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木心

张岪与木心  作者:陈丹青

《新周刊》:木心和我们的时代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陈丹青:木心结结实实活在“我们的时代”,饱尝他那辈人的种种侮辱。他只有一件事可以拒绝时代,就是文学艺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出国,也就是二十二岁到五十五岁之间,他从不发表作品。

多少人六十多年来都在巴望“时代”收容,木心不然。他刚在中国台湾报纸发散文时,我劝他寄回中国大陆,他不愿意。

从传播层面看,木心的书六年前出版了(他七十九岁),今年《文学回忆录》面世(在他逝世一周年),木心终于和“时代”发生了关系;但你读他所有文字,你会同意,他的内心、语言,他的个人立场,和我们的时代没有关系。

《新周刊》:我们试着找到描述他的关键词——局外;观望;离线;不在场;还有人答,陈丹青。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们时代的局外人,观望者,不是没有,但未必在木心的状态和层次。“离线”是指什么?还有“不在场”?木心在中国大陆这个“场”长达三十三年。他在上海的单位是工艺美术工厂——这单位与我们知道的那个木心,简直难以勾连——位于石门二路,我老家在石门一路,小时候常去那里奔跑玩耍,说不定他正在马路上走。

他和时代的关系是因为“我”吗?太奇怪了。我哪里能代表时代。我认识他之前,他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个人不和时代玩,但不会不和人交往。

《新周刊》:木心太难界定,我们曾想过一个说法——木心,一个人的中国。或一个人的中国腔。

陈丹青:为什么要“界定”木心?你怎么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摆平了么?

“一个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语言:大字眼。

《新周刊》:我们的语境发生了问题?

陈丹青:密密麻麻的问题。如果觉得木心有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照木心的说法,“问题大到了好像没有问题”。

《新周刊》:我们在谈木心时,想寻找他的一个镜像,他在这个时代的对立面。找到一个关键词——粗糙感。同这个时代的粗糙感对照,木心算是精致的吗?

陈丹青:他精致,我们粗糙?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试着不粗糙,就精致了吗——其实是贫薄、单一、匮乏、混乱。这时忽然出现木心,于是我们想到“粗糙”。“粗糙”,只是文字现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质。但说木心“精致”,也没有说出他。我刚认识他时,他就说,做艺术家,做文人,要有点“草莽气”,不然不会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艺人来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说粗糙,则他顶顶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氏写得“毛毛糙糙”,简直“望粗兴叹”!

《新周刊》:我们现在必须打破这个状况,木心是木心,我们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木心永远会被这个时代孤立的。他真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里面能不能建立某一种联系,一种共性?

陈丹青:“打破这个状况”也是套话。何况你怎么打破?打破得了吗?打破了又怎样?

木心被时代孤立,那就被时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选择,求仁得仁。

固然,没有这六十年的一切,我们本来和木心在分享一个大语境,或许会有争议,好比胡适与林琴南、鲁迅和梁实秋,打打笔仗。

现在《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有一个读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写给群众看的,他写给一个人一个人看。

《新周刊》:对。我们怎样去寻找到一个通道,能够让木心更加顺畅地进入到读者群体,大家接受起来更容易?比如我们刚才谈到时代是时代,木心是木心,完全隔离。我们要是换一种思路,有没有共性,比如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愿意谈论艺术,都愿意去爱。

陈丹青: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动辄大字眼,喜欢夸张,急于定性。把木心说成仙人,或对他冷漠,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你要是听他话家常,谈小市民、乡下人,谈单位里弄堂里的鸡毛蒜皮,谈怎样做菜,穿衣,怎样调情,你会发现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健康的老头子。”

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陈村说,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读读他。结果倒是许多八〇后九〇后读起来了,未必懂,但愿意读。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说,汉语好像就该是这样的。年轻人不一定讲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汉语,对的汉语,自有说服力。许多八〇后告诉我,他们不读五〇后六〇后写的任何东西。

木心不和时代玩,但他的文句会和各种人玩,只要你愿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读者回应,说读了他讲文学课,开心死了,从头到尾狂笑,疯了。我相信。八十年代我们与他通宵聊天,他常把大家逗得狂笑,跌到椅子下面去,爬起来坐坐好,他又来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调皮的。他见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画画写作,他根本不谈文艺,目光炯炯地沉默着,装得什么都不懂。

《新周刊》:这个通道能不能建立起来?木心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人,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陈丹青:他没在说外国话。我们读不懂他,看他不起,是我们离开自己,离开本该如是的状况,太远了。

《新周刊》:我们还没有成为应该是的那个自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己了。这样说有些沮丧。

陈丹青:我感激他,自从我认识木心,沮丧被唤醒了,从此我开始改变。

《新周刊》: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文坛和木心还是没有对话。

陈丹青:没有,起码的交集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对话?木心也从来不和“我们这个文坛”对话呀。

《新周刊》:我问过很多作家,对木心怎么看。他们似乎都是不屑一顾。如果他们了解木心,仍然视而不见,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陈丹青:对,不屑一顾。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傻乎乎跟人说木心,带去见他,后来发现好多人心里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一样。人会佩服他的才智,但心底里觉得这老头没成功,没名气,没被承认。他们看得起陈逸飞之类,看得起成功成名、有靠山有势力的人——他们那是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是否因为文人相轻?你的文章不如我的?

陈丹青:如果是文人相轻的生态,你骂我,我贬你,那可好极了,那是人性的常态。现在不这样。现在是不吱声。

有名头有地位的,如果说他不佳,第一反应——你是谁?第二个反应,这人牛了,我往哪里摆?

《新周刊》:关键是这种权力思维不自觉,不自知。

陈丹青:没有别的话语,没有别的思维。

《新周刊》:我们都在这个话语场里头,感觉不到。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说话。一旦放到另一个文化空间,差异立马就出来了。这也是文坛最大的问题。

陈丹青:文坛里还是有不少正派书生。但是大面积的集体人格,照八十年代的说法,就是被异化了,集体异化,长期异化。所以木心出现,反倒变成非我族类。

《新周刊》:像这种不可对话,木心他自己有感觉么?

陈丹青:当然有,从来就有。他那副挽联:“此心有一”、“彼岸无双”,就是在看对岸这群人。

《新周刊》:他说,“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评价过自己,有人说出来,有人熬住不说”。木心公正地评价过自己吗?

陈丹青:他介于“熬住不说”和“说出来”之间。他实在是长期默默无闻,一个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憋不住的。他一定会说,问题只在怎么说,对谁说。上文学课那些年,他会顺口说到这类“私房话”。木心走了,我才公布文学课笔录。

《新周刊》:他极为推崇陶渊明,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陶渊明。

陈丹青: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朴素大气的。他说到哈代,曹雪芹,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脸上佩服透顶。不少人讨厌木心,说他做作,小气,太精致,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不想在这里说。我的问题反过来:我们恐怕不知道,也不承认,我们的语境是一片泥浆,一片浑水,哪里懂什么叫“做作”?什么叫“小气”?

《新周刊》:他隐居的态度跟陶渊明的影响有关系吗?

陈丹青:这是天性。换在一九四九年前,换在法国英国,他也会隐居。他是“老牌个人主义”,生来不喜欢“群众”,同时,非常害羞。但他和所有艺术家一样,渴望名满天下。他退避,隔绝,知道自己是天才,同时渴望被阅读,渴望光荣。

《新周刊》:对于误解他是自知的?他还说过:一个人的知名度来自误解。

陈丹青:木心是个老作家,可是论发表与传播纪录,他是个“雏”。他十三四岁开始写作,将近六十岁才看见自己的书印出来,知道他的书摆在台北书店里。他长期不能遭遇合适的、保有自尊的出版机缘,但他私下会把自己的诗和散文亲手做成书的模样,封面,衬里,扉页,都弄得很精致,很朴素。以后会放在纪念馆里,给大家看。

他的期待跟任何文学青年是一样的。可是作品发表后,误解就来了——他以为这样清通明白的文字,大家会懂的,可当时中国台湾大部分读者的回馈,失之千里。他很苦恼。我知道这是刚发表作品的人都会有的感觉,就跟他讲:“出名一定是被误解的,你还早呢!”他听了一激灵,若有所思地笑,回去后给我电话,说:“这倒是个说法。”他从此好像释然了。

后来他就把这意思写成一句话:知名度来自误解。

你们没见他刚发表作品的兴奋,跟十八岁的韩寒蒋方舟一样。快六十岁的人,喜滋滋看自己印成铅字的版面,所有《华侨日报》《中国时报》的副刊,只要有他一个角落的文章,他就剪下来,用手艺粘贴成很好看的版式,拉我陪他去唐人街复印,分送给大家。我们一老一少坐在书店地上数那些复印件,数到一半他又调皮了,说:“古人的成语真好,‘坐地分赃’,一定要有‘坐地’两个字!”

据说张爱玲也一样,她不回应读者,但评论她的文章,都会读。

《新周刊》:这对应了他另一句话——所有人类的文化都是自恋。

陈丹青:对啊。可爱的自恋。我们二十几岁就经历了这种虚荣,他到晚年才尝到一点点。他在书架上排满他的书,自己过瘾,然后对我说:“喔哟!我的作品太少了!”说时满脸羞愧。他喜欢给人签书,谁拿着他的书请他签,他很享受。但他回国后根本不出席签售会。

你会在每件事上找到他的矛盾,但他展示矛盾,自贬自褒,自褒自贬,一路讲下来。他对所有作家,所有事,都是话说出去,又说回来,说回来,又说出去。

《新周刊》:这就是我们对木心所有误解的来源,因为隔着。为什么说他是局外人?为什么说他跟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格格不入?从白话文的传统就能看出来。木心跟我们不在一个系统里。

陈丹青:对木心的大部分误解,是对我们自己不解。说他是“局外人”,等于说,你是局内人;说他“隔”——是的,太隔了——其实是我们与他隔。你谈任何一个中国大陆作家,不难,那家伙就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很多概念可以分享,到木心那里,没了,我们的词语会失效。

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讨厌他。

《新周刊》:有人会拿鲁迅和木心做比。

陈丹青:论练达、老成、语感,是会想起鲁迅那代文气。但木心的命运和语境跟鲁迅截然相反。鲁迅跟时代的关系太清晰,一出道就赢得时代,后来他和时代闹别扭,也是那个时代的戏份之一。木心没有,一点都没有。六年前他在中国大陆出书后,才和这个时代有了一丁点传播关系。他会关注读者的回应,但他置身事外。当时不少媒体、大学邀请他,他完全可以投稿,上电视,做讲演,至少跟大家见见面,但他不。他永远躲着。

《新周刊》:你说木心是实践了尼采那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陈丹青:多少英雄好汉、饱学之士,拼命靠拢时代,生怕给时代甩了。你竟敢不理会时代?!你找死啊!

木心和尼采这句话的关系,大可谈论。《文学回忆录》不断谈到这个话题:艺术家要不要介入他的时代?他的回答很简单:介入,不介入,你得拿出艺术,艺术不好,介入不介入,都没用,都虚空。

《新周刊》:让我特别激动的是木心批判时代的那些说法。

陈丹青:对木心的误解和反感,焦点就是他跟时代的关系。大家心理上会被他冒犯,因为谁都在和时代混。木心从来清楚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给时代吞没。

要读历史。读近代史。明面上,左翼给当时的讯息不全是政治,而是道德。人可以拒绝政治概念,但道德攻势一来,扛不住了。多少大知识分子,有产有业的家族,都声援左翼。他们反感当时的国民党,巴望改变。

当时刚从法国回来的一位姓华的建筑师,曾经担任新北京城市规划的技术首脑——当然,后来也成了“右派”——住在上海,开门一看满地坐着兵,立即上楼烧了大锅牛肉汤给马路上的解放军吃。

世界范围都是这样。二战前后多少有头有脑的大人物都是左翼。艺术家更不必说,什么阿拉贡之类,振振有词,一天到晚开会讲演撒传单。现在美国左翼势力还很大,住在上好的公寓里,喝着红酒,拿着高薪,一辈子痛骂国家。

木心很诚恳地对我说,那个年代不向往革命的人,是有问题的,他也闹过学生运动,参过军,反感国民党,说民国许多事一塌糊涂。

这问题不该安到木心头上,说:好厉害!他怎么看出来?真命题是:我们这么晚才看出来啊。

对木心来说,事情很具体:怎么保全自己。太多人像狗一样死掉了。有尊严的死,是自己动手。

《新周刊》:就像安·兰德说的——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陈丹青:不。不要以为木心孤高隔世。他从不假定他的读者是一小撮高雅的人。他晚年有段笔记排列了他诚心诚意想象的读者,包括贩夫走卒,各色人等。

我有兴趣的是:为什么木心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七〇后八〇后?现在包括九〇后。

《新周刊》:跟你有关系么?很多年轻人是你的读者。

陈丹青:传播效果上,跟我有小部分关系。我这些年帮年轻人说话,他们愿意走来听听。问题是,如果我推介的不是木心,年轻人也起哄吗?不会的。有灵性的年轻人有直觉,会辨别。

不要夸张我的作用。据我所知,反倒因为我的推介,牵累了木心,原因你应该知道吧,说是作秀,捧,托儿,等等,对我的侧目反感,迁移到老先生那边去了。但我没办法,我得出面,不然他出来太难。

还有,如今年轻人读些什么?我介绍木心时说,不是你阅读他,是他阅读我们。好几位青年起初不解,现在对我说,明白了。你想想,每天打开报纸,大家书架上的书,网上的一切:我们在读什么?

《新周刊》:什么时候发现中国台湾也是在误读木心的?

陈丹青:一九八三年木心在纽约的港台报纸发表文章,一发表,读者叫起来,包括高中生。马上有人说,像梁实秋,像七等生(当时中国台湾走红的一位作家),等等,习惯性比附。木心知道了,当然很别扭。

《新周刊》:他在西方也是,他没有归属于某一个语境。所以人们很难对他作出评价。

陈丹青:会有很简单的结论——其实这结论也很粗糙——就是,他的汉语很美。看起来这是很雅的评价,其实不对。什么叫汉语很美?他的语言是讲究,可你读他文章,还有讲课,只是“汉语很美”吗?

《新周刊》:那他对他和时代之间的这种错位,他有什么说法么?会不会跟你抱怨?

陈丹青:当然,从来没停止过。他得有个人讲,我是那个听者。

但他的抱怨常是说笑话的方式。有一次我聊起鲁迅写爱罗先珂,写这位俄国老兄当年的文艺腔“寂寞啊,寂寞啊,沙漠般的寂寞”,木心接口就说:

“不懂啊,不懂啊,沙漠般的不懂。”

他常常是听着你说话,同时转自己的念头,立刻成句。

《新周刊》:他内心里有没有一个可以和他比附的对象?还是只能向古代去找?

陈丹青:他不比附。他在意读者的回应,同时又感到被误解。他知道会这样,只是现在发生了。

《新周刊》:六年前你把木心推介至中国大陆,六年后,你还会替木心惋惜吗?或者,会为那些读不到木心的人惋惜吗?

陈丹青:不会。我从未期待所有人读木心。有人读我就开心。绝大部分人不读任何东西。

我也不替木心惋惜,这一生是他选择的,他承受了这个选择。但我替他痛心。他后半生是个孤儿。二十九岁到将近五十岁,数度被非法囚禁。我也痛心他出国后的遭遇。不是指清贫——他生活得蛮好,有尊严,写写画画,种花做菜——但你去问问五十多岁的中国文艺家,谁愿意,谁敢,孤身一人出去,重新开始?

这是他最多产的时期,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五十六岁后重新写作,初次发表。我替他骄傲。但无论如何,跟他讲课中提到的大部分作家比,有谁经历过这样的一生?晚年获得自由,但毕竟是流亡。你们没流亡过,更没在晚年独自流亡。可是木心说到出国,只说那是“散步散远的意思”——这不是潇洒,而是,他不肯诉苦,不玩儿伤感主义。

每个人出国都不易。但我看人,顶顶在乎才华,何况他是木心,金贵的人——有一次我俩又谈起鲁迅,他送我下楼时说:“这帮赤佬哪里是鲁迅对手,人家鲁迅是星宿下凡哩!”——我多希望他能有更好的一生。大半辈子没人尊敬他,他的所有平衡是靠自尊。

你想,我们这群家伙,年纪轻轻出名,中年后生活好起来,被尊敬,被社会当个角色。可是没人知道木心,知道了,冷笑热骂——张爱玲晚年孤绝,可她很早知道自己是somebody——我告诉你,小范围内,我清楚谁在冷笑,谁在热骂。木心使我看清若干嘴脸。

他的文学隔了翻译的鸿沟,这是他在乎的事。再有,他的画,有点像昆德拉讲雅那切克:在他那个时代,他超前了,到了可以公开,又相对过时了,这是悲剧。

所以我眼看他死了,说不出的痛心,但我不替他惋惜。

《新周刊》:你曾叹息我们今天“没有好的长辈”。熊培云说,现在中年人消失了。到底是长辈没了更危险?还是年轻人没了更危险?

陈丹青:希腊早先的传统很厉害,小孩长到一定时候,送出门,找个大人带他。古中国也这样,“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前提是有师傅。别以为师傅就是教授。从前弄堂里的乡下人都知道调弄小孩。木心最怀念带他长大的老佣人“海伯伯”,海伯伯给他讲故事,带他玩,木心讲起来活龙活现,到老还想念他,就像鲁迅想念闰土一样。

《新周刊》:我很能理解这句话。你自己错忙瞎练,你到哪个境界,你的师傅看得是一清二楚。你一点都瞒不过他的。你的一点小伎俩、小眼神、小算盘,全看得清楚。你的火候、你的心情急不急、你有没有私心杂念,全看得出来。但我不太理解,中年人没了更危险,他们这代人有很大的问题吗?

陈丹青:木心会从一句话,给你分析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引耶稣某句,说其实耶稣不喜欢这个人,但又不能点破,就顾左右而言他。还分析老子那句“民不畏死”,列出六七条解读——我们现在不会说话,也不会“听”,不会解,不会读。他说现在不解反讽了,说我出了本《退步集》,大家就说:看啊!他自己都承认退步了。

木心回来不接受采访。你说得妙,可是对方不会“听”,你没快感——不会说话的人一定也不会“听”,两头出了大问题。这些,有大人给你解,太不一样了。

《新周刊》:我读《文学回忆录》有个体验——我不觉得他在讲,和他写的是一样的。他的述和作,和谐一致,非常优美,非常干净。

陈丹青:曹立伟说得好,他说好的作家,文章和聊天一定是对应的。木心讲话非常清楚——很难啊,你清楚清楚看!

《新周刊》:木心还说过,孔子述而不作,他是作而不述。

陈丹青:可以写一篇作和述的论文: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系,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传播和著作的关系。

《新周刊》:我想谈论知行合一的问题,你曾说年轻人要知行分离,否则在这个空间没法活下去。木心会怎么看?他是知行合一的人吗?

陈丹青:他不用这种词。教导的、励志的、格言式的话语,他不说。凡有目的性的话语和事情,他都不感兴趣,而且警惕。知行合一,你仍在指向一个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又指向道德规范。不,他没有的。他说:“你要在我书里找我的人生观,找不到的。”——这句话很难解,但很重要。我们半个世纪的写作和话语,就是一个表态的、定性的口号系统,木心不入这套话语的。

《新周刊》:我觉得木心的思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各种化学反应。

陈丹青:你找到木心“这个”意思,发现他已经移到“那里”,你赶过去,他又换位置了。他有个脉络,在这脉络上找寻各种变化,各个面向。他很在乎不要把话说过、说死。他改自己文章,改来改去,就在改这类词语的细微的偏差。

《新周刊》:你一个字一个字录入,很耗时,当中哭过没有?笑过没有?

陈丹青:从录入到两三次校对,我等于重上了几回课,不断大笑,笑得抽筋,然后会伤感。上周去乌镇,我带了这本书放在先生骨灰盒旁边。不能经他同意了。他真的说过这么多话,现在变成一本书。

《新周刊》: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品相,你满意吗?

陈丹青:封面是陆智昌设计的,他抓住一个木心的符号,就是礼帽。我在慢慢接受它,它原来不过是我藏在柜子里的笔记。先要把事情做成,希望将来有可能完善这个版本,但怎么完善,我不知道。每件作品诞生后,交到很多人手里,开始自己的生长过程。这一切会不会改变这本书,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刚刚开始。

《新周刊》:你觉得这本迟来的《文学回忆录》够木心吗?

陈丹青:里面每句话都是木心说的。我可能漏记,但绝不添一句一字。晚年他几乎忘了这件事,从不提起。现在他死了,大家读到这本书——从此对木心的各种解读,包括利用,就开始了。这是无法控制的过程。

要说明一个误区:有心思干净的青年对我说,陈老师你用不着这样累,这样苦心推木心,他要清静,他与世无争——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人无知,对木心无知,是善意的风凉话。我很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是木心生前极端渴望的。唯一不能与他商量的,是怎么去做。木心爱文学,而真的文学,爱的是人,他对已知的几位小读者,非常珍重在乎,笔记里会一个个写上他们的名字。

《新周刊》:就是开始说的错位,包括地域和时间上的。

陈丹青:你告诉我,可有另外一个人,七十九岁了,才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书?陶渊明埋没几百年,曹雪芹生前无闻,但那是前传播时代,今天是手机时代,微博时代,阿狗阿猫都有粉丝。

《新周刊》:一群画家,在纽约,让木心来讲世界文学,是你们需要文学史这个养分,还是需要木心?

陈丹青:就是想听木心说话,他也乐意我们在听。每堂课都很安静,听他缓缓地讲,休息时,我和木心到外面去抽烟。

《新周刊》:我想接着刚才说的无产阶级文艺。因为现在的传媒,比如《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其实还属于无产阶级文艺范畴。

陈丹青:当然属于。所谓“无产阶级文艺”,是指前三十年累积的、前三十年培养的人,开始在后三十年写东西,语言、思路、人格,甚至激情模式,根子是前三十年。即便弄当代艺术、实验小说、前卫作品,但语言系统,感受方式,对整个文化的理解,很难摆脱前三十年的塑造,我自己也一样。

木心说:“他们有他们的整体性。”这个整体性从来就在。

《新周刊》:就像电影一定要有主题性,要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等等。要分析一篇文章的主题和中心思想、艺术特点是什么。很多杂志的选题就是语言暴力。

陈丹青: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简单。近三十年,所有文艺人都想突破,都汲取新东西,但是内里的教条,全部在,管束也都在,种种扭动挣扎,怪姿势,看过去像是创新,或者,以为在创新。

《新周刊》:在这个大语境下,我们理解木心肯定是发生问题的。

陈丹青:但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呀。

《新周刊》:我想知道,木心有过一个“杀死木心”的阶段么?还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木心。

陈丹青:他的狱中手稿有五段被解读发表了,收在二月的《温故——木心纪念专号》中。你去看看,“文革”中他就这么写了。可惜现在找不到他更早期的稿子。这不是一夜间可改变的。

木心对五四从未满意过。他不漏掉西方一战二战前后的作家,但他没有单上一课专讲五四新文学。

他在乎文体,在乎天分。照他说法,五四后,一个鲁迅,一个张爱玲。我问沈从文怎样?他说:“好的,很会写的,聊备一格。”这话其实中肯,“聊备一格”不是贬义。可你现在如果说沈从文不怎么样,那还得了?木心还很喜欢汪曾祺的一篇《陈小手》,特意给我看,说是写来“游刃有余”。

他顶喜欢的作家是高阳,专门推荐我看,杨乃武小白菜之类。我通宵读了,他好开心——木心喜欢高阳,是一个讯息。眼下爱木心的青年写起他,十之八九理解成如何唯美、超然,我读了不舒服,太花枝招展了,是在讲年轻人自己的文学幻觉。木心的趣味,那种质直的、带咸味的、南货店式的、老辣皮实的一面,年轻人没反应。

聊备一格的所谓“格”,好比菜式,冷盘、热炒、红烧、清蒸……可怜中国“聊备一格”者太少了,要是有一格一格好多格,好多层次,好多类别,其中有个木心,我们谈他就顺多了。

《新周刊》:刚才讲到离线状态,现在的人如果处于不在场,不在线状态,就恐慌。但出现了木心这么个不在场的人。近距离远距离观察木心,我们在这么大信息量的空间,会觉得有这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也是否导致我们误读木心?

陈丹青:出现了,你不认得,知道了,冷笑热骂。除了青年,中年人几个在乎?一次办活动,有个六〇后公知当面对我说:“老陈你推荐那个木心,不行啊,根本没法看!”

你知道,木心书刚出,三联的朱伟立即作文贬斥。

还有若干五〇后当代英雄。去年木心刚死,大约听说这件事舆论有点动静吧,美术界理论名家彭德先生就摆出一副公允面孔,著文辨正,兼带教训我,题目是“木心:大师中的大师?”,上来就生造我从没说过的话——照鲁迅说法,先给你涂个花脸——然后说,木心博学,不过是从民国《万有文库》来的。

我真叫悔不迭,早知道去弄套《万有文库》,我不也成木心了吗。

你说信息量太大,容易错过,你以为英雄好汉粗心吗?彼此细细盯着呢。出面嘲骂算老实的,阴暗的角儿,默不吱声。“文革”后,八十年代,大家倒是蛮真心的,醒过来,忽然发现咱们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都不知道,大热,大谈。再后来就拼命找,一会儿找出一个,一会儿找出一个,陈寅恪啊,顾准啊,张中行啊,我回国时正在大谈季羡林、文怀沙、王世襄。

《新周刊》:这种寻找,打捞,是我们被唤起了主动性么?

陈丹青:正相反,我们这才明白几代人多么被动。我们是没有记忆的群体。八十年代开始翻箱倒柜——沈从文等等曾经是名作家,生生给埋了,再挖出来——好了,现在大概搜光了,你很难找到一个人,从清末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重要的不是找老人,而是寻找被切断的来源,找到我们自己的方位。

《新周刊》:这也是当今时代的病啊,怀疑一切,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看一切。

陈丹青:不,不是怀疑一切,而是不相信。如果是怀疑就好了。所谓怀疑,是指怀疑那些众人历来相信确认的大事理。不相信,是受够了骗,连自己也不相信——怀疑者有本钱的。我们除了一再被骗,还有什么?

《新周刊》:换句话说,有A,才能怀疑B。

陈丹青:“有你说的那么好吗?算了吧!”这就是我推介木心时许多眼神递给我的讯息。难怪的。大家给骗够了,突然你扔出一个人,告诉他,你可以相信了,他的本能是:No,炒作而已。最近还有人说,推介木心是陈某人的“投资股”。你瞧,这是怀疑吗?

《新周刊》: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庸人之心度天才之腹。

陈丹青:目前为止,我还没评论过木心的文学绘画,一篇没写过。眼下和你谈,也只随口讲讲,不是评价。过去十多年,第一要安顿先生的晚年,说服他回来,第二是让他看到自己的书在祖国出版,第三是他的病与死,都要在场,第四,就是弄这本笔录,第五,这些日子做木心逝世周年专号。

此后还有美术馆许多事。总之,我推介木心,但不评论。诸位要是愿意,先读他,慢慢来。

《新周刊》:目前是这个时代认知和接纳木心的一个节奏?

陈丹青: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我会旁观这个节奏。

《新周刊》:这个“太早”里面又有一种“太迟”,所以木心说自己“一生都是错的”。

陈丹青:他在每件事上都错位。和市面上新老作家比,木心被阅读的资历太浅太浅了。此事足够荒谬,足够动人。

《新周刊》:我看《文学回忆录》和之前看木心八种的感觉不同,我会替木心觉得委屈,他太该被更多人知道了。

陈丹青:世面多势利,市场多无情!出书没人叫叫,据说上市后几周卖不动,就下架,就完了,我绝不能让木心的书给这么糟蹋。

在美国,我差不多是他哥哥,我要领他做很多事,移民局办手续,交税,租房子,买东西……我归国那年,木心说:“你走了,等于纽约市长走了。”他躺在病床上,到他死,我老是摸他脑袋,像是我的孩子。

木心真有这个魔力,你稍微放下自己,读它,他会给你点亮一小时,之后又暗下去了。你在说他的时刻,比你平时好。画圈子里,我一路给多少同行吆喝叫好,问题是,木心尺寸太大,怎么办啊。

《新周刊》:木心在文学史里大量讲什么是快乐哲学,什么是他认为的喜怒哀乐?

陈丹青:日常生活中,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你我的喜怒哀乐。他的观念是对应的。他反复提及悲观主义、宇宙观,都是很难很难被接受的,辩不清的。要注意,他讲悲观主义,同时讲快乐主义,讲酒神精神。他对每件事至少有一对观念。

《新周刊》:怎么享受生活和欲望,但他又说把欲望应该关住。

陈丹青:他经常谈论死。谈起性,也谈到死。

《新周刊》:那种矛盾性体现在他的每个细节上。

陈丹青:不是“矛盾性”,是复杂感。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感,他最感兴趣。

《新周刊》: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快乐哲学。现在所谓的成功人士的快乐就是:挣钱,和性。

陈丹青:那不是快乐哲学,也不是酒神精神,因为背后没有悲观主义,也没有——照木心的说法——时时刻刻的死的恳切。

《新周刊》:读木心能够照射这个时代的浅薄。

陈丹青:大部分时代是浅薄的,木心是在对不甘浅薄的人说话。你问他这些观念怎么会有,他在文学课中给你兜底翻出来。希腊、先秦,耶稣、莎士比亚、曹雪芹……有一组人物他翻来覆去说。这牵扯到他的另一个命题:天才。他总结哪个时代没有好文艺,一句说死:不出天才。你仔细想想,真是这样的。关于超人,他说超人早就有过,早就死了。超人和人类没关系的。他不相信进化论,他说尼采的超人还是进化论。尼采听到,肯定愣半天。

《新周刊》:因为他也受到达摩的影响,他最喜欢的三个人是达摩、老子和耶稣。那他说的天才论,是否可以从轮回去解释?

陈丹青:我不评论木心的文学与思想。还不到时候。别执迷于他的“最”,别着急从他那里归结什么,核对历史,高调定性。他的警句格言——其实是短语——是反警句、反格言的。

他说:宗教是回头是岸,艺术是回头不是岸;宗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艺术是放下屠刀,不成佛——为什么不是岸?为什么不成佛?你仔细去想,想明白了,木心还有一句话——“不要说出来。”

《新周刊》:他说希腊是偶然的,是空前的绝后的。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在想,木心其实就是偶然的吗?

陈丹青:在他的宇宙观里,人类都是偶然的。你看看现在的希腊。

《新周刊》:第一次采访木心的时候,他说中国缺的不是国学大师,而是诗人。这真是特别要命的事情。你能看得出来,这是木心自己的文学观。但木心其实国学底子很厚,他讲的每个例子都是他读过的,吃透的。他不讲他没看过的东西。

陈丹青:木心也狡黠,也诚实。他会讲:这本书我没读过。又说,这本书找不到,你们哪天读了,告诉我写得怎样。他讲过很恳切的话:“读书不要卖弄。还有,碰到不知道的事,不要生气,要问,问了就知道了。”我和他几十年,再小的事他也找我商量。遇到不懂不知道的事,他一脸的好奇惭愧,像傻子一样听你讲。

《新周刊》:回到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木心?我们该读他的什么呢?

陈丹青:为什么要有这个问题?我当初走去和他近乎,只读了他在《华侨日报》上一篇散文,想都没想过为什么,就此跟他三十年。

九几年吧,阿城在我家和他见面,吃完饭散步,我们在一家人家的花园外停下来。鸡冠花开了,暮色里很猖狂的猩红色。当时阿城正在聊京城的现象,即哥们见面就聊政治新闻:“怎么样?今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木心对着鸡冠花笑说:“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是花?为什么“重要”?

我的意思很简单,中国有这么多作家,我也知道一位,你们来读读他。我一直姿态很低:你愿意读,你就读读看。

《新周刊》:木心有没有跟你讲过说某某某懂我?

陈丹青:枝枝节节的有。这本书里十多次提到的李梦熊:也是一辈子独身,音乐家,狂士。他唯一念念不忘就这一位。除了杭州林风眠,加上上海美专一位陈姓教授,他没有老师的,也没有相对应的朋友,彻底一个人。他年轻时有过非正式学生,聊天说话,据说其中几个有才华,后来散了,有的死了,都离开他了。

要谢谢牛陇菲先生有心,他读了《文学回忆录》,立即找到了李梦熊的线索。

《新周刊》:今且看来,木心的读者在文坛之外,反而许多年轻的求知者能理解木心、走近木心,这使您对“恢复传统”“回到原典”或“文艺复兴”有期待吗?

陈丹青:没有期待。能回常态就不错。不要拿了木心当“有用”“有为”。无为地读他,反倒或者有用的。他讲课说,文艺有什么好处呢:写着写着,作者自己好起来。

《新周刊》:他对他自己这辈子是个中国人有说法吗?

陈丹青:从来没有。他说,我是一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我是一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翻了脸,是指走了,因为爱国,我才走。他讲起屈原、陶渊明、曹雪芹,表情马上变,那是什么感情啊。爱国人士知道他们爱中国的什么吗?什么是中国,他们懂吗?

转了背的理想主义,是说,我往回看,我的理想是在古代。他说人类不会好的,没有进化这件事情。

《新周刊》:可能这就明白他对他自己所处的一个环境的认知。

陈丹青:我给他看他十九岁时的照片,他在病床上扭头痛哭。我问他当年怎么不留一张?他说拍了就送掉了。我说这么珍贵,为什么送掉?他说:“国破家亡,这些东西算什么。”

他还是那代人。他佩服周作人、胡兰成的才华,但私下不原谅他们失节。他给我看周作人的字,说,你看看这种字,所以失节呀。他是我爸爸妈妈那代人,忘不了。他谈日本文学,说是一九七几年恢复邦交,日本展览来上海,升太阳旗,老辈人一看就受不了,往事都想起来。这是很质朴的话。

《新周刊》:他晚年选择回来,心理上有什么障碍?

陈丹青:老了嘛!他说,人家说视死如归,我是视归如死。他跟鲁迅很像的,随便什么事情,他早有一句话等在那里。你看了那句话,你也别说了,他已说透了。

除了鲁迅,他是唯一我见到的作家,你选不完他的句子,太多了。

《新周刊》:这几句,其实是可以跟这个时代对应的。

陈丹青:他说:“姜子牙封了封神榜这么多的人物,首推哪吒,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但这些话不是在说哪吒,尼采、艺术家、武功、莫扎特、孤儿,都给说出来了,最后加起来,又把哪吒说出来了——几百年了,谁这么说过哪吒?谁又这么说过尼采和莫扎特?

这就是修辞,我觉得说他诗人,有点低看他。恕我无知:其他诗人说得这么好吗?

《新周刊》:他有时口气之大,让人瞠目,又会心。

陈丹青:是,口气大。他说上面那些话时,脸色很正,狠狠的,不假思索的样子。他说耶稣那一套,完全无政府主义,完全虚空。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根本不可能。谁敢这么说话啊,但你想想,对的。我记得他说到时,眼睛一亮,脱口而出。

《新周刊》:他所谓“流亡是我的美学”应该如何看待?

陈丹青:那是乔伊斯说的,木心倒过来:“美学是我的流亡。”他“精玩字词”,常用前人的原句调换调换。你真的解作“玩”,错了,上当了。他常以玩句表达深沉的意思:“视死如归,视归如死。”前一句其实是中国式的漂亮话,后一句直见性命,是真言。

美学与流亡,乔的主语是“流亡”,木心的主语是“美学”。流亡者大谈“流亡”,犯忌的,俗了(所以他讨厌王尔德一天到晚谈“唯美”),木心来个反拨。其实他不玩什么“美学”之类理论词语,但这么一借,“流亡”反倒给说出来了,东欧苏联那么多流亡者,痛说流亡,见这一句,会惊异的。

他的绝招,是随手拿了经典句子、说绝的句子,再来绝它一绝。

这话也可解作他自己的写照。他看待艺术(即所谓“美学”)从来无视地域时代。春阳说得对,木心扔句话出来,从来不是一个两个意思。

《新周刊》:你的语言是不是受到他的这种影响?

陈丹青:我倒很想受影响,可讲不出半句。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学学看。我写文章时不想到木心的,不然没法子下笔,写了,我也不给他看,他听说了,会跟我要,我就拖延不给他。

他好玩时,讲着讲着,忽然冒出毫不相干的句子,临时想到,生怕忘了,嘴上过一遍,回家就写下来——“骑虎难下,虎也怨,谈虎色变,虎也惊”——说什么哪?你细想想,大有余地,不是俏皮话,很正经,很有所指的。

《新周刊》:一己之见——木心先生对庸众、平凡的人是不屑的。他活在高尚的、艺术的、天才的、伟大的人之间。这个理解对吗?

陈丹青:你喜欢和庸众和凡人混吗?

可是木心写作,他自己说,最感兴趣的就是凡人和庸众。他从不写英雄,不写伟人。

《新周刊》:有人说,若是现在,木心先生定会写微博的,他的文体、幽默、见识,往往一句全体现。木心会拒绝现代生活方式吗,诸如传媒、消费主义、全球化、互联网?听说他与网友在网上做了两次交流,甚悦。我想知道,他对现代生活方式是批判的还是乐见的?

陈丹青:智力没什么古代现代。木心在“文革”前就偷偷过现代生活,我们只是比他年纪轻,你以为到我们才“现代”啊?我跟他逛街,他看高级时装店橱窗,评头论足,说肩膀的斜线,对的,聪明的,又说裤子配这种驼色,真是懂。他进博物馆看前卫艺术,好多说法,可惜我忘记了。

《新周刊》:我在想,假如《巴黎评论》造访他,“木心先生,请谈谈您对艺术或文学史的见解”。木心大可搬出他的《文学回忆录》。《新周刊》做这样的事,显然是事后事。我们该如何复活一个值得尊重的、既不高看也不低瞧的木心?

陈丹青:你把木心说高,说低,都不如他自己说得好。

《新周刊》:误读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木心说,经得起误读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我们仍然想缩短误读的时长,给木心应有的地位。——您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吗?

陈丹青:我不知道。你说呢?《文学回忆录》是该翻译出去,然后挂号寄给尼采啊,哈代啊,萨特啊……可是“谈虎色变,虎也惊”,怎么翻?这句话老子读到,会变色。

《新周刊》:有人说读完《文学回忆录》,再反观木心作品,豁然通达。误读木心,轻易放过木心,是我们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木心的价值和魅力其实一直在那里,但我们竟然听不见,或假装没听见。这是什么样的时代病?

陈丹青:那就假装吧。我们整个生活都是装出来的。

《新周刊》:他对你有过什么评价?我知道的是,他说你弹琴好歹弹到了琴键上,更多人弹到了琴盖上。

陈丹青:他从来不喜欢我的画。头一次来我家看,就作难。我知道他不想敷衍,最后他肯定地说:“那你有得苦来,你这是打工啊。”

写实绘画,每样东西都要画出来,在他看,就是打工。好多年后我画了十五米长的联作,好不容易摆弄放好,把他骗来画室,草草看过,他又作难,不讲话。点烟泡茶后,终于说:“哎呀,你好比做了一桌大菜,味道没出来。”很抱歉的样子。

他经常对我很失望,那种失望的、但又不好说的表情,我知道他看重我。有次我要他给我一句整个儿的批评。他犹豫了好久,忽然很认真地笑了,显然这意思在他心里藏了很久:“丹青啊,你缺乏诗意。”

我赶紧问什么叫缺乏诗意?他笑得发颤,随即脸色严肃起来,替我急:“不可以问的!这就是没诗意呀。”

你想想,谁会跟你这么说话的!我瞧着他死,心里剧痛!

他夸我是在背后。别人偶尔转告我。

《新周刊》:他苛刻吗?进入他的视野,与他对话难吗?

陈丹青:太不难了!见他是有点难,见了,谈话太容易了。有客来,他好开心,毕竟他是寂寞的——有人回忆见张爱玲,说她整个晚上神采飞扬——木心会处理寂寞和热闹的关系。他不见人绝不是孤僻,真的孤僻者,见人是场折磨。

你见过木心就知道,他对乡下孩子,对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完全就像跟我谈文学一样,跟他们谈。但他不是出于平等观,绝对不是——他曾说:平易近人,近什么人?——但他有句话很动人。他批判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他说,“他人即天堂”。天堂是个窄门,一个人都很难挤进去,两个人反倒挤进去了。

很伟大的话呀!你爱着人,你也被爱,“他人”就是天堂。这话西方人看了,会感动的。他批评荒诞派小说全都是病房、全都是病人,他说那是“智者的自扰”,说他们不诚实,自己过得很好的生活,把世界说成病房。

《新周刊》:你们之间价值观的纷争多吗?

陈丹青:我有不少观点不同意他。但我们不争。有时我会直接对他说,他好当真,隔天来电话,说给我写了信,但后来没寄。

他讲过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年轻时老喜欢跟人辩论。认识他以后好多了——他说,到了要争起来,已经不好了。我亲眼看见几个场合,来个粗暴的、自以为是的人,夸夸其谈,木心就一直不讲话。

他这句话也讲得好,他说,你们将来出去见名人,要见其人,不见其名。现在大家正相反呢。

《新周刊》:但你不觉得现代人自我都很大。

陈丹青:那叫什么自我。那是自卑。

《新周刊》:你和木心的关系应该怎么比方恰当?

陈丹青:你真想“恰当”,就不要比方。我还会再遇到一个木心吗?如果你珍视我和木心的友情,以后见另一对好师友,你说,你们真像当时的木心和陈丹青。你以为他们会高兴吗?

他们可能有木心和我没有的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友情。珍贵的关系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

木心给了我庞大的立场,还给我无数细微的立场。有一次在餐馆,我问邻座老太太是不是意大利人,果然是,我就得意——平时我喜欢辨认各国相貌,那会儿又正好刚去过意大利——几年后一次谈起虚荣心,木心就说起那次,说,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我忘了原话怎么说的),他说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你看,这么微妙的小事,他会点出来,一点,我面红耳赤。修养是很具体的,像禅宗,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你可能很有教养,可是一句话熬不住,失了教养。

《文学回忆录》里到处是这种意思。

《新周刊》:我们这个时代粗鄙,不讲究这些。活在一个很粗的形式里面。

陈丹青:语言失去了,并不就是语言的事。

《新周刊》:木心是个老派的人吗?他的老派里也带着一种新派。

陈丹青:当你说他老派,我们是新派吗?我们新派,是因为成天捏个手机,发微博?

要说文学的新派,木心比现代诗那些角儿早太多了,四五十年代,大家还没生出来,他就在读兰波之类,也读李广田、何其芳,心里有贬褒。他又通古文,你读他律诗,那是老派。问题是会做律诗的老派角儿很不少,谁会像木心那样迷恋什么高蹈派、意象派、象征主义、意象主义?

当然他是老派。他的背景和作风是十九世纪顺到中国来,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批书生学西方文人的做派,后来这类人遭殃了,改穿中山装,挖泥塘去了,写写检查,能不死就万幸。

老派是一套规矩、规范。木心可以像鲁迅那代人写文言信。他好几次跟我讲,不要乱用文言。他给我解释“顿首”是什么意思,信尾不可以随便“顿首”,还要看尊卑亲疏等等,抬头,落款都有哪些讲究、套路,我是野蛮人,听了全忘了。

一个传统还在,你可以说某人老派,某人新派,如今传统早就崩解了,你说一个人老派,什么意思?老派在过去有点微妙的贬义,现在似乎成了尊称。木心很害羞的人,他渴望被尊敬,机会近了,他难为情,会紧张。他第一次到哈佛办展览,五十六七岁了,感慨万端,临去前心里焦虑,写了一首诗,题目好像是《赴亚当斯阁前夕》。

我的意思,话不要说太满,太高。我不期待目前给他多高的评价,非要搁什么位置上,不要一上来就哗啦哗啦,要么否定,要么高抬。很简单:木心应该得到起码的尊敬,起码的关注。

《新周刊》:包括我们编辑部也有很大的争议,谈一个冷门的文学老人,会不会影响杂志销量,有没有人关注。

陈丹青:这是他的命运。前半生遭遇政治巨变,几乎毁灭;后半生赶上消费文化、传播时代。这俩魔咒足够毁人。就是要支配,媒体并不尊重他选择或排除的那个人、那件事。理由呢,堂而皇之:要么考虑所谓群众利益,要么所谓市场导向,其实呢,是为自己这摊权力。

这时你说木心老派,还有点所指。他一辈子不合时宜,时宜也不合他。如果他和时宜交接了,会很有意思。眼下或许正在发生这么一回事,芸芸众生,会有一小群人朝他走过去。

好杂志是有远见,有担当,有勇气的。木心常说起《小说月报》和民国一两个刊物,说是有要紧的人物或主题,杂稿全部停,整本就讲那一件事,好痛快——那就是老派作风。

《文学回忆录》有不少木心青年时代的时髦话语,如今过时了,譬如为人生而艺术等等,早不提了,但在今天,老话题遇到新问题。譬如作家要不要介入时代。木心谈的是政治语境,谈雪莱热衷搞政治,拜伦参加希腊解放军。可是今天一个作家要不要进入时代,命题和那时完全不一样了。

比方要不要跟媒体合作,要不要适应电子传媒,都涉及作者和时代的距离把握。木心偶一玩弄,也有,就是和青年人两次网络对话,很俏皮,也很诚恳。他身边助手回忆,三下两下木心就做完了,顷刻贴到网上去。

这也是一种“老派”,你明白吗?真的老派蛮风流的,忽然跳那么几步舞。他如果用微博,今天玩自媒体的玩不过他,他的绝招是短句。他读了我在《纽约琐记》里一篇写塞尚专展的散文,大约两千字吧,调皮了,说,我也来写写看,结果三个字:

“塞尚,晴。”

《新周刊》:若木心仍在,坐对面听这些谈话,他会怎样?

陈丹青:唉!木心没有了。你这些鬼问题让他来谈,弄得你一惊一乍,而且他永远在控制中,不会谈乱掉。

《新周刊》:我们终于可以分享木心先生的文学遗产,这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的荣幸和机遇。木心对年轻人和时代变化毕竟是有期许的,我想知道,这样的期许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把握这种机遇?

陈丹青:“这个时代”让你转达“荣幸”了吗?你怎么知道?

我可不知道木心对年轻人有什么期许,期许什么,你非要“把握机遇”,去读《文学回忆录》吧。

---二〇一三年元月写于荷兰海牙

张岪与木心

张岪与木心
继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乌镇昭明书院木心追思会之后,二〇一二年元月十五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798百雅轩大厅举办北京木心追思会,题曰“木心走了”。上图:小代(右)与仲青(左)在追思会入口处与木心合影,他俩守护到先生的终点。下图:北京追思会现场。

张岪与木心

张岪与木心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逝世一周年,理想国在北京东站画廊举办纪念活动,兼《文学回忆录》首发,题曰“木心的礼物”。活动现场展示了部分木心遗物。上图:右侧是木心私藏的五线谱稿本,左侧是世界文学史课程中提到的文学作品民国译本原版。下图:木心的礼帽,木心故居残存的窗棂,木心私藏的文学家肖像。

张岪与木心

张岪与木心
在木心病重的同期,乌镇起建木心美术馆。上图为目前的美术馆施工工地。二〇一三年,木心晚晴小筑前三进开始筹建木心故居纪念馆。下图为纪念馆电脑设计图:右起第一间,家族馆,第二间,绘画馆,第三间,文学馆。二〇一四年木心生日时对外开放。

张岪与木心
青年木心,摄于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张岪与木心
摄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乌镇晚晴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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