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就那么过去了。那些日子我已不大记得清楚了，只记得当时天气炎热，报纸上刊载了许多打胜仗的消息。我身体很健康，两条腿好得很快，拄拐杖不久以后便改用手杖走路了。随后我开始上马焦莱医院去接受机械治疗，恢复膝部的弯曲功能，在装满镜子的小间里晒紫外线，还有按摩，沐浴等等。我到那边去是在下午，事后上咖啡店喝点酒，看看报纸。我并不在城里随便乱逛，到了咖啡店就想回医院。我一心只想看到凯瑟琳。其余的时间我随便消磨。上午我大抵是睡觉，午后有时上跑马场去玩，以后才去接受机械治疗。有时我也去英美俱乐部待一会，坐在窗前一张很深的有皮垫的椅子上，翻阅杂志。我不用拐杖后，人家就不许凯瑟琳陪我一道出去，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需要照应的病人，单独叫个护士陪着走，太不成体统了，因此午后的时间我们不大在一起。不过有时有弗格逊作陪，我们还是一同出去吃饭。范坎本女士现已承认我和凯瑟琳是好朋友这种关系，因为凯瑟琳很肯替她卖力办事。她以为凯瑟琳出身于很好的上等家庭，因此终于也喜欢她了。范坎本女士很钦佩高贵的家庭，她本人就是个出身很好的人。况且医院事务繁忙，她也没空多管闲事。那年夏天很燥热，我在米兰本有许多熟人，但是一到傍晚我总是想赶回医院去。前线意军正在卡索高原上挺进，已经占领了普拉伐河对面的库克，现在正在攻占培恩西柴高原。西线消息可没有这么好。战争好像还要打一个长时期。我们美国已经参战，但是我想，要运输大批人马过来，要训练他们作战，非得有一年工夫不可。明年或许是吉年，或许是凶年。意军已经消耗了数目惊人的人员。我不晓得怎么熬得下去。即使他们全部攻占了培恩西柴高原和圣迦伯烈山，奥军可以盘踞的还有许多高山峻岭哩。我亲眼见到过。那些最高的山岭还在后边。意军在卡索高原上进军，但是下面的海边尽是一片沼地泽国。要是拿破仑，一定会在平原上击溃奥军。他才不会在山间作战哩。他会让他们先下山来，然后在维罗纳附近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不过在西线也没听见谁在痛击谁。也许战争已经无所谓胜败了。也许会永远打个不停。也许又是一场百年战争。我把报纸摆回架子上，离开了俱乐部。我小心地走下石阶，沿着曼佐尼大街走。我在大旅馆前碰见了迈耶斯老头和他的妻子从一部马车上下来。他们刚从跑马场回来。她是个胸围宽大的女人，身穿黑缎衫裙。他则又矮又老，长着白色的小胡子，拄着根手杖。一步步拖着脚步走。

“你好啊？你好啊？”她和我握手。“哈啰，”迈耶斯说。

“跑马财运怎么样？”

“不错。挺好玩的。我赢了三次。”

“你怎么样？”我问迈耶斯。

“不坏。我中了一次。”

“他输赢怎么样我总不知道，”迈耶斯太太说。“他从来不告诉我。”

“我运气不错，”迈耶斯说。他表示亲切关心。“你应当去玩玩啊。”他讲话时，你总觉得他不在看你，或是把你误当做别人。

“我要去的，”我说。

“我正想上医院去探望你们，”迈耶斯太太说。“我有点东西要给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真是我的好孩子。”

“大家见到你一定高兴。”

“那些好孩子。你也是。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

“我得回去啦，”我说。

“代我问候所有的好孩子。我有许多东西要带去。我有一些上好的马萨拉酒[马萨拉是西西里岛西部的一海滨城市，这里指该地区出产的白葡萄酒。]和蛋糕。”

“再会，”我说。“大家见到你一定非常高兴。”

“再会，”迈耶斯说。“你上拱廊来玩玩吧。你知道我的桌子在什么地方。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儿。”我继续沿街走去。我想到科伐去买点东西给凯瑟琳。走进科伐，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趁女店员包糖的当儿，我走到酒吧间去。那儿有两个英国人和几名飞行员。我独自喝了一杯马丁尼鸡尾酒，付了账，跑到外边柜台前，捡起那盒巧克力便回医院去。在歌剧院旁边那条街上的小酒吧外，我碰到几个熟人，一个是副领事，两个学唱歌的家伙，还有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叫做爱多亚·摩里蒂，现在在意大利军队中。我跟大家喝了一杯酒。歌唱家中有一个叫做拉夫·西蒙斯，歌唱时改用意大利姓名：恩利科·戴尔克利多。我不晓得他唱得怎么样，不过他老在说有件伟大的事就要发生了。他人长得胖，鼻子和嘴巴显出一副饱经风霜的可怜相，好像患着枯草热[患枯草热的人，容易伤风流鼻涕。]。他刚从皮阿辰扎城演唱回来。他唱的是歌剧《托斯卡》[《托斯卡》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杰作之一；1900年首次演出。]，他自己说成绩很好。

“自然你还没听我唱过，”他说。

“这儿你什么时候登台？”

“今年秋天，就在那歌剧院里。”

“我可以打赌，人家准会拿起凳子来扔你的，”爱多亚说。“你们听见他在摩得那给人家扔凳子了没有？”

“该死的撒谎。”

“人家拿起凳子来扔他，”爱多亚说。“我当时在场。我亲自扔了六只凳子。”

“你无非是个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罢了。”

“他念不准意大利语，”爱多亚说。“他到处被人家扔凳子。”

“皮阿辰扎的歌剧院是意大利北部最难对付的，”另外一个男高音说。“说真话，那座小歌剧院可很难对付。”这位男高音的姓名是艾得加·桑达斯，登台歌唱时改名为爱德华多·佐凡尼。

“我倒很想在那儿看着人家给你扔凳子，”爱多亚说。“用意大利语唱歌你不行。”

“他是个傻子，”艾得加·桑达斯说。“他只会说扔凳子。”

“你们俩一唱起歌来，人家也只知道扔凳子，”爱多亚说。“往后你们回到美国，就会到处瞎吹你们在米兰歌剧院的大成功。其实他们在这儿登台，包你唱不完第一句。”

“我就要在这歌剧院演唱了，”西蒙斯说。“十月里我要唱《托斯加》。”

“我们准去，可不是吗，麦克？”爱多亚对副领事说。“他们得找些人做保镖。”

“也许还得把美国军队开去保护他们，”副领事说。“再来一杯吧，西蒙斯？你也要一杯吧，桑达斯？”

“好的，”桑达斯说。

“听说你要得银质勋章了，”爱多亚对我说。“你会得到哪一种嘉奖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我会得勋章。”

“你会得到的。科伐的姑娘们到那时候一定把你看做了不起的。她们都会以为你杀死了二百名奥国兵，或者单身占领了一条战壕。嗯，为了得勋章我得奋发图强。”

“你已经得了几枚，爱多亚？”副领事问。

“他什么都有啦，”西蒙斯说。“战争就是为他这种人打的。”

“我应该得两枚铜质勋章，三枚银的，”爱多亚说。“但是公文上说只通过一枚。”

“其余的怎么啦？”西蒙斯问。

“战役失利，”爱多亚说。“战役一失利，所有的勋章都给压下了。”

“你受了几次伤，爱多亚？”

“三次重伤。我有三条受伤的杠杠。看见吗？”他把袖管扭过来给大家看。所谓杠杠是黑底上三条平行的银钱，缝在袖管的布料上，在他肩头下八英寸的地方。

“你也有一条，”爱多亚对我说。“佩戴这东西真好。我认为比勋章好得多。相信我，小伙子，等你有了三条，那就显得你有能耐啦。你要受了得住院三个月的重伤，人家才肯给你这种杠杠。”

“你哪儿受伤啊，爱多亚？”副领事问。

爱多亚拉起袖子来。“这里，”他给我们看那深深的、光滑的红疤。“还有这儿腿上。这我可不能给人家看，因为我打了绑腿；还有在我脚上。我脚上有根死骨头，到现在还在发臭。我每天早晨捡些小骨头出来，不过还是时时发臭。”

“什么东西打中了你？”西蒙斯问。

“手榴弹。那种马铃薯捣烂器[指9英寸长的德国木柄手榴弹。]。把我一只脚的一边全炸掉了。你知道那种马铃薯捣烂器吗？”他转而问我。

“当然啦。”

“我看着那狗杂种抬起手来扔的，”爱多亚说。“我一下子给它炸倒了，我当时以为这次准死了，想不到那些该死的马铃薯捣烂器里头并没有什么东西。我就用我的步枪打死了那狗杂种。我随身总带着一支步枪，叫敌人看不出我是个军官。”

“他的神情怎么样？”西蒙斯问。

“他只有那么一颗手榴弹，”爱多亚说。“我也不懂他干吗扔它。我猜想他大概只是一直想扔罢了。大概他还没参加过实在的打仗。我一枪就把这狗杂种结果了。”

“你开枪的时候，他是什么神情？”西蒙斯问。

“见鬼，我怎么知道，”爱多亚说。“我开枪打他的肚子。打他的头我怕万一打不中。”

“你当军官有多久了，爱多亚？”我问。

“两年了。我快升上尉了。你当中尉好久了？”

“快三年了。”

“你当不上上尉，因为你不够熟悉意大利语，”爱多亚说。“你只会讲，看和写可不大行。要当上尉你得受过相当的教育。你为什么不进美国军队？”

“我也许要转过去。”

“我倒盼望老天爷肯让我去。哦，好家伙，一个上尉官俸多少啊，麦克？”

“我不十分清楚。大概总在两百五十元左右吧。”

“耶稣基督！两百五十元，我花起来太舒服了。弗雷德，你赶快转入美国军队吧。看看有没有法子也把我拉进去。”

“好的。”

“我能用意大利语指挥一连兵。改用英语指挥，我学起来很容易。”

“你将来会当上将军，”西蒙斯说。

“不，我的知识不配当将军。一位将军得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们这些家伙，以为战争等于儿戏。老实说，你的脑子还不配当名起码的中士哪。”

“谢谢上帝，我还不至于非当兵不可，”西蒙斯说。

“人家要是把你们这些逃避兵役的都抓起来，那你就怕要当兵了。哦，好家伙，最好你们两位都到我那一排来。麦克，你也来。我派你当我的勤务兵，麦克。”

“你人倒不错，爱多亚，”麦克说。“但是你恐怕是个军国主义者吧。”

“战争结束以前，我一定要当上校，”爱多亚说。

“要是人家不把你打死的话。”

“人家打不死我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摸摸他领子上的徽星。“你看见我这一动作吗？谁一提起给打死的话，我们便摸摸我们的星。”

“我们走吧，西蒙斯，”桑达斯说，站了起来。

“好。”

“再会，”我说。“我也得走了。”根据酒吧间里的时钟，已经是六点差一刻了。“再见，爱多亚。”

“再见，弗雷德，”爱多亚说。“你就要得到银质勋章，这倒是个很好的消息。”

“我还不知道是否拿得到。”

“你稳拿得到的，弗雷德。我听说你是稳拿得到的。”

“好，再会，”我说。“多多保重自己，爱多亚。”

“你犯不着为我操心。我既不喝酒，也不乱搞。我既不是酒鬼，更不是嫖客。我知道什么对我有益处。”

“再会，”我说。“听说你快要被提升为上尉，我很高兴。”

“我也不必等待人家来提升。我单凭战功就可以当上上尉。你知道。领章上三颗星，上面有只皇冠和两把交叉的刀。这才是我。”

“祝你运道好。”

“祝你运道好。你什么时候回前线？”

“快啦。”

“好，哪天我来看看你。”

“再会。”

“再会。别上当。”

我走上一条后街，那是条直达医院的近路。爱多亚现年二十三。由旧金山一位叔父抚养成人，战争宣布时他恰巧回到意大利的都灵看望父母。他有个妹妹，以前同他一道上美国，住在他叔父那里，今年要从师范学校毕业。他是个地道的英雄，人人见了他都讨厌。凯瑟琳每每忍受不住。

“我们也有我们的英雄，”她说。“但是一般地讲，亲爱的，人家安静多了。”

“我倒不在乎。”

“我对他也不在乎，只要他别那么自负，那么惹人讨厌，真是讨厌透了。”

“他也惹我讨厌。”

“你这么说，太好了，亲爱的。其实你也不必附和我。你能够想象他在前线时怎么样，你也知道他是多么能干，不过他太像我所不喜欢的那种男人。”

“我知道。”

“你知道，你真太好了。我也想试试喜欢他，不料他真是个讨厌又讨厌的家伙。”

“他今天下午说快要升上尉了。”

“这也好，”凯瑟琳说。“这总该叫他高兴高兴吧。”

“你岂不喜欢我也升级吗？”

“不，亲爱的。我只要你的军衔可以进进比较好的酒家饭馆就行了。”

“我现在这一级恰巧就是。”

“你的军衔好极了。我不要你升级。那样怕会使你傲慢起来。哦，亲爱的，我十分喜欢你并不自高自大。你就是自负，我还是会嫁给你的，不过丈夫不自负那就太平多了。”

我们俩正在阳台上轻声谈话。月亮本来应该上升了，可惜城市上空罩了一层雾，月亮没有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下起纷纷细雨来，我们只得回房间去。外边的雾转成雨，一会儿雨大起来，我们听着雨打在屋顶上，仿佛擂鼓似的。我起身走到阳台门口站一站，看看雨打进来没有，原来并没有打进来，于是我让门仍旧开着。

“你还碰见了谁？”凯瑟琳问。

“迈耶斯夫妇。”

“那是一对怪物。”

“他本应当关在美国监牢里。人家却让他到国外来死。”

“而且幸福地住在米兰，直到永远。”

“怎么幸福也难说。”

“坐过牢的人，这种生活总算是幸福的吧。”

“她要送些东西来。”

“她送来的东西很棒。你是她的宝贝儿子吗？”

“是其中的一个。”

“你们都是她的宝贝儿子，”凯瑟琳说。“她偏爱这些宝贝儿子。你听那雨声。”

“雨下得很大。”

“还有你是不是永远爱我？”

“是的。”

“就是下了雨也没有差别吗？”

“没有。”

“这很好。因为我怕雨。”

“为什么呢，”我昏昏欲睡。外边雨潺潺下个不停。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一向是怕雨的。”

“我喜欢雨。”

“我喜欢在雨中散步。但是雨对于恋爱总是很不利的。”

“我永远爱你。”

“我爱你，不管下雨也好，下雪也好，冰雹也好——还有什么别的没有？”

“我不知道。我看我想睡了。”

“睡吧，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总爱你。”

“你并不当真怕雨吧？”

“同你在一起就不怕了。”

“你为什么怕雨呢？”

“我不知道。”

“告诉我。”

“别叫我说。”

“告诉我。”

“不。”

“告诉我。”

“好吧。我怕雨，因为我有时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

“哪有这种事。”

“还有，有时我看见你也在雨中死去。”

“那倒是比较可能的。”

“不，不可能，亲爱的。因为我能够叫你安全。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够救自己。”

“请你别说吧。今天夜里我可不要你发苏格兰人的怪脾气，疯疯癫癫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长久了。”

“不，可我本是苏格兰人，本是疯疯癫癫的。不过我不发作就是啦。这一切都是胡闹。”

“对啦，都是胡闹。”

“都是胡闹。只是胡闹。我并不怕雨。我并不怕雨。哦，哦，上帝啊，但愿我真的不害怕。”她哭了。我安慰她，她停止了哭泣。但是外边的雨还是下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