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奥古斯丁有句名言：“人都会犯错，但坚持错误则是一种邪恶。”各地神话故事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人类容易犯错，以及这些错误需要得到纠正。比如在基督教神话里，所有的历史都是为了纠正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即使是工人阶级也可能受到剥削者的愚弄，从而不清楚自身利益，所以需要由其明智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官僚机构也会不断地寻找错误，从文件的错误分类到程序的效率低下，等等。复杂的官僚机构常常设有自律机构，一旦遇上重大不利因素（比如战败或者金融崩溃），就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找出问题，并确保以后不会重蹈覆辙。

这些自我修正机制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取得合法性。如果人一定会犯错，那么自我修正机制不也会犯错吗？为了避免像这样无限循环下去，人类常常幻想能有某种超人类、绝不会犯错的机制，能找出并纠正人类的错误。今天，大家可能都希望人工智能能够提供这样的机制。比如，马斯克在2023年4月宣称：“我准备开始一项计划，我称之为‘真相GPT’（TruthGPT），这是一个极致寻求真理真相的人工智能，目的是了解宇宙的本质。”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讨论为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在以前的时代，这类幻想会以另一种样式出现——宗教。

就个人生活而言，宗教有许多不同的功能，比如提供精神慰藉，解释生命的奥秘，等等。但就历史而言，宗教最重要的功能是为社会秩序提供超人类的合法性。无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它们都说自己的思想与规则来自一些绝对正确的超人类权威，不可能有任何错误，所以我们这些会犯错的凡人不得质疑或想要有所改变。

每个宗教的核心都离不开一个幻想，即与一个超人类的、绝对可靠的智能体相联结。正如我们将在第八章所探讨的，在今天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可以充分借鉴过去对宗教史的研究。在宗教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人相信某项教义确实来自某个绝对正确的超人类？就算原则上我渴望服从神的旨意，我又如何知道神到底想要什么？

整个宗教史上，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在传达神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常常会相互矛盾。比如，A说有个神来到他的梦里，B说有个天使去找他，C又说自己在森林里遇见了一个精灵——大家讲的信息各不相同。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就谈道，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了新不列颠岛，对当地的拜宁人进行田野调查。一位叫塔诺特卡的年轻人生了病，陷入因发烧引起的谵妄，开始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我是乌特卡”“我是支柱”。他讲的话多半只有哥哥班尼戈能听到，接着就是哥哥开始把这些话转述给其他人，并加上自己的创意解读。班尼戈说，自己的弟弟被一位名为乌特卡的祖灵附身，上天选中他来当整个社群的支柱，就像当地的房子都在中央有个支柱一般。

待到康复，塔诺特卡继续讲了更多来自乌特卡的神秘信息，班尼戈也解读得越来越复杂。同时班尼戈自己也开始做起了梦，据说这些梦揭示了更多神谕。他声称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并说服许多当地人授予他独裁权力，这样他就可以针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为大家做好准备。班尼戈于是频频举办豪奢的宴会与仪式，将部落资源浪费殆尽。后来，世界末日并未降临，但部落的人几乎都要饿死了，班尼戈的权力也就此崩溃。虽然仍有当地人相信他和塔诺特卡是神的使者，但大部分人都认定他们就是两个骗子，或者可能是魔鬼的仆人。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区分神的旨意与凡人的发明或想象？除非你自己接到了神谕，否则想知道神说了什么，就只能相信塔诺特卡与班尼戈这些凡人的转述。然而，凭什么相信这些人呢，特别是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宗教总想让自己减少凡人的色彩，引导信众相信一些绝对正确的超人类法则，但到头来，宗教还是不得不要求信众去相信这个或那个人类。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之一就是设立宗教监管机构，审查这些所谓传达神谕的人。早在原始社会，与祖灵等超人类实体的沟通交流往往交给一些宗教专家来处理。比如，拜宁人的传统灵媒被称为阿贡加拉加（agungaraga），它负责与神灵沟通，询问从疾病到作物歉收等不幸事件发生的原因。想当上阿贡加拉加，必须先加入一个传统机构，这种成员资格让他们比塔诺特卡与班尼戈更受信赖，权威性更稳定，也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至于巴西的卡拉帕洛（Kalapalo）印第安人部落，宗教仪式都要由世袭的祭司安那陶（anetaū）来安排。而在古代凯尔特与印度社会里，类似的职务也专属于德鲁伊与婆罗门。随着各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日趋复杂，宗教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祭司与神使必先经过漫长艰苦的训练才能担起代表神祇的重任。人们不再需要相信任何声称自己见到了天使或携带神谕的普通人。比如在古希腊，如果有人想知道众神的看法，他就会去找像皮媞亚——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里传神谕的女祭司——这种经过认证的专家。

然而，就算是传神谕的神庙，只要其神职人员由人来担当，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错或贪腐。希罗多德就写道，在雅典被暴君希庇亚斯统治的时候，民主派就曾贿赂皮媞亚来提供协助。所以每当斯巴达人来找皮媞亚，想知道众神对官方或私人事务的看法时，皮媞亚总说，斯巴达人必须先把雅典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才行。原本与希庇亚斯站在一起的斯巴达，最后不得不屈服于“众神”的意志，派军前往雅典，在公元前510年推翻希庇亚斯，雅典民主政体由此得以建立。

如果人类先知能够假传神的话语，那么宗教的关键问题就不可能通过创立寺庙神殿或祭司之类的宗教制度来解决。民众想要接触永不犯错的神，仍然需要通过一些容易犯错的人类。有没有可能完全绕过人类直接接触神呢？

像《圣经》《古兰经》这样的宗教经典其实就是一种技术，人们希望借此绕过“凡人会犯错”这道障碍，而这些经典背后的宗教（比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是围绕着某种技术产物而建立的。要了解这项技术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必须先谈谈“书”是什么，以及书和其他的书面文件有何不同。所谓书，就是把一堆文本（比如章节、故事、食谱或书信）放在一起印成许多份，而且有着相同的副本。这就让书与口述故事、官僚文件与档案都不同。口述故事的时候，每次讲的可能都稍有差异，转述得多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会大相径庭。相反，书的每一个副本都完全相同。至于官僚文件，长度通常相对较短，也只会在一个档案库里留存一份。如果某个档案足够长，且有许多副本放在不同的档案库里，通常它也就被称为书了。虽然都是收集了很多文本，但书的概念与档案库不同：每个档案库的文本集合都有所不同，但一本书的每个副本都有着相同的章节、相同的故事或相同的食谱。因此，使用书这项信息技术，就能确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访问同一个数据库。

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书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宗教技术。在先前的几万年间，神灵要和人类说话，必须通过萨满、祭司、先知、神使或其他人类信使，但到了公元前1000年，犹太教等宗教运动开始用书这种新技术来让神与人类沟通。有一本非常特别的书，据说里面的章节传达着神谕，涵盖了从宇宙创造到食品规则等万事万物。最重要的是，没有哪个牧师、先知或人类机构能够忘记或改变这些神谕，因为不论那些容易犯错的人类跟你说了什么，你都能够拿起那本绝不会有错的书认真进行比较。

然而，采用了书这种技术的宗教还是有一连串的问题有待解决。最显著的一个是：谁来决定在圣书中放进哪些内容？圣书的第一个定本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仍然需要人类的收集和编纂。尽管如此，信徒们仍然希望通过最高规格的努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如果能把最聪明、最值得信赖的人聚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能就圣书的内容达成一致，那么从这一刻起，我们就能把人的成分从这个循环中剔除，神圣的话语从此再也不受人类的干扰。

对于这个流程，我们还是有许多质疑：该由谁来选出那些最聪明的人？用的是什么标准？要是这些人没有达成共识呢？如果他们后来改变心意了呢？但无论如何，过去都是用这个流程编纂了各种宗教经典，比如《希伯来圣经》。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犹太先知、祭司与学者创作了大量故事、文献、预言、诗歌、祷词与编年史，但在《圣经》描述的时代，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宗教经典，大卫王或先知以赛亚在世时可都没见过《圣经》。

有些人会提出一种错误的说法，说现存最早的《圣经》来自死海古卷。这些古卷收集了约900份不同的文献，多半写于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发现于死海附近的库姆兰旷野的几个洞穴。多数学者相信，这是附近某个犹太教派的档案库。

重要的是，在这些古卷中，并没有一个卷轴包含《圣经》的副本，也没有一个卷轴指出目前《旧约》的二十四卷书是个单一、完整的资料集。确实，有些卷轴记载了目前《圣经》正典的部分文本，比如有19个卷轴与一些残片手稿就保留了《创世记》的部分内容。然而，有许多记载在古卷里的文本，后来却没有包含在《圣经》之中。比如有超过20个卷轴与残片保留了《以诺书》的部分内容，据称《以诺书》的作者以诺是挪亚的曾祖父，里面谈到了天使与恶魔的历史，也预言了未来弥赛亚的降临。在库姆兰的犹太人显然同样重视《创世记》和《以诺书》，并不认为《创世记》就是正典，而《以诺书》就是伪经。事实上，如今在埃塞俄比亚仍然有部分犹太教与基督教教派把《以诺书》当作正典的一部分。

就算有些卷轴记载了那些未来加入正典的文本，内容也与如今的正典有所不同。比如，正典中的《申命记》32：8提到神将土地赐给各邦，是依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疆界。但在死海古卷所记载的版本中，是依照“上帝众子的数目”来划定疆界，这就暗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上帝不止一个儿子。在《申命记》8：6中，正典写的是要众人敬畏耶和华，但死海古卷的版本则是要众人敬爱耶和华。还有些差异的重要性远不止于字词的差异，比如死海古卷的《诗篇》就有几篇没有出现在《圣经》正典中（最著名的是《诗篇》151、154、155）。

同样，最古老的《圣经》译本——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完成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与后来的正典有诸多差异。举例来说，《七十士译本》里有《多比传》、《犹滴传》、《便西拉智训》、《马加比书》（1~4）、《所罗门智训》、《所罗门诗篇》和《诗篇》151篇等；此外《但以理书》与《以斯帖记》篇幅更长；《耶利米书》则比正典版本短了15%；最后，在《申命记》32：8中，《七十士译本》的手稿写的多半是“上帝的众子”或“上帝的众天使”，而不是“以色列人”。

博学的犹太贤者（被称为拉比）激烈争论了好几个世纪，把正典的数据库加以简化，并决定在流通的众多文本中有哪些能收进《希伯来圣经》，真正成为耶和华的官方话语，又有哪些可以被排除在外。到耶稣时代，大部分经文已经尘埃落定，但直到一个世纪后，拉比们还在争辩《雅歌》到底该不该被放进正典里。有些拉比批评这篇只是世俗的爱情诗，而拉比阿基瓦（死于公元135年）则为《雅歌》辩护，认为这是所罗门王得到神启后的创作。阿基瓦有句名言：“《雅歌》是歌中之歌、圣中之圣。”到公元2世纪末，犹太拉比之间显然已经对哪些经文能收入《圣经》正典达成广泛共识，但有关这个问题以及各段经文的措辞、拼写与发音的争论并未停止，直到马所拉文本时代（公元7—10世纪）才尘埃落定。

这个正典化的过程，决定了《创世记》是耶和华说的话，而《以诺书》、《亚当和夏娃传》（Life of Adam and Eve）、《亚伯拉罕遗训》（Testament of Abraham）则是人为捏造的。大卫王的《诗篇》成为正典（除了第151~155篇），但所罗门王的《诗篇》却没被收入。《玛拉基书》得到认可，但《巴录书》就没有。《历代志》被收录，《马加比书》则没被收录！

有趣的是，有些在《圣经》里提到的书卷，却没能被收进正典。举例来说，《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都提到了某个非常古老的神圣经文《雅煞珥书》（《约书亚记》10：13，《撒母耳记下》1：18）。《民数记》则提到了“耶和华的战记”（《民数记》21：14）。而《历代志下》对所罗门王统治的结论是：“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希雅的预言书上，并先见易多论尼八儿子耶罗波安的默示书上吗？”（《历代志下》9：29）。无论是易多、亚希雅、拿单的书，还是《雅煞珥书》、《耶和华的战记》，都未被收入《圣经》正典。显然，这些内容并不是被刻意去除，而是被搞丢了。

等到正典内容确定，大多数犹太人也就慢慢忘记，在这个一片混乱的《圣经》编纂过程中，人类机制曾经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正统派犹太教认为，上帝亲自在西奈山把《托拉》（Torah，也就是《圣经》的前五篇）交给摩西。许多拉比进而主张，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创造了《托拉》，因此就算是早于摩西的圣经人物（比如挪亚和亚当），也能研读这部经文。至于《圣经》的其他部分，也被视为是由神创造或启示而成的经文，绝不是由一般人汇编而成的。在宗教经典内容确定之后，犹太人认为现在他们能够直接感受耶和华的话语，而且会犯错的人类或贪腐的机构是无法对之删改的。

在2000年前，犹太人已经预想到了区块链的概念，开始为这份神圣法典制作大量的副本，所有犹太社群都该在自己的犹太教堂或研习之所至少摆上一份。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大量传播《圣经》可以推动宗教的迅速普及，并能严格限制潜在的独裁者的权力。过去埃及法老王与亚述国王的档案库都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为难以估量的王权官僚制度赋予权力。但犹太人的宗教经典是将权力交给大众，即便将来遇上最厚颜无耻的领导者，他们也能要求他遵从神的律法。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同一本书有许多副本，就能避免有人对文本动手脚。要是有几千份同样的副本分别位于不同的地方，哪怕只是想改动《圣经》中的一个字也很容易被识破。凭借在许多相隔遥远的地方都摆了大量的《圣经》，犹太人便能以神的主权取代人类的专制。于是，凭借书这种技术，社会秩序得到了保障，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早在《圣经》正典完全确定之前，这项圣经计划就遇上了很多困难。理论上，宗教经典应该是一项绝不出错的技术，但这里的问题并不限于确认这本宗教经典该收入哪些内容以及如何遣词造句。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这个文本的复制。想让这本宗教经典发挥魔力，犹太人必须在各地都保存许多副本。当时犹太人集结的地方除了巴勒斯坦，还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而且从中亚一路到大西洋也开始出现新的犹太社群。在这些相距数千千米的不同地区，怎样才能确保抄写员不会有意无意犯下错误而更改这本宗教经典的内容呢？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那些决定了《圣经》正典的拉比又为这本宗教经典的抄写制定出严格的规矩。例如，抄写员在抄写过程的某些关键时刻不得暂停。当抄写员要写下神的名字时，“就算国王叫他，也不该回应。如果他正要连续写下两三个神的名字，则可以在其中停顿并回应”。拉比伊什梅尔（生活于公元2世纪）曾告诉一位抄写员：“你做的是天堂的工作，如果你删了一字或增了一字，你就会毁灭这整个世界。”事实上，抄写错误还是会悄悄发生，但世界并未因此毁灭，而且那些古代《圣经》确实没有两本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解读经文的方式。虽然大家都同意某本书极为神圣，也确定了用哪些字句，但对于同样的词语仍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圣经》上说安息日不应工作，却没说什么才算是“工作”。在安息日可以给农田灌溉吗？可以浇花或者给自己养的羊喂水吗？在安息日可以看书吗？可以写书吗？把纸撕开呢？根据拉比们制定的规矩，读书不算是工作，但撕纸就是工作，所以为了安息日，现在的正统派犹太人还会先撕好一叠卫生纸备用。

《圣经》上也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23：19）。有些人的解读是，如果宰了一只山羊羔，不可以用它母亲的奶来煮，但若换了另一只山羊的奶，或是牛奶，就不受限制。但有些人解读的视角则比较广，认为这里的意思是肉类与乳制品就不该混在一起，所以如果吃了炸鸡，就不准喝奶昔。虽然这听起来实在有点儿荒唐，但大多数拉比认为第二种解读才正确（虽然鸡根本就不会分泌乳汁）。

更多的问题在于，就算书这种技术能让这些神圣的字句固定不变，但书外面的世界却在转个不停，没人知道该怎样把旧的规矩与新的情境联系起来。《圣经》上的内容，多半集中于巴勒斯坦山区与圣城耶路撒冷的犹太牧羊人与农民的生活。但到公元2世纪，大多数犹太人都住在别的地方。比如，在亚历山大城（罗马帝国最富有的大都市之一）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犹太社群，如果这里有个犹太航运巨头，就会发现《圣经》里讲的许多规定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他真正面对的许多迫切问题，在这些神圣经文里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比如，他根本不可能遵守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诫命，一来他就不住在耶路撒冷附近，二来整个圣殿甚至已经不复存在。相较之下，他在需要判断安息日开船把谷物运往罗马是否符合犹太教律法的时候，又会发现《利未记》和《申命记》的作者完全没想过长途航运这回事。

于是，这本宗教经典必然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解读和诠释，造成的影响甚至大于宗教经典本身。犹太人对《圣经》的解读方式吵得越凶，拉比们也就越能得到权力与威望。把耶和华的话语写成文字，本来是为了限制古代祭司制度的权威，但现在却使新的拉比制度权威大增。拉比成了犹太技术官僚的精英分子，在长年的哲学辩论与法律争论中不断磨炼理性与修辞技巧。当初采用书这个新的信息技术，大家都认为这样就能不受人类机制的影响，但现在却又需要由人类机制来解读宗教经典的内容，于是适得其反。

在拉比们终于对《圣经》的解读达成一些共识后，犹太人觉得机会再次成熟，以后他们就可以摆脱这些会犯错的凡人机制了。他们想象，如果做出一本新的宗教经典，写下所有已经达成共识的解读方式，再制作出大量的副本，未来在人类与神圣法典之间就不再需要任何人类干涉了。于是，经过反复讨论哪些拉比的观点应该被纳入，哪些又应该被排除，公元3世纪出现了一本新的宗教经典——《密释纳》。

随着《密释纳》变得比《圣经》经典文本更具权威，犹太人开始相信《密释纳》不可能是人类创造的，觉得这肯定也是受到耶和华的启发，甚至就是由这位无懈可击的神亲自创作的。今天，许多正统派犹太人坚信《密释纳》是耶和华在西奈山交给摩西，接着经过代代口耳相传，最后才在公元3世纪写成书面文字的。

遗憾的是，待到《密释纳》成了正典，开始抄写复制，犹太人又开始争辩《密释纳》该怎样解读才算正确。等到大家对《密释纳》的解读也有了共识，在公元5—6世纪又出现了第三部宗教经典《塔木德》，并很快成为正典。随后，犹太人又开始对《塔木德》的解读产生了异议。

人类梦想着能通过宗教经典这种技术来避开会犯错的凡人机制，但这永远只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随着每一次反复循环，拉比机制的权力只会有增无减。“相信这本绝对正确的书”变成了“相信这个解读圣书的人”。《塔木德》对犹太教的影响其实远超《圣经》，而拉比对《塔木德》的解释的争论甚至比《塔木德》本身更重要。

这种情况本就不可避免，因为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公元2世纪犹太航运巨头提出的问题，《圣经》没有明确答案，必须等到《密释纳》和《塔木德》出现才得以解决。现代社会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却在《密释纳》和《塔木德》里找不到答案。例如，20世纪发展出的各种电器就让犹太人碰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按电梯吗？

正统派的答案是不可以。前面提过，《圣经》禁止在安息日工作，而在拉比们看来，电就像火，而过去大家已经明确生火算是工作，所以现在按下电器的按钮也是一种工作。但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有些犹太老人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高楼里，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作，他们必须爬100级台阶才能回到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正统派犹太人特地发明了“安息日电梯”，这种电梯会持续在建筑物里上下移动，每一层楼都停，这样你就不用去按电梯的按钮，也就能避免做任何“工作”了。对于这个古老的故事，人工智能的发明又带来新发展。现在只要通过脸部辨识，人工智能就能快速把电梯叫到你这一楼层，完全不用担心亵渎安息日的问题。

大量的文本与解读方式，慢慢让犹太教出现了深远的改变。一开始，犹太教有许多祭司与会堂，重视仪式与献祭。在《圣经》时代，典型的犹太场景就是有一位祭司穿着溅上鲜血的长袍，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献祭羔羊。但几个世纪后，犹太教变成了一个信息宗教，醉心于文本与解读方式。从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到21世纪的布鲁克林，典型的犹太场景成了一群拉比聚在一起争论文本的解读。

这种变化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圣经》里几乎没有哪个段落是在争论什么文本的解读方式。像这样的争论，本不是圣经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可拉等人质疑摩西为何有权领导以色列人民，并要求平分权力，这时候摩西并没有进行什么学术讨论，或是引用哪段经文来佐证，而是直接请神降下神迹，他话音刚落，“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民数记》16：31-32）。另外，有四百五十个侍奉巴力的先知，以及四百个侍奉亚舍拉的先知一起挑战以利亚，要他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公开证明耶和华比巴力和亚舍拉更有能力，而以利亚做的事情就是先奇迹般地召唤天上降下了火，接着就杀了那些异教的先知。没有人去读什么经文，也没有人去进行什么理性辩论（参见《列王记上》18）。

随着犹太教把献祭换成文本，也就开始把信息视为现实的最基本构成要素，等于是预见了目前物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概念。这时，人们越来越觉得拉比制造出来的大量文本比耕田、烤面包或在会堂里献祭羔羊更为重要，甚至更为真实。即使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摧毁，所有圣殿仪式都已停止，拉比们仍然投入大量心力撰写文本，规定怎样进行圣殿仪式才算正确，而接着就是开始争辩这些文本该如何被正确解读。在圣殿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之后，关于怎样进行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仪式的信息却有增无减。拉比们并不是不知道文本与现实之间有落差，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撰写及争辩这些关于仪式的文本，比实际执行仪式重要多了。

最后，拉比们开始相信，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信息域：由文字组成，以希伯来字母组成的代码进行运作。他们还进一步认为，这个信息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让犹太人能够阅读这些文本，争论这些解读方式；如果犹太人不再阅读这些文本并进行争辩，整个宇宙也将不复存在。把这种观点放到日常生活中就意味着，在拉比看来，文本里的那些文字比世界上的事实更重要。更准确地说，那些出现在神圣经文里的字词，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实，塑造了个人与所有社群的生活。

前文谈到《圣经》的正典化，以及《密释纳》与《塔木德》的创作过程，但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把耶和华的话语正典化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圣经文本不是一条文本链，而是好几条文本链在互相竞争。有些人虽然相信耶和华，但并不相信那些拉比。像这样的异议分子，多半接受这个圣经文本链里的第一部分——《旧约》。但早在拉比对这个部分确定之前，异议分子就已经不愿相信这套拉比制度的权威，当然也就不愿相信后续的《密释纳》与《塔木德》了。这些异议分子就是基督徒。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出现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而是许多不同的犹太运动。这些运动唯一的共识，大概就是认为如果要说谁对耶和华的话语拥有最终解释权，那应该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拉比制度。基督徒同意《创世记》《撒母耳记》《以赛亚书》都是神圣的经文，但认为拉比对这些经文有所误解，并认为在讲到像是“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这样的段落时，只有耶稣及其门徒掌握了经文的真意。比如，拉比们认为，这里的“童女”意思是“年轻的女子”，以马内利（Immanuel）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希伯来语的immanu意思是“与我们同在”，而el则是“神”），于是整段经文的解读就是在犹太人艰苦抵御外界帝国压迫的时候，神答应了要帮助犹太人度过苦难。相较之下，基督徒认为“童女”的意思是“处女”，以马内利的意思则是神会自己降生为人，因此这段经文就是在预言神圣的耶稣将会通过圣母马利亚降生在世上。

然而，通过拒绝拉比制度，同时接受新的神启，基督徒打开了通往混乱的大门。从公元1世纪开始，到2世纪和3世纪则愈演愈烈，各个门派的基督徒开始对《创世记》《以赛亚书》等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并提出许多神的新信息。既然基督徒不接受拉比的权威，而且耶稣已经不在，无法做出最后的裁决，再加上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会，那么在这许许多多的解读方式与信息中，谁能决定哪些才是真正的神启？

比如“世界末日”这件事，当时可不是只有约翰的《启示录》在谈，而是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比如《彼得启示录》《雅各启示录》，甚至《亚伯拉罕启示录》都有提到。至于耶稣的生平与教诲，除了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大福音书，早期基督教甚至还有《彼得福音》《马利亚福音》《真理福音》《救世主福音》，族繁不及备载。同样，除了《使徒行传》，还有《彼得行传》《安得烈行传》等至少十几本行传。至于书信就更丰富了。如今的基督教圣经《新约》，多半收录的是保罗书信十四卷、约翰书信三卷、彼得书信两卷，以及雅各与犹大各一卷。但古代基督徒不但读过保罗的其他书信（比如《老底嘉书》），而且读过许多据称是由其他门徒与圣徒所写的书信。

基督徒写的福音书、书信、预言、比喻、祷文与其他经文越多，信徒就越难知道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所以，基督徒需要有个机制来协助筛选，《新约》由此而生。大约在同一时期，犹太拉比之间的辩论产生了《密释纳》与《塔木德》，而基督教的牧师、主教与神学家之间的辩论则产生了《新约》。

在公元367年的一封书信里，亚历山大的亚大纳西主教推荐了二十七卷虔诚的基督徒应该阅读的文本，广纳各种内容，包含许多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与地点所写的故事、书信和预言等。亚大纳西推荐约翰版本的《启示录》，但不推荐《彼得启示录》《亚伯拉罕启示录》；他认同保罗的《加拉太书》，但不认同保罗的《老底嘉书》；他支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但不接受《多马福音》与《真理福音》。

过了一个世代，在希波会议（393年）与迦太基会议（397年）上，主教和神学家共聚一堂，正式将这份建议清单列为正典，成了后来的《新约》。基督徒讲到《圣经》的时候，讲的是《旧约》与《新约》。相较之下，犹太教从未接受《新约》，他们讲到《圣经》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旧约》，并有《密释纳》与《塔木德》作为补充。有趣的是，希伯来文到现在还没有单一字词能够指称《旧约》加上《新约》的这本基督教经典。犹太教认为这就是两本完全不相关的书，并且坚决不承认可能有一本书同时收录了这两部著作，即使它有可能是全世界普及率最高的一本书。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新约》真正的创作者并不是二十七卷经文的作者，而是那些选出这二十七卷经文的人。由于这个时期留下的证据很少，我们并不知道亚大纳西的经文建议清单是他个人的判断，还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意见。我们知道的是，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之前，基督徒的推荐清单有许多不同版本。最早的这类清单是由锡诺普的马吉安在公元2世纪中叶编纂的，里面列出的经典只有《路加福音》与保罗的十卷书信，而且就连这十一卷经文，也与后来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上成为正典的版本有所不同。马吉安要么不知道《约翰福音》与《启示录》等其他经文，要么就是对这些经文的评价不高。

与亚大纳西主教同时代的教父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则只推荐了二十二卷经文，《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与《启示录》等都未被列入。到现在，中东有一些基督教会使用的仍然是圣约翰·克里索斯托推荐的这份较短的清单。亚美尼亚教会花了大约1000年才决定了该如何处理《启示录》，并决定将《哥林多三书》纳入其正典，但其他教会（如天主教与新教教会）则认为《哥林多三书》是伪经。埃塞俄比亚教会除了完全接受亚大纳西推荐的清单，还加了四卷经文：《亚历山大教会训诲》、《克莱门特一书》、《圣约》与《使徒教规》。也有的清单收录的是两卷的《克莱门特一书》、《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彼得启示录》，以及其他各种没能列入亚大纳西清单的经文。

我们并不知道各个教会、教会议会与教父支持或反对各卷经文的确切原因，但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教会决定了经文，经文会反过来塑造教会。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有些早期基督教领袖认为女性的智力与道德不及男性，也认为女性在社会上与基督教社群中只能扮演从属的角色。这些观点就反映在《提摩太前书》这样的经文中。

一段据称由圣保罗所写的经文中写道：“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提摩太前书》2：11-15。）然而，有些现代学者与马吉安等古代基督教领袖认为，这卷书信其实是在公元2世纪创作的伪作，虽然号称由圣保罗所写，但其实出自他人之手。

与《提摩太前书》相反，在公元2—4世纪的一些重要基督教经文里，其实可以看到男女平等，甚至是女性有权担任领导角色的表述，例如《马利亚福音》或《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保罗与特克拉行传》的成书时间与《提摩太前书》相近，曾经风行一时，谈的是圣保罗与女门徒特克拉的冒险经历，讲述了特克拉不但创造了无数奇迹，还亲手为自己施洗，也常常布道传教。有长达数个世纪，特克拉一直是极受尊崇的基督教圣徒，并证明女性也可以施洗、传教，担任基督教社群的领袖。

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之前，很难说《提摩太前书》与《保罗与特克拉行传》究竟哪个更权威。就因为一群主教和神学家把《提摩太前书》列入他们的推荐清单，而摒弃了《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也就塑造了基督徒对女性的态度，直至今日。我们只能猜想，要是《新约》收录的是《保罗与特克拉行传》，而不是《提摩太前书》，现在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或许除了亚大纳西这样的教父，教会里面也会有教母，而厌女则会被认为是危险的异端邪说，玷污了耶稣让人博爱的训诲。

就像大多数犹太人已经忘记是一群拉比编纂了《旧约》，大多数基督徒也忘记了是教会会议编纂了《新约》，而以为《新约》本来就是上帝绝对正确的圣言。虽然众人将宗教经典视为绝对的权威来源，但在编纂的过程中，真正的权力其实是在编纂机构手中。在犹太教中，《旧约》与《密释纳》的正典化，其实与拉比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在基督教中，《新约》的正典化也是与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的建立密切相关的。基督徒之所以愿意信任教会人员（比如亚大纳西主教），是因为这是《新约》说的；而他们之所以愿意信任《新约》的内容，又是因为这是主教们让他们读的。想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一项绝对正确的超人类技术，反而造就了一个全新且极其强大的人类机构——教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解读方式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开始让宗教经典与教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不断偏向机构一方。犹太教经典需要有人解经，这让拉比有了权力；基督教经典同样需要有人解经，这也让教会有了权力。同一句耶稣的话、同一卷保罗的书信，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到头来就是由机构决定哪种才是正确的。反之，机构也会因为宗教经典的解经权之争而一再受到动摇，比如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就出现了制度分裂。

所有基督徒都读过《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知道我们该爱我们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以及温柔的人必将承受地土。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可能会将其解读为拒绝使用武力，或是拒绝所有社会阶级。但在天主教会看来，这种和平主义、平等主义的说法简直是异端邪说。天主教会对耶稣话语的解读方式，让教会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地主，发动了暴力的十字军东征，也建立了凶残的宗教裁判所。天主教神学虽然承认耶稣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但又说烧死异端分子也是一种爱，因为这能够避免他人成为异端分子，等于把他们从地狱之火中拯救出来。法国宗教裁判官雅克·富尼耶曾在14世纪初写了一大篇论文来谈登山宝训，认为这段经文提供了猎杀异端分子的理由。富尼耶的观点绝不是什么边缘观点，他正是后来的教皇本笃十二世（1334—1342年在位）。

富尼耶身为宗教裁判官及后来的教皇，自然要确保天主教会对这部宗教经典的解读方式能占上风，于是富尼耶与教友除了暴力胁迫，还把持了圣书的制作。欧洲在15世纪出现凸版印刷术之前，除了最富有的个人或机构，要大量制作同一本书实在难如登天。天主教会运用其权力与财富，一方面传播自己偏好的经文版本，另一方面还禁止制作传播那些其认为是讹误的版本。

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自由思想家提出所谓异端思想，但由于教会控制了中世纪信息网络的关键节点（比如印刷工坊、档案库、图书馆），从而避免了异端分子把论点制作成多个副本后到处传播。如果你想体会一下当时的异端分子传播观点有多难，利奥弗里克可以为例：他在1050年上任埃克塞特主教的时候，在这座大教堂的图书馆里只找到5本书，他立刻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抄写工坊，但在他1072年去世前的22年间，这些抄写员也不过制作出了66本书。13世纪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也是只有几本书，就放在圣玛丽教堂下的一个箱子里。1424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总数也只有122册。牛津大学1409年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在牛津研读的“所有新近文本”必须先经过“由大主教任命的12名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教会想把整个社会都关进一个回声室里，只允许那些支持教会的书传播，因为几乎所有书都支持教会，民众当然也就会相信教会。即使是不识字、不读书的一般人，也会因为看到大家在诵读或阐述这些珍贵的经文而心生敬畏。于是，因为相信像《新约》这样的超人类技术理论上应该绝对正确，反而导致天主教会这种极度强大的人类机构崛起，它把所有反对意见视为“谬误”，不允许任何人质疑。

雅克·富尼耶这些天主教的信息专家成天读着托马斯·阿奎那如何解读奥古斯丁对圣保罗书信的解读，最后还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这些相互关联的文本并不是在呈现现实，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信息领域，甚至比犹太拉比所创造的信息领域更大更强。中世纪的欧洲就这样被笼罩在这个信息茧房里，所有日常活动、思想与情感都是由关于文本的文本塑造的。

想通过把权威投射在一个绝对正确的文本上，借此避开凡人可能的错误，这件事从未成功。如果有人觉得这是因为当初犹太拉比或天主教神父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新教宗教改革其实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这个实验——也总是得到同样的结果。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及其继任者都认为，在民众与《圣经》之间，不需要任何不可靠的人类机构与制度。基督徒应该摒弃所有寄生在《圣经》上的官僚机构，重新与上帝最初的圣言联结。然而，“上帝的圣言”从来没有对自己做出任何解读，结果就是除了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甚至许多其他新教教派都成立了自己的教会机构，并赋予这些机构解读文本、迫害异端的权力。如果绝对正确的文本只会孕育既有谬误又爱压迫人的教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人一定会犯错这个问题？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办法就是创造出一个与教会完全相反的事物，也就是信息的自由市场。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只要消除一切限制，让信息自由流动，所有错误终将无所遁形，而由真理与真相取而代之。但如同我们在序言中所言，这只是一厢情愿。让我们更深入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让我们回到信息网络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时代——欧洲印刷革命期间，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15世纪中叶，印刷机被传入欧洲，开始能够相对快速、便宜、秘密地大量生产文本，天主教会即便反对也无可奈何。据估计，1454—1500年这46年间，欧洲印制的书籍超过1200万册。相较之下，在之前的1000年间，靠着手工抄写制作出的书籍只有大约1100万册。到1600年，各种边缘人士（异教徒、革命者、原始科学家）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广泛、更容易地传播他们的著作。

在信息网络史上，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欧洲信息网络的束缚。一般认为，正是因为印刷革命让民众比过去更自由地交流信息，才最终引发了科学革命。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如果没有印刷术，哥白尼、伽利略等人要发展并传播他们的理念肯定困难得多。

然而，印刷术并非科学革命最根本的原因。印刷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文本原原本本地复制出来，但它无法提出任何新的想法。在那些认为印刷术带来科学的人眼中，生产及传播更多信息就是在将大众引向真理与真相。事实上，印刷术能够迅速传播的除了科学事实，还有宗教幻想、虚假新闻和各种阴谋论。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当数猎巫事件。当时欧洲人都相信有一批信奉撒旦的女巫，这导致了席卷早期现代欧洲的猎巫狂潮。

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时代，人类社会都曾深信有魔法、女巫，但不同社会对女巫的想象与反应截然不同。有些社会认为女巫会控制灵魂、与死者交谈，并能预测未来，也有些社会相信女巫会偷走耕牛、寻找宝藏。有些地方相信女巫会带来疾病、让庄稼枯萎，还会调制爱情灵药，而有些地方则认为女巫会在半夜摸进别人的屋子，做一些家务，偷走人家的牛奶。某些地区认为施展巫术的多半是女性，而有些地区则认为通常是男性在施展巫术。有些文化很害怕女巫，会动用暴力迫害，但有些文化能够包容女巫，甚至尊重女巫。最后，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哪个年代，都有些社会根本不在意什么女巫。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欧洲社会都属于最后一种，根本不在意什么女巫。中世纪天主教会并没有把女巫看成对人类的重大威胁，有些教会人士甚至还劝阻民众不要猎巫。根据颇具影响力的10世纪经典《主教教规》（Canon episcopi，其中定义了中世纪教会对巫术的教义），巫术多半就是一种幻觉，而相信巫术属于违反基督教的迷信。所以，欧洲的猎巫热潮其实不能说是中世纪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现象。

在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活动在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教会人士与学者从基督教、地方民间传说与古希腊古罗马遗产当中取用各种元素，结合成一套新的巫术理论。在这之前，虽然大家也害怕女巫，但会认为这就是个地方性问题——女巫就是些个人犯罪分子，是这些人自己太坏，操弄魔法手段来谋财害命。相较之下，新的学术理论认为女巫对社会的威胁可没那么简单，在她们的背后是撒旦领导的一个全球性的女巫组织，形成了一个制度化阴谋反抗基督教的宗教，目的就是彻底摧毁社会秩序和人类。这套理论认为，女巫会在夜间举行盛大的恶魔集会，她们崇拜撒旦、杀害儿童、啃食人肉、恣意狂欢，并施展咒语来引发风暴、疫病与各种灾难。

在这些理论的启发下，1428—1436年，阿尔卑斯山西部瓦莱地区的教会人士与贵族发动了第一场大规模的猎巫与审判活动，最后处决了超过200名的男女巫师。以这个地带为核心，一套全球女巫阴谋论就这样传向欧洲各地，但此时这种想法绝非主流，一来天主教会并不相信，二来其他地区也没有像瓦莱地区一样出现大规模的猎巫行动。

1485年，多明我会修士暨宗教裁判官海因里希·克雷默在同样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地利蒂罗尔展开了另一场猎巫行动。克雷默深信这套新出炉的全球撒旦阴谋论，他似乎有些精神错乱，指控各种撒旦巫术的时候还带着严重的厌女倾向与性别执着。以布里克森的主教为首的当地教会当局对克雷默的指控并不认同，认为克雷默的举动给当地造成了困扰。他们中止了克雷默的裁判过程，把他逮捕的嫌疑人通通释放，还把他赶出了这个地区。

克雷默利用印刷品发动反击。在被放逐两年后，他编纂出版了《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一书，这是一本告诉你如何找出并杀害女巫的指导手册。克雷默在书中一一细数这场全球性的阴谋，也谈到诚实可信的基督徒如何抓住并打败女巫。特别是他建议运用各种可怕的酷刑来逼迫涉嫌使用巫术的人招供，而且坚决认为一旦认定有罪就唯有死刑一途。

克雷默编纂整理了许多他先前的想法与故事，再运用他丰沛而充满仇恨的想象不断增加各种细节。根据类似《提摩太前书》这些古老基督教义里的厌女概念，克雷默让巫术性别化。在他看来，施行巫术的多半是女性，因为巫术起源于欲望，而他认为女性的欲望比男性更强烈。他警告读者，性行为可能会让原本虔诚的女性变成女巫，而她的丈夫也会就此落入巫术的罗网。

《女巫之锤》足足用了一整章来谈论女巫偷走男性生殖器的能力。克雷默详细地讨论了女巫是真的能够从男性身体上把生殖器偷走，还是只是在男性的心中制造出一种被阉割的幻觉。克雷默问道：“那些女巫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收集大量的男性器官，可能多达二三十个，然后把它们放在鸟巢中或锁在盒子里。很多人都看过，这些器官会像活的一样动来动去，还会吃燕麦和玉米。对这样的女巫，大家该怎么想？”接着他又讲了一个他听来的故事：“在丢了男性器官之后，他找到一位有名的女巫，拜托她把器官还给他。她告诉这个痛苦的人爬上一棵树，说树上的鸟巢里有好几个，他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可是等他挑了一个大的时，女巫却说那个不行，因为那可是本堂神父的。”许多现代人知道的有关女巫的观念和经典形象（比如施展巫术的多半是女性、女巫会有狂野的性行为、女巫会残杀儿童），其实都是在克雷默的书出版后才有的。

就像布里克森的主教一样，其他教会人士一开始也不相信克雷默的疯狂想法，教会专家也曾对这本书有所抵制。然而，《女巫之锤》偏偏成了早期现代欧洲最畅销的书之一，毕竟里面迎合了人类最深的恐惧，也撩起人类对狂欢、食人、谋杀儿童与撒旦阴谋的浓烈兴趣。时至1500年，这本书已经出了8版，到1520年又出了5版，到1670年又出了16版，还有许多地方方言译本。《女巫之锤》就这样成为关于巫术与猎巫的权威著作，还引发了诸多模仿与延伸的作品。克雷默的名气越来越大，作品也赢得了教会专家的认同。1500年，克雷默被任命为教皇代表，还成了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宗教裁判官。就算到现在，他的想法还在继续塑造着这个世界，许多关于全球撒旦阴谋论的理论（比如“匿名者Q”）都是借鉴并延续了他的幻想。

虽然说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欧洲的猎巫热潮或许太过夸张，但全球撒旦阴谋论能够传播得如此迅速，印刷术肯定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克雷默的想法越来越受欢迎，印刷机除了印出越来越多的《女巫之锤》及山寨版本，还印制了许多廉价的传单，这些传单上不但有煽情的文字，还常常附上生动的插图，主要内容都是有人受到恶魔攻击，或是女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些印刷品甚至还提供了荒谬的统计数据，叙述这场女巫阴谋的规模有多么惊人。据勃艮第法官兼猎巫师亨利·博盖（1550—1619）猜测，仅法国就有30万名女巫，而在整个欧洲则高达180万名。类似的说法引发了大规模的歇斯底里，在16世纪与17世纪导致4万~5万名被指控施行巫术的无辜者受到酷刑甚至处决。这些受害者来自各行各业的不同年龄层，甚至包括年仅5岁的儿童。

当时，人们只要抓到一星半点儿的证据，不管有多么薄弱，就会开始互相指控使用巫术，常常只是为了报复个人受到的侮辱，或是获得经济或政治上的好处。只要开始正式调查，遭指控的人就像是迎来了世界末日。《女巫之锤》推荐的审问手段确实惨无人道。被告如果承认自己行巫术，就会遭到处决，财产由原告、刽子手与裁判官瓜分。被告如果拒绝认罪，恰恰“证明”了他们如恶魔般顽固，于是会受到各种可怕的酷刑折磨：折断手指，用火烫的钳子撕开皮肉，将身体拉到断裂，或是直接被丢入沸水之中，不一而足。被告早晚会受不了而招供，接下来就是完成处决。

比如在1600年，慕尼黑当局以涉嫌使用巫术的罪名逮捕了帕彭海默一家，包括父亲保卢斯、母亲安娜、两个成年儿子，以及一个10岁的男孩汉塞尔。裁判官的审问一开始就从小汉塞尔下手。整个审讯过程的记录，现在还能在慕尼黑档案库里查到。一个审讯者对这名10岁男孩下了一个注解：“可以把他折磨到极限，让他指控他的母亲。”经过了让人难以言喻的折磨之后，帕彭海默一家承认了多项罪行，包括以巫术杀死265人，以及造成14场毁灭性的风暴。他们都被判处死刑。

四名成年人的身体被烧红的钳子撕开，两个成年儿子的四肢被车轮碾碎，父亲被钉上木桩，母亲被割去乳房，接着所有人被活活烧死。10岁的汉塞尔被迫目睹这一切，并在四个月后同样遭到处决。猎巫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到处搜捕“恶魔”及其同伙，但其实他们如果真的想找到恶魔，只需要照照镜子就能看到。

猎巫行动很少在杀死一人或摧毁一个家庭之后就结束。因为这背后的基本理论就是默认有个全球阴谋，所以被控施行巫术的人在酷刑之下，还得招出其他所谓的共犯。这就会被当成证据，使更多人遭到监禁、折磨或处决。哪位官员、学者或教会人士要是敢发声反对这些荒谬的做法，则会被视为女巫同伙的证据而遭到牵连。

比如在1453年，撒旦阴谋论刚开始萌芽时，法国神学博士纪尧姆·埃德林曾经勇敢地声称应趁早剪除这个阴谋论以免蔓延。他搬出中世纪《主教教规》的说法，即巫术只是一种幻觉，女巫无法真的在夜间飞去见撒旦，与撒旦签订契约。但埃德林本人随即被指控为巫师，遭到逮捕。在一番严刑拷打之后，他供称自己也曾骑着扫帚飞上天，与撒旦签订契约，而且是撒旦要他宣扬巫术只是幻觉。他遇上的法官以“宽大”为怀，让他免于死刑，只需终身监禁。

猎巫行动揭示出，一旦创造了一个信息领域，就可能带出怎样的阴暗面。人们不断讨论猎巫，就像拉比们讨论《塔木德》、学者们讨论基督教经文，让信息的海洋不断扩张，但并不是呈现既有现实，而是创造了新的现实，最终催生了猎巫行动。所谓女巫，一直就不是一个客观现实。在早期现代欧洲，没有人与撒旦有性行为，也没有人能骑着扫帚飞行，或是制造出一场冰雹。然而，女巫就这样成了一个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就像金钱一样，因为众人不断交换着关于女巫的信息，才让女巫变得真实。

整个猎巫官僚体系都在全力推动这样的信息交换。比如神学家、律师、裁判官与印刷机的持有者，他们的生计靠的就是收集和制作关于女巫的信息，对女巫进行分类，调查女巫的行为模式，以及建议应如何揭露并击败女巫。职业猎巫者接受政府与城市委托，并收取大笔费用。档案库里放满了猎巫行动的详细报告、女巫审判的规章，以及被指控女巫供出的冗长供词。

猎巫专家利用这些数据来持续改进他们的理论。就像学者会争论宗教经典的解读方式是否正确一样，猎巫者也会争论《女巫之锤》或其他重要书籍该如何解读。猎巫官僚体系也做了一般官僚常做的事：发明“女巫”这个只存在于主体间的类别，并且硬把这个类别套用到现实中。猎巫机构甚至还印出了表格，附有标准的巫术指控与供词，并留出空白，在这里可填写日期、姓名与被告的签名。这一切信息产生了大量的秩序与权力，有些人正是以此获得权威，而整个社会也会以此来约束成员。但这种手段既不会产生任何真理真相，也无法产生任何智慧。

随着猎巫官僚体系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信息，断言这些信息只是幻想、不值得一提变得越来越困难。难道在这么多的猎巫资料中，真的就没有半点儿真相吗？不是有那么多博学的教会人士，写出大批相关的著作吗？不是有那么多受人尊敬的法官，依照相关的审判规程做出判决吗？不是有数以万计的认罪记录吗？

这个全新的主体间现实实在太具说服力，就连一些被指控使用巫术的人也开始相信自己确实是全球撒旦阴谋论的一部分。毕竟，如果大家都这么说，肯定就是真的吧。就像第二章提到的，人类很容易会接受一些其实不存在的记忆。在早期现代欧洲，至少有一部分欧洲人曾经梦想或幻想自己能够召唤魔鬼，与撒旦发生性行为，抑或施展巫术，而在他们被指控是女巫或巫师的时候，他们还误以为这些幻想就是现实。

于是，虽然猎巫行动在17世纪初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峰，而且许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显然错得离谱，却又很难直接说这就是幻想、完全不值得相信。早期现代欧洲最严重的一场猎巫事件，发生于17世纪20年代末德国南部的班贝格与维尔茨堡。班贝格当时人口不到12000人，但从1625年到1631年，就有多达900名无辜者遭到处决。而维尔茨堡的11500人口中有1200人遭到严刑拷打并致死。1629年8月，维尔茨堡采邑主教的法律干事写了一封信给朋友，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猎巫行动，并坦承自己对此事深感怀疑。这封信值得我们长篇引述。

这位主教的法律干事又在信后加上了一段耐人寻味的附注。

在这封信中，我们虽然看到他对维尔茨堡疯狂猎巫深感震惊，却也看到他深信这一套女巫的撒旦阴谋。虽然他并未目睹任何巫术，但有了这么多关于女巫的信息，让他难以怀疑这一切。猎巫行动就是一个有毒信息传播造成的灾难。从这个典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信息是如何造成问题的，而且更多信息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不只是现代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有些有识之士也这么认为。西班牙的一位宗教裁判官阿隆索·德萨拉萨尔·弗里亚斯就对17世纪初的猎巫与女巫审判做了彻底调查，结论是“我并未找到任何证据，甚至任何最细微的迹象，能够推断真的发生过任何巫术行为”，而且“在有人开始谈论或写下关于巫术的事之前，根本不存在女巫，也不存在被巫术迷惑的人”。弗里亚斯不但清楚了解主体间现实的意义，也正确地看出整个猎巫行动都属于存在于主体间的信息领域。

早期现代欧洲猎巫热潮的历史显示，光是消除信息流动的障碍，不一定就能发现真相、传播真理，反而容易导致谎言与幻想的传播，创造出有毒的信息领域。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让思想市场完全自由，就可能鼓励传播各种愤怒与煽情，而牺牲掉真理与真相。原因并不难理解。印刷商与书商从《女巫之锤》这种狗血故事中赚到的钱，要比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种枯燥的数学专著中赚的多太多了。《天体运行论》是现代科学传统的奠基之作，其伟大发现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它打破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论调，开启了哥白尼革命。然而，这本著作在1543年首次出版时，连首印的400册都卖不掉，一直到1566年才以类似的印数出了第二版。至于第三版，得等到1617年才出版。阿瑟·凯斯特勒就曾开玩笑地说，这可真是一本史上最不畅销的著作。所以，能够真正推动科学革命发展的既不是印刷术，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信息市场，而是能够解决“人会犯错”这个问题的创新方法。

从印刷术与猎巫的历史可以看出，自由的信息市场并不一定能让人发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在这样的信息市场里，暴行的优先级可能比真理与真相更高。而想要让真理与真相胜出，就必须建立筛选机制，让天平往事实那一方倾斜。但从天主教会的历史就能看到，这样的机构可能会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排除异己，给所有异见贴上错误的标签，以免机构自身的错误被曝光而遭到纠正。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起更好的筛选机制，让这些权力去追求更多的真理与真相，而不是让机构积攒更多的权力？

早期现代欧洲就曾出现过这种筛选机制的基础，后续也正是这些机制奠定了科学革命的基础——不是印刷术，也不是《天体运行论》这样的书。这些重要的筛选机制其实并不是高等院校，许多科学革命最重要的领导者并不是大学教授。比如尼古拉·哥白尼、罗伯特·波义耳、第谷·布拉赫、勒内·笛卡儿，都不曾担任什么学术职位。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也算不上学界中人。

由科学革命扮演重要角色的筛选机制，是在联结了大学内外的学者与研究人员后形成的一个横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信息网络。科学革命要想加快步伐，科学家就必须相信远方同行发布的信息。从几种机制中都能看到，众人虽然素未谋面，却愿意相信彼此的研究成果。第一是各种科学协会，例如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成立于1666年的法国科学院。第二是各种科学期刊，比如《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1665）、《皇家科学院刊》（Histoire de l’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99）。第三是各家科学出版商，比如策划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72）这类作品的机构。这些机制是以实证证据为基础来整理信息，让人们关注的是哥白尼的发现，而不是克雷默的幻想。当一篇论文被提交给《皇家学会哲学学报》时，编辑主要问的问题不是会有多少人愿意付费阅读这篇文章，而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真的。

一开始，这些新的机制如蛛网般脆弱，缺乏那种要重塑人类社会所需的强大力量。《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的编辑不像那些猎巫专家，无权严刑拷打或处决任何人。法国科学院也不像天主教会，并没有庞大的领地或预算。但这些科学机构就是因为一个特别的原因而得到信赖，进而逐渐积累其影响力。教会叫众人相信它，给出的理由是教会掌握了绝对真理，而形式就是一本无懈可击的宗教经典。相对而言，科学机构之所以能取得权威，是因为它们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揭露并修正自身的错误。科学革命真正的引擎正是这些自我修正机制，而不是印刷技术。

换句话说，人类是因为发现了自己的无知，才推动了科学革命。那些信奉某本经典的宗教，会觉得它们已经取得了无懈可击的知识来源。基督徒有《圣经》，穆斯林有《古兰经》，印度教徒有《吠陀经》，佛教徒有佛经。但科学文化并没有这样的神圣经典，也从未宣称某位科学泰斗是绝不会犯错的先知、圣人或天才。科学革命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绝对正确这种事，其打造的信息网络也认为错误本就不可避免。当然，大家经常谈到哥白尼、达尔文与爱因斯坦如何有天赋，但并不会说其中任何一位绝对完美无缺。这些科学家都犯过错误，即便是最著名的科学著作肯定也会有错误与疏漏。

即便是天才，也难免受到证真偏差的影响，所以并不能信任天才肯定能纠正自己的错误。科学是一项团队工作，需要团队互相配合，而不可能只靠单一科学家或者某本所谓绝对正确的书。当然，机构也可能出错。但科学机构与宗教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鼓励怀疑与创新，而不鼓励遵循与顺从。科学制度与阴谋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鼓励的是怀疑自己，而阴谋论者常常对众人既有的共识表示怀疑，认为他们自己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从而落入了证真偏差的陷阱。科学的标志不仅仅是怀疑，而且是自我怀疑，在所有科学机构的核心，都能看到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科学机构确实对某些理论（比如量子力学或演化论）的正确性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只是因为这些理论成功顶住了一波波强力挑战，而且质疑者除了外部人士，也有机构内部的成员。

就信息技术而言，自我修正机制与宗教经典截然相反。宗教经典总说自己不可能有错误，自我修正机制则愿意接受自己的错误。这里所谓的自我修正，指的是实体会用这些机制来修正自己的错误。比如，老师批改学生作文就算不上一种自我修正机制，毕竟这不是学生在修改自己的作文；法官将罪犯送进监狱也算不上一种自我修正机制，毕竟这不是罪犯自首；同盟国打败并瓦解纳粹政权，仍然算不上一种自我修正机制，毕竟如果没有外力，德国并不会放弃纳粹主义。但如果科学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修正了过去某篇论文的错误，这个就是自我修正了。

自我修正机制在自然界无所不在。正是因为有这个机制，小孩儿才能学会走路。走错一步，就会跌倒，于是他会从错误中学习，试一试不同的走法。确实，有时候父母师长也会帮一把，或提供建议，但小孩儿如果真的完全依赖这些外部的修正，或是总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而不从中吸取教训，就会发现想学会走路可没那么简单。事实上，即使在长大之后，我们每次走路，身体也会进行复杂的自我修正。随着身体在空间中行进，我们的大脑、四肢与感觉器官会形成一个内部反馈回路，让手脚处于适当的位置，也让我们得以保持平衡。

还有许多其他身体机能，都需要不断地自我修正。随着不同的情境，我们的血压、体温、血糖值与许多其他参数都需要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但也绝对不该高于或低于某些阈值。我们的血压在跑步的时候会上升，睡觉的时候会下降，但变化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体有一整套体内平衡自我修正机制，用来完成这支微妙的生化“舞蹈”。血压飙得太高，自我修正机制就会设法让血压下降；血压掉得太低，自我修正机制也会设法让血压上升。一旦这套自我修正机制发生故障，人就可能丢了性命。

同样，机构如果没有自我修正机制，也会面临死亡。自我修正机制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人类会犯错、会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机构该做的不是对人类绝望，想尽办法绕过人类，而是积极找出错误并加以修正。凡是能够存活几年以上的机构制度，都会拥有自我修正机制，只不过各自的强度与可视性差异极大。

比如，天主教会的自我修正机制就比较弱。由于它宣称自己绝对正确，因此它无法承认自己在制度上的错误。天主教会虽然偶尔也愿意承认有些成员犯错或有罪，但嘴上还是会说这个机构本身完美无缺。比如在1964年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上，天主教会承认“基督号召尘世中的教会要不断地革新。从人间组织的角度来看，教会也的确需要随时革新。因此，如果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道德、教会纪律，甚至教义宣讲的方式——要注意将教义的宣讲与信仰的积淀区分开——存在缺陷，教会就该在适当的时机加以修正”。

如此的坦诚听起来似乎前景可期，但魔鬼就在细节里，特别是教会仍然拒绝承认“信仰的积淀”有存在缺陷的可能性。在天主教教义里，“信仰的积淀”指的是教会从《圣经》及解经的神圣传统中得到的那些启示。所以，天主教会承认的是神父是会犯错的凡人，可能有罪，也可能在教义宣讲的方式上有误，但《圣经》本身绝不会有错。这样看来，教会这个机构就是结合了会犯错的凡人和绝不会犯错的经文，这是什么意思？

根据天主教教义，《圣经》的绝对正确与神的引导必能胜过人类的堕落，因此就算教会的个别成员可能会犯错、可能有罪，天主教会这个机构也永远正确。据称，上帝从未让大多数教会领袖对《圣经》的解读出现严重错误。很多宗教都会采用这样的原则。正统派犹太教愿意相信，那些撰写《密释纳》与《塔木德》的拉比可能在一些个人的事情上会犯错，但如果是颁布宗教教义，上帝就会确保他们不会犯错。伊斯兰教也有个类似的原则，被称为“公议”。根据一篇重要的圣训，穆罕默德曾说：“安拉会确保我这群人永远不会在错误上达成共识。”

在天主教中，这种认为机构制度不可能出错的想法，最清楚的例子就是“教皇永无谬误”。这项教义认为，虽然教皇在个人事务上可能会犯错，但在机构角色上是不可能犯错的。举例来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虽然曾经犯下错误，违背独身誓言而有了情妇，还生了几个小孩，但如果是在确定教会关于道德或神学的宣讲内容时，他绝无犯错的可能。

与这个观点相一致，天主教会在监督会众个人事务方面一直有一套自我修正机制，但如果讲到要修订《圣经》或“信仰的积淀”，相关机制就付之阙如。从天主教会为过去行为发表的几次正式道歉里，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态度。在最近几十年，曾有几位教皇为过去的事件道歉，包括曾经不当对待犹太人、女性、非天主教基督徒与原住民文化等，或者针对更具体的案件（比如在1204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及天主教学校对儿童的虐待）道歉。天主教会能有这样的道歉已经值得嘉许，毕竟宗教机构很少会道歉。但在这些案例中，历任教皇都很小心地不把责任放在《圣经》与教会这些机构制度上，而是让个别的教会人士担起责任，是这些人对经文做了错误的解读，曲解了教会的教义。

比如在2000年3月的一场特别仪式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坦承过去曾对犹太人、异教徒、女性与原住民犯下诸多历史罪行，请求上帝宽恕。他为有些人为了服务真理而使用暴力表达了歉意。但这里的用词就暗示着，是“有些人”被误导，他们并未正确了解教会所教导的真理，才犯下了暴力罪行。教皇绝不接受这些人其实完全了解教会的教义，只是那些教义压根儿就不是真理。

同样，因为在加拿大由教会经营的寄宿学校出现了对原住民的虐待行为，教皇方济各曾在2022年做出道歉，他表示：“我请求宽恕，特别是因为有许多教会成员……破坏文化，强迫同化。”请注意，他小心地转移了责任，犯错的是“许多教会成员”，而不是教会及其教义，仿佛官方教会、教义从来不曾要求摧毁原住民文化、强迫原住民改变信仰。

事实上，不论是发起十字军东征、制定歧视犹太人或女性的规定，还是精心策划系统性消灭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宗教，都不可能只是几个不听话的神父搞出来的事。在许多备受敬重的教父著作中，在许多教皇与教会议会的官方法令中，诋毁“异教”与“异端”宗教的段落比比皆是，呼吁将之摧毁，歧视其成员，认为大可使用暴力让人改信基督教。比如在1452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向葡萄牙国王阿丰索五世与其他天主教君主颁下教皇诏书《直到不同之时》（Dum Diversas），诏书中写道：“通过这个文件，我们以我们的使徒权柄，授予您充分和自由的许可，以进攻、搜寻、俘获、征服萨拉森人、异教徒以及不信基督者和基督的敌人，不论其身在何处，以及他们的王国、公国、伯国、侯国与其他财产……使他们的人身永久沦为奴隶。”后续多任教皇也曾多次重复这一官方公告，为欧洲的帝国主义以及在世界各地毁灭本土文化奠定了神学基础。当然，虽然教会未曾正式承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也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制度架构、核心教义和对经文的解释。如今的天主教会，反犹与厌女的色彩已经比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淡化了许多。教皇方济各对原住民文化的包容程度远高于教皇尼古拉五世。这就显示了一种机构制度的自我修正，是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反省的回应。然而，对天主教会这样的机构来说，即使真的有所自我修正，它也不会承认，更不会为此庆祝。改变教会教义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永远不能承认改变了教会教义。

你绝对不会听到教皇向全世界宣布：“教会专家刚刚发现了《圣经》有一项极重大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布新版本。”相反，在被问及教会为什么开始对犹太人或女性表现得比较宽容时，教皇会暗示这本来就是教会的教义，过去只是个别教会人士做了错误解读。否认自我修正，虽然不会阻止自我修正的发生，但确实不利于修正的程度与速度。而且，由于并未承认过去的错误（更不用说为此庆祝了），当信徒在教会及其教义中遇到另一个严重问题时，教会成员还是会因为害怕改变那些所谓永恒和绝对正确的东西而陷入瘫痪，他们无法从以前的自我修正中受益。

举例来说，包括教皇方济各本人在内，目前有些天主教徒正在重新思考教会关于同性恋的教义，却发现很难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修正。如果未来某位教皇决定要为性少数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道歉，做法肯定是再次找来某些人背锅，责怪他们过度热心但误解了福音。为了维护宗教权威，天主教会别无选择，只能否认这个制度有自我修正这回事。因为教会早已落入“必须绝对正确”的陷阱。如果整个宗教的权威基础就是声称自己绝对正确，一旦公开承认犯了任何错误（就算只是个没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就可能让自己的权威遭到彻底摧毁。

与天主教会相反，早期现代欧洲出现的科学机构正是以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为基础的。这些科学机构认为，即使在特定时期，大多数科学家都深信某个概念，最后也可能会发现那个概念并不正确或不够完整。比如在19世纪，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相信牛顿物理学已经能完整解释整个宇宙，但到20世纪，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就暴露了牛顿理论的不精确性和局限性。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时刻，正是那些公认的理论被推翻、新理论诞生的时刻。

关键在于，在出现重大错误与罪行的时候，科学机构制度愿意承认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比如在19世纪、20世纪，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科学研究常常有制度性的种族与性别歧视，而现在的大学课程、专业期刊都会诚实地揭露这些情形。针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样的个别案例的研究，以及从白澳政策到大屠杀这样的政府政策，学界会反复且广泛地研究在当初顶尖的科学机构中，是怎样发展出那些有问题的生物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理论，并成为各种歧视、帝国主义甚至种族灭绝行动的借口与助力的。科学并不会把这些罪行与错误都怪在少数学者头上，说是他们受到误导，而会认为这些错误反映了整个学科制度的失败。

因为愿意承认在机构制度上的重大错误，科学的发展速度随之加快。只要现有证据证明合理，往往只要几个世代就能够将原本的主流理论替换成新的理论。大学生在21世纪初读到的生物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与一个世纪前大学生读到的内容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从精神病学的发展就能看到科学机构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大多数精神科医生的书架上都会摆放着一本缩略语为“DSM”的《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常有人戏称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圣经》”。然而，DSM与《圣经》有一个关键不同之处。DSM自1952年初版发行以来，每过10年或20年就会修订一次，2013年发行了第五版。这些年来，许多疾病的定义都有了改变，有些被加入，也有些被删除。举例来说，“同性恋”在1952年版本的DSM中被认为是一种反社会人格障碍，但到1974年版本就已经删除了这一条。所以，DSM只花了22年就修正了这个错误。这不是一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经典，而是一份科学文本。

如今面对当初1952年版本对“同性恋”的定义，精神病学专家不会用什么宽容的态度来重新解读诠释，而是会直截了当地说1952年的定义就是错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会说这个错误是当初少数几位教授的个人问题，而会认为这就是因为当时精神病学学科有着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偏见。承认这个学科过去曾犯下制度性错误，会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更谨慎，以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如今关于跨性别与孤独症人群的激烈讨论就足以为证。当然，不管精神科医生多么小心，都可能会犯制度性错误。即便如此，他们应该也会坦承不讳，并且进行修正。

科学的自我修正机制之所以格外强大，是因为科学机构制度不仅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与无知，还会积极揭露这些错误与无知。这一点从整套机构制度的奖励机制中就可见一斑。宗教机构制度鼓励的是成员谨遵教义，对新奇的事物要保持怀疑态度。想成为拉比、伊玛目或神父，甚至是升上首席拉比、大阿亚图拉或教皇的职位，并不需要你去批评你的前任或提出任何激进的新观念。事实上，近代许多最具权威、最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之所以得到名声与支持，靠的正是严格抵制类似女权这样的新思想与新趋势。

但在科学界，情况恰好相反。科学机构的聘任与晋升，遵守的原则是“不发表就淘汰”，而想在优秀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你必须揭露现有理论的某种错误，或是发现一些前辈不知道的内容。没有人会因为忠实地重复过去学者的话、反对所有新的科学理论，就能拿到诺贝尔奖。

当然，就像宗教有自我修正的空间一样，科学因循守旧的空间也不小。科学不能单打独斗，科学家所知的一切，几乎都必须仰赖整体机构制度的协助。举例来说，我要怎样才能知道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对巫术的看法？我既没有造访过所有相关的档案库，也没有读过所有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其中的许多资料，因为我既不懂所有必要的语言，也不擅长破译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手写笔迹。所以，我要依赖其他学者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作品，比如2017年罗纳德·赫顿所写的《巫师：一部恐惧史》。

我既没见过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罗纳德·赫顿，也不认识聘任他的布里斯托大学的学校人员，更不认识出版这本书的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自己在赫顿的书中所读到的内容，因为我了解布里斯托大学与耶鲁大学出版社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这些机构的自我修正机制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自我修正机制内置于这些机构的核心，而不是边缘的外挂；第二，这些机构会公开赞许自我修正行为，而不是加以否认。当然，我也可能从赫顿的书里得到一些错误信息，或者我本人可能有所误解，但只要有巫术史的专家读了赫顿的书，就能找出其中的相关错误并加以揭露。

科学机构制度的民粹主义批评者可能会反驳说，这些机构其实正在运用权力扼杀非正统观点，等于是对异见分子发起了另一种猎巫行动。确实，如果有学者反对目前学科相信的正统观点，有时会迎来不良后果：文章被拒，拿不到研究经费，受到人身攻击，有时甚至被解雇。我并不是轻视这些事情造成的痛苦，但比起严刑拷打或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确实还相去甚远。

以化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的故事为例。1982年4月，谢赫特曼从电子显微镜里看到一种所有当代化学理论都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在铝锰合金样本里的原子，呈现五重旋转对称的结晶模式。科学家当时已经知道固态晶体有几种可能的对称结构，但认为五重对称并不符合自然定律。谢赫特曼的发现后来被称为“准晶体”，但当时听起来实在过于荒诞，几乎没有任何同行评议期刊愿意让他发表相关论文。当时谢赫特曼才刚开始他的科学研究生涯，连自己的实验室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别人的机构。然而，《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的编辑在审查证据之后，最终在1984年刊出了谢赫特曼的论文。接下来的情况，正如谢赫特曼的说法，就是“一切都乱套了”。

大多数同行并不相信谢赫特曼的说法，认为他就是实验没做好。就连他实验室的主管也把矛头指向他，还上演了一出夸张的戏码：把一本化学教科书放在谢赫特曼的桌子上，对他说：“达尼埃尔，请读一下这本书，读完你就会知道自己讲的事情不可能了。”谢赫特曼勇敢地回应，表示自己是在显微镜里看到的准晶体，而不是在书里看到的。结果他被赶出了实验室。更糟的还在后面。莱纳斯·鲍林这位两届诺贝尔奖得主，可以说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科学家，却带头对谢赫特曼进行残酷的人身攻击。在一场有数百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上，鲍林直接宣称：“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就是胡说八道，哪有什么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

然而，谢赫特曼没有被监禁，也没有丢了性命，而是去了另一个实验室工作。事实证明，比起既有的化学教科书和莱纳斯·鲍林的观点，他提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几位同行再现了谢赫特曼的实验，同样得到了他发现的结果。谢赫特曼从显微镜里看到准晶体之后，才过了短短10年，国际晶体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晶体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协会）就修改了晶体的定义。化学教科书也随之调整，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应运而生：对准晶体的研究。2011年，谢赫特曼因为他的发现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表示：“他的发现极具争议，但最终迫使科学家重新思考他们对于物质本质的看法。”

谢赫特曼的故事并非特例。像这样的案例，科学史上随处可见。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在成为20世纪物理学基础之前，也曾引发激烈争议，守旧派对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发起了猛烈的人身攻击。同样，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9世纪下半叶提出了“无穷集合”理论（这套理论也成为20世纪数学的重要基础），但受到当时顶尖数学家的人身攻击，这些数学家包括亨利·庞加莱、利奥波德·克罗内克等。民粹主义者会说，科学家也是人，同样会有各种人类偏见，这点说得没错，但因为科学机构制度拥有自我修正机制，从而让这些偏见得以克服。只要能提供充足的实证证据，常常只需要数十年，就能让非正统理论推翻传统概念，成为新的共识。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科学的自我修正机制也可能停止作用，就连学术异议也可能招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在苏联，不论是在经济学、遗传学还是在历史学上，如果质疑官方教条，不仅可能丢了工作，还可能有牢狱之灾。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苏联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提出的各种假理论。他拒绝相信各种主流遗传学与自然选择演化论，反而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认为“再教育”可以改变动植物的性状，甚至能让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李森科这套“再教育”理论让斯大林大为惊艳，觉得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简直是潜力无穷。当时许多科学家站出来反对李森科，继续捍卫自然选择演化论，结果几千人丢了工作，甚至锒铛入狱或遭到处决。比如，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曾是李森科的导师，但他后来毫不留情地对这个门生进行了严厉批评。瓦维洛夫在1941年7月与植物学家列昂尼德·戈沃罗夫、遗传学家格奥尔基·卡尔佩琴科以及农学家亚历山大·邦达连科四人一同受审。后三者遭到枪决，瓦维洛夫则在1943年死于萨拉托夫的一个集中营。在压力之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于1948年8月宣布，从此之后，该机构将以李森科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来教授。

但正是因为这个声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从此不再是个科学机构。苏联关于遗传学的教条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门科学。虽然机构想怎么取名都行，但只要没有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它就算不上是个科学机构。

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修正机制就是我们的万灵丹，能让人类信息网络免于错误与偏见的影响？不幸的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天主教会与某些机构之所以逃避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自然有其原因。自我修正机制虽然有利于追求真理，却会让维持秩序的成本大大升高。自我修正机制太过强大，往往会产生怀疑、分歧、冲突与裂痕，并破坏社会大团结的神话。

当然，秩序本身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比如，早期现代欧洲的社会秩序不但支持猎巫，也支持少数贵族剥削几百万农民，支持对女性进行系统性虐待，支持对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族群的普遍歧视。然而，就算社会秩序造成高度压迫的结果，颠覆这样的社会秩序，也不一定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变得更混乱，造成更严重的压迫。如何维持真相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信息网络的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理与真相需要付出代价；反之，为了真理与真相而牺牲秩序，代价同样不低。

科学机构制度之所以负担得起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是因为它把维护社会秩序的艰巨任务留给了其他机构制度。如果有小偷闯入化学实验室，或是精神科医生收到死亡威胁，这些受害者并不会向有同行评议机制的期刊投诉，而是会报警。所以，除了学界的机构制度，是不是其他领域也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特别是像警察、军队、政党和政府这些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制度，是否也会拥有自我修正机制？

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重点将放在信息流动的政治层面，并考察民主与独裁政体的长期历史。我们会看到，民主政体相信，就连政治领域也有可能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至于独裁政权，则不想与自我修正机制有任何关系。所以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的报纸与大学都曾公开揭露并批评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而在苏联，当地的报纸与大学一样乐于批评美国的罪行，但对于苏联在阿富汗等地的罪行却一声不吭。像这样的沉默，在科学上说不通，但在政治上再合理不过了。虽然到了今天，美国对越战的自我究责仍然继续造成美国民众的分裂，损害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声誉，但苏联对入侵阿富汗的沉默，则有助于在国内淡化记忆，在国外也减少对国家声誉的影响。

为了准备好探索人工智能崛起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历史上各个政体的信息政治，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美国与苏联等。因为讲到人工智能，一大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有利还是有碍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

1、拉丁文原文为：“Humanum fuit errare，diabolicum est per animositatem in errore manere.”参见：Armand Benjamin Caillau，ed.，Sermones de scripturis，in Sancti Aurelii Augustini Opera（Paris：Parent-Desbarres，1838），4：412.

2、Ivan Mehta, “Elon Musk Wants to Develop TruthGPT, ‘a Maximum Truth-Seeking AI,’”Tech Crunch, April 18, 2023, techcrunch.com/2023/04/18/elon-musk-wants-to-develop-truthgpt-a-maximum-truth-seeking-ai/.

3、Harvey Whitehouse, “A Cyclical Model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Mali Baining,”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4, no. 3 (1990), 34–53; Harvey Whitehouse, “From Possession to Apotheosis: Transformation and Disguise in the Leadership of a Cargo Movement,” in Leadership and Chang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eds.Richard Feinberg and Karen Ann Watson-Gageo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6), 376–95;Harvey Whitehouse, 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Hutchinson, 2024), 149–51.

4、Harvey Whitehouse, 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Hutchinson, 2024), 45.

5、Robert Bellah,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1.

6、Ibid., chaps. 4–9.

7、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5, 63; Mogens Herman Hansen, “Democracy, Athenian,”in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 ed.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ww.oxfordreference.com/display/10.1093/acref/9780198606413.001.0001/acref-9780198606413-e-2112.

8、John Collins, The Dead Sea Scrolls: A Biogra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vii, 185.

9、Jodi Magness, The Archeology of Qumra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2nd ed. (Grand Rapids:Eerdmans, 2021), chap.3.

10、Sidnie White Crawford, “Genesis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ed.Craig A. Evans, Joel N. Lohr, and David L. Petersen (Boston: Brill, 2012), 353–73, doi.org/10.1163/9789004226579_016; James C. VanderKam, “Texts, Titles, and Translations,”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ed. Stephen B. Chapman and Marvin A. Sween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9–27, doi.org/10.1017/CBO9780511843365.002.

11、请参见在死海古卷数据库输入“Enoch”后的搜索结果：www.deadseascrolls.org.il/explore-the-archive/search#q=“Enoch.”

12、参见：Collins，Dead Sea Scrolls。

13、Daniel Assefa, “The Biblical Canon of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awahedo Church,”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Orthodox Christianity , ed. Eugen J. Pentiuc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211–26; David Kessler, The Falasha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thiopian Jews, 3rd ed. (New York: Frank Cass, 1996), 67.

14、Emanuel Tov,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269; Sven Fockner, “Reopening the Discussion: Another Contextual Look at the Sons of God,”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2, no. 4 (2008): 435–56, doi.org/10.1177/0309089208092140; Michael S. Heiser, “Deuteronomy 32:8 and the Sons of God,”Bibliotheca Sacra 158 (2001): 71–72.

15、Martin G. Abegg Jr., Peter Flint, and Eugene Ulrich, The Dead Sea Scrolls Bible: The Oldest Known Bible 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English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9), 159;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The Holy Scriptures According to the Masoretic Text(Philadelphia, 1917), jps.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Tanakh1917.pdf.

16、Abegg, Flint, and Ulrich, Dead Sea Scrolls Bible, 506; Peter W. Flint, “Unrolling the Dead Sea Psalms Scroll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 William P. Brow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3, 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9783335.013.015.

17、Timothy Michael Law, When God Spoke Greek: The Septuagi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Christian Bib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9.

18、Ibid., 62; Albert Pietersma and Benjamin G. Wright, eds.,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vii; William P. Brown. “The Psalms: An Overview,” in Brow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3, 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9783335.013.001.

19、Law, When God Spoke Greek, 63, 72.

20、Karen H. Jobes and Moisés Silva, Invitation to the Septuagin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5), 161–62.

21、Michael Heiser, “Deuteronomy 32:8 and the Sons of God,” LBTS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2001), 279. 也请参见：Alexandria Frisch，The Danielic Discourse on Empire in Second Temple Literature（Boston：Brill，2016），140; “Deuteronomion,” in Pietersma and Wrigh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ccat.sas.upenn.edu/nets/edition/05-deut-nets.pdf.

22、Chanoch Albeck, ed., Mishnah: Six Orders (Jerusalem: Bialik, 1955–59).

23、Maxine Grossman, “Lost Books of the Bible,”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Jewish Religion, ed. Adele Berlin,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Geoffrey Khan,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Tiberian Masoretic Bible and Its Reading Tradition (Piscataway,N.J.: Gorgias Press, 2013).

24、Bart D. Ehrman, Forged: Writing in the Name of God: Why the Bible’s Authors Are Not Who We Think They Are (New York: HarperOne, 2011), 300; Annette Y. Reed.“Pseudepigraphy, Authorship,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Bible’ in Late Antiquity,” in The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n Late Antiquity: Proceedings of the Montréal Colloquium in Honor of Charles Kannengiesser, ed. Lorenzo DiTommaso and Lucian Turcescu (Leiden: Brill, 2008), 467–90; Stephen Greenblatt, The Rise and Fall of Adam and Eve (New York: W. W. Norton, 2017), 68; Dale C. Allison Jr., Testament of Abraham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2013), vii.

25、Grossman, “Lost Books of the Bible.”

26、请参见：Tzvi Freeman，“How Did the Torah Exist Before It Happened？，” Chabad.org，www.chabad.org/library/article_cdo/aid/110124/jewish/How-Did-the-Torah-Exist-Before-it-Happened.htm。

27、Seth Schwartz, Imperialism and Jewish Society, 200 B.C.E. to 640 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Gottfried Reeg and Dagmar Börner-Klein, “Synagogue,”in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ed. Hans Dieter Betz et al.(Leiden: Brill, 2006–12), dx.doi.org/10.1163/1877-5888_rpp_COM_025027; Kimmy Caplan, “Bet Midrash,” in Betz et al.,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dx.doi.org/10.1163/1877-5888_rpp_SIM_01883.

28、“Tractate Soferim,” in The William Davidson Talmud (Jerusalem: Koren, 2017), www.sefaria.org/Tractate_Soferim?tab=contents.

29、“Tractate Eiruvin,” in Babylonian Talmud, chap.13a, halakhah.com/pdf/moed/Eiruvin.pdf.

30、B. Barry Levy, Fixing God’s Torah: The Accuracy of the Hebrew Bible Text in Jewish La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fred J. Kolatch, This Is the Torah (New York:Jonathan David, 1988); “Tractate Soferim.”

31、Raphael Patai, The Children of Noah: 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benyehuda.org/read/30739.

32、Shaye Cohen, Robert Goldenberg, and Hayim Lapin, eds., The Oxford Annotated Mishna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

33、Mayer I. Gruber, “The Mishnah as Oral Torah: A Reconsideration,”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in the Persian,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 15 (1984): 112–22.

34、Adin Steinsaltz, The Essential Talmu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3.

35、Ibid.

36、Elizabeth A. Harris, “For Jewish Sabbath, Elevators Do All the Work,”New York Times,March 5, 2012, www.nytimes.com/2012/03/06/nyregion/on-jewish-sabbath-elevators-that-do-all-the-work.html.

37、Jon Clarine, “Digitalization Is Revolutionizing Elevator Services,”TKE blog, June 2022,blog.tkelevator.com/digitalization-is-revolutionizing-elevator-services-jon-clarine-shares-how-and-why/.

38、参见：“Tractate Megillah，” in Babylonian Talmud，chap.16b; “Rashi on Genesis 45:14,”in Pentateuch with Targum Onkelos, Haphtaroth, and Prayers for Sabbath and Rashi’s Commentary, ed. and trans. M. Rosenbaum and A. M. Silbermann in collaboration with A.Blashki and L. Joseph (London: Shapiro, Vallentine, 1933), www.sefaria.org/Rashi_on_Gene sis.45.14?lang=bi&with=Talmud&lang2=en.

39、关于《塔木德》怎样产生出这种信念，请参见：“Tractate Shabbat，” in Babylonian Talmud，chap.119b。关于这个主题在现代的各种其他形式，请参见：midrasha.biu.ac.il/node/2192。

40、Bart D.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The Battles for Scripture and the Faiths We Never Kn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Frederik Bird.“Early Christianity as an Unorganized Ecumenical Religious Movement,” in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it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ed. Anthony J. Blasi, Jean Duhaime, and Paul-André Turcotte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Press, 2002), 225–46.

41、Konrad Schmid, “Immanuel,” in Betz et al.,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42、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xiv; Sarah Parkhouse, “Identity, Death, and Ascension in the First Apocalypse of James and the Gospel of John,”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14, no. 1(2021): 51–71; Gregory T. Armstrong, “Abraham,” in Encyclopedia of Early Christianity,ed. Everett Fergu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7–8; John J. Collins, “Apocalyptic Literature,” in ibid., 73–74.

43、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xi-xii.

44、Ibid., xii; J. K. Elliott, ed., The Apocryphal New Testament: A Collection of Apocryphal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1– 302.

45、Ibid., 543–46;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Andrew Louth, ed., Early Christian Writings: The Apostolic Father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87).

46、The Festal Epistles of St. Athanasius, Bishop of Alexandria (Oxford: John Henry Parker, 1854), 137–39.

47、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231.

48、Daria Pezzoli-Olgiati et al., “Canon,” in Betz et al.,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David Salter Williams, “Reconsidering Marcion’s Gospel,”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8, no. 3(1989): 477–96.

49、Ashish J. Naidu, Transformed in Christ: Christology and the Christian Life in John Chrysostom (Eugene, Ore.: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2), 77.

50、Bruce M. Metzger,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219–20.

51、Metzger,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176, 223–24; Christopher Sheklian, “Venerating the Saints, Remembering the City: Armenian Memorial Practices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Istanbul,” in Armenian Christianity Today: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pular Practice, ed. Alexander Agadjanian (Surrey, U.K.: Ashgate, 2014), 157; Bart Ehrman，Forgery and Counter-forgery： The Use of Literary Deceit in Early Christian Polem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32.也请参见：Ehrman，Lost Christianities,210–11.

52、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231.

53、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236-238.

54、Ibid., 38; Ehrman, Forgery and Counter-forgery , 203; Raymond F. Collins, “Pastoral Epistles,” in Betz et al.,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55、Ariel Sabar, “The Inside Story of a Controversial New Text About Jesus,”Smithsonian Magazine , Sept. 17, 2012, 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the-inside-story-of-a-controversial-new-text-about-jesus-41078791/.

56、Dennis MacDonald, The Legend of the Apostle: The Battle for Paul in Story and Can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3), 17; Stephen J. Davis, The Cult of Saint Thecla: A Tradition of Women’s Piety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57、Davis, Cult of Saint Thecla.

58、Knut Willem Ruyter, “Pacifism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Early Church,”CrossCurrents 32,no. 1 (1982): 54–70; Harold S. Bender, “The Pacifism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abaptists,”Church History 24, no. 2 (1955): 119–31.

59、Michael J. Lewis, City of Refuge: Separatists and Utopian Town Planning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97.

60、Irene Bueno, “False Prophets and Ravening Wolves: Biblical Exegesis as a Tool Against Heretics in Jacques Fournier’s Postilla on Matthew,”Speculum 89, no. 1 (2014): 35– 65.

61、Peter K. Yu, “Of Monks, Medieval Scribes, and Middlemen,”Michigan State Law Review 2006, no. 1 (2006): 7.

62、Marc Drogin, Anathema! Medieval Scribes and the History of Book Curses (Totowa, N.J.:Allanheld, Osmun, 1983), 37.

63、Nicholas Watson, “Censo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Vernacular Theology, the Oxford Translation Debate, and Arundel’s Constitutions of 1409,”Speculum 70, no. 4 (1995): 827.

64、David B. Barrett, George Thomas Kurian, and Todd M. Johnson,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A Comparative Survey of Churches and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65、Eltjo Buringh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Europ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rom the Sixth Through Eigh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9 (2009): 409–45.

66、这里“女巫”的英文单词为witch，该词原本并无性别差异，但目前用法一般以指女性居多。因此本书虽然主要译为“女巫”，但有可能也指男性。——译者注

67、文中关于欧洲猎巫的讨论，主要参考文献为：Ronald Hutton，The Witch： A History of Fear，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68、Hutton, Witch.

69、Ibid. 《主教教规》编纂于10世纪初（也可能是9世纪末），后来成为《教会法》的一部分。《主教教规》认为，撒旦会欺骗人类相信各种幻想的事物（比如人可以在天上飞），而相信这些事就是一种罪。但这与早期现代欧洲猎巫行动的看法刚好相反，早期现代欧洲是完全相信这些事情会发生的，而质疑却成了一种罪。请参见：Julian Goodare，“Witches' Flight in Scottish Demonology，” in Demonology and Witch-Hun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 Julian Goodare, Rita Voltmer, and Liv Helene Willumsen (London:Routledge, 2020), 147–67.

70、Hutton, Witch; Richard Kieckhefer, “The First Wave of Trials for Diabolical Witchcraft,”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Colonial America, ed.Brian P. Lev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8–78; Fabrizio Conti, “Notes on the Nature of Beliefs in Witchcraft: Folklore and Classical Culture in Fifteenth Century Mendicant Traditions,”Religions 10, no. 10 (2019): 576; Chantal Ammann-Doubliez, “La première chasse aux sorciers en Valais (1428–1436?),” in L’imaginaire du sabbat: Édition critique des textes les plus anciens (1430 c.–1440 c.), ed. Martine Ostorero et al.(Lausanne:Université de Lausanne, Section d’Histoire, Faculté des Lettres, 1999), 63–98; Nachman Ben-Yehuda, “The European Witch Craze: Still a Sociologist’s Perspectiv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no. 6 (1983): 1275–79; Hans Peter Broedel, “Fifteenth-Century Witch Beliefs,” in Levack,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71、Hans Broedel,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Theology and Popular Belief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tine Ostorero, “Un lecteur attentif du Speculum historiale de Vincent de Beauvais au XVe siècle: L’inquisiteur bourguignon Nicolas Jacquier et la réalité des apparitions démoniaques,”Spicae: Cahiers de l’Atelier Vincent de Beauvais 3 (2013).

72、此处及以下关于克雷默及其著作的讨论，主要参考：Broedel，“Malleus Maleficaru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另请参见：Tamar Herzig，“The Bestselling Demonologist：Heinrich Institoris's Malleus Maleficarum ，” in The Science of Demons ： Early Modern Authors Facing Witchcraft and the Devil , ed. Jan Machielsen (New York:Routledge, 2020), 53–67。

73、Broedel,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178.

74、Jakob Sprenger, Malleus Maleficarum , trans. Montague Summers (London: J.Rodker, 1928), 121.

75、Tamar Herzig, “Witches, Saints, and Heretics: Heinrich Kramer’s Ties with Italian Women Mystics,”Magic, Ritual, and Witchcraft 1, no. 1 (2006): 26; André Schnyder, “Malleus maleficarum” von Heinrich Institoris (alias Kramer) unter Mithilfe Jakob Sprengers aufgrund der dämonologischen Tradition zusammengestellt: Kommentar zur Wiedergabe des Erstdrucks von 1487 (Hain 9238) (Göppingen: Kümmerle, 1993), 62.

76、Broedel,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7–8.

77、关于印刷革命与欧洲猎巫热潮的关系，请参见：Charles Zika，The Appearance of Witchcraft：Print and Visual Culture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7); Robert Walinski-Kiehl, “Pamphlets, Propaganda, and Witch- Hunting in Germany, c. 1560–c. 1630,”Reformation 6, no. 1 (2002): 49–74; Alison Rowlands, Witchcraft Narratives in Germany: Rothenburg, 1561–165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Walter Stephens, Demon Lovers: Witchcraft, Sex, and the Crisis of Belie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Brian P. Levack，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London：Longman，1987）。有关一项淡化印刷术与猎巫之间关系的研究，请参见：Stuart Clark，Thinking with Demons: The Idea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78、Brian P. Levack, introduction to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1–10n13; Henry Boguet,An Examen of Witches Drawn from Various Trials of Many of This Sect in the District of Saint Oyan de Joux, Commonly Known as Saint Claude, in the County of Burgundy,Including the Procedure Necessary to a Judge in Trials for Witchcraft, trans. Montague Summers and E. Allen Ashwin (London: J. Rodker, 1929), xxxii.

79、James Sharpe,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5.

80、Robert S. Walinski-Kiehl, “The Devil’s Children: Child Witch-Trial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Continuity and Change 11, no. 2 (1996): 171–89; William Monter, “Witchcraft in Iberia,” in Levack,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268–82.

81、Sprenger, Malleus Maleficarum, 223–24.

82、Michael Kunze, Highroad to the Stake: A Tale of Witchcraf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87.

83、关于本案细节，出处同上；关于处决内容，请参见：Robert E. Butts，“De Praestigiis Daemonum：Early Modern Witchcraft：Som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in Witches， Scientists，Philosophers ： Essays and Lectures ，ed. Graham Solomo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0), 14–15。

84、Gareth Medway, Lure of the Sinister: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Satan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Broedel,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David Pickering, Cassell’s Dictionary of Witchcraft (London: Cassell, 2003).

85、Gary K. Waite, “Sixteenth-Century Religious Reform and the Witch-Hunts,” in Levack,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499.

86、Mark Häberlein and Johannes Staudenmaier, “Bamberg,” in Handbuch kultureller Zentren der Frühen Neuzeit: Städte und Residenzen im alten deutschen Sprachraum, ed. Wolfgang Adam and Siegrid Westphal (Berlin: De Gruyter, 2013), 57.

87、Birke Griesshammer, Angeklagt — gemartet — verbrannt: Die Opfer der Hexenverfolgung in Franken [Accused—martyred—burned: The victims of witch hunts in Franconia] (Erfurt, Germany: Sutton, 2013), 43.

88、Wolfgang Behringer, Witches and Witch-Hunts: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4), 150; Griesshammer, Angeklagt — gemartet — verbrannt, 43; Arnold Scheuerbrandt,Südwestdeutsche Stadttypen und Städtegruppen bis zum frühen 19.Jahrhundert: Ein Beitrag zur Kulturlandschaftsgeschichte und zur kulturräumlichen Gliederung des nördlichen Baden-Württemberg und seiner Nachbargebiete (Heidelberg, Germany: Selbstverlag des Geographischen Instituts der Universität, 1972), 383.

89、Robert Rapley, Witch Hunts: From Salem to Guantanamo Ba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23.

90、Gustav Henningsen, The Witches’ Advocate: Basque Witchcraft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1609–1614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80), 304, ix.

91、Arthur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A History of Man’s Changing Vision of the Universe(London: Penguin Books, 2014), 168.

92、参见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第14章：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New York: Harper, 2015), chap.14.

93、请参见：Dan Ariely，Misbelief： What Makes Rational People Believe Irrational Things（New York：Harper，2023），145。

94、Rebecca J. St. George and Richard C. Fitzpatrick, “The Sense of Self-Motion, Orientation,and Balance Explored by Vestibular Stimulation,” Journal of Physiology 589, no. 4(2011): 807–13; Jarett Casale et al., “Physiology, Vestibular System,” in StatPearls (Treasure Island, Fla.: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3).

95、Younghoon Kwon et al.,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n Sleep: Time to Wake Up,”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25, no. 2 (2020): 61–68; Darae Kim and Jong-Won Ha, “Hypertensive Response to Exercise: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Clinical Hypertension 22, no. 1(2016): 17.

96、Gianfranco Parati et al.,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ts Relevance for Cardiovascular Homeostasi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Hypertension Research 43, no. 7( 2020): 609–20.

97、“Unitatis redintegratio” (Decree on Ecumenism), Second Vatican Council,Nov. 21, 1964, 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vat-ii_decree_19641121_unitatis-redintegratio_en.html.

98、Rabbi Moses ben Nahman (ca. 1194–1270), 参见《申命记》17：11。

99、Ṣaḥīḥ al-Tirmidh ī, 2167; Mairaj Syed, “Ijm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slamic Law,ed. Anver M. Emon and Rumee Ahm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71–98;Iysa A. Bello, “The Development of Ijmā‘ in Islamic Jurisprudence During the Classical Period,”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Controversy Between Philosophy and Orthodoxy:Ijmā‘and Ta’Wīl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al-Ghazālī and Ibn Rushd (Leiden:Brill, 1989), 17–28.

100、“Pastor aeternus,” First Vatican Council, July 18, 1870, www.vatican.va/content/pius-ix/en/documents/constitutio-dogmatica-pastor-aeternus-18-iulii-1870.html; “The Pope Is Never Wrong: A History of Papal Infallibility in the Catholic Church,” University of Reading,Jan. 10, 2019, research.reading.ac.uk/research-blog/pope-never-wrong-history-papal infallibility-catholic-church/; Hermann J. Pottmeyer, “Infallibility,” in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Online (Leiden: Brill, 2011).

101、Rory Carroll, “Pope Says Sorry for Sins of Church,”Guardian , March 13, 2000,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0/mar/13/catholicism.religion.

102、Leyland Cecco, “Pope Francis ‘Begs Forgiveness’ over Abuse at Church Schools in Canada,”Guardian, July 26, 2022,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l/25/pope-francis-apologizes-for-abuse-at-church-schools-on-visit-to-canada.

103、关于制度性的教会性别歧视，请参见：April D. DeConick，Holy Misogyny： Why the Sex and Gender Conflicts in the Early Church Still Matter（New York：Continuum，2011）;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London:Robinson, 2006), chaps.3, 4, and 8; 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New York：Crossroad，1994）。关于反犹主义，请参见：Robert Michael，Holy Hatred: Christianity, Antisemitism,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7–19; Robert Michael, A History of Catholic Antisemitism: The Dark Side of the Chur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James Carroll，Constantine's Sword： The Church and the Jews（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2），91–93。关于福音书中的偏见，请参见：Gerd Lüdemann，Intolerance and the Gospel: Selected Texts from the New Testament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7);Graham Stanton and Guy G. Stroumsa, eds.,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Early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sp.124– 31。

104、Edward Peters, ed., Heresy and Authority in Medieval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chap.6.

105、Diana Hayes, “Reflections on Slavery,” in Change in Official Catholic Moral Teaching, ed.Charles E. Curra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8), 67.

106、Associated Press, “Pope Francis Suggests Gay Couples Could Be Blessed in Vatican Reversal,”Guardian, Oct. 3, 2023,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oct/03/pope-francis-suggests-gay-couples-could-be-blessed-in-vatican-reversal.

107、Robert Rynasiewicz, “Newton’s Views on Space, Time, and Motion,”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ed. Edward N. Zalta, Spring 2022 (Palo Alto, Calif.: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22).

108、请参见：Sandra Harding，ed.，The Postcolon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Reader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gustín Fuentes et al., “AAPA Statement on Race and Racism,”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69, no. 3 (2019): 400–402; Michael L. Blakey, “Understanding Racism in Physical (Biological) Anthrop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75, no. 2 (2021): 316–25; Allan M. Brandt, “Racism and Research: The Case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Hastings Center Report 8, no. 6(1978): 21–29; Alison Bashford, “‘Is White Australia Possible?’: Race, Colonialism, and Tropical Medicin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 no. 2 (2000): 248–71; Eric Ehrenreich,The Nazi Ancestral Proof: Genealogy, Racial Scienc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9、Jack Drescher, “Out of DSM: Depathologizing Homosexuality,”Behavioral Sciences 5,no. 4 (2015): 565–75; Sarah Baughey-Gill, “When Gay Was Not Okay with the APA: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Homosexuality and Its Status as Mental Disorder,”Occam’s Razor 1(2011): 13.

110、Shaena Montanari, “Debate Remains over Changes in DSM-5 a Decade On,”Spectrum,May 31, 2023.

111、Ian Fisher and Rachel Donadio, “Benedict XVI, First Modern Pope to Resign, Dies at 95,”New York Times, Dec. 31, 2022, www.nytimes.com/2022/12/31/world/europe/benedict-xvi-dead.html; “Chief Rabbinate Rejects Mixed Male-Female Prayer at Western Wall,”Israel Hayom, June 19, 2017, www.israelhayom.co.il/article/484687; Saeid Golkar, “Iran After Khamenei: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Middle East Policy 26, no. 1 (2019): 75–88.

112、请参见：Kathleen Stock，Material Girls： Why Reality Matters for Feminism（London：Fleet，2021），书中谈及她在批评性别研究的主流观点之后受到怎样的苦难；以及参见：Klaus Taschwer，The Case of Paul Kammerer： The Most Controversial Biologist of His Time，trans. Michal Schwartz（Montreal：Bunim & Bannigan，2019），书中谈及保罗·卡默勒的实验似乎违背了当时关于遗传的正统观点，受到各方的批评。

113、D. Shechtman et al., “Metallic Phase with Long-Range Orientational Order and No Translational Symmetry,”Physical Review Letters 53 (1984): 1951–54.

114、关于准晶体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参见：Alok Jha，“Dan Shechtman：'Linus Pauling Said I Was Talking Nonsense，'”Guardian，Jan. 6，2013，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3/jan/06/dan-shechtman-nobel-prize-chemistry-interview; Nobel Prize, “A Remarkable Mosaic of Atoms,” Oct. 5, 2011, 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2011/press-release/; Denis Gratias and Marianne Quiquandon, “Discovery of Quasicrystals: The Early Days,”Comptes Rendus Physique 20, no. 7–8 (2019): 803–16; Dan Shechtman, “The Discovery of Quasi-Periodic Materials,” 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 July 5, 2012,mediatheque.lindau-nobel.org/recordings/31562/the-discovery-of-quasi-periodic-materials-2012.

115、Patrick Lannin and Veronica Ek, “Ridiculed Crystal Work Wins Nobel for Israeli,” Reuters,Oct. 6, 2011, 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7941EP/.

116、Vadim Birstein, The Perversion of Knowledge: The True Story of Soviet Science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2001).

117、Ibid., 209–41, 394, 401, 402, 428.

118、Ibid., 247–55, 270–76; Nikolai Krementsov, “A ‘Second Front’ in Soviet Genetic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Lysenko Controversy, 1944–1947,”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9, no. 2 ( 1996): 22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