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章探讨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各自如何应对新计算机网络的兴起。然而这是个紧紧相连的世界，一个国家的决定就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可能造成最严重的危险，有些并不在于单一社会的内部反应，而在于许多社会互动形成的动态，例如导致新的军备竞赛、新的战争和新的帝国扩张。

目前，计算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摆脱人类的控制，或是独力摧毁人类的文明。只要人类团结一心，就能打造出适当的机构制度，用来控制人工智能，找出并修正算法的错误。但遗憾的是，人类从未真正团结一心，总是有些坏人在作乱，而好人也不见得都能达成共识。于是，人工智能兴起之所以会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并不是因为计算机真的抱有什么恶意，而是因为人类自己的缺陷问题。

如此一来，偏执的独裁者可能让会犯错的人工智能拥有无限的权力，甚至包括发动核打击。如果独裁者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程度比对国防部长还高，不就确实该让人工智能来掌管一国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吗？但如果这时的人工智能犯了错，或者开始追求非人类的目标，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结果，而且倒霉的不只是那个国家自己。

同样，原本只在全球某个地点惹事的恐怖分子，可能会运用人工智能引发全球疫情。虽然想要引发世界末日的恐怖分子可能不懂流行病学，但现在他们只需要设定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人工智能可以合成新的病原体，委托生物实验室制造或采用生物3D打印，再找出最佳的全球传播通道，通过机场或食品供应链传至全球。如果人工智能合成的病毒致死率像埃博拉病毒一样高，传染性像新冠病毒一样强，而发病速度又像艾滋病一样慢，情况会如何？等到第一批受害者开始死亡、全世界终于意识到危险时，可能全球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被感染了。

前面的章节曾提过，威胁人类文明的不只是原子弹或病毒这些实体或生物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人类文明也可能被社会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摧毁，例如用故事来破坏人类的社会联结。某个国家或许就能研发人工智能来放出大量的假新闻、假货币、虚拟人类，而让许多国家的其他人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事或任何人。

许多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可能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禁止将人工智能用于此类用途，取缔不良分子，也对本国统治者或狂热分子的野心加以约束。然而，哪怕只有极少数社会没做到这一点，就足以对全人类造成危害。比如，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问题，因此就算个别国家把自己的环境法规制定得再好，也可能因为全球的气候变化而遭到彻底毁灭。人工智能也是一项全球性问题。各国绝不能够天真地以为，只要在自己的国境之内管好人工智能，就不用担心人工智能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最坏的结局。因此，要理解新的计算机政治，绝不能只谈个别社会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而必须考虑人工智能会怎样影响全球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

目前全球有大约200个民族国家，大多数在1945年后才获得独立，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现在的国家列表中有两个超级大国、几个主要大国、几个集团与联盟，再加上许多小国。话虽如此，但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在21世纪20年代初，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在具有重要策略意义的南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力，于是频频向汤加、图瓦卢、基里巴斯与所罗门群岛等岛国示好。这些小国的人口从72万（所罗门群岛）到仅仅只有1.1万（图瓦卢），但它们的政府却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决定要倾向于哪一方，从中获得相当大的让步与援助。

而像卡塔尔这样的小国，同样成了地缘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卡塔尔公民虽然只有45万人，却能在中东推进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还是半岛电视台这个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电视网络的所在地。有人或许会说，卡塔尔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此远超其人口规模，是因为卡塔尔的天然气出口高居世界第三。但如果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卡塔尔很有可能无法像这样独立发挥影响力，而只能是帝国征服者菜单上的第一道菜。值得一提的是，以2024年的情况来说，卡塔尔强大的邻国与其他世界强势国家都愿意让这个海湾小国继续坐享无比的财富。很多人会形容国际体系就像丛林，但如果是这样，这个丛林里的老虎倒是愿意让肥鸡活得相对安心。

从卡塔尔、汤加、图瓦卢、基里巴斯与所罗门群岛这些例子都能看出，现在是后帝国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洲帝国秩序的消亡，这些国家也从大英帝国手中获得了独立。看到这些国家目前在国际舞台能够拥有影响力，就知道在21世纪的前25年，权力并非被少数国家垄断，而是分布在相对较多的参与者中间。

但新计算机网络的崛起，将会怎样改变国际政治的形态呢？除了各种世界末日的场景（比如独裁人工智能发动核战争，或是恐怖人工智能催生致命的全球疫情），计算机对目前的国际体系还有两大挑战。第一，由于计算机让信息与权力更容易集中于单一中央枢纽，人类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帝国时代。整个世界就这样落入几个帝国（甚至是单一帝国）之手，而且控制的强度远高于当初的大英帝国。

第二，一道新的硅幕可能让人类分裂，使之分属于敌对的数字帝国。随着每个政权对于人工智能一致性问题、独裁者困境与其他技术难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可能各自创造出独立而又非常不同的计算机网络。在不同的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所控制的人类）之间，互动的难度将越来越高。每个网络的生活经验与世界观都大异其趣，于是几乎无法沟通，也难以达成共识。

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就很容易产生各自的世界末日场景。或许每个帝国都能让核武器控制在人类手中，也能让疯子远离生物武器，但如果人类分裂成诸多无法彼此理解的敌对阵营，想再避免毁灭性战争或是防止灾难性气候变化，机会只能说是微乎其微。世界如果由不透明的硅幕隔成许多敌对的帝国，也将难以约束人工智能爆炸性的威力。

在第九章我们曾经简单探讨过工业革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联结。一开始还看不太出来工业技术对帝国建设的影响。在18世纪，第一台蒸汽机开始在英国煤矿抽水的时候，还没人会预料最后它们会推动人类史上最具野心的帝国计划。等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动能逐渐累积，这时的政府与军队也还没体会到工业对地缘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主要是由民间企业在推动。例如，世界上第一条商业铁路开通于1830年，它连接着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就是由民间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公司兴建和运营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地大多数早期铁路线也是如此。当时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政府或军队应该参与这样的商业计划。

但到19世纪中叶，各大工业强国的政府与军队都已经很清楚现代工业技术的巨大地缘政治潜力。对原材料与市场的需求，成了推动帝国主义的借口，而工业技术则使帝国更容易征服四方。例如，轮船正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的关键，而铁路则在美国向西、俄国向东与向南的扩张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事实上，各国的帝国计划无不以铁路建设为重心，例如，俄国有西伯利亚铁路（跨西伯利亚）与中亚铁路（跨里海），德国有巴格达铁路（连接柏林和巴格达），英国也想以铁路连接开罗与开普敦。

然而，大多数政体当时还来不及加入这场风风火火的工业军备竞赛。有些政体是因为根本没有能力参加，例如在所罗门群岛的美拉尼西亚酋邦，或卡塔尔的阿勒萨尼部落。也有些政体或许有这样的能力，但当时并没有意愿或这样的远见，例如缅甸王国、阿散蒂王国或清王朝。这些政体的统治者与人民或许并不在意英格兰西北部这样的地区有何发展，或许觉得这些事情与他们实在无关。如果自己就是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或长江流域种种水稻，何必在意利物浦到曼彻斯特之间是否建了铁路？但等到19世纪末，这些稻农就发现自己不是被大英帝国直接征服，就是被其间接剥削。至于其他在工业竞赛里落后的人，最后也多半落得被某个工业强国所统治的下场。人工智能会不会带来类似的情形？

21世纪初期，人工智能研发竞赛愈演愈烈，一开始也是由少数几个国家的民间企业领跑的。这些企业的目标是集中全球的各种信息流。谷歌希望汇聚全球所有信息，亚马逊希望集中全球所有购物，脸书则希望联结全球所有社交领域。然而，除非有能力在中央集中处理这些信息，否则把全世界的信息都集中起来既不实际，又没好处。2000年，谷歌的搜索引擎刚刚起步；亚马逊还只是一家普通的网络书店；扎克伯格也才刚上高中，能够集中处理大量数据所需的人工智能还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但有些人打赌，觉得一切就在眼前。

《连线》杂志创始编辑凯文·凯利曾讲述了自己在2002年参加谷歌的一场小型聚会，与拉里·佩奇聊了一会儿。“拉里，我还是不懂。做搜索的公司那么多，你也要做网络搜索，还免费，这是为了什么？”佩奇解释说，谷歌的重点根本不是搜索。他说：“我们真正在做的是创造一套人工智能。”如果能拥有大量的数据，就能更轻松地创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又能把大量的数据转化成巨大的能量。

到21世纪10年代，当初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就像史上所有的重大历史革命，人工智能的兴起也是循序渐进的，经历了许多阶段，而有些阶段就成了公认的转折点，堪比开通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在诸多讨论人工智能发展的文献中，有两起事件一再被提起。一是发生在2012年9月30日，一个名为AlexNet的卷积神经网络赢得了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卷积神经网络，也没听过ImageNet挑战赛，你并不孤单。我们这些一般人有超过99%都没听过这些内容，所以AlexNet获胜的新闻在2012年绝对算不上什么头条大事。然而，确实有些人注意到了AlexNet的胜利，也看出这预示了怎样的未来。

比如，这些人知道ImageNet是一个影像数据库，收录了数百万张加了内容标记的影像图片。你是不是曾经在进入某些网站的时候，被要求从一组图片当中找出哪些有汽车或猫咪，好证明你不是机器人？你点击的那些图片，很有可能就会被加入ImageNet数据库。你把自己的宠物猫照片加了标记，再上传到网络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被加入ImageNet数据库。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的内容，就是要测试各种算法能否正确识别数据库中带有标记的图像。这些算法能不能正确找出有“猫”的图片？如果由人来识别，在100张猫咪图像中，我们能够正确识别95张。在2010年，成绩最好的算法正确率也只有72%。2011年，算法正确率攀升到75%。2012年，AlexNet算法获胜，正确率大幅跃升到85%，让当时只能算是小众的人工智能专家社群大感震撼。外行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进步似乎没什么，但专家看到的却是某些人工智能领域可能迅速进步的潜力。时至2015年，一套微软算法的正确率达到96%，超越了人类识别猫咪图像的能力。

2016年，《经济学人》刊出《从无用到神经网络》（From Not Working to Neural Networking）一文，文中问道：“说到人工智能，一开始只会想到骄傲自大与失望收场，现在它怎么突然成为最热门的科技领域？”文章认为，从AlexNet胜出的那一刻，让“人们开始注意，而且不是只有人工智能社群，而是整个科技产业”。这篇文章中的插图，就有一只机械手臂拿着一张猫咪的照片。

科技巨头从世界各地取得这些猫咪图像，没给网络用户或各国政府付半分钱，但事实证明这些图像价值连城。人工智能竞赛开跑，参赛者用的正是那些猫咪图像。在AlexNet准备参加ImageNet挑战的同时，谷歌也正在用猫咪图像训练谷歌自己的人工智能，甚至还打造出一套专门用来生成猫咪图像的人工智能，叫作喵喵生成器。这些通过识别可爱猫咪而发展出来的科技，后来却被用于更具掠夺性的目的。比如，以色列就用这些技术发展出名为“红狼”“蓝狼”“狼群”的应用程序，让军方用来识别在巴勒斯坦占领区里的巴勒斯坦人。原本用来识别猫咪图像的能力，后来也让伊朗发展出各种算法，用来自动识别未戴头巾的女性。前文多次提到，想要训练机器学习算法，需要使用大量数据。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人免费上传、标记几百万张的猫咪图像，就不可能训练出AlexNet算法或喵喵生成器，进而使之成为模板而训练出后续的人工智能，发挥其在经济、政治与军事上如此深远的潜力。

在19世纪初，铁路建设由民间企业带头；而到21世纪初，这场人工智能竞赛同样由民间企业率先开跑。谷歌、脸书、阿里巴巴与百度的高层，比各国总统与将军更早地看到了猫咪图像识别技术的价值。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个顿悟时刻，则是发生在2016年3月中旬，各国总统与将军也终于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起事件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谷歌的AlphaGo击败了李世石。之前AlexNet的成就在政治圈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但AlphaGo的胜利却让政府部门大为震撼，特别是在东亚。根据人工智能相关的传说，正是在2016年3月，中国政府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正式降临。

在所有政府中，最早意识到事情真正重要性的或许就是中国，而这并不让人意外。在19世纪，中国很晚才认识到工业革命的潜力，对于铁路与轮船等发明的采用也较为缓慢，因此中国遭受了“百年屈辱”。中国曾经有长达数个世纪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但因为没能采用现代工业技术，使得中国不堪倒地，在战争中屡战屡败，部分国土遭到外国侵占，并且被懂得铁路与轮船技术的强国彻底剥削。这让中国发誓，再也不会错过技术发展的列车。

2017年，中国政府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宣布要“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到21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在多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领先全球，并且在其他领域迎头赶上美国。

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2017年9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人工智能除了是俄罗斯的未来，也是全人类的未来……谁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就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2018年1月，印度总理莫迪也同意“谁控制了数据，就控制了世界”。201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维持领先，对于维护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当时美国已经在这场人工智能竞赛中居于领先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群有远见的民间企业家。然而，原本只是企业间的商业竞争，现在已经成了政府间的比拼，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是由一个政府与几家民间企业组队参加的团队竞赛。赢家能得到什么奖品？奖品就是统治世界。

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征服者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批全球帝国，他们带来了帆船、马匹与火药。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俄国、日本争夺霸主地位，靠的则是轮船、火车与机枪。到21世纪，如果要统治一个殖民地，你已经不再需要派出炮艇，而只需使用数据即可。少数几个能够收集全球数据的企业或政府，就有能力把全球其他地区变成自己的数据殖民地，它们不是依靠公开的军事武力，而是通过信息来控制这些领土。

想象一种情境：假设在20年后，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个人能够掌握你们国家每个政治人物、记者、军官与首席执行官的所有个人历史，知道他们发过的每条短信、做过的每次网络搜索、生过的每次疾病、享受过的每次性接触、说过的每个笑话，以及接受过的每次贿赂，那么你到底算是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一个数据殖民地呢？如果你的国家完全依赖各种数字基础建设与人工智能系统，而国家对它们又无法进行有效控制，情况又会如何？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一种新型的数据殖民主义，也就是会通过控制数据来统治遥远的殖民地。而控制了人工智能与数据，也能让这些新的帝国控制人民的注意力。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21世纪10年代，脸书与YouTube这些美国社交媒体头部企业就曾经为了追求利润，而使缅甸和巴西这些远方国家的政治动荡不安。未来的数字巨头也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而做出类似的事情。

出于对心理战、数据殖民主义和网络空间失控的担忧，许多国家都禁用了一些它们认定为危险的应用程序。中国禁用了脸书、YouTube等许多西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与网站。俄罗斯则禁用了几乎所有西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及部分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2020年，印度禁用了TikTok、微信与许多其他中国应用程序，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些程序“从事损害印度主权完整、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活动”。美国一直在争论是否禁用TikTok，担心该应用程序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且从2023年开始，几乎所有联邦及各州政府职员与承包商的设备都禁用了TikTok。英国、新西兰等国的立法者也表达对TikTok有所疑虑。至于从伊朗到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则封锁了脸书、推特、YouTube、Telegram（即时通信软件）、Instagram等各种应用程序。

社会信用体系的普及，也可能是一种数据殖民主义的表现。例如，如果某个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决定建立一套社会信用体系，收集一切数据来评分，而且对象除了本国人民，还要放大到全世界，情况会如何？就算是外国人，也不能对这些分数置之不理，因为从买机票到申请签证、奖学金或工作，都可能受到这些评分的影响。就像现在游客挑选本国餐厅和酒店的时候，也会参考猫途鹰和爱彼迎这些外国企业给出的全球评分，全球人都在用美元进行商业交易，因此，到时候全世界的人在进行当地社会互动的时候，都可能参考这种社会信用评分。

成为数据殖民地，除了有政治与社会上的影响，还会有经济上的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如果成为比利时或英国这种工业强权的殖民地，通常意味着由你提供原材料，而最先进、能够赚到最多利润的产业则仍然被留在帝国的中心。比如，埃及将棉花出口到英国，但高端纺织品则要从英国进口；马来亚提供制造轮胎所用的橡胶，但汽车制造则是在英国的考文垂。

数据殖民主义的情况也可能很类似。人工智能产业的原材料是数据。要制造能够识别图像的人工智能，需要有猫咪的照片；要生产最流行的时装，需要时尚趋势的数据；要生产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交通模式与车祸的数据；要生产医疗保健人工智能，需要基因与各种健康状况的数据。新的帝国信息经济是从全世界收集原始数据，再流向帝国中心，在那里研发最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无与伦比的算法，从而有能力识别猫咪、预测时尚趋势、控制自动驾驶汽车以及诊断各种疾病。接着，再把生产出的算法出口到数据殖民地。来自埃及和马来西亚的数据，可能让某家企业变得极为富有，但开罗和吉隆坡的人民依然贫穷，分不到半点利润或权力。

新信息经济的本质，可能会让帝国中心与被剥削的殖民地之间形成比过往更严重的不平衡。在古代，最重要的经济资产是土地而非信息，而这就避免了所有的财富与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个中心。只要最重要的还是土地，就永远会有相当的财富与权力掌握在行省地主手中。例如，罗马皇帝虽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镇压地方叛乱，但把上一位叛乱首领斩首的隔天，还是只能再指派一批新的行省地主，而这些行省地主还会再次挑战中央的权力。在罗马帝国，虽然意大利是政治权力中心所在，但最富裕的省份却在地中海东部，想把尼罗河谷的肥沃土地运到意大利半岛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罗马皇帝还是把罗马城让给了蛮族，而将政治权力所在地转移到位于富饶东方的君士坦丁堡。

工业革命期间，机器变得比土地更重要。这时候最值钱的资产是工厂、矿场、铁路和发电厂，而要把这些资产集中在一处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了。大英帝国能够将整个工业生产集中在本土岛屿，先从印度、埃及与伊拉克取得原材料，然后运到伯明翰或贝尔法斯特制成成品，再卖给印度、埃及与伊拉克。不同于当初罗马帝国的状况，大不列颠岛既是政治也是经济权力之所在。然而，这时财富与权力的集中还是会受到物理学与地质学的自然限制。英国不可能把所有棉纺厂从加尔各答搬到曼彻斯特，也不可能把油井从基尔库克搬到约克郡。

信息就不一样了。不像棉花或石油，数字数据能够接近光速地从马来西亚或埃及送到某个地方。也不像土地、油田或纺织厂，算法并不需要占用太多空间。因此与工业的力量不同，算法的力量确实能够集中到单一枢纽中心。只要一个国家的工程师，就能写出让整个世界运行的算法，并掌握所有重要的密钥。

事实上，就连某些传统产业（例如纺织业）的重要资产，也能通过人工智能集中在一起。在19世纪，如果想要控制纺织业，就意味着要控制广阔的棉花田和庞大的机器生产线。而到21世纪，纺织业最重要的资产已经成了信息，而不再是棉花或机器。要击败对手，服饰制造商需要的是关于顾客好恶的信息，并有能力预测或打造下一波的流行时尚。只要控制了这类信息，就连亚马逊或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巨头，也能够垄断纺织业这种非常传统的产业。2021年，亚马逊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单一服饰零售商。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让纺织品的生产自动化，数百万工人可能会失业，国内的经济与全球的力量平衡也会受到冲击。例如，如果自动化让纺织品在欧洲的生产成本降低，会对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的经济及政治有何影响呢？目前，纺织业为巴基斯坦劳动力提供了40%的就业机会，也占了孟加拉国出口收入的84%。第九章曾提到，虽然自动化可能会让数百万纺织工人失业，但也可能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可能会出现大量对于程序员与数据分析师的需求。然而，要将失业的工厂工人变成数据分析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再培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要从哪里找来这笔钱呢？

因此，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对于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会是一场特别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推动的经济中，数字领先国家能够囊括大部分收益，再用这些财富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进而获取更高的利润。与此同时，落后国家的非技术性劳动力价值将会下降，而且这些国家又缺乏再培训劳动力的资源，于是变得更加落后。结果可能是在某些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与巨大的财富，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则成为一片经济废墟。根据全球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预测，人工智能预计在2030年将为全球经济增加15.7万亿美元。但依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与北美合计将抢下其中70%的份额。

这样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动态，可能让世界分裂成几个数字帝国。冷战期间，许多地方的铁幕真的是由金属制成的：一道铁丝网，将两个国家硬生生地隔开。现在的世界则逐渐是被硅幕分隔的。硅幕由代码组成，存在于世界上每一台智能手机、计算机与服务器之中。智能手机上的代码决定了你活在硅幕的哪一侧、被哪些算法控制生活、被谁控制注意力，以及你的数据会流向何方。

目前，想要跨越硅幕取得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硅幕两侧所用的数字网络与代码也渐行渐远，各自有不同的规范，也有着不同的目的。在中国，新数字科技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强化国家实力、推行政府政策。虽然民间企业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与部署方面有相当的自主权，但企业经济活动仍服务于国家的战略。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中国在线上与线下的监控程度相对较高。

在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影响力较为有限。人工智能的研发与部署是由民间企业主导的，而且许多新人工智能工具的终极目的是让科技巨头变得更富裕，而不是要强化美国国家或现任政府的实力。事实上，美国政府政策很多时候都深受强大的商业利益左右。然而，美国制度确实更能保护公民的隐私。虽然美国企业也会积极收集民众线上活动的信息，但只要涉及线下生活，受到的限制就往往更为严格。而且，民众一般也相当反对推出各种无所不包的社会信用体系。

这些政治、文化与法规上的差异，意味着在不同的数字领域就会使用不同的软件。在中国不能用谷歌和脸书，上不了维基百科，在美国则是很少人用微信、百度与腾讯。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领域并不是彼此的镜像，不能说中国与美国只是研发出了同一种应用程序的地方版本。百度不是中国的谷歌，阿里巴巴也不是中国的亚马逊。这些程序就是有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数字架构，也对人民的生活有着不同的影响。这些差异将会波及世界许多地区，因为大多数国家并不会另外自行研发本地用的技术，而是直接采用中国或美国的软件。

各个数字领域也会使用不同的硬件，例如智能手机与计算机。美国会向其盟友与客户施压，要求禁用中国硬件，例如华为的5G基础设备。特朗普政府也曾禁止新加坡博通公司收购美国的重要计算机芯片生产商高通，担心外国人可能会在芯片中插入后门，或者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在芯片中插入自己的后门。2022年，拜登政府对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高性能芯片展开严格贸易限制，美国企业不得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也不得向中国提供制造或维修人工智能芯片的方法。之后限制措施进一步收紧，禁令范围扩大到俄罗斯与伊朗等国家。从短期来看，这将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促使中国发展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数字领域，从最基本的组成要件就与美国数字领域截然不同。

这两个数字领域可能渐行渐远，彼此越来越陌生。由于数字代码会影响人类的行为，而人类的行为又会反过来塑造数字代码，于是硅幕的两侧就这样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不仅在科技上越来越不同，在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与政治结构方面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人类经过许多世代的趋同，或许也到了趋异的关键时点。在过去几个世纪，新的信息技术推动了全球化，让世界各地的联结更加紧密。但矛盾的是，如今的信息技术已经变得如此强大，却可能把人类封闭在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里，使人类走向分裂，不再拥有单一的共同现实。过去谈到人类社会，我们通常觉得是如“网络”一般，但未来可能就成了“茧”的时代。

人类社会分裂成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不但会造成经济对抗与国际紧张局势，还会发展出各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要想预测未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比预测经济或地缘政治发展困难得多。在提比略的时代，有多少罗马人或犹太人能预料到，未来一个小小的犹太教支派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而皇帝居然抛弃了罗马的旧神，改去崇拜一个被处决的犹太拉比？

更难预料的则是各个基督教教派会发展出哪些方向，以及这些想法与冲突又会怎样深深影响从政治到性在内的一切事物。当初曾有人问耶稣，他对于向提比略政府纳税有什么想法，他的回答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当时没人想象得到，这个回答会在2000年后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政教分离。此外，圣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时提到：“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7：25）。有谁能想到，这句话将会在后来影响了从笛卡儿哲学到酷儿理论等诸多学派。

虽然这件事如此困难，但我们还是该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文化发展，以提醒自己：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会形成诸多对立的数字领域，改变的可能不只有我们的工作与政治结构。以下的段落将会提出许多大胆的猜测，但请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准确地预测文化的发展，只是希望提醒大家别忘了可能有重大的文化转变与冲突正在等着我们。

其中一种可能影响深远的发展，就是不同的数字茧开始对人类身份这种最基本的问题有了不同的想法。数千年来，许多宗教与文化都是因为对身心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比如在基督教各个派别之间、印度教与佛教之间、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所谓人类，到底是物质的身体、非物质的心灵，还是一个被困在身体里的心灵呢？到21世纪，计算机网络可能会让身心问题变得更严重，从而引发各种重大的个人、意识形态与政治冲突。

为了了解身心问题对政治的影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基督教的历史。许多早期的基督教教派受到犹太教思想的影响，相信《旧约》的观点，也就是人类是肉身的存在，身体对于人类的身份极为关键。《创世记》谈到神在造人的时候有着具体的形象，而且《旧约》各卷几乎都假定人类只能以肉身的形式存在。除了少数可能的例外，《旧约》并没有谈到人类可能在死后以没有肉身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所以古代犹太人想象的救赎，是在一个人间的王国且有着真实的肉身。到了耶稣时代，许多犹太人相信的是等到弥赛亚终于降临时，死者的肉身会在地球上恢复生命。一般认为，弥赛亚建立的“神的国”应该是一个物质的王国，有树木、石头，以及血肉之躯。

耶稣本人以及第一批基督徒也是这么想的。耶稣曾向信众许诺，神的国很快就会降临在地上，而他们也将会以自己的肉身活在这个国里。在耶稣并未实现许诺便过世之后，早期信众开始相信他以肉身复活，也认为等到神的国降临在地上，自己也能以肉身复活。教父德尔图良（160—240）曾写道：“肉身是救赎的关键。”天主教教义也引用了1274年第二届里昂公会议通过的教义，写道：“我们信降生成人的圣言，肉身的救赎者。我们信肉身的复活，创造和肉身得救的完成……我们相信现在的这个身体将会真正地复活。”

虽然各方说法似乎口径一致，但我们看到圣保罗已经对这套肉身说有所怀疑。到公元4世纪，在希腊、摩尼教与波斯的影响下，有些基督徒已经开始相信一种二元的说法，觉得人类有一个良善的非物质的灵魂，被困在由邪恶物质组成的身体里。在他们的想象中，非但没有肉身复活这种事，反而正好相反：洁净的灵魂好不容易才经由死亡这一步，从令人憎恶的物质监狱得到解放，怎么还想回去呢？因此基督徒开始相信，灵魂在人死后从肉身中得到解放，永恒存在于一个形而上的非物质世界。这也是目前基督徒的标准信仰，至于德尔图良与第二届里昂公会议的说法就先放到一边。

然而，基督教还是无法完全放下犹太人认为人类是以肉身存在的古老观点。毕竟，基督就是以肉身出现在地球上的，他的肉身被钉上了十字架，经历万般痛苦折磨。于是2000多年来，基督教的不同派别就会互相攻击，有时候是言语相向，有时候是刀剑交锋，目的就是在灵魂与肉身的关系中争出个道理来。吵得最凶的还是关于基督自己的肉身。他属于物质的存在，还是纯粹的灵性，抑或属于非二元性，即既是人，也是神？

对身心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就会影响人们对自己肉身的看法。圣人、隐士、修士、修女做过许多极其惊人的实验，想把人的肉身推向极限。就像基督允许自己的肉身在十字架上受到折磨，这些殉道者允许狮子和熊把他们的肉身扯碎，而他们的灵魂却在此时感受着神圣的狂喜。他们会穿着刚毛衬衣，禁食数周，或在一根柱子上站立好几年，例如著名的西蒙，据说就在阿勒颇附近的一根石柱上站了大约40年。

也有一些基督徒态度完全相反，觉得肉身根本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只有信仰。像马丁·路德这样的新教徒把这种态度发挥到极致，他提出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条。路德在当了大约10年的修士，经历禁食与各种身体折磨之后，开始对这些肉身上的苦修感到绝望，觉得这些肉身的自我折磨无法迫使神给予救赎。事实上，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折磨肉身来得到救赎，就已经犯下了傲慢的罪。于是路德脱下了修士袍，与一位原修女结婚，并告诉他的追随者，要当个好基督徒，唯一需要的就是对基督有绝对的信仰。

这些讲心灵与身体的古老神学争论，似乎与人工智能革命完全无关，但事实上，21世纪的科技已经让这些议题被召唤复活。我们的肉体，与线上的身份和化身之间是什么关系？线下的世界与网络空间又是什么关系？假设我醒着的时候多半时间就是坐在房间里的屏幕前，玩着线上游戏，建立虚拟关系，就连工作也是远程处理，甚至很少想要出门吃饭，饿了就是叫外卖。这时候，如果你的想法比较接近古代的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徒，肯定觉得我太可怜了，觉得我只是生活在一片幻觉之中，与物理空间和其他血肉之躯失去了联结。然而，如果你的想法比较接近马丁·路德与许多后来的基督徒，反而可能觉得我是得到了解放。把我大部分的活动与关系从有限的生物世界转移到网络上之后，我就不用再受限于束缚人的重力和会衰老的身体，而能够享有数字世界无限的可能性，摆脱生物甚至物理上的定律。我能够漫游在一片更广阔、更刺激的空间，探索自己的身份还能有哪些新的方面。

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虚拟身份，还是应该受到生物身体的限制？如果我们遵循路德宗那种唯独因信称义的立场，生物肉体就没那么重要，在选择线上身份的时候，唯一重要的就是你相信什么。这个议题不但会深深影响人类的身份认同，还会影响我们对整体世界的态度。社会如果从生物肉体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身份，会比较在意像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实际基础建设，以及能够维持我们肉体的生态系统。至于互联网世界则是线下世界的附属，虽然能提供各种有用的用途，但永远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舞台。这种社会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物质与生物王国，也就是地上的神之国。相较之下，社会如果不太在意生物肉体而重视网络身份，就可能比较想在网络空间创造出一个沉浸式的神之国，同时并不在意像污水处理系统或雨林这些实体事物的命运。

这个议题除了会影响人们对生物的态度，也会影响人们对数字实体的态度。如果社会还是从实际肉体的角度来定义身份，就不太可能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但如果社会不那么重视实际肉体，那么就算是没有任何肉体表象的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法人，享有各种权利。

纵观历史，不同的文化都曾对身心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到21世纪，身心问题更可能导致文化与政治上的分裂，后果不亚于犹太人与基督徒、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比如，如果美国这个数字领域不在意肉体，以网络身份来定义人类，认同人工智能是人，并低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而中国这个数字领域的立场则完全相反，那会发生什么呢？相较之下，目前还在争吵的那些侵犯人权、遵守生态标准，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三十年战争可以说是欧洲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而起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教义冲突，比如唯独因信称义，以及基督到底是神、是人还是属于非二元性。而未来各种冲突的起因，会不会也是在争论人工智能的权利，以及各种数字化身的非二元性本质？

前面已经提过，这些都只是在大胆猜测，实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很可能有所不同，但或许更为疯狂。很可能在几十年间，计算机网络会培养出新的人类，以及我们现在会觉得完全无法理解的非人类身份认同。如果整个世界被分成两个相互竞争的数字茧，一个茧里的身份认同对另一个茧的居民来说就有可能简直莫名其妙。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竞赛是由中、美两国领先，但参赛者可不只有这两国。包括欧盟、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在内，各个国家或集团都可能尝试打造自己的数字领域，也各自受到不同政治、文化与宗教传统的影响。于是，世界或许不是落入两个大国之手，而是被十几个国家瓜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会缓解还是会加剧国家间的竞争。

新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就越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当初美、苏之间的冷战从未升级成直接的军事对抗，主要归功于“保证同归于尽”原则。但人工智能时代冲突升级的危险更大，因为网络战与核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网络武器能做到的远比核弹更多。网络武器除了能使敌国的电网瘫痪，还能摧毁秘密研究设施，干扰敌方的传感器，煽动政治丑闻，操纵选举，或是入侵智能手机。而且这一切能做得悄无声息。不会有什么蘑菇云或火焰风暴宣告它们的存在，也不会出现从发射台到目标之间的明显痕迹。因此，有时候连是否发生了攻击以及是谁发动的攻击，都很难得知。要是数据库被入侵、敏感设备被破坏，很难确定要把矛头指向谁。因此，发动一场有限的网络战诱惑很大，而让冲突升级的诱惑也很大。比如以色列与伊朗、美国与俄罗斯这样的敌对国家，网络上的交锋早已进行多年，这就是一场从未宣战但又不断升级的战争。这也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常态，加剧着国际的紧张局势，也推动着各国跨过一条又一条红线。

第二，也是二者的关键差异，即可预测性。冷战像是在下一盘超理性的棋，正因为核冲突的破坏太过明确，也就让发动战争的念头相对极低。但网络战就少了那份明确。没有人真的知道对方在哪里植入了逻辑炸弹、特洛伊木马和恶意软件，也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会不会无法发挥作用。某个国家下令发射导弹的时候，真的能发射出去吗？搞不好美国已经入侵了其导弹或指挥系统？而美国的航空母舰真的能顺利出航吗，还是会神秘地关机或原地打转？

这样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保证同归于尽”原则。一方可能会说服自己（无论是否正确），相信自己能够既成功发动第一击，还不会受到大规模报复攻击。更糟的是，只要有人认为有这样的机会，发动第一击的诱惑迟早都会变得叫人难以抗拒，因为没人知道这样的机会还能维持多久。根据博弈论，军备竞赛最危险的一种局面，正是某一方觉得自己手中拥有某种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流失。

即使人类得以避免全球战争这种最恶劣的局面，新的数字帝国的崛起也可能威胁数十亿人的自由与繁荣。我们曾看到19世纪与20世纪的工业帝国剥削和压迫它们的殖民地，如果以为新的数字帝国不会如此，只能说是太天真。正如前面所提，如果世界真的分裂成许多相互敌对的帝国，人类就不太可能会有效合作来化解生态危机，或是携手共同监督人工智能与生物工程等颠覆性的技术。

当然，无论世界是被几个数字帝国瓜分，还是仍然是多元化的社群、拥有大约200个民族国家，抑或是以完全不同和过去未曾预见的状态形成分裂态势，人类永远都有“合作”这个选项。人类合作的前提并不是彼此相似，而是拥有能够交换信息的能力。只要我们能够彼此交谈，就有可能发现一些共同的故事，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毕竟，这正是我们智人成为地球优势物种的主要原因。

就像敌对的家庭也能在部落网络中合作、敌对的部落也能在国家网络中合作，敌对的国家或帝国也能在全球网络中合作。能够促成这种合作的故事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彼此的分歧来实现的，而可能只是让我们能够找出共同的经验与兴趣，进而成为共同的思想与行动框架。

然而，现在全球合作之所以如此困难，一大主因在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合作就得先消除所有文化、社会与政治差异。民粹主义政治家常常说，如果国际社会都相信同一个故事、同样的普世规范与价值观，就等于摧毁了各国自己的独立性与独特传统。2015年，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在一次选举演讲中毫不掩饰，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种立场，她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两党制。两种互斥的观念，将从现在开始建构我们的政治生活。现在不再是分成左翼或右翼，而是分成全球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2020年8月，特朗普也是这样描述他的指导信条的：“我们严拒全球主义，拥抱爱国主义。”

幸运的是，这种二元立场的基本假设就是错误的。全球合作与爱国主义并不互斥。因为“爱国”不代表“仇恨外国人”，而只是“爱自己的同胞”。有很多时候，为了照顾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是需要和外国人合作。新冠疫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疫情是全球性的事件，要是没有全球合作就难以控制，更别提预防了。只要一个国家出现某种新病毒或变异的病原体，所有国家都会一起陷入危机。然而，人类对抗病原体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人类能用病原体做不到的方式来合作。德国和巴西的医生都能彼此提醒有什么新的危险，互相提出良好的建议，并且共同努力找出更好的疗法。

如果德国科学家发明了某种新疾病的疫苗，巴西该如何反应？选项之一是拒用外国疫苗，坚持等待巴西科学家研发出自己的疫苗。然而这不仅是愚蠢的，更违背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是巴西的爱国主义者，就该希望能以任何可用的疫苗来帮助同胞，才不会管疫苗是在哪里研发的。在这种时候，与外国人合作才是真正的爱国。人工智能可能失控的问题也与疫情类似，如果真正爱国，就必须全球合作。失控的人工智能就像失控的病毒，会给所有国家的人民带来危险。如果权力从人类落到算法手中，没有哪个人类群体（不论是部落、国家还是整个物种）能够受益。

不同于民粹主义的观点，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就要建立全球帝国、放弃对国家的忠诚或是开放边界无限制地接受移民。事实上，全球合作代表的是没那么激进的两件事。第一，遵守某些全球规则。这些规则并不是要否认每个国家的独特性以及各国人民对国家的忠诚，而是在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界杯是一场国家之间的竞争，各国人民也常常对自己的国家队表现出强烈的忠诚。但与此同时，世界杯也是全球共识的精彩展现。要不是巴西能与德国在比赛规则上达成一致，哪可能同场比赛？这就是全球主义发挥了作用。

第二，有时候（但不是永远）有必要将全人类的长期利益置于少数人的短期利益之上。同样以世界杯为例，所有国家队都同意不使用提升运动表现的禁药，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此例一开，世界杯就会成为一场生物化学家之间的竞赛。在那些同样可能被科技改变整套游戏规则的领域，我们也应该共同努力，在国家与全球的利益之间达到平衡。虽然各国显然还是会继续争相研发新的技术，但偶尔也应该同意对于某些危险技术的研发与部署加以限制（例如自主性武器或操弄性算法）。这么做除了是出于利他主义，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想要针对人工智能制定并维持一套国际协议，在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上就必须先有重大的改革。虽然人类过去也曾共同管制核武器与生物武器等危险的技术，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需要前所未有的信任与自律，原因有二。第一，想掩饰非法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要比掩饰非法的核反应堆容易多了；第二，比起核弹，人工智能有更多的军民两用用途。所以，一国就算签署了协议，同意禁止研发自主武器系统，也可以私下秘密制造此类武器，或者将之伪装成民用产品。比如，研发出完全自主的无人机，平常用来投递邮件、在农田上喷洒农药，但只要稍作调整，就能拿来投送炸弹、向民众喷洒毒剂。这样一来，政府与企业更难相信竞争对手确实遵守大家说好的规定，也更难抗拒自己偷偷不遵守规定的诱惑。人类有办法发展出这些必要的信任与自律吗？类似的变化在历史上是否有先例？

许多人都怀疑人类到底有没有能力改变，特别是能不能放下暴力、建立更强的全球联结。比如汉斯·摩根索与约翰·米尔斯海默这些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就觉得，国际体系总免不了出现全面的权力竞争。米尔斯海默解释说，“我的理论认为，各个强权最关心的，就是在一个并没有机制避免大家互相伤害的世界上，该怎样存活下去”，而且这些强权“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存活的关键”。米尔斯海默接着问，“国家想要多少权力”，而答案是所有国家都希望权力越多越好，“因为国际体系创造了强大的动机，促使国家找机会牺牲对手，为自己取得权力”。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

对国际关系的这种悲观看法，很像民粹主义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即觉得人类只对权力有兴趣。这些观点背后是一套关于人性更深层的哲学理论，灵长目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称之为“饰面理论”。饰面理论认为，人类本质上仍然是石器时代的狩猎者，看着世界就是个丛林，相信弱肉强食、力量就是正义。它还认为，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试图用各种神话与仪式形成的薄弱饰面掩盖这个不变的现实，但人类从未真正摆脱丛林法则。事实上，人类的神话与仪式本来就是丛林强者用来欺骗、诱捕弱者的武器。要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能说是天真到危险的地步，必然成为一些无情掠食者的猎物。

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像米尔斯海默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其实只是选择性地看到了部分历史现实，甚至丛林法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神话。正如德瓦尔与许多其他生物学家的大量研究所记录的，真实的丛林（而不是想象中的丛林）充满了无数动物、植物、真菌以及细菌表现出的合作、共生与利他现象。比如，陆地植物有高达80%都需要依赖与真菌的共生关系，维管植物科中也有将近90%与微生物有共生关系。如果亚马孙、非洲或印度雨林里的生物放弃合作而转为全面争夺霸主地位，雨林与雨林中的所有生物很快都会死去。合作，才是真正的丛林法则。

至于石器时代的人类，虽然是狩猎者，但同时也是采集者，并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他们有着无法压抑的好战倾向。虽然也有诸多猜测，但考古发现，关于组织战争最早的明确证据位于尼罗河谷的捷贝尔·撒哈巴（Jebel Sahaba）遗址，时间仅仅在大约1.3万年前。而且就算在那之后，关于战争的记录也是时有时无，而非持续出现的。有些时期格外暴力，有些时期也相对和平。我们在人类的长期历史中观察到的最清楚的规律并不是冲突持续不断，而是合作的规模持续扩大。10万年前，智人的合作还停留在游群的层次。时间过了数个千年，人类也成功找到办法能够让陌生人组成社群：先是形成部落，再到宗教、贸易网络与国家的层次。现实主义者应该要注意，国家并不是建构人类现实的基本单位，而是人类辛苦建立信任与合作之后的产物。如果人类真的只对权力感兴趣，根本就不可能创造出国家。当然，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永远都有冲突的可能，但从来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战争的激烈程度并不取决于永不改变的人性，而取决于不断改变的科技、经济与文化因素。只要这些因素出现变化，战争也会跟着变化，这一点在二战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这个时期，核技术的发展使得战争的潜在代价大幅提升。从20世纪50年代起，那些超级大国已经清楚意识到，就算自己能在全面核战中胜出，也可能需要牺牲大部分人口，只能称得上是一场自杀式的胜利。

与此同时，人类持续从物质经济走向知识经济，也让战争的潜在获利越来越低。虽然现在发动战事还是能够抢夺稻田与金矿，但在20世纪晚期之后，这些资源已经不再是经济财富的主要来源。比如半导体产业这样的新兴领导产业，是以技术技能与组织上的专业为基础的，无法通过军事征服来取得。因此，在二战后的伟大经济奇迹中，有部分正是由德、意、日这些战败国，以及瑞典、新加坡这些避开了军事冲突与帝国征服的国家实现的。

最后，20世纪下半叶也见证了一场深远的文化转型，古老的军国主义理想渐渐退去。艺术家对战争的描绘，越来越专注于描绘战争带给人的毫无意义的惊惧，而不再歌颂那些战争的策划者；政治人物上台之后，更多梦想着国内改革而非对外征服。由于这些技术、经济与文化的变化，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多数政府不再认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有益于促进本国利益的工具，多数国家也不再幻想征服并摧毁邻国。虽然内战与叛乱依然常见，但二战后各国全面开战的情况显著减少，特别是大国之间鲜少再有直接的武装冲突。

虽然从许多统计数据也能看出二战后的战争次数减少，但最明确的证据或许就是国家预算了。有史以来，军事多半都是各个帝国、苏丹国、王国与共和国预算的头号项目。政府花在医疗保健与教育方面的支出少之又少，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用去支付军饷、兴建城墙和建造军舰。宋朝官员陈襄考察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的年度预算，就发现在该年岁入的6000余万缗钱当中，有5000万（83%）都被用来养兵。另一位官员蔡襄则写道：“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从古至今，许多其他政体也常常见到同样的情况。罗马帝国的预算有50%~75%用在军事；17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则是大约60%。1685—1813年，英国军费平均约占政府开支的75%。在法国，1630—1659年的军费约占预算的89%~93%；在18世纪多半不低于30%，而在1788年降到25%的低点，原因正是那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金融危机。在普鲁士，1711—1800年，军事预算占总预算的比例从未低于75%，有时甚至高达91%。1870—1913年这段相对和平的时间，欧洲大国以及美、日的军事支出平均也占国家总预算的30%，而瑞典等较小国家的军事支出甚至更高。1914年一战爆发后，军事预算一飞冲天。在参与一战期间，法国军费平均占总预算的77%，德国占91%，俄国占48%，英国占49%，美国占47%。到二战期间，英国的这一数字上升到69%，美国则上升到71%。就算到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年代，苏联的军费开支还是占了其总预算的32.5%。

看着近几十年来的国家预算报告，实在比所有宣传和平主义的读物更让人感到希望。21世纪初期，全球各国政府军费开支平均只占总预算的大约7%，就连美国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维持霸权所用的经费也只占年度总预算的大约13%。由于大多数人不再活在担心外敌入侵的恐惧之中，政府就能将更多资金投入福利、教育与医疗保健。21世纪初期，全球平均医疗保健支出约占政府预算的10%，约为国防预算的1.4倍。对许多活在21世纪10年代的人来说，医疗保健预算高于军事预算似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其实是人类行为出现重大转变之后的结果，这一点在先前大多数时代听起来都会觉得是天方夜谭。

战争逐渐减少，并不是因为什么神圣的奇迹或自然法则彻底转变，而是因为人类改变了自己的法律、神话与制度，并且做出了更好的决定。遗憾的是，既然这种变化源自人类的选择，也就意味着趋势有可能逆转。技术、经济与文化都在持续改变，到21世纪20年代初，有更多领导人再次梦想着军事上的荣耀，武装冲突再次升温，军事预算也开始增加。

2022年年初，有人跨过了一个关键门槛。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计划对乌克兰进行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俄乌冲突正式爆发。这次冲突让俄罗斯军事预算大增，远远超过全球平均7%的数字。由于俄罗斯军事预算多半属于机密，我们很难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最准确的估计大约是在30%甚至更高。俄乌冲突甚至迫使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增加自己的军事预算。再加上全球前所未见的网络武器与自主武器的研发进程加快，可能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战争时代，情况比过往更为恶劣。

冲突双方的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所做的决定，又是取决于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是说，正如太过乐观的历史观可能是危险的幻想一样，太过悲观的历史观也可能弄假成真，带来毁灭。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前，普京就常常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认为俄罗斯与外敌陷在一种永无止境的纠缠中。2021年6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认为是外国势力一再试图通过扶植乌克兰分离主义来削弱俄罗斯。虽然有些历史学者否认这些说法，但普京似乎真心相信这套历史叙事。

如果像普京这样的领导人真心相信人类就是陷入了一个相互冲突的无情世界，相信这种悲惨的状态不可能大为改观，那么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相对和平就只是一个假象，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自己该扮演掠食者或猎物的角色。面对这样的选择，大多数领导人宁可让自己以掠食者的身份载入史册，成为残酷征服者名单的一员，而倒霉的学生还得在历史考试的时候苦苦背诵这份名单。但这些领导人必须知道，在人工智能时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很可能是人工智能。

或许我们还有更多选择。我无法预测人们在未来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但身为历史学者，我确实相信有改变的可能。历史让我们学到的一大重点就是许多我们以为自然而永恒的事物，其实是人为且多变的。所以在我们了解了冲突绝非必然之后，不能因此自满，反而要知道这让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了重大的责任，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意味着，如果人类文明被冲突毁灭，人类不能拿什么自然法则或非人类科技来当借口。同时这也意味着，只要我们努力，就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观点绝非天真，而是无比现实。现在所有的旧东西都曾经无比新颖。历史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1、Suleyman, Coming Wave , 12–13, 173–77, 207–13; Emily H. Soice et al., “Can Large Language Models Democratize Access to Dual-Use Biotechnology?” (preprint,submitted 2023), doi.org/10.48550/arXiv.2306.03809; Sepideh Jahangiri et al., “Viral and Non-viral Gene Therapy Using 3D (Bio) Printing,”Journal of Gene Medicine 24, no. 12(2022), article e3458; Tommaso Zandrini et al., “Breaking the Resolution Limits of 3D Bioprinting: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Present Challenges,”Trends in Biotechnology 41,no. 5 (2023): 604–14.

2、Thomas G. Otte and Keith Neilson, eds., Railway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ths of Empire, 1848—1945 (London: Routledge, 2012); Matthew Alexander Scott,“Transcontinentalism: Technology, Geopolitics, and the Baghdad and Cape-Cairo Railway Projects, c. 1880–1930,” (PhD diss., Newcastle University, 2018).

3、Kevin Kelly, “The Three Breakthroughs That Have Finally Unleashed AI on the World,”Wired, Oct. 27, 2014, www.wired.com/2014/10/futur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4、“From Not Working to Neural Networking,”Economist, June 23, 2016, 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16/06/23/from-not-working-to-neural-networking.

5、Liat Clark, “Google’s Artificial Brain Learns to Find Cat Videos,”Wired, June 26, 2012,www.wired.com/2012/06/google-x-neural-network/; Jason Johnson, “This Deep Learning AI Generated Thousands of Creepy Cat Pictures,”Vice, July 14, 2017, www.vice.com/en/article/a3dn9j/this-deep-learning-ai-generated-thousands-of-creepy-cat-pictures.

6、Amnesty International, “Automated Apartheid: How Facial Recognition Fragments,Segregates, and Controls Palestinians in the OPT,” May 2, 2023, 42–43,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5/6701/2023/en/

7、到2023年，这篇叙述AlexNet研发过程与架构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已高达12万，使之成为现代时尚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文章，参见：Alex Krizhevsky, Ilya Sutskever, and Geoffrey E. Hint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5 (2012). 也请参见：Mohammed Zahangir Alom et al., “The History Began from AlexNe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Deep Learning Approaches” (preprint, submitted 2018), doi.org/10.48550/arXiv.1803.01164.

8、David Lai, Learning from 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 Shi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4);Zhongqi Pan, “Guanxi, Weiqi, and Chinese Strategic Thinking,”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2016): 303–21; Timothy J. Demy, James Giordano, and Gina Granados Palmer,“Chess vs Go — Strategic Strength, Gamecraft, and China,”National Defense, July 8, 2021,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1/7/8/chess-vs-go---strategic-strength gamecraft-and-china; David Vergun, “Ancient Game Used to Understand U.S.-China Strategy,” U.S. Army, May 25, 2016, www.army.mil/article/168505/ancient_game_used_to_understand_u_s_china_strategy; “No Go,”Economist, May 19, 2011, 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11/05/19/no-go.

9、Suleyman, Coming Wave, 84.

10、“‘Whoever Leads in AI Will Rule the World’: Putin to Russian Children on Knowledge Day,” Russia Today, Sept. 1, 2017, www.rt.com/news/401731-ai-rule-world-puti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Subject ‘Creating a Shared Future in a Fractured World’ in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3, 2018),” Jan. 23, 2018, 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378/Prime+Ministers+Keynote+Speech+at+Plenary+Session+of+World+Economic+Forum+Davos+January+23+2018.

11、Trump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I,”Feb. 11, 2019,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i/; Cade Metz, “Trump Signs Executive Order Promo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w York Times, Feb. 11, 2019, www.nytimes.com/2019/02/11/business/ai-artificial-intelligence-trump.html.

12、关于数据殖民主义的讨论请参见：Mejias and Couldry, Data Grab.

13、Akram Beniamin, “Cotton, Finance, and Business Networks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ase of Egyp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Reading, 2019); Lars Sandberg, “Mov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British Cotton Textile Exports, 1815–1913,”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no. 1 (1968): 1–27; James Hagan and Andrew Wells, “The British and Rubber in Malaya, c. 1890–1940,” in The Past Is Before U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National Labor History Conference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5), 143–50; John H. Drabble, “The Plantation Rubber Industry in Malaya up to 1922,”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0, no. 1(1967): 52–77.

14、Paul Erdkamp, The Grain Market in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li J. S. Weaverdyck,“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Roman Empire: Consumption, Supply, and Coordination,” in Handbook of Ancient Afro-Eurasian Economies, vol. 2, Local, Regional,and Imperial Economies, ed. Sitta von Reden (Berlin: De Gruyter, 2022), 647–94; Colin Adams, Land Transport in Roman Egypt: A Study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a Roman Provi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Palash Ghosh, “Amazon Is Now America’s Biggest Apparel Retailer, Here’s Why Walmart Can’t Keep Up,”Forbes, March 17, 2021, www.forbes.com/sites/palashghosh/2021/03/17/amazon-is-now-americas-biggest-apparel-retailer-heres-why-walmart-cant-keep-up/; Don Alvin Adegeest, “Amazon’s U.S. Marketshare of Clothing Soars to 14.6 Percent,” Fashion United, March 15, 2022, fashionunited.com/news/retail/amazon-s-u-s-marketshare-of clothing-soars-to-14-6-percent/2022031546520.

16、Invest Pakistan, “Textile Sector Brief,” accessed Jan. 12, 2024, invest.gov.pk/textile; Morder Intelligence, “Bangladesh Text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ize & Share Analysis — Growth Trends & Forecasts (2023–2028),” accessed Jan. 12, 2024, www.mordorintelligence.com/industry-reports/bangladesh-textile-manufacturing-industry-study-market.

17、Daron Acemoglu and Simon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3).

18、PricewaterhouseCoopers,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udy: Sizing the Prize,” 2017,www.pwc.com/gx/en/issues/data-and-analytics/publications/artificial-intelligence-study.html.

19、Matt Sheehan, “China’s AI Regulations and How They Get M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10, 2023, 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7/10/china-s-ai regulations-and-how-they-get-made-pub-90117; Daria Impiombato, Yvonne Lau, and Luisa Gyhn, “Examining Chinese Citizens’ Views on State Surveillance,”Strategist, Oct. 12, 2023,www.aspistrategist.org.au/examining-chinese-citizens-views-on-state-surveillance/;Strittmatter, We Have Been Harmonized; Cain, Perfect Police State.

20、Zuboff,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HQ Team, “Survey: Americans Divided on Social Credit System,” PrivacyHQ, 2022, privacyhq.com/news/social-credit-how-do-i-stack-up/.

21、Lee, AI Superpowers.

22、Miller, Chip War; Robin Emmott, “U.S. Renews Pressure on Europe to Ditch Huawei in New Networks,” Reuters, Sept. 29, 2020, 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huawei-tech-europe idUSKBN26K2MY/.

23、“President Trump Halts Broadcom Takeover of Qualcomm,” Reuters, March 13, 2018, www. reuters.com/article/us-qualcomm-m-a-broadcom-merger/president-trump-halts-broadcom takeover-of-qualcomm-idUSKCN1GO1Q4/; Trump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Order Regarding the Proposed Takeover of Qualcomm Incorporated by Broadcom Limited,” March 12, 2018,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order regarding-proposed-takeover-qualcomm-incorporated-broadcom-limited/; David McLaughlin and Saleha Mohsin, “Trump’s Message in Blocking Broadcom Deal: U.S. Tech Not for Sale,” Bloomberg, March 13, 2018, www.bloomberg.com/politics/articles/2018-03-13/trump s-message-with-broadcom-block-u-s-tech-not-for-sale#xj4y7vzkg.

24、Suleyman, Coming Wave, 168; Stephen Nellis, Karen Freifeld, and Alexandra Alper, “U.S.Aims to Hobble China’s Chip Industry with Sweeping New Export Rules,” Reuters,Oct. 10, 2022, www.reuters.com/technology/us-aims-hobble-chinas-chip-industry-with sweeping-new-export-rules-2022-10-07/; Alexandra Alper, Karen Freifeld, and Stephen Nellis, “Biden Cuts China Off from More Nvidia Chips, Expands Curbs to Other Countries,”Oct. 18, 2023, www.reuters.com/technology/biden-cut-china-off-more-nvidia-chips-expand curbs-more-countries-2023-10-17/; Ann Cao, “US Citizens at Chinese Chip Firms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Tech War After New Export Restriction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t. 11, 2022, www.scmp.com/tech/tech-war/article/3195609/us-citizens-chinese-chip-firms caught-middle-tech-war-after-new.

25、Miller, Chip War.

26、Mark A. Lemley, “The Splinternet,”Duke Law Journal 70 (2020): 1397–427.

27、Simcha Paull Raphael, Jewish Views of the Afterlife , 2nd ed. (Plymouth, U.K.: Rowman& Littlefield, 2019); Claudia Seltzer,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in Early Judaism and Early Christianity: Doctrine, Community, and Self-Definition (Leiden: Brill, 2021).

28、有关德尔图良的引用请参见：Gerald O’Collins and Mario Farrugia, Catholicism: The Story of Catholic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2. 有关天主教教义的引用参见：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2nd ed. (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7), 265.

29、Bart D. Ehrman, Heaven and Hell: A History of the Afterlife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21); Dale B. Martin, The Corinthian Bod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eltzer,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30、Thomas McDermott, “Antony’s Life of St. Simeon Stylites: A Translation of and Commentary on an Early Latin Version of the Greek Text” (master’s thesis, Creighton University, 1969); Robert Doran, The Lives of Simeon Stylites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2).

31、Martin Luther, “An Introduction to St. 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trans. Rev. Robert E.Smith, in Vermischte Deutsche Schriften, ed. Johann K. Irmischer (Erlangen: Heyder and Zimmer, 1854), 124–25, www.projectwittenberg.org/pub/resources/text/wittenberg/luther/luther-faith.txt.

32、Lemley, “Splinternet.”

33、Ronen Bergman, Aaron Krolik, and Paul Mozur, “In Cyberattacks, Iran Shows Signs of Improved Hacking Capabilities,”New York Times, Oct. 31, 2023, www.nytimes.com/2023/10/31/world/middleeast/iran-israel-cyberattacks.html.

34、曾在2009—2013年担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就曾以小说的角度切入这个概念，参见：Elliot Ackerman and James Stavridis, 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22).

35、James D. Morrow, “A Twist of Truth: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Arms Races on the Occurrence of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3, no. 3 (1989): 500–529.

36、参见：President of Russia, “Meeting with State Duma Leaders and Party Faction Heads,”July 7, 2022, 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836; President of Russia,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Meeting,” Oct. 5, 2023, 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444; Donald J.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 24, 2019,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 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4th-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Jair Bolsonaro, “Speech by Brazil’s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at the Opening of the 74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New York,”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Sept. 24, 2019,www.gov.br/mre/en/content-centers/speeches-articles-and-interviews/president-of-the federative-republic-of-brazil/speeches/speech-by-brazil-s-president-jair-bolsonaro-at-the opening-of-the-74th-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september-24-2019-photo alan-santos-pr; Cabinet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Viktor Orbán at the Opening of CPAC Texas,” Aug. 4, 2022, 2015-2022.miniszterelnok.hu/speech by-prime-minister-viktor-orban-at-the-opening-of-cpac-texas/; Geert Wilders, “Speech by Geert Wilders at the ‘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 Conference,” Gatestone Institute,Jan. 22, 2017, www.gatestoneinstitute.org/9812/geert-wilders-koblenz-enf.

37、Marine Le Pen, “Discours de Marine Le Pen, (Front National), après le 2e tour des Régionales,” Hénin-Beaumont, Dec. 6,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Dv7Us46gL8c.

38、Trump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We Have Rejected Globalism and Embraced Patriotism,’” Aug. 7, 2020,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president-trump-we-have rejected-globalism-and-embraced-patriotism/.

39、Bengio et al., “Managing AI Risks in an Era of Rapid Progress.”

40、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21.也可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41、de Waal, Our Inner Ape.

42、Douglas Zook, “Tropical Rainforests as Dynamic Symbiospheres of Life,”Symbiosis 51(2010): 27–36; Aparajita Das and Ajit Varma, “Symbiosis: The Art of Living,” in Symbiotic Fungi: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 ed. Ajit Varma and Amit C. Kharkwal (Heidelberg:Springer, 2009), 1–28. See also de Waal, Our Inner Ape; Frans de Waal et al., Primates and Philosophers: How Morality Evolv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Frans de Waal, “Putting the Altruism Back into Altruism: The Evolution of Empath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2008): 279–300.

43、Isabelle Crevecour et al., “New Insights on 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Based on the Nile Valley Cemetery of Jebel Sahaba,”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11(2021), article 9991, doi.org/10.1038/s41598-021-89386-y; Marc Kissel and Nam C.Kim, “The Emergence of Human Warfare: Current Perspectives,”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68, no. S67 (2019): 141–63; Luke Glowacki, “Myth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War: Apes, Foragers, and the Stories We Tell” (preprint, submitted in 2023), doi.org/10.32942/X2JC71.

44、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Viking, 2011);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 130–31; Joshua S. Goldstein, Winning the War on War: 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 (New York: Dutton, 2011);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 chap. 11; Azar Gat, “Is War Declining — and Why?,”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 no. 2 (2012): 149–57; Michael Spagat and Stijn van Weezel, “The Decline of War Since 1950: New Evidence,” in Lewis Fry Richardson: His Intellectual Legacy and Influ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 Nils Petter Gleditsch (Cham:Springer, 2020), 129–42; Michael Mann, “Have Wars and Violence Declined?,”Theory and Society 47 (2018): 37–60.

45、原文请参见：陈襄，《古灵先生文集》，2024-02-15，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 tBook?aid=892&bid=41448.0; 蔡襄，《蔡忠惠公文集》，2024-02-15, 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27799&page=185&remap=gb;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2928。

46、Emma Dench, Empire and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79–80; Keith Hopk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 State Power from Assyria to Byzantium , ed. Ian Morris and Walter Scheid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4; Walter Scheidel, “Stat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the Han and Roman Empires,” in State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nd Rome , ed. Walter Scheidel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9; Paul Erdkamp, introduction to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Army, ed. Paul Erdkamp (Hoboken, N.J.: Blackwell, 2007), 2.

47、Suraiya Faroqhi, “Part II: Crisis and Change, 1590–1699,” in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vol. 2, 1600—1914, ed. Halil Inalcik and Donalt Quataert(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42.

48、Jari Eloranta,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ed. Joel Moky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31.

49、Jari Eloranta, “Cliometric Approaches to War,” in Handbook of Cliometrics, ed. Claude Diebolt and Michael Haupert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1–22.

50、Ibid.

51、Jari Eloranta, “The World Wars,” in An Economist’s Guide to Economic History , ed.Matthias Blum and Christopher L. Colvin (Cham: Palgrave, 2018), 263.

52、James H. Noren, “The Controversy over Western Measures of Soviet Defense Expenditures,”Post-Soviet Affairs 11, no. 3 (1995): 238–76.

53、关于军费开支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其他统计数据请参见：SIPRI,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ccessed Feb. 14, 2024, 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关于美国军费开支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请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accessed Feb. 14, 2024,www.usaspending.gov/agency/department-of-defense?fy=2024.

5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omestic Gener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GGHE-D) as Percentage of Gen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GGE) (%),” WHO Data, accessed Feb. 15, 2024, data.who.int/indicators/i/B9C6C79; World Bank, “Domestic Gener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 of Gen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pril 7, 2023,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XPD.GHED.GE.ZS.

55、关于近来冲突趋势的内容请参见：ACLED, “ACLED Conflict Index,” Jan. 2024, acleddata.com/conflict-index/. 也请参见：Anna Marie Obermeier and Siri Aas Rustad, “Conflict Trends: A Global Overview, 1946–2022,” PRIO, 2023, www.prio.org/publications/13513.

56、SIPRI概况介绍请参见：April 2023,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4/2304_fs_milex_2022.pdf. “2022年，世界军费开支实际增长3.7%，达到2.2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3—2022年这十年间，全球军费开支增长了19%，并且自2015年以来每年都在增长。” Nan Tian et al.,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2,” SIPRI, April 2023, 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23/sipri-fact-sheets/trends-world-military expenditure-2022; Dan Sabbagh,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Rises 9% to Record $2.2Tn,”Guardian, Feb. 13, 2024,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feb/13/global-defense-spending rises-9-per-cent-to-record-22tn-dollars.

57、关于难以得到确切的数字，请参见：Erik Andermo and Martin Kragh, “Secrecy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the Russian Budget,”Post-Soviet Affairs 36, no. 4 (2020): 1–26;“Russia’s Secret Spending Hides over $110 Billion in 2023 Budget,” Bloomberg,Sept. 29, 2022,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9-29/russia-s-secret-spending hides-over-110-billion-in-2023-budget?leadSource=uverify%20wall. 关于其他人对俄罗斯军事预算的预估，请参见：Julian Cooper, “Another Budget for a Country at War: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Russia’s Federal Budget for 2024 and Beyond,” SIPRI, Dec. 2023,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2/sipriinsights_2312_11_russian_milex_for_2024_0.pdf;Alexander Marrow, “Putin Approves Big Military Spending Hike for Russia’s Budget,”Reuters, Nov. 28, 2023, www.reuters.com/world/europe/putin-approves-big-military spending-hikes-russias-budget-2023-11-27/.

58、Sabbagh, “全球国防开支增长9%，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

59、关于普京谈及历史领域的几次尝试，请参见：Björn Alexander Düben, “Revising History and ‘Gathering the Russian Lands’: Vladimir Putin and Ukrainian Nationhood,”LSE Public Policy Review 3, no. 1 (2023), article 4; Vladimir Putin, “Article by Vladimir Putin‘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President of Russia, July 12, 2021,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关于西方对普京这篇文章的观点的相关整理，请参见：Peter Dickinson, “Putin’s New Ukraine Essay Reveals Imperial Ambitions,”Atlantic Council, July 15, 2021, 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putins-new ukraine-essay-reflects-imperial-ambitions/; Timothy D. Snyder, “How to Think About War in Ukraine,”Thinking About . . . , Jan. 18, 2022, snyder.substack.com/p/how-to-think about-war-in-ukraine.关于专家认为普京真心相信这套历史叙事，请参见：Ivan Krastev,“Putin Lives in Historic Analogies and Metaphors,”Spiegel International, March 17, 2022,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van-krastev-on-russia-s-invasion-of-ukraine-putin lives-in-historic-analogies-and-metaphors-a-1d043090-1111-4829-be90-c20fd5786288;Serhii Plokhii, “Interview with Serhii Plokhy: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Empires Don’t Die Overnight,’”Forum for Ukrainian Studies, Sept. 26, 2022, ukrainian-studies.ca/2022/09/26/interview-with-serhii-plokhy-russias-war-against-ukraine-empires-dont-die over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