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晋初年到唐初这大约四百年的时间里，爨氏政权（上层包括爨家有部分中原移民血统，并融入彝族、白族、僰族形成的区域性民族集团）统治着滇中、滇东的广大地区，滇中、滇东这一区域也因此被长期称为“爨地”。爨氏名义上则依附于南朝和隋唐，但这只是非常松散的羁縻统治。从唐初开始，随着唐帝国直辖地盘不断深入爨氏地界，爨氏对辖区的控制力不断下降，爨氏政权逐步走向解体。早在唐高宗武德年间，唐帝国就在滇池西部盛产食盐的安宁建立据点，唐玄宗时更是利用爨氏内乱把部分爨地划入了直辖的姚州都督府（姚州的参考现代地图定位：大姚县，但唐代姚州范围要比大姚县大许多），并大举扩建安宁城（现代地图定位：安宁县），试图把这里扩张成经营爨地的核心枢纽。爨归王领导诸爨叛乱，试图对抗唐帝国的渗透，但惨遭镇压。然而唐帝国也只能控制安宁城等少量据点，无法深入爨地基层。一部分爨地豪强向新崛起的南诏国王皮罗阁求援，皮罗阁趁机在爨地豪强支持下迅速吞并了绝大部分爨地。

从隋末起，洱海地区的众多部落互相兼并，最终形成了六个大的部落，即“六诏”。唐帝国和他们最大的战略对手吐蕃王国都在这一地区扶植代理人，最后唐帝国扶植起来的蒙舍诏也就是南诏取得了胜利，击败这一区域内的吐蕃代理人和其他部落，统一六诏并控制了洱海周边，定都太和城（今大理，现代地图定位：太和城遗址）皮罗阁虽然仰仗唐朝支持统一六诏，此时却得陇望蜀，利用爨地广泛存在的反唐情绪迅速渗透。南诏这一行径，与新罗人利用完唐廷与其翻脸、侵蚀百济、高句丽故地的过程颇为相似，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百济、高句丽故地与爨地基层广泛的反唐情绪可资利用。

皮罗阁生前唐廷并未与他翻脸，大约一方面对这位迅速统一六诏、吞并爨地的强人颇为忌惮，另一方面也怕把他逼太急了南诏会倒向吐蕃。但可以确定的是，唐诏战争的源头决不是后来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和所谓“杨国忠党羽”张虔陀的私怨，早在杨国忠成为从六品的度支员外郎之前，随着皮罗阁吞并爨地，唐朝和南诏的战争就注定会爆发。

皮罗阁的死让唐廷看到了机会，公元749年秋天，唐玄宗任命岭南道珠崖（海南）出身的高级将领何履光为主帅，下令以岭南道和安南都护府的常备军为主力，还从全国十五道中的十道征调了少部分士兵，很可能是出身西南、适应云贵气候但在其它地方服役的军人，准备以这些力量重新经略云南。按照编制来看，岭南道有常备军15400人，安南都护府有常备军4200人，需要扣掉一部分留守部队但能加上征调的新军，何履光大约能带2—2.5万唐军经略云南。

在传统的小作文里，云南郡（唐朝深入爨地建立的姚州都督府此时已经改为云南郡）太守张虔陀整天欺压即位不久的皮罗阁之子阁罗凤，最终引起了后者的激愤反抗，这大约是阁罗凤对外的战争理由。但这个战争借口实在是经不起推敲。阁罗凤是能力不下于其父的枭雄，他很可能得知唐廷准备在云南增兵的消息，于是干脆主动翻脸，找借口先发制人拔除唐军深入己方地盘的据点。公元750年，阁罗凤先突袭云南郡，斩杀太守张虔陀，随后又攻占安宁城，杀守将王克昭。通过这一系列主动而果决的战役，阁罗凤获得了先手优势，但与唐帝国的关系也走向了全面决裂。

阁罗凤为什么敢主动对巅峰时期的唐帝国开战？除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或者说抱负）和爨地较强的反唐情绪，很可能还有吐蕃人的鼓励和支持。吐蕃人此时在青海湖周边、在西域乃至克什米尔都正与唐帝国进行全面战争，双方都在积极拉拢和争取可能的中间力量。吐蕃人在洱海地区的盟友输给了唐帝国支持的皮罗阁，但唐廷和新兴的南诏随后围绕爨地产生了强烈的地缘矛盾，南诏自然会想到地缘形势变化之下的天然新盟友吐蕃。在阁罗凤先发制人、唐帝国动员大军反击之后，吐蕃立刻派出军队支援南诏。公元766年，当时作为吐蕃盟友和半附庸的阁罗凤所立《南诏德化碑》有下列记载：“遂差军将王兵各绝其粮道，又差大军将洪光乘等（吐蕃）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 “即差首领杨利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论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所以，唐诏战争中唐军要对抗的始终是南诏军队与吐蕃军队的联军。

至于张虔陀在上司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纵容下欺压阁罗凤，后来杨国忠又包庇鲜于仲通之类无聊的小作文，实在不值一哂，毕竟阁罗凤选择主动撕破脸皮时，唐廷还是李林甫执政时代。唐玄宗和李林甫当然不会对南诏如此嚣张的“先发制人”善罢甘休。公元751年，到任岭南的何履光率领自己带来的军队和岭南道常备军约2万人进军安宁城，试图恢复对爨地的统治；安南都护王知劲则率辖区内的军队与张虔陀在上司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会师，一并进军洱海进攻南诏本土，唐诏全面战争自此爆发。

公元751年的战事是均势。鲜于仲通与王知劲的联军深入南诏本土，在西洱河之战中战败，鲜于仲通只带少量兵力逃走。但史载鲜于仲通丧师七八万，便是我上面所说的小作文了。剑南节度使编制内有军30900人，还得分出大批留守部队驻扎四川，能带去讨伐南诏的大约只能有其中一半。安南都护编制内有军4200人，能出3000人远征就不错了，唐军加起来能派出2万人就差不多了。而且这两支军队周边近年战事很少，不像常年对抗吐蕃、突厥、契丹等势力的河西、陇右、朔方、范阳、平卢等北方诸镇强军，战斗力也相当有限。这么一支数量和战力都有限的军队，深入打有吐蕃军队支援又本土作战的南诏军队，能赢倒是怪事了。相比之下，何履光所部2万人左右的军队表现出色，收复了安宁城及周边盐井，局部恢复了对爨地的统治。总的来说，这一年的战事在战略上是平局，进攻南诏本土的唐军大败，进军安宁城的唐军达成目标，大致重新控制了爨地核心区域。

但唐玄宗和李林甫并不准备善罢甘休，新一轮战事即将爆发。

大唐和南诏的彻底翻脸从南诏先后攻占唐帝国深入爨地的云南郡（姚州）和安宁城开始。在收复安宁城后，唐军又顺水推舟重建了姚州。我们看上面的地图就知道，比起距离南诏首都太和城三百公里左右的安宁城，姚州与太和城的距离要近得多。南诏可以在短期内放弃争夺安宁城，但对姚州一带却是必须争夺的。在分析后续战事前，我们先来看看即将离开的鲜于仲通。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的战事，鲜于仲通所部约2万人在南诏境内遭到失败。如果我们忽略小作文的夸大，按照常规军事理论大致测算的话，这支军队大约有三分之一死于后勤匮乏和疾病，三分之一战斗伤亡，逃回去约三分之一。但鲜于仲通的身份是剑南节度使，虽然他本部失败了（更多因为后勤和疾病），从全局上看这次作战，唐军光复了剑南节度使下辖的安宁城（即使是何履光部的战绩），随后唐帝国又短暂恢复了剑南节度使下辖的姚州（云南郡）建制，这些功劳都可以勉强算到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头上。唐帝国中央把鲜于仲通升迁为京兆尹，一方面可以把这次胜负参半的战事宣扬为大唐的胜利来提升己方士气，另一方面可以换个军事指挥能力更强的主帅，来负责南诏本土这一路的未来战事，在政治逻辑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鲜于仲通真像小作文写得那样，因为杨国忠一再讳败为胜才得以升迁，政治逻辑上反而很奇怪。首先，当时杨国忠和李林甫围绕王鉷案的斗争很激烈，杨国忠要是真的敢讳败为胜，很容易成为李林甫一方攻讦的把柄。而且鲜于仲通进京担任京兆尹不久，就因为和杨国忠政见不合被贬谪了，实在没有半点杨国忠私党的样子。相反，鲜于仲通回到长安担任京兆尹后，杜甫曾为他作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将其比作西汉著名京兆尹张敞。鲜于仲通去世后，颜真卿亲自为他作神道碑。杜甫与颜真卿都是极为正直、政治操守无可挑剔的名臣，如果鲜于仲通真的靠阿附杨国忠讳败冒功，这两人岂会在他生前身后对他高度肯定？

在我看来，鲜于仲通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官僚，和杨国忠算是故交，因此私人关系一度较好，但后面他真的和杨国忠在一个地方共事时却闹翻了，实在谈不上多迎合杨国忠。鲜于仲通在唐诏战争中的主要问题，是他个人军事能力一般，加上剑南节度使辖下能远征的兵力有限，因此遭受了一次惨败。但这场战争爆发本身，是大唐和南诏之间难以避免的地缘冲突，从南诏国王阁罗凤先发制人开始，也是唐玄宗和阁罗凤之间的恩怨。鲜于仲通进京并被贬谪前后，唐朝在姚州留下了一定规模的驻军，何履光则带兵回到了岭南节度使辖区。阁罗凤果断决定利用好这个时间差，率领南诏吐蕃联军再攻姚州。

事后看，唐帝国重设姚州的决定颇为草率。整个西南边陲能对外作战的边镇仅有剑南镇和岭南镇（含安南都护），其总兵力加起来约5万人，还得扣掉在四川防备吐蕃和岭南、安南本地驻军，每次能拉出来野战的兵力实在太少，剑南镇不久前又在鲜于仲通入侵南诏本土的战事中损失了约1万人。而姚州重建对南诏来说可谓心腹大患，《南诏德化碑》明确记载此时阁罗凤认为姚州“若不速除，恐为后患”，必须不惜代价拿下。南诏吐蕃联军入侵刚刚重置的姚州时，唐帝国姚州都督贾瓘的兵力更是少得可怜，很快被歼灭或者俘获，刚重置的姚州府再度沦陷。

值得一提的是，南诏军队重新攻占姚州时，何履光仍然在安宁城附近，《册府元龟》还记载了“文单国王子”等亲唐小国入觐长安后跟随何履光在云南作战。但何履光一共只有2万左右兵力，其中一部分要负责岭南道和安南地区的统治，无法长期停留云南，此时手里也就有万把号人。爨归王之子爨守隅娶了皮罗阁之女，此时成为阁罗凤号召爨地人心的一张王牌。从后面的事情来看，爨守隅在南诏地位尊崇，有一定的独立外交权，到阁罗凤孙子凤牟寻时代仍然活跃。何履光依靠这些兵力，能守住安宁城在内的爨地大部，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显然对姚州的灾难鞭长莫及。

随着姚州的再次陷没，唐帝国中枢决定再次大规模对云南用兵。但兵从哪里来呢？在精兵最云集的东北和西北，唐帝国刚从土户真水和怛罗斯两次战役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安禄山重新招降了土户真水战役中击败唐军的契丹部落，接替高仙芝的封常清在西域取得一系列胜利，河西、陇右的精锐进一步在青海湖到日月山一线压制吐蕃人。这些战场比起西南实在重要太多了，朝廷不可能抽调西北、东北的精锐边军去云南作战。此时李林甫已经病死，在唐廷主持对南诏战事的成了杨国忠，但决策人毫无疑问仍然是唐玄宗。于是唐廷很快决定，在两京（长安、洛阳）周边与河南道等地大量征发壮丁（河北道并不在此次征发范围，个别史料提到河北道当为误记），作为士兵或者民夫遣往西南前线，来填补上次失败后剑南道的人力缺口。这次大规模征兵因为杜甫的《兵车行》而臭名昭著，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唐帝国中枢执行力的下降。临时征募的壮丁战斗力是多么低下，我们这本书里看封常清守洛阳的战事便可知一二。

但光从军事角度看，唐廷此战的思路还是非常明确的：通常认为南诏在后来的鼎盛时期实控区人口约一百万人，而此时的南诏尚未能控制滇中、滇东的广大地盘，实际掌握的人口不过数十万。这个规模的人口，其能动员的兵力实在是有限。现代学者曾对同罗马战争期间的亚美尼亚兵力有过还原，其思路和模型可以借鉴。当时亚美尼亚本土同样是山地为主、有部分肥沃平原，也是处于古典军国主义阶段，在罗马人笔下动辄十几二十万大军，而实际上就是罗马一直在凭借压倒性国力碾压。参照这一模型（太专业的东西不具体展开，明年甲骨文丛书《征服与重构：从希腊化世界到东部罗马》相关章节的脚注有详细的算法，南诏这个模型只是相近情况下的估算），南诏王国此时能供养起大约2000人的贵族骑兵，5000到7000优质的重装山地步兵，这些人是南诏军队的核心战力。由于滇马体型较小，南诏骑兵同等数量下的战力不如唐军，但考虑到本土作战时气候、地形的加成，在零星的侦查、骚扰和遭遇战中会有一定的优势。更适应本地地形的南诏步兵，战力则略优于唐军。除此以外，南诏在这一阶段大致可以临时动员3万到4万民兵级的轻装步兵，这些人战斗力和装备都较差，但在本土作战时，无论战斗意志还是地形适应性都远优于唐军中临时征募的人员。

虽然有着本土作战的气候和地形加成，但南诏军队的核心缺陷很明显：尚未消化爨地的阁罗凤手里兵力实在太少，最多1万人的精锐，加上难以持久作战的临时募集人员，总人手也基本不会超过5万人。正因为如此，南诏在和唐帝国翻脸后需要第一时间向吐蕃求助，对于安宁城这种距离唐帝国边境较近的要地也不敢投入重兵防守，在鲜于仲通与何履光两路入侵时还要把唐军主力吸引到首都附近，用后勤和气候消耗对手后再作战。李隆基、杨国忠等唐帝国决策者自然也知道南诏军队的软肋，他们的思路大概是：即使云南恶劣的气候和糟糕的补给线会使唐帝国经略的消耗倍增，但唐帝国体量和资源的优势都太压倒性了。只要维持全面战争，南诏如果再经历几次天宝十载（公元751年）那样有得有失的战事，基本就被彻底掏空了。就像南北战争中后期格兰特与李将军的一系列战事，格兰特只要保证两个北军的伤亡能换来一个南军的伤亡，反复消耗下去南军看不到任何希望。

那么，是什么让唐玄宗、杨国忠君臣的算盘落空了？还是说唐廷决策层的算盘并未完全落空，只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我们不妨从史书和其它同时代资料出发，仔细审视下李宓与何履光这两位唐军主帅的履历，来还原天宝唐诏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战事

替代鲜于仲通统率四川唐军的剑南留后李宓，其整体履历却非常模糊，有限的资料里还充斥着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和《南诏德化碑》之类双方的宣传材料。我们不妨从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及其序言谈起，对史书和文学作品李宓履历中那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详加分析。

按照高适的说法，李宓这次征伐遭遇了后勤危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以致唐军一度“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但最后李宓历经艰难后却“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并实现了“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的巨大战果。但我们上面分析过，鲜于仲通与何履光的第一次联合攻势在天宝十载，唐帝国正式重建姚州、但在遭到进攻后被迫再度放弃在天宝十二载，大举征兵后李宓与何履光再攻南诏在天宝十三载，天宝十一载，唐帝国与南诏的战事烈度相对较低。那么高适书中李宓这次经历后勤危机、最终凯旋的战事，究竟如何理解呢？

首先，高适在诗序中明确说李宓在天宝十二载四月回到长安，那么这就不可能是天宝十二载重建姚州后的战事，更不可能是天宝十三载李宓担任统帅的决战。在这个基础上，高适书中的李宓事迹当落在天宝十载或者天宝十一载。如果是前者，那么李宓是跟随王知劲部作战，并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战绩后全身而退；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可能是李宓在鲜于仲通那次失败中全身而退，随后暂时留在云南当地，参与了安定爨地的治安战，断绝了南诏吐蕃联军乘胜反攻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除非高适完全讳败为胜，不然可以确定李宓在鲜于仲通战败这次行动中曾率部跟随王知劲作战，并且战绩相对不错，并作为典型返回长安城得到玄宗接见、高适为此作诗称颂他的功绩。当然，高适诗中“拓地弥西东”之类词藻，恐怕多少是有夸大其词的成分，李宓此次战事中只不过战绩相对较好、损失相对较小罢了。

李宓早些年曾在爨氏内战中执行过外交任务（《南诏德化碑》多次控诉过他在爨地挑拨离间，当然是南诏视角），又当过云南郡太守（《南诏德化碑》称其为“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所以李宓对南诏境内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形势都很熟悉。在鲜于仲通失败的战事中，李宓战绩又相对不错。唐玄宗当面接见李宓之后，认为这位“云南通”是讨伐南诏后续战事的合适主帅人选，于是朝廷任命李宓为剑南留后（名义的剑南节度使是杨国忠），李宓顺理成章以此身份接管后续的对南诏战事。

剑南镇上次入侵南诏损失了1万多人，所以朝廷在河南道和两京周边募集了7万（理论数字）士兵和民夫，来加强新的远征军。考虑到普遍的虚报和史料明确记载的大量逃亡，估计实际能到达四川的人数只有7万人的一半左右。这个数字加上剑南镇之前剩余的兵力，再扣去必须的留守人员（如防备吐蕃的维州驻军），就是能投入远征的实际兵力，大约在3—4万人之间，其中一部分是剑南镇的老兵，大部分则是远道而来的北方士兵，包括大量临时征募的新兵。这些新兵就像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封高所部一样，战斗力较差。虽然如此，这支规模相对庞大的军队，也是阁罗凤不愿意正面对决的。他再次施展对付鲜于仲通的方法，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希望通过拉长唐军的补给线，让云南的气候和漫长的补给线消耗唐军。南诏人这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真正的灾难很快降临在唐军头上。

鲜于仲通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实际兵力并不充裕，在孤军深入后遭到了占优势的南诏吐蕃联军围攻，但鲜于仲通部主要来自四川，当地士兵对云南的气候尚能适应。这次李宓的军队虽然数量上增加了许多，但大部分人员都来自两京、河南地区，他们对云南气候和环境极不适应，大规模的传染病很快在唐军中间传播开来。当唐军跨越数百里恶劣地形，终于再度到达南诏首都太和城附近时，阁罗凤选择在太和城的城墙之内死守，任由瘟疫疯狂削弱唐军。顿兵城下一段时间后，唐军的粮食也很快告竭，李宓最终决定撤退。

主要史料的口径都认为，在唐军有效接敌之前，这支军队就被传染病和饥饿完全瓦解了。《旧唐书》记载道：“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和城，不战而败”“涉海（这里可能是洱海），瘴死者相属于路” 《资治通鉴》的口径也作：“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也就是说，唐军士兵已经因为传染病死亡等原因损失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原本对云南地形、气候相对较为适应的四川当地唐军，这次大约也受到了北方战友大批被感染的影响。剩下的人也在太和城下饱受瘟疫和饥饿的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唐军的命运已被注定。南诏与吐蕃联军对开始撤退的唐军发起反攻，而此时的唐军残部普遍又饿又病，早已只剩下一个骨架，很快在联军猛攻下覆灭了。对于李宓的结局，最常见的说法认为他在军队覆灭前自杀，此外关于他的结局还有阵亡说、被生擒后自杀说、中了南诏军陷阱而死说、唐军覆灭前他实际已病死说。可以确定的是，比起上次远征李宓在取得一定战果后历尽艰难成功撤退，这次李宓的运气差许多，他的军队在能和南诏吐蕃联军决战之前就已实质性覆灭，他本人也最终身亡。大约数千到上万之众的幸存唐军被俘并被阁罗凤所安置，剩余绝大部分唐军则死于传染病和饥饿，战死的唐军反而数量很少。

李宓部孤军深入到洱海以西大和城附近时，何履光所部“安南子弟”也已从安宁城进军到了洱海东边的陇坪（今大理市海东、挖色镇一带），隔着洱海与李宓军遥相呼应。按照《南诏德化碑》的描写，作为唐军主帅的李宓带自己的本部陆路进军，而让何履光所部“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遂命军将王乐宽等潜军袭造船之师，伏尸遍昆舍之野”，何履光部试图就地建立舰队从水路威胁大和城，但在南诏军队的骚扰下，造船民夫损失惨重。随着李宓部全军覆没，何履光也不得不撤退。让人惊讶的是，何履光部在友军覆灭的情况下，从得胜的南诏吐蕃联军手中得以全身而退，并退守到安宁城。

为什么四川方面规模更大的唐军两次战败都损失惨重，而何履光部在两次战事都表现相当不错，甚至在李宓覆灭后还能退守安宁城、控制爨地？个人认为主要和何履光部的构成密切相关。何履光麾下的岭南五府经略使所部大部分来自两广和安南（越南北部），对云南的气候适应性要高许多，而李宓从关中、河南临时征发的士兵和民夫根本没有这种适应性。此外，何履光在安宁城附近的战区属于拉锯区，他麾下有大量亲唐地方部落提供辅助军队，很多部落并不希望被南诏所吞并。《册府元龟》卷975就曾提到：“（天宝）十二载九月辛亥，文单国王子率其属二十六人来朝，并授其属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随何履光于云南征讨事讫，听还蕃”，可见何履光麾下亲唐部落势武装很多。代宗广德年间，郭子仪在河中时麾下有“云南子弟万人”，就是何履光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带到中原的。那么在与南诏作战时，何履光麾下的云南（主要滇东）地方军队数字应该比这个更多，可能有1.5万甚至2万人之众。这些军队的气候适应性与南诏军队没有区别，因此即使李宓部覆灭后南诏吐蕃联军也对何履光部无计可施，后者能全身而退。我甚至怀疑，后来反攻长安的唐军中所谓南诏军，也很有可能是何履光麾下亲唐云南部落的军队。相比之下，当初鲜于仲通需要从成都平原孤军深入今日大理一带的南诏腹地，很难从战区周边和沿线大量征发辅助军队，最多临时凑几千民兵和部落军队，到李宓出征时，剑南节度使麾下本来就不多的部落辅助军资源，要么被鲜于仲通搜刮过，要么被扎根于安宁城的何履光所收编，所以他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南诏虽然再次守住了唐军主力的进攻，但坚壁清野守城的代价同样不会小，在歼灭李宓部后短期内同样无力再攻安宁城。此外，贵州北部的唐帝国黔中都督赵国珍，按照史书记载“屡败南诏，护五溪十馀年，天下方乱，其部独宁”，同样成功抵御住了南诏的袭击，因此南诏在这次胜利后并没能乘势扩张领土。

按照樊绰《蛮书》的说法，“天宝十五载（756年），（何履光）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的何履光仍然在安宁城驻扎。因为何履光之前的优越表现，他原来的职位岭南五府经略使被正式升格为岭南节度使。何履光准备反攻大（太）和城，但因为玄宗要求他带兵北上，只能放弃了光复云南的大业。在本书第七章的滍水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何履光派遣北上的一部分军队如何被燕军武令珣部轻松横扫。

在李宓死后近两年，随着何履光本部和大批亲唐的爨地部落士兵北上，南诏迎来了新一轮扩张期。爨地的唐军和亲唐武装的离开，使得南诏向滇中滇东的爨地扩张时，只需要和被削弱的当地部落打交道即可，这个过程甚至比吐蕃蚕食河西、陇右都更为轻松。到唐帝国平定“大燕国”、疲于应对仆固怀恩的永泰元年（765年），阁罗凤实现了全取整个爨地的夙愿，并且在爨地东部修筑了一座拓东城，这便是今日昆明城的前身。到这时，南诏与唐帝国的稳定边境初步形成。未来很久一阶段内，南诏都将成为唐帝国西南方向的重要势力，时而以吐蕃盟友的身份持续侵扰唐帝国边境，时而以唐帝国盟友的身份对抗吐蕃，后期又会单独多次入侵成都平原，并兵临成都城下，还攻入红河三角洲，逆转了当地持续千年的缓慢汉化过程，这些就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谈完天宝的唐诏战争，我们再来谈谈封常清在洛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