸发，他说不下去了。

“不，请原谅，公爵，请原谅，现在这已经不够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喊得比谁都响，“现在我们应该明确而坚定地把事情讲清楚，因为大家显然并不了解它。从法律上来说，这里是有一些可以挑剔之处，而他们就是根据这一点扬言要把我们从门廊里撵出去！公爵，难道您认为我们都已经蠢到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我们这件事在多大的程度上并不是法律问题，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考虑，我们无权向您要一卢布吗？但是我们明白，即使没有法律上的权利，那还有人道的、自然的权利，还有理智的权利和良心的呼声，即使我们这种权利没有载入任何人类的腐败法典，但是一个高尚的诚实的人，也就是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即使在法典没有规定的那些方面也依然必须是一个高尚的诚实的人。因此我们来到了这里，不怕别人仅仅为了我们不是乞求，而是要求，为了我们在这么晚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还不晚，是您迫使我们在下房里等了许多时候）前来作不体面的访问而把我们从门廊里撵出去（像你们方才所扬言的那样）。我对您说，我们之所以无所畏惧地前来，是因为我们估计您是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也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体面人。是的，不错，我们不是恭恭敬敬地走进来的，不像您那帮不要脸的食客和乞求者，而是像自由的人们那样昂着头，我们决不乞求，而是提出自由的、骄傲的要求（您听着，不是乞求，而是要求，您要好好记住这一点！）。我们现在体面地、直截了当地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在布尔多夫斯基一案中，您认为自己究竟对不对？您是不是承认帕夫利谢夫曾施恩于您，甚至还救过您的命？要是您承认（您显然会承认的），那么您在得到一百万遗产之后，是否愿意给这个贫困潦倒的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一点报酬，是否认为您应该凭良心报答他一下，虽说他已改姓布尔多夫斯基？是还是不是？如果是，换言之也就是说，倘若您果真拥有被您称作名誉和良心、却被我们更为确切地称为合理看法的那种东西，您就应该满足我们的要求，事情也就到此了结。您别指望我们的乞求和感谢，满足我们的要求吧，您别等候我们的乞求和感谢，因为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公理。倘若您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也就是回答一个不字，那么我们马上就走，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们要当面对您说，当着您的所有证人的面说，您是一个愚蠢无知和缺乏教养的人；今后您休想、也没有权利自称是一个有名誉和良心的人，虽说您想用很低的价钱来购买这种权利。我说完了。我把问题提出来了。只要您有胆量，您现在就可以把我们从门廊里赶出去。您可以这样，您有这个力量。但是您要记住，我们毕竟只是要求，而不是乞求。是要求而不是乞求！……”

列别杰夫的外甥十分激动地停止了说话。

“我们是要求，要求，要求，而不是乞求！……”布尔多夫斯基喃喃道，脸红得像一只大虾。

列别杰夫的外甥说完那一番话之后，掀起了一阵普遍的骚动，甚至还有人埋怨起来。不过客人们显然都想避免介入此事。只有那个像是寒热病发作的列别杰夫一个人例外。（奇怪的是：列别杰夫明明是支持公爵的，但听了外甥的那篇演说却仿佛为家族感到自豪和喜悦；至少他是以一种特别满意的神态扫了大家一眼。）

“据我看来，”公爵用相当低的声音开始道，“据我看来，多克托连科先生，在您方才讲的那一番话里，有一半完全正确，我甚至同意有极大的一半是正确的。倘若您的话里没有漏掉什么的话，我本来可以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至于您究竟漏掉了什么，我却不能确切地告诉您，我做不到，但是要使您的话完全公道，当然还缺了点什么。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诸位，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没有一句话不是诬蔑。因此，诸位，据我看来，你们干了一桩卑鄙的勾当。”

“不行！……”

“阁下！……”

“这……这……这……”激动的宾客们一下子都嗫嚅起来。

“关于这篇文章，”伊波利特用尖嗓门应声说道，“关于这篇文章，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别人都不赞成！这是他写的，”他指着坐在旁边的拳术家说道，“他写得不成体统，这我同意，他写得文理不通，而且用的是像他那种退伍军官所常用的文体。他愚蠢，况且还是个拳师，这我同意，我每天都直截了当地当面对他这么说。但是，他毕竟还有一半是对的：公之于众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因此也是布尔多夫斯基的合法权利。如果他的言论没有道理，那要由他自己负责。至于我方才代表大家反对您的朋友们在场，诸位先生，我认为应该对你们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反对，只是为了表明我们的权利，然而实际上我们倒是愿意有证人在场的。方才我们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已经同意这一点了。不论您的证人是谁，哪怕是您的朋友也罢，由于他们不能不承认布尔多夫斯基的权利（这种权利显然和数学一般精确），所以如果这些证人是您的朋友，那倒反而更好；那会使真理更加鲜明。”

“这是事实，我们是同意这么办的。”列别杰夫的外甥证实道。

“既然你们愿意这么办，那么方才开始谈话的时候你们又干吗要那样大吵大闹呢？”公爵惊奇地问。

“关于这篇文章，公爵，”拳术家插嘴道，他迫不及待地想找机会说两句，现在显得兴高采烈（不难看出，女士们在场显然对他有强烈的影响），“关于这篇文章，我承认作者的确是我。我这位生病的朋友方才对它大肆攻击，但是由于他精力衰竭，我一向都原谅他。我把它写好以后，就送给一个好朋友办的刊物，用通讯的形式发表了。只有那首诗的确不是我做的，的确出于一位著名的幽默作家之手。我只对布尔多夫斯基念了一下，没有全念，他就立刻答应发表，但是您得承认，没有他的同意我也可以发表。公之于众是一种普遍的、高尚的、很有益的权利。公爵，我希望您这位进步人士不会否认这一点……”

“我什么也不否认，但是您得承认，在您的文章里……”

“您是想说太尖刻了吧？但是可以说对社会是有益的，这您应该同意。末了还有一点，怎么能把这么一件臭名远扬的事给漏掉呢？这对于有过失的那些人当然不利，但是，它首先对社会是有益的。至于说文内有一些不尽属实的地方，即所谓的夸张，那么您也得承认，重要的首先是动机，首先是目的和意图；重要的是有益的例子，然后咱们再去分析个别的事件，末了还有文体，还有所谓的幽默问题，末了再加上大家都是这么写的，您自己也会承认！哈哈！”

“这是完全错误的方针！请你们相信，诸位，”公爵喊道，“你们发表这篇文章，以为我无论如何不会答应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所以想用这个吓唬我一下，设法报复一下。但是你们哪里知道：我也许已决定满足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了。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开门见山地告诉你们，我可以满足……”

“瞧，这才是一个聪明而又无比高尚的人说的一句聪明而又高尚的话！”拳术家欢呼道。

“主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脱口而出。

“这可叫人受不了！”将军喃喃道。

“请允许我，诸位，请允许我说明一下情况。”公爵恳求道：“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五周以前，您的代表和辩护人切巴罗夫到З[音“zi”。]城来见我。您在那篇文章里把他描写得太好了，凯勒先生，”公爵突然笑了起来，对拳术家说，“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整个事情主要是坏在切巴罗夫身上了，也许就是他教唆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这么干的，如果坦率地说，他是利用了您的憨厚掀起了这场风波。”

“您没有权利……我……并不憨厚……这个……”布尔多夫斯基激动地嘟哝起来。

“您没有任何权利作这样的推测。”列别杰夫的外甥用教训的口气插嘴道。

“这太无礼啦！”伊波利特尖叫起来，“这个推测是无礼的，错误的，与正事不相干的。”

“对不起，诸位，对不起，”公爵连忙认错，“请原谅。我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相互之间最好是完全开诚布公；不过这是你们的自由，悉听尊便。我曾对切巴罗夫说，由于我不在彼得堡，我要立刻委托一位朋友办理此案，而且，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要把这一情况通知您。诸位，我要开门见山地告诉你们，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大骗局，正是因为切巴罗夫介入了此事……啊，你们不要见怪，诸位！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见怪！”公爵又看见布尔多夫斯基面有愠色，看见他的朋友们流露出激动和抗议的神情，就惊慌地喊叫，“如果我说我认为这件事是个骗局，那也不会与你们个人有什么相干！当时我并不认识你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知道你们尊姓大名；我是根据切巴罗夫一个人下的判断；我只是一般地说说，因为……但愿你们能知道，自从我得到遗产以来，人们是多么可怕地欺骗我啊！”

“公爵，您太天真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嘲笑道。

“此外您还是公爵和百万富翁！您也许真有一颗善良纯朴的心，但是不消说，您终究逃不脱一般的规律。”伊波利特宣布道。

“可能是这样，很可能是这样，诸位，”公爵急忙说道，“虽然我并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样的一般规律，但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只是请你们不要无端抱怨；我可以发誓，我没有丝毫侮辱你们的意思。诸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只要我开口说一句真心话，你们立刻就会见怪！但是，第一，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居然存在着一个‘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而且存在于像切巴罗夫对我解释的那样一个可怕的境遇里。帕夫利谢夫是我的恩人和先父的朋友。（哦，凯勒先生，您在那篇文章里，为什么对先父写下了那样的谎言？他并没有挪用连里的任何公款，也没有侮辱任何下属，——我对此深信不疑。您怎能举笔写下这种谤言？）您所写的关于帕夫利谢夫的那些话，令人完全无法忍受：您把这位德高望重的人称为贪淫好色的轻薄之徒，您说得那么大胆，那么肯定，就像您说的都是真话；其实他却是世上最纯洁的人！他甚至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曾和许多可敬的科学家通信，花了许多钱资助科学事业。至于他的心，他的善行，噢，您当然写得很对，我当时几乎是个白痴，什么也不明白（虽然我还能说，也能听懂俄语），但是对于我现在想起来的一切，我还是能作出评价的……”

“对不起，”伊波利特尖声叫道，“这是不是太多情了？我们不是小孩。您本来是要开门见山的；请别忘了，现在已经九点多啦。”

“好吧，好吧，诸位，”公爵立刻表示同意，“起初我怀疑过，后来我断定我可能弄错了，也许帕夫利谢夫真有一个儿子。但是，使我非常惊奇的是：这个儿子竟这么轻率，换言之，我是想说他竟当众泄露自己出生的秘密，主要的是玷污自己母亲的名誉。因为切巴罗夫当时就曾以公之于众来吓唬我……”

“真是胡扯！”列别杰夫的外甥喊道。

“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布尔多夫斯基喊道。

“儿子不能替父亲的荒淫无耻行为负责，母亲也没有过错。”伊波利特激烈地尖叫起来。

“所以我觉得，更应该怜惜……”公爵怯生生地说。

“公爵，您不仅是天真，也许比天真尤甚。”列别杰夫的外甥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

“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用极不自然的声音尖叫起来。

“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权利！”公爵急忙插嘴道，“我承认您这话说得不错，但是，这是不由自主的，我当时就立刻对自己说，我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这桩公案，因为既然我承认自己为了我对帕夫利谢夫的情谊而必须满足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那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就是说不管我尊敬不尊敬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也该满足他的要求。诸位，我一开头就这么说，是因为我总觉得儿子这样当众泄露母亲的秘密是不正常的……总之，主要是我因此才深信切巴罗夫肯定是个骗子，是他自己用欺骗手段教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干这种诈骗勾当。”

“这真叫人不可容忍！”他的客人们叫道，其中有几个甚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诸位！正因为如此，我才断定这个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是个老实的、无力自卫的人，很容易上那些骗子的当，因此我觉得更加应该帮助他，像帮助‘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一样，——第一步，反对切巴罗夫先生；第二步，以我的忠诚和友谊来指导他；第三步，送给他一万卢布，按照我的计算，也就是帕夫利谢夫花在我身上的全部费用……”

“怎么！只有一万卢布！”伊波利特叫道。

“喂，公爵，您的算术太不高明了，但也许是太高明了，尽管您装出一副傻相！”列别杰夫的外甥喊道。

“我不同意一万卢布。”布尔多夫斯基说。

“安季普！你就答应了吧！”拳术家从伊波利特的椅背后面弯下身去，迅速而清晰地低语道，“你先答应下来，以后咱们再走着瞧吧！”

“您听着，梅什金先生，”伊波利特尖声喊叫道，“您要明白，我们并不像您的所有客人和这几位女士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傻瓜，庸俗的傻瓜，这几位女士正十分气愤地朝我们冷笑，特别是这位上流社会的先生（他指了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我当然还没能荣幸地认识他，不过好像多少听别人谈到过他……”

“对不起，对不起，诸位，你们又误解我啦！”公爵激动地对他们说道，“第一，凯勒先生，您在那篇文章里把我的财产估计得非常不准确：我并没有得到几百万的遗产；我大概只有您所推测的数目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第二，在瑞士的时候，并没有在我身上花掉几万卢布；什奈德尔每年只收到六百卢布，而且只是在最初三年；帕夫利谢夫从来没有到巴黎去聘请过漂亮的家庭女教师；这又是诽谤。据我看，他花在我身上的钱远远不到一万卢布，但是我愿意拿出一万卢布来，你们自己也该同意，我无论如何不能拿出更多的钱向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还债，即使我非常爱他也罢，仅仅出于礼貌我就不这样做，因为我这是向他还债，而不是周济他。诸位，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竟不明白这一点！不过今后我愿意用我的友谊补偿这一切，我要积极地关心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命运，他显然是受了骗，因为倘若他没有受骗，他自己就不可能同意干出这么卑鄙的勾当，譬如像今天在凯勒先生的文章里把他母亲的事公之于众……诸位，你们为什么又生气了！这样到头来咱们就根本没法互相了解啦！结果还是我的话说对了！我现在亲眼证实我的猜测是对的。”公爵急切地劝说道，他本想平息他们的激动，却没有发现自己反而使他们更加激动。

“怎么？您证实了什么？”大家几乎是发狂似的追问道。

“得了吧，第一，我已经把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看穿了，我现在亲眼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天真纯朴的人，但是大家都骗他！他是一个无力自卫的人……所以我应该怜惜他。第二，我已把这件事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办理，但我很久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因为我正在路上，以后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方才，就在一小时以前，当他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说，他已经弄清了切巴罗夫的用心，他有证据，可以证明切巴罗夫正是我所推测的那种人。诸位，我自己也知道，有许多人认为我是白痴，因为我素有随便把金钱送给别人的名声，所以切巴罗夫认为很容易骗我，他所指望的正是我对帕夫利谢夫的情谊。然而主要的是，——请把我的话听完，诸位，请把我的话听完！——主要的是，现在突然发现，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根本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方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还肯定地说他弄到了确凿的证据。哎，你们会怎么想呢！在干出了这一切勾当之后，简直令人难于置信！你们听着：有确凿的证据！我现在还不相信，我向你们保证，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还在怀疑，因为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把全部细节都告诉我，然而切巴罗夫是个骗子这一点，现在已经毫无疑义了！他把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他把你们这些光明正大地跑来支持你们的朋友（因为他显然需要支持，我也明白这一点！）的先生，把你们全都骗了，让你们全都陷进诈骗勾当里，因为这实际上就是欺骗和敲诈！”

“怎么是敲诈！……怎么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这怎么可能！……”响起一片喊声。布尔多夫斯基那帮人全都陷入难于形容的惊惶失措之中。

“当然是敲诈！既然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现在并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简直就是敲诈（当然，假如他知道真相的话！），但是问题在于是别人骗了他，所以我坚决主张宣布他无罪，所以我说他这种老实性格是值得怜惜的，不能不拉他一把；否则，他在这桩公案里也会成为一个骗子。我自己深信，他一点也不明白内情！我本人去瑞士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也常常语无伦次，——有话想说却不知该怎么说……我明白这个；我可以深表同情，因为我自己几乎也是这样的人，我可以说这个话！尽管现在已经没有‘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而且这一切都是骗局，我依然不改变自己的决定，准备归还一万卢布以纪念帕夫利谢夫。我在布尔多夫斯基提出要求以前，就想捐赠一万卢布办个学校以纪念帕夫利谢夫，但是现在不论是捐资办学或是交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反正都是一样，因为即使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也几乎和‘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无异：因为他自己也被骗得好苦；他当真认为自己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诸位，请你们听听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话，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吧，你们不要生气，不要激动，请坐下！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马上会对咱们说明这一切，老实说，我自己非常愿意知道一切细节。他说他甚至还去过普斯科夫，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见过您的母亲，她根本不像他们逼您在那篇文章里写下的那样已奄奄一息……请坐，诸位，请坐！”

公爵坐下了，并让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一伙也都坐下来。在方才的十分钟或二十分钟里，他说话时慷慨激昂，嗓门很高，说得又急又快，像入了迷似的，竭力把别人的说话声和喊叫声都压下去，当然，事后他对一些脱口而出的话和推测也追悔不已。倘若不是别人惹恼了他，使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他决不会允许自己这么露骨而匆忙地大声说出他的一些猜测和过分坦率的话。然而他刚刚坐下，一股难以忍受的悔恨之感就立刻刺痛了他的心。他不但公然推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患有他本人曾去瑞士治疗过的那种病，从而“侮辱”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此外他又答应把那本来要捐献出来开办学校的一万卢布像施舍一般送给布尔多夫斯基，这在他看来也是粗鲁无礼的不慎之举，尤其不该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讲出来。“应该等一等，到明天再单独向他提出，”公爵立刻想道，“现在也许无可挽回了！是的，我是个白痴，真正的白痴！”他暗自断定，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和无比痛心。

在此之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一直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现在经公爵邀请走上前来，站在公爵身边，开始沉着而清楚地报告公爵委托他办理的那桩公案。所有的谈话顿时沉寂下来。大家异常好奇地倾听着，特别是布尔多夫斯基那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