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潘钦将军住在自家的宅子里，距翻砂街不远，挨着变容救主寺。除去这栋有六分之五已租了出去的豪华宅邸以外，叶潘钦将军在花园街还有一所巨宅，房租的收入也很多。除了这两所宅子以外，他在彼得堡近郊还有很大一片收益极丰的田产。在彼得堡县里，他还有一家工场。众所周知，叶潘钦将军早先包收过捐税。如今他是几家殷实的股份公司的股东，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是一个出名的大忙人，钱财多，交游广。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在他任职的机构内，他很会装出一副少了他就不行的派头。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没受过教育，是一个军人的儿子。他的出身，无疑只会给他增光。将军虽然是个聪明人，但也不是没有一些小小的、完全可以原谅的弱点，也不爱听某些含沙射影的话。不过，他显然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例如，他的处世之道就是在该回避时就回避，不可出头露面。许多人敬重他，正是由于他平易近人，正是由于他一向有自知之明。但是，那些评论他的人怎能知道，这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心中有时会掀起什么波澜！他虽然在为人处世方面确实有些阅历和经验，也有卓越的才干，但是他总喜欢表现出自己没有主见，只会按照别人的意图行事，是一个“不善于巴结的老实人”[这是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幸臣阿拉克切耶夫的纹章上的一句箴言。]，甚至会顺应时代潮流，成为一个热心的俄国人。在这个方面，他还闹过几次有趣的笑话。但是，即使闹出天大的笑话，将军也永远不会垂头丧气。何况他运气很好，连赌牌也是如此。他下的赌注很大，他不但不愿意隐瞒他喜欢赌钱这个至关紧要并使他多次大为得益的小小的弱点，反而故意拿它来炫耀一番。他交的朋友很杂，当然都是所谓的“大亨”。不过，他的前程非常远大，他有的是时间，只要有时间办一切事情，一切荣华富贵都会应运而至。就是拿年纪来说，叶潘钦将军也还正是所谓年富力强，就是最多五十六岁；无论如何，这正是壮年，真正的生活就是从这个年龄真正开始的。身体健康，满面红光，虽然已经发黑然而相当结实的牙齿，矮小而壮实的体格，上午上班时那副操心的模样，晚上坐下来赌牌或待在公爵大人那里时的满面春风，——这一切使他现在和未来都会得到成功，给这位将军大人的人生之路铺满玫瑰花。

将军拥有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当然，家中也并不都是玫瑰花，不过，将军大人早就开始认真而热忱地把他最主要的希望和目标都寄托在家中的许多方面了。而且，在生活中，有什么目标能比父母的目标更重要也更神圣呢？一个人不依靠家庭，还依靠什么呢？将军家里有一位夫人和三位已成年的女儿。将军结婚很早，那时他还是一名陆军中尉，新娘几乎和他同岁，既不漂亮，又没有学识。将军从她那里总共只弄到五十名农奴的嫁妆，不过说实在的，这些农奴却成了他日后走鸿运的基础。此后，将军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早婚，从来不把这件事看作一个冒失青年的一时冲动。他非常尊敬自己的夫人，有时还很怕她，结果竟爱上了她。将军夫人出身梅什金公爵一族，这一族虽然不是望族，但很古老，她因为出身名门，所以自视很高。当时有一个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个可以白送人情的施主，愿意关照年轻公主的婚姻。他给这位青年军官打开方便之门，把他推了进去；就是不推，只要给他使个眼色，他也不会坐失良机！除去很少的例外，他们夫妇一辈子都过得很和睦。将军夫人由于出身名门，而且是族里最后一个女人，但也许是由于她个人性格上的原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找到了几个地位很高的女保护人。后来，当她的丈夫有了财产和地位的时候，她甚至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了。

近几年来，将军的三个女儿——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和阿格拉娅，都长大成人了。她们三人虽然只不过是叶潘钦家的人，但是她们的母亲出身于公爵世家，她们的嫁妆相当可观，她们的父亲前程似锦，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她们都是天生丽质，就连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的大姐亚历山德拉也不例外。二姑娘二十三岁，最小的阿格拉娅刚满二十岁。这位最小的姑娘完全是个美人，在社交界已相当引人注目。这还不算；她们三人又都很有教养，而且聪明能干。大家都知道，她们热烈地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甚至有人说，两位姐姐为了全家的共同偶像——小妹妹，不惜牺牲自己。她们在社交界不但不爱出风头，甚至过于谦逊了。任何人也不能责备她们傲慢自大，然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都很自负，而且知道自己的身价。大姐是音乐家，二姐是杰出的写生画家；但是许多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此事直到最近才被人发现，而且是无意中发现的。总之，大家对她们真是赞不绝口。可是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有人谈到她们读过多少书的时候竟大惊失色。她们并不急于出嫁；她们虽也重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并不过分。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她们都知道父亲的志向、性格、目标和愿望。

公爵拉将军住宅的门铃时，已经十一时左右了。将军住在二楼上，他的房间虽然十分简朴，但和他的地位还是相称的。一个穿仆役制服的仆人给公爵开了门，公爵不得不向这个仆人解释了很久，因为仆人一开始就很怀疑地瞧着公爵和公爵的包袱。末了，他一再确切无误地声明，他的确是梅什金公爵，有要事非见将军不可，那个将信将疑的仆人才把他领到书房旁边、客厅前面一个小小的前厅里，把他交给了另一个人，那人每天早晨在这个前厅里值班，专管向将军通报来客姓名。这个在前厅值班的人穿着燕尾服，四十岁上下的年纪，一副忧心忡忡的面孔，他是书房的专职听差，负责向将军大人通报，所以很知道自己的身价。

“请在客厅里稍候，把包袱留在这里。”他说着就不慌不忙、大模大样地在自己的圈椅上坐下，严厉而又惊讶地打量着公爵。公爵立刻拿着包袱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如蒙允许，”公爵说，“我最好是同您一起在这里等候，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有什么意思呢？”

“您不该留在前厅里，因为您是访问者，换句话说就是客人。您想见将军本人吗？”

听差想必不愿意放这么一个客人进去，所以决定再问他一次。

“是的，我有事……”公爵开始说。

“我不是问您有什么事，——我的职务只是通报您大驾光临。但是我已经说过，不经过秘书，我可不能去给您能报。”

这人的疑心看来是越来越大了；公爵跟平时来访的那些客人太不相同了，虽然将军经常会客，几乎每天都在一定的时刻接待来宾，特别是为了公事，有时甚至接见三教九流的客人，听差虽然已经养成习惯，而且得到放宽限制的指示，但还是满腹疑虑，觉得非通过秘书去报告不可。

“您当真是……从国外回来的吗？”他终于有点不由自主地问道，并且不知所措了；他也许是想问：“您果真是梅什金公爵吗？”

“是的，我刚下火车。我觉得您本来想问：我果真是梅什金公爵吗？但由于客气，您没有这么问。”

“噢……”听差感到惊讶，便哼哼哈哈地说。

“请您相信，我的确没有对您撒谎，您不会因为我而受到训斥的。至于我居然是这副模样，还带着包袱，您也不必惊讶。现在我的处境不佳。”

“噢。您瞧，我并不是为这个担心。我应该去通报，秘书也会出来见您，除非您……除非您……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您不是由于贫穷而来向将军求助的吧？”

“噢，不是，这一点请您完全放心。我有别的事。”

“请您原谅，我是看到您的模样才这么问的。您等一下秘书，将军现在正有事和上校商量，不一会儿秘书就会来的……他是公司里的秘书。”

“既然要等很久，那我只得请问：能不能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抽抽烟？烟斗和烟叶我都有。”

“抽——烟——吗？”听差轻蔑而困惑地瞥了他一眼，仿佛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抽烟吗？不，您不能在这里抽烟，您就是有这个念头也很可耻。嘿……可真怪！”

“哦，我又不是请求在这个房间里抽烟；我知道这是不行的；我可以到您指定的地方去抽，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现在快有三个钟头没抽啦。不过随您的便吧，您知道，俗话说：入境问禁……”

“您这叫我怎么去通报呢？”听差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嘀咕道，“第一，您不该留在这里，而应该坐在客厅里，因为您属于来访者之列，换句话说就是客人，我是要负责的……您是打算在我们这里住下吗？”他补充道，又瞟了一眼公爵的包袱，显然对那个包袱不大放心。

“不，我不想住在这里。即使他们请我，我也不会住下。我只是想和他们认识一下，别无他意。”

“怎么？认识一下？”听差惊讶地带着三倍的疑心问道，“您起初怎么说是有事才来的呢？”

“噢，几乎并没有什么事！不过也可以说是有事，只不过想请教一下。然而我主要是想作一番自我介绍，因为我是梅什金公爵，叶潘钦将军夫人也是梅什金一族的最后一位公主，除了我和她以外，梅什金一族就没有别人了。”

“那么你还是亲戚喽？”听差大为惊讶，几乎猝然一振。

“几乎不是。不过，倘若生拉硬套，我们当然是亲戚啦，不过是很远的，甚至不能被认为真是亲戚。我从国外给将军夫人写过一封信，可她没有回信。但我仍然认为回国以后应该见见她。我现在把这一切向您解释一下，以免您怀疑，因为我看您还不放心：您去通报一下，就说梅什金公爵求见，您通报时就会知道我前来访问的原因。要是接待我——那很好；要是不接待——那也好，也许倒更好。不过看来他们不能不接待，因为将军夫人当然会愿意见见本族唯一的一个长辈。她很看重自己的门第，我的确听别人这样说过她。”

公爵这一番话仿佛非常老实；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越老实就越显得荒唐。老于世故的听差不能不产生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完全适合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适合于客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仆人总是比他们的主人通常所认为的要聪明得多，所以这个听差也就想到，现在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公爵是个无赖，准是登门求助的；要么公爵只是一个傻瓜，又没有自尊心，因为一个聪明而又自尊的公爵决不会坐在前厅里和仆人谈论自己的事，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会不会连累自己呢？

“请您还是到客厅里去为好。”他竭力坚持道。

“要是坐在那里，就不能向您解释一切了，”公爵开心地笑了起来，“那样一来，您瞧着我的斗篷和包袱，就会老是心神不安。现在您也许就不必等候秘书，乐于亲自去通报了吧。”

“像您这样的访问者，不通过秘书，我可不能去通报。何况大人方才还特别嘱咐，上校在那里的时候，不许任何人打扰他老人家，只有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不经通报就可以进去。”

“他是官员吗？”

“您是问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吗？不是。他在公司里服务。您就把包袱放在这里吧。”

“我已经想到这一点；只要您允许就行。此外，我要把斗篷也脱下来吧？”

“那当然。总不能穿着斗篷去见他啊。”

公爵站了起来，急忙脱下身上的斗篷，露出一件相当体面、缝工精致、不过已经穿旧了的上衣。坎肩上挂着一条钢链，链上系着一块日内瓦制的银表。

听差已经认定公爵是个傻瓜，但末了他还是觉得，作为将军的近侍，倘若和来客继续交谈下去，总是不大体面，尽管他不知为什么倒很喜欢公爵，当然，这是就某一点而言。然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公爵又分明使他大为恼火。

“将军夫人什么时候接见客人？”公爵问道，又在原来的座位上坐下了。

“这就不是我的事了，先生。她见客是分别对待的，看来人是谁而定。哪怕到了十一点钟还接见时装女工。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也早于别人得到接见，甚至还请他用早餐。”

“冬天在你们的房间里比在国外暖和，”公爵说，“在国外，室外比我们这里暖和，但是在室内，到了冬天，俄国人要是没有住惯，那是待不下去的。”

“他们不生火吗？”

“是的，而且房屋的结构也不同，也就是炉子和窗户不一样。”

“嗯！您去了很久吧？”

“四年。不过，我几乎老是住在一个地方，在乡下。”

“过不惯我们的生活了吧？”

“这倒是真的。不知您信不信，我对自己居然没有忘记说俄语感到奇怪。我现在一面同您谈话，一面在想：‘我说得还不坏嘛。’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说得这么多。不错，从昨天起，我总是想说俄语。”

“嗯！嘿！您早先可曾在彼得堡住过？”（听差不论怎样竭力约束自己，也不能中断这种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谈话。）

“在彼得堡吗？几乎根本没有住过，只是路过罢了。早先我对这里的情况毫无所知，可现在我听说这里的新鲜事太多了，据说就是过去熟悉彼得堡的人，对它也只好刮目相看了。现在这里正在纷纷议论法院的事。[由于俄国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早先不同等级各自设立的法院被各阶级共用的司法机关取而代之。新的法院与改革前的法院不同，案件都开庭审理，有陪审员和律师参加，开庭审讯的情况公诸报端。]”

“哼！……法院。法院倒的确是有一些。外国的法院是不是比较公道？”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法院，我倒听到过许多好话。我国又废除了死刑。”[俄国在一七五三至一七五四年间正式废除了死刑，然而不久又作为最严厉的惩罚用于国事犯、军事犯和其他某些罪犯。在六十年代，由于解放运动高涨，死刑的使用尤为频繁。]

“外国处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的里昂看见过[十九世纪末叶以前，法国对刑事犯处以死刑时均公开执行。]。什奈德尔带我去看的。”

“是绞死的吗？”

“不是。在法国一律砍头。”

“怎么，犯人喊叫吗？”

“哪里会喊叫！只是一瞬间的工夫。他们把罪犯放在那里，一把大刀就下来了，那种机器叫断头台，很重，又有劲……你还没来得及眨眼，脑袋就掉了。准备工作非常费事。宣判的时候给犯人穿上衣服，用绳子捆好，带上断头台，真可怕！许多人跑去围观，连妇女都去了，虽说那里并不欢迎妇女去看。”

“那不是她们的事。”

“那当然！那当然！她们哪能看这样悲惨的场面！……我看到的那个罪犯是个聪明人，勇敢，结实，年纪不小了，他姓列格罗。我告诉您，信不信由您，他一上断头台就哭了，脸色苍白如纸。难道会有这样的事？难道这不可怕？噢，谁会由于恐怖而哭泣呢？我可没有想到，他又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个从来没有哭过的大人，一个四十五岁的人，竟会由于恐怖而哭起来。当时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他该有多么痛苦啊？那是对灵魂的侮辱，如此而已！《圣经》上说：‘不可杀人！’那么，由于他杀了人，就该杀死他吗？不，这不行。我是一个月以前看见这件事的，可是至今犹历历在目。我梦见过五六次了。”

公爵说着说着竟兴奋起来，苍白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虽说他的声音照旧很轻。听差深表同情并饶有兴味地瞧着他，仿佛瞧不够似的；他可能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并勤于思考的人吧。

“掉脑袋的时候，”他说，“不太痛苦，这还算好。”

“您知道吗？”公爵热烈地应声说道，“您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家也完全和您一样注意到了，于是就发明了断头台这种机器。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万一这样更坏，那会怎么样呢？您觉得这话可笑，您觉得这很奇怪，不过您只要稍加考虑，脑子里就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您想一想：譬如说拷打吧；它会使人受苦、受伤，也就是肉体上受到折磨，但这一切反而能分散你精神上的痛苦，你只须忍受那些创伤给你带来的痛苦，直到死去。可是要知道，最主要、最剧烈的痛苦也许并不在于创伤，而在于你确切地知道再过一小时，再过十分钟，再过半分钟，就是现在，就在此刻——灵魂就要离开躯体，你将不再是一个人；而且这是肯定的；主要的是，这是肯定的。你把头放在刀子底下，听见刀子在你头上滑下来，这四分之一秒钟是最可怕不过了。您可知道，这并不是我的幻想，而是许多人都这样说过？我深信这一点，所以就坦率地把我的意见告诉您。为了杀人罪而杀人，是比犯罪本身还要坏好多倍的一种惩罚。根据判决杀人，比强盗杀人还要可怕好多倍。一个人被强盗杀害，不论是黑夜在树林里被砍死，或是用别的办法弄死，他肯定还希望能够得救，直到最后关头也还怀有这种希望。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喉管被割断了，可他还怀着希望，或是逃走，或是哀求饶命。但是，要是被判处死刑，那么能使你在临死前轻松十倍的这种最后的希望，肯定被剥夺殆尽。既然已经判决，所以全部令人毛骨悚然的痛苦便在于你肯定躲不过去，世上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您带来一个士兵，作战时把他放在一门大炮对面，然后向他开炮，他总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如果对这士兵宣读肯定处死的判决，他就会发疯或哭泣。谁说人类的天性能够忍受这种事情而不会发疯呢？为什么要有这种丑恶的、不必要的、徒劳无益的暴行呢？也许还有这样的人，别人对他宣读了判决，让他受些折磨，然后又说：‘你走吧，饶你一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首先是指自己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的遭遇。直到他们听完了死刑判决并准备接受枪决之后，才向他们宣布取消死刑。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报上获悉，后来别的犯人也经受过同样的折磨。]这样的人也许会讲出点感受。基督也讲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对人可不能这样！”

听差虽然不能像公爵这样表达这一切，但他已经明白了主要意思，当然还没有全都明白，这从他深受感动的脸上就看得出来。

“您既然这样想抽烟，”他说，“那么您就抽吧，不过要快一点。因为要是将军忽然有请，而您却不在了，那就糟啦。您瞧，楼梯下面有一扇门。您走进门去，右面有一个小房间：那里可以抽烟，不过请您把通风的小窗户打开，因为这不合规矩……”

但是公爵没来得及去抽烟。一个拿着公文的年轻人突然走进前厅。听差动手给他脱大衣。年轻人斜睨了公爵一眼。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听差偷偷地、几乎是亲昵地说，“有一位梅什金公爵求见，他说是太太的亲戚，乘火车从国外回来，拿着一个包袱，不过……”

因为听差开始附耳低语，下面的话公爵就听不见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听着，极为好奇地不时瞧瞧公爵，最后，他不再听听差的话，忍不住走到公爵跟前。

“您是梅什金公爵吗？”他非常和蔼而客气地问道。这是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也有二十八岁上下，体格匀称，淡黄色的头发，中等身材，蓄着拿破仑[拿破仑，指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式的小胡子，有一张聪明俊秀的脸。他的笑容虽然很殷勤，但是有点过于狡猾；露出来的珍珠般的牙齿有点过分整齐，他的眼睛虽然流露着愉快和十分忠厚的神情，但是有点过于热切和专注。

“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想必不会是这副模样，也许永远不会笑的。”公爵不知何故有这样的感觉。

公爵尽可能地迅速解释了一番，和方才对听差以及更早的时候对罗戈任所做的解释几乎一模一样。然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却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您，”他问道，“在一年以前，也许不到一年，仿佛是从瑞士寄了一封信来，寄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

“正是如此。”

“那么，这里的人是知道您的，而且肯定会记得您。您想见将军大人吗？我这就去通报……他一会儿就有空。不过请您……请您暂时到客厅里去坐一坐……为什么让客人待在这里呢？”他严厉地问听差。

“回您的话，是他自己不愿……”

这当儿，书房的门突然打开，有一名军人拿着皮包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一面大声说话，一面告辞。

“你来啦，加尼亚[加尼亚，加夫里拉的小名。]？”书房里有人喊道，“请到这里来！”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对公爵点了点头，急忙走进书房。

过了两三分钟，门又开了，只听见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用响亮而亲切的声音说：

“公爵，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