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鹰翼行动  作者:肯·福莱特

1

德黑兰的营救队现在由西蒙斯、科伯恩、波赫、斯卡利和舒维巴赫组成。西蒙斯决定不让博尔韦尔、戴维斯和杰克逊来德黑兰。通过正面袭击营救保罗和比尔的方案无用了,所以他不需要这么多人。他派格伦・杰克逊去科威特调查向南逃出伊朗的路径。博尔韦尔和戴维斯则返回美国,等候进一步指令。

马吉德向科伯恩报告说,管理加斯尔监狱的莫哈利将军不容易被贿赂,但有两个女儿在美国上学。营救队简单商讨了绑架这两个女孩,强迫莫哈利帮助保罗和比尔逃跑的可能性,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佩罗得知他们讨论过这种方案后勃然大怒)。将保罗和比尔偷偷藏进汽车后备箱带出来的想法也被搁置了。

有两三天,他们集中探讨了保罗和比尔被放出监狱、软禁在家中的情况下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去观察了两人被捕前住的房子。带走他们很容易,除非达德加派人监视保罗和比尔。他们决定使用两辆车。第一辆载走保罗和比尔;第二辆保持一定距离跟在第一辆车后面,车上的斯卡利和舒维巴赫负责消灭任何尾随第一辆车的人。这两人再次承担了杀人的工作。

两辆车将通过短波无线电联系。科伯恩打电话给达拉斯的梅夫・斯托弗,吩咐他购买仪器。博尔韦尔将仪器带到伦敦,舒维巴赫和斯卡利去伦敦取回仪器。在伦敦的时候,这两人还将寻找一些详细清晰的伊朗地图,以便营救队不得不通过陆路逃离这个国家时使用(早在政局平稳的时候,吉普俱乐部的人就知道,在德黑兰是找不到像样的伊朗地图的。盖登说,伊朗地图还停留在“死马旁边左转”的水平上)。

西蒙斯还要大家为第三种可能——暴徒冲入监狱,释放了囚犯——做好准备。如果发生这种事,营救队将怎么做?科伯恩不间断地关注着德黑兰的局势,给他在美军情报系统的联络人和几个值得信任的伊朗雇员打电话——如果监狱被攻占,他会很快就知道。到时怎么样?必须有人找到保罗和比尔,将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不过,几名美国人驾车驶入暴徒中间可是自找麻烦——保罗和比尔不起眼地混入逃亡的囚犯中更安全。西蒙斯让科伯恩下次探监时把这一方案告诉保罗,并让他们俩前往凯悦酒店。

不过,他们可以派一名伊朗人在暴徒之中找到保罗和比尔。西蒙斯让科伯恩推荐一名能随机应变的EDS公司伊朗员工。

科伯恩立刻想到了拉西德。

拉西德皮肤黝黑,外表英俊,二十三岁,来自一个殷实的德黑兰家庭。他接受了EDS公司的系统工程师培训。他聪明机智,魅力四射。科伯恩想起上次拉西德急中生智时的情形。当时,罢工的卫生部员工拒绝将数据输入工资管理系统,但拉西德将所有待输入的数据汇集起来,带去奥姆兰银行,劝服那里的人输入数据,然后在卫生部的电脑上运行程序。拉西德的问题是,你必须盯紧他,因为他在独断专行之前决不会问他人意见。他那种输入数据的方法会破坏罢工,给EDS公司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尔听到他干了什么之后,忧虑远远多于欣慰。拉西德性格冲动,英语也不太好,所以他经常一声不吭地就去按他的疯狂想法做事——这常常令他的上司忐忑不已。

但他总能干成事。他用三寸不烂之舌能让他人按他的设想行事,也能让自己摆脱麻烦。在机场接人或者送人的时候,他总能通过所有的“乘客专用”通道,尽管他手里根本就没有登机牌、机票和护照。科伯恩非常了解他,也非常喜欢他,甚至把他带回家一起吃过几次饭。科伯恩完全信任他,尤其是罢工之后,拉西德成了充满敌意的伊朗雇员中科伯恩的线人。

不过,西蒙斯是不会仅仅因为科伯恩的片面之词就相信拉西德的。他要求同拉西德见上一面——之前在让基恩・泰勒知晓秘密之前,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科伯恩安排了一次会面。


拉西德八岁的时候,希望当美国总统。

二十三岁时,他知道自己永远也当不成总统,但他仍然想去美国,而EDS公司就是车票。他知道自己具有成为成功商人的潜质。他攻读的是人类心理学,他很快就看穿了EDS公司的人的心思。他们想要结果,而不是借口。如果他们给你一项任务,那你就该比他们要求你做的多做一点。如果这项任务相当艰难,或者无法完成,那最好别说出来——他们讨厌听人抱怨问题。你绝不能说:“我做不到,因为……”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已经做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我在着手解决的问题是……”而这些要求都与拉西德的性格相合。他对EDS公司来说是有用的,他知道公司也欣赏他。

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怀疑甚至敌视伊朗员工的公司安装电脑终端。这种抵制相当强烈,帕特・斯卡利每个月最多只能安装两台,而拉西德在两个月里安装了剩下的十八台。他决定利用这件事做文章,于是写信给罗斯・佩罗——他知道佩罗是EDS公司的老板——请他允许自己在达拉斯接受训练。他打算请EDS公司在德黑兰的所有经理在这封信上署名,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多数经理都撤离了,伊朗的EDS公司摇摇欲坠,这封信也一直没能寄出。所以他得另想办法。

他总是能想到办法。拉西德什么事都干得成,什么事都做得出。他甚至脱离了军队。数以千计的伊朗中产年轻人不得不花大笔钱行贿,避免参军,而拉西德在穿上军装几个星期后,就让医生相信他身患某种不停抽搐的不治之症。他的战友和上级当然知道他非常健康,但每次他看医生的时候,就会止不住地抽搐。他在病判委员会面前一连抽搐了几个小时——他发现这是累死人的活计。最后,多位医生都判定他有病,同意开立遣散书。这是疯狂、荒唐、让人瞠目结舌的做法,但干疯狂的事对拉西德来说是家常便饭。

他知道自己要去美国,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反正谨慎而细致的规划不是他的强项。他是一个冲动的人,一个随机应变的人,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来了他就能抓住。

西蒙斯先生对他很感兴趣。西蒙斯不像其他EDS公司的经理,他们才三四十岁,但西蒙斯已年届六十。他的长发、白须和大鼻子让他看上去更像伊朗人,而不像美国人。他不是那种想到什么就说出来的人。斯卡利和科伯恩那样的人会说:“情况就是这样,我要你这么做的事,你必须在明天上午搞定……”西蒙斯则会说:“我们去散散步吧。”

他们在德黑兰的街上漫步。拉西德聊着自己的家庭,他在EDS公司的工作,以及他对人类心理学的看法。他们不断听见枪声,街上常常看到有人游行,高喊口号。随处可见战斗过的痕迹、被掀翻的汽车和燃烧的建筑。“共产主义分子砸烂昂贵的汽车,穆斯林则荡平卖酒的商店。”拉西德告诉西蒙斯。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西蒙斯问他。

“这是伊朗人民证明自己、实现想法、赢取自由的机会。”

他们来到监狱对面的加斯尔广场。拉西德说:“这里有许多囚犯,仅仅因为要求获得自由就被关了进来。”

西蒙斯指着哀号的女人说:“她们在干什么?”

“他们的丈夫和儿子被不公地关押了,所以她们聚在这里,朝警卫哀号痛哭,希望他们能放了自己的亲人。”

西蒙斯说:“我也希望他们能放了保罗和比尔。”

“我也非常关心保罗和比尔。”

“但你对此做了什么?”西蒙斯说。

拉西德大吃一惊,“我在竭尽全力地帮助我的美国朋友。”他说。他想到了那些猫猫狗狗。他如今的一项工作就是照顾EDS公司撤离者留下的所有宠物,包括四条狗和十二只猫。拉西德从未养过宠物,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带有攻击性的大狗。每次他去关那些宠物的公寓喂食时,他还得从街上雇两三个人帮他控制那些动物。他有两次将所有宠物装进笼子带到机场,因为他听说有航班能接收它们。结果两次航班都取消了。他想告诉西蒙斯这一点,但不知为何他知道西蒙斯不会对此感兴趣。

西蒙斯打算做些事,拉西德想,而且绝不是生意上的事。在他的印象中,西蒙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男人——从他脸上的沧桑就能看出这一点。拉西德不相信经验。他喜欢现学现用。他喜欢暴风骤雨的革命,而不是和风细雨的进化。他喜欢走捷径,抄小道,高速发展,快速充电。西蒙斯不一样。他是个有耐心的人,拉西德通过分析他的心理,猜想这耐心来自强大的信念。他准备好了之后就会告诉我要我做什么,拉西德想。

“你对法国大革命有所了解吗?”西蒙斯问。

“略知一二。”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巴士底狱——压迫的象征。”

对比得很恰当,拉西德想。

西蒙斯继续说:“法国革命者攻陷了巴士底狱,释放了囚犯。”

“我想这里会发生相同的事。至少有这一可能。”

西蒙斯点头道:“如果发生这种事,必须要有人在这儿照顾保罗和比尔。”

“是的。”那人就是我,拉西德想。

他们一起站在加斯尔广场里,看着高墙和大门,以及穿着黑袍哀号的女人。拉西德想起了他的原则:总是比EDS公司要求你做的多做一点。

倘若暴徒忽视了加斯尔监狱怎么办?或许他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无法忽视。暴徒都是拉西德那样的人——心怀不满、希望改善生活的年轻人。他也许不应只是加入暴徒之中——也许应该领导他们。他也许可以发动一场对监狱的袭击。他,拉西德,也许可以营救保罗和比尔。

没有事是不可能的。

2

科伯恩现在还不知道西蒙斯脑子里在想什么。西蒙斯同佩罗和拉西德聊天的时候他不在场,而西蒙斯也没有主动提供多少信息。据科伯恩已掌握的情况,三种替代方案——藏入汽车后备箱,软禁在家时脱逃,攻陷“巴士底狱”——似乎都不靠谱。而且,西蒙斯根本没有去推进这件事,只是一个劲儿地坐在德沃兰奇克家里无休无止地讨论细节。但科伯恩却没有因此而不安。他毕竟是一名乐观主义者,而且他同罗斯・佩罗一样,认为不应该质疑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营救专家。

在酝酿三种方案的同时,西蒙斯集中精力研究了“逃出伊朗”的路线。

科伯恩寻找用飞机将保罗和比尔运出去的方法。他在机场的仓库里转悠,试探是否能将保罗和比尔当作货物运出去。他同每个航空公司的人谈话,试图建立关系。他最终同泛美航空的安保主管谈过几次,将实情尽数相告,除了保罗和比尔的真名。他们探讨了让两名逃犯穿上乘务人员制服随班机离开的可能性。安保主管想要帮忙,但航空公司不愿承担过大的风险。科伯恩只好转而考虑偷一架直升机。他侦察了城南的直升机基地,发现偷盗是可行的。但在伊朗军队动乱的情形下,他怀疑直升机没有得到充分保养,他还知道伊朗军队零件短缺。何况,有人也许污染了燃油。

他将这些情况都报告给西蒙斯。西蒙斯对机场已经产生不安,科伯恩发现的困难强化了他的偏见。机场周围总是有警察和军队,一旦出了岔子就会无路可逃——机场本来就被设计成能阻止人们去不应去的地方。在机场,你总是将自己置于他人手中。而且,如果通过机场离开,最大的敌人就是逃亡者本身——他们必须非常冷静。科伯恩认为保罗和比尔有能力应对这种事,但将自己的判断告诉西蒙斯是没有意义的——西蒙斯总是独立判断一个人的品格,而他从未见过保罗和比尔。

结果,营救队最后决定通过陆路逃走。

陆上有六条逃亡线路。

往北是苏联,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往东是阿富汗,同样不友好,还有巴基斯坦,但它的边境太远了——几乎有一千英里,主要的路途在沙漠之中。南边是波斯湾,经过五十到一百英里的水路便是友好的科威特。他们看好这条路。西部是不友好的伊拉克,西北部是友好的土耳其。

科威特和土耳其是他们中意的目的地。

西蒙斯让科伯恩派一个可靠的伊朗员工驾车驶往波斯湾,去确认路途是否通畅,行经的乡村是否安宁。科伯恩让“摩托男”——因他骑摩托车在德黑兰飞驰而得此绰号——担当这一任务。“摩托男”同拉西德一样,是系统工程师,大约二十五岁,身材矮小,反应灵活。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学校学过英语,能用任何美国方言讲话——南方口音,波多黎各口音,等等。尽管他没有大学学历,但EDS公司还是雇佣了他,因为他在能力测试中得分极高。EDS公司的伊朗员工参加大罢工后,保罗和科伯恩召开了一次大会,同他们商量此事。“摩托男”的发言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他强烈抨击了伊朗同事,坚定地支持公司管理层。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亲美立场,但科伯恩非常肯定,“摩托男”同革命者有联系。某天他找基恩・泰勒要一辆车,泰勒给了他一辆,第二天他又要一辆,泰勒也满足了他。“摩托男”总是骑他的摩托车——泰勒和科伯恩非常肯定,那些车是借给革命者用的。他们不在乎——让“摩托男”感激他们,这更重要。所以,为了报答以前的恩惠,“摩托男”答应去波斯湾走一趟。

几天之后他回来了,报告说,只要给钱,你就会一路通畅。你可以到波斯湾,然后购买或租一条船。他不知道在科威特下船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要问格伦・杰克逊。


格伦・杰克逊是猎人,也是浸礼会教徒,还是“火箭男”。他高超的数学头脑和在压力下保持镇静的能力让他进入了NASA,在休斯敦的载人宇宙飞船中心的任务控制中心担任飞行控制员。他的工作是设计和操作计算飞行运动轨迹的电脑程序。

1968年圣诞节那天,杰克逊的冷静沉着受到了极大的考验。那天他执行了在NASA的最后一项任务——飞越月球。宇宙飞船从月球背面现身时,宇航员吉姆・洛弗尔汇报了飞行数据及偏差值,杰克逊以此判断飞船与既定航线的差距。杰克逊被吓了一大跳——数据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误差范围。杰克逊让太空舱通讯员请宇航员再报一次数据,再次核实。然后他告诉飞行指挥员,如果数据是准确的,三名宇航员就死定了——没有足够的燃料来纠正这么大的偏差。

杰克逊让洛弗尔第三次报上数据。结果是一样的。洛弗尔说:“哦,等等,我好像读错了……”

正确的数据报上来,显示飞行轨道几近完美。

这些都不能同越狱同日而语。

不过,杰克逊似乎永远没机会越狱了。他在巴黎空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接到了西蒙斯通过达拉斯方面下达的指令:让他去科威特。

他飞到科威特,搬进鲍勃・扬的房子。扬去德黑兰协助谈判组了,他的妻子克丽丝和刚出生的孩子在美国度假。杰克逊告诉代替扬担任执行经理的马洛伊・琼斯,他是来协助EDS公司为科威特中央银行进行初步研究的。他像模像样地做了点“研究”,然后就开始四处打探。

他去了机场,观察移民局官员。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非常严格。数百没有护照的伊朗人飞入科威特,然后被他们戴上手铐,装进下一趟回伊朗的飞机。杰克逊判定,保罗和比尔无法乘飞机进入科威特。

假设他们乘船过来,但他们没有护照,到了之后能获准离开吗?杰克逊去见美国领事,说他的一个孩子把护照弄掉了,并询问补办程序。美国领事不着边际地同他聊了很久,说科威特人在发放出境签证时,会有办法检查你是否是合法入境的。

这是个问题,但并非不能解决:一旦进入科威特,保罗和比尔就能脱离达德加的掌控,美国大使馆当然会把护照还给他们。主要问题是:如果他们能抵达伊朗南部,登上小船,那在登陆时是否不会被发现?

杰克逊考察了北起伊拉克、南至沙特阿拉伯的边境线。他在海滩上待了好几个小时,收集冬天的贝壳。他得知,一般情况下,海岸巡逻都比较松懈,但伊朗近期的难民潮改变了一切。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同保罗和比尔一样渴望离开那个国家。那些伊朗人同西蒙斯一样,也能在地图上发现南方波斯湾对面就是友好的科威特。这些情况,科威特的海岸警卫队都了解。在海岸线上望出去,常能看见至少一艘巡逻船,它们对所有小船都进行拦截。

前途黯淡。杰克逊给达拉斯的梅夫・斯托弗打电话,报告说科威特这条路走不通。


只剩下土耳其一个选择了。

西蒙斯一直最看好土耳其。到土耳其边境的距离比到科威特的少。西蒙斯了解土耳其,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曾在那里服役,训练土耳其军队。他甚至能讲一点土耳其语。

然后,他将拉尔夫・博尔韦尔派去伊斯坦布尔。

拉尔夫・博尔韦尔在酒吧中长大。他的父亲本杰明・拉塞尔・博尔韦尔是一个坚强而独立的黑人,经营许多小生意:杂货店、房屋出租、走私酒水,但占比重最大的是酒吧。本[本杰明的昵称。]・博尔韦尔养孩子的理论是:如果他知道孩子在哪儿,他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将儿子们都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待在酒吧里。这谈不上是像样的童年,拉尔夫觉得自己好像从一开始就过着成年人的生活。

他意识到他与同龄的男生大不一样是在进大学之后。同龄男生因为能赌博、喝酒、同女人约会而兴奋不已,而他对赌徒、醉鬼和妓女早就司空见惯了。于是他退了学,加入了空军。

他在空军的九年里从未亲临战斗,尽管他大体对此满意,但也让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实战能力。营救保罗和比尔的行动给了他找到答案的机会,但西蒙斯将他从巴黎派回了达拉斯。他以为自己又要当地勤的时候,新的命令下来了。

电话是梅夫・斯托弗打的,他是佩罗的得力助手,现在则是西蒙斯同分散的营救队之间的纽带。斯托弗去睿侠无线电用品商店购买了六部五频道双向无线电通话器、十个充电器、一组电池,以及可以通过仪表盘上的点烟器运行无线电通话器的装置。他将这些东西交给博尔韦尔,让他在伦敦同斯卡利和舒维巴赫会合,然后一同去伊斯坦布尔。

斯托弗还给了他四万美元现金,用于日常开销、贿赂和其他用途。

博尔韦尔离开前的晚上,他的妻子在钱的问题上跟他吵了一架。他在去巴黎之前,背着她从银行取了一千美元——他喜欢带现金——她随后发现账户上只剩很少的存款。博尔韦尔不想向她解释为什么他拿了钱,以及这些钱是怎么花的。玛丽坚称自己需要用钱,博尔韦尔对此并不太关心——她同好朋友住在一起,他知道她会得到照顾。但她对他的漠不关心并不买账,而他不想惹她不高兴——每次她一坚持他就会退让。他走进卧室,取出装着无线电通话器和四万美元的箱子,从中拿出五百美元。玛丽也进了屋,看到他在数钱,还有箱子里装着的东西。

博尔韦尔数给了她五百美元,对她说:“这么多钱够用了吧?”

“够了。”她看了看箱子,然后看了看她丈夫,“我不会问你要去干啥的。”她说,然后出去了。

博尔韦尔第二天就走了。他在伦敦同舒维巴赫和斯卡利会合,将五部无线电通话器交给他们,将另一部留给自己,然后飞往伊斯坦布尔。

他从机场直接来到旅行代理人“菲什先生”的办公室。

“菲什先生”在一个开放式办公室同他会面,旁边还坐着三四个其他人。

“我名叫拉尔夫・博尔韦尔,我为EDS公司工作。”博尔韦尔开口道,“我想你认识我的女儿,斯泰茜・伊莱恩和凯夏・妮可。”撤离者停留在伊斯坦布尔时,他的两个女儿同“菲什先生”的女儿一起玩耍过。

“菲什先生”并不怎么热情。

“我需要同你谈谈。”博尔韦尔说。

“好,说吧。”

博尔韦尔扫了一圈房间。“我想同你私下谈谈。”

“为什么?”

“我同你谈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他们是我的搭档。我没什么好对他们隐瞒的。”

“菲什先生”在给博尔韦尔难堪,博尔韦尔猜得出为什么,原因有二:首先,上一次撤离行动中,“菲什先生”贡献很大,但唐・诺斯沃西只给了他一百五十美元小费,在博尔韦尔看来,这点钱少得可笑(“我不知道该给他多少!”诺斯沃西说,“他做的单子是两万六千美元。我该给他多少小费?百分之十?”)。

第二,帕特・斯卡利曾经用“走私录像带”的谎言来欺骗“菲什先生”。博尔韦尔猜,“菲什先生”不是笨蛋,也不打算犯罪,他当然拒绝参与斯卡利的计划。

现在,“菲什先生”认为,EDS公司的人是守财奴,而且是危险却业余的罪犯。

然而,“菲什先生”毕竟是小商人。博尔韦尔理解小商人——他的父亲就是——小商人只认两种东西:实话实说和真金白银。拿出真金白银可以破解“菲什先生”对EDS公司的“守财奴”印象,而实话实说则可以否认他们是罪犯。

“好,我们从头开始谈。”博尔韦尔说,“EDS公司的人在这儿的时候,你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善待孩子,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离开时,我们没有恰当地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对此我们非常羞愧,我必须加以弥补。”

“这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起。”博尔韦尔说,然后给了“菲什先生”十张百元美钞。

房间异常宁静。

“我要入住喜来登酒店。”博尔韦尔说,“也许我们能谈谈。”

“我跟你去。”“菲什先生”说。

他亲自帮博尔韦尔登记入住,还帮他要了个好房间,然后答应晚上在酒店咖啡馆共进晚餐。

“菲什先生”是一个能耐非凡的商人,博尔韦尔边取出行李边想。在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他必须足够聪明,才能在兴旺的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上次的撤离行动表明,他有足够的胆识去做比发机票和订房间更多的事。既然他能将所有人的行李弄过海关,那他显然就认识能打通政府关节的人。他还帮忙解决了被收养的伊朗婴儿没护照的问题。EDS公司的错误是,认清了他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忽略了他非凡的能力。这种能力被他的外貌所掩盖——他很胖,穿着土褐色的衣服。博尔韦尔认为,在吸取过去的教训的基础上,他能对付“菲什先生”。

那晚用餐时,博尔韦尔告诉“菲什先生”,他想去伊朗和土耳其边境接一些从伊朗过来的人。

“菲什先生”大惊失色。“你不知道。”他说,“那里相当危险,住着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他们是野蛮的山里人,不服从任何政府。你知道他们在那边是怎么谋生的吗?走私、抢劫、谋杀。我个人绝没有胆子去那儿。你是美国人,如果你去那儿,你就永远也回不来了。永远。”

博尔韦尔认为他也许在夸大其词。“就算再危险我也必须去。”他说,“我能购买一架轻型飞机吗?”

“菲什先生”摇头道:“在土耳其,个人拥有飞机是犯法的。”

“那直升机呢?”

“一样。”

“好吧。那我能包一架飞机吗?”

“这可以。在没有班机的情况下,你可以包机。”

“有班机到边境地区吗?”

“没有。”

“好吧。”

“不过,包机实在太不寻常了,肯定会引起当局的注意……”

“我们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同样,我们也不想招惹他们来调查。就这么定了:包机。去确认价格,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包,但要阻止别人预订。同时,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陆路去那儿的方法。如果你不想护送我,那随你,但你得给我找一个愿意护送我去的人。”

“我去想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又见过几次面。“菲什先生”起初的冷漠消失得无影无踪,博尔韦尔认为他们成了朋友。“菲什先生”机警而善辩。虽然他不是罪犯,但如果高风险能带来高回报的话,他也会触犯法律。博尔韦尔对此心有戚戚——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也会做同样的事。“菲什先生”还是一个精明的讯问者,博尔韦尔一点点地向他透露了全部实情。他承认,保罗和比尔很可能没有护照,但一到土耳其,他们就会在最近的美国领事馆拿到新护照。保罗和比尔也许会在离开伊朗时遇到麻烦,他说,他要做好亲自穿越边境、将他们接回来的准备——也许是乘轻型飞机。但这些在“菲什先生”看来都没什么,最让他忧心的是穿越土匪横行的山区。

不过,几天之后他就向博尔韦尔介绍了一个有亲戚在山区做土匪的人。“菲什先生”小声说,此人是罪犯,而且他长相不善——刀疤脸,小眼睛。他说他可以确保博尔韦尔安全抵达边境并返回,还说如果有必要,他的亲戚可以带博尔韦尔穿过边境去伊朗。

博尔韦尔打电话给达拉斯,将计划告知梅夫・斯托弗。斯托弗用密码将消息转告科伯恩,科伯恩告诉了西蒙斯,但西蒙斯否定了这一方案。他指出,如果这家伙是罪犯,那我们就不能相信他。

博尔韦尔很生气。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走到这一步——难道西蒙斯认为找到这些人很容易?如果你要经过强盗横行的山区,除了强盗还有谁肯护送你?但西蒙斯是老大,博尔韦尔只能让“菲什先生”另觅人选。

同时,斯卡利和舒维巴赫也飞到了伊斯坦布尔。

这两人本来要从伦敦经哥本哈根到德黑兰,但伊朗人又关闭了他们的机场,于是斯卡利和舒维巴赫到伊斯坦布尔同博尔韦尔会合。待在酒店等待新消息的三人得了幽闭烦躁症。舒维巴赫又恢复了特种兵的角色,建议大家在酒店楼梯上跑上跑下,以保持健康。博尔韦尔试了一次就放弃了。他们对西蒙斯、科伯恩和波赫渐渐丧失了耐心,他们似乎在德黑兰什么都没做——他们怎么还没动静呢?接着,西蒙斯又命令斯卡利和舒维巴赫返回美国。他们将无线电通话器留给了博尔韦尔。

“菲什先生”看到无线电通话器的时候被吓了一跳。他告诉博尔韦尔,在土耳其拥有无线电发射器是违法的。即使持有普通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必须到政府登记,以防其被恐怖分子用于制造无线电通话器。“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引人注意吗?”他对博尔韦尔说,“你每个星期的电话费是两千美元,而且你用现金支付。你看上去就不像是来这儿做生意的。女佣肯定已经见过无线电通话器,而且有所议论。你现在肯定已被监视起来了。别想营救你在伊朗的朋友了——你在这儿就会被投入监狱。”

博尔韦尔答应扔掉无线电通话器。西蒙斯无穷无尽的耐心会造成一个问题:越是拖延问题越是多。现在斯卡利和舒维巴赫都无法返回伊朗了,西蒙斯手上仍然没有无线电。不过,西蒙斯始终按兵不动。“菲什先生”指出,从伊朗可以通过两处边境进入土耳其,一处是色罗,另一处是巴扎干。西蒙斯选择了色罗。“菲什先生”说,巴扎干是一个更大、更文明的地方,大家在那儿会更安全点儿。西蒙斯说不行。

他们又找到一个人护送博尔韦尔去边境。“菲什先生”有一个同事,此人的姐夫在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工作,该组织相当于土耳其的中情局。这名秘密警察叫伊尔斯曼。他开了证明信之后,博尔韦尔就可以在强盗横行的地区得到军队的保护。“菲什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信,普通民众不仅会遭到强盗袭击,还有可能受到土耳其军队的威胁。

“菲什先生”非常神经质。去见伊尔斯曼的路上,他带着博尔韦尔上演了一部谍战片——不停地换车,最后换上一辆公交车,就像要甩掉追踪的人一样。博尔韦尔看不出这么做有何必要,因为他们要去见的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公民,只是碰巧在情报部门工作罢了。但博尔韦尔是陌生国度来的外国人,他必须同“菲什先生”一起走,并且信任“菲什先生”。

他们最终来到了城市陌生区域一座破破烂烂的大型公寓楼前。楼里没电——就像德黑兰一样!——“菲什先生”花了些时间才在黑暗中找到正确的房间。一开始没人应门。他本打算无声无息,但现在却功亏一篑,因为他不得不在门上用力拍打半个小时,整栋大楼的住户都出来看到了他们。博尔韦尔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是哈莱姆区[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区,居民大都为黑人。]的白人。最后,一个女人开了门,他们进了屋。

这是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塞满了古老的家具,昏暗的房间中只点着两根蜡烛。伊尔斯曼是一个矮胖的男人,与博尔韦尔年纪相当,三十五岁上下。伊尔斯曼已经有好多年站起来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的脚了——他太胖了。他让博尔韦尔想起了电影中典型的胖警察形象,穿着过小的西装和汗湿的衬衣,一条皱巴巴的领带缠绕在原本脖子所在的地方——他的脖子短得都看不见了。

他们坐下来,那个女人——博尔韦尔猜她是伊尔斯曼夫人——端上茶来,跟德黑兰的习俗一样!通过“菲什先生”的翻译,博尔韦尔解释了他遇到的问题。伊尔斯曼半信半疑。他反复询问博尔韦尔关于两名美国逃犯的事。博尔韦尔怎么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护照?他们带什么东西进土耳其?最后,他似乎判定博尔韦尔对他实话实说,没有欺瞒,于是答应把保罗和比尔从边境弄到伊斯坦布尔,价钱是总共八千美元。

博尔韦尔不知道伊尔斯曼是否真是情报人员。对真的情报人员来说,将美国人“走私”进来只不过是有趣的消遣。假设伊尔斯曼真是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在他们来这儿的路上,“菲什先生”为何担心有人跟踪他们呢?

也许伊尔斯曼是在赚外快。八千美元在土耳其是一笔大数字。伊尔斯曼甚至可能告诉他的上级他要干什么。毕竟,如果博尔韦尔所说是真的,那帮助美国人就没错;如果博尔韦尔在撒谎,那确认他真实目的的最佳方法就是随他去边境。

事到如今,伊尔斯曼似乎是博尔韦尔可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博尔韦尔同意了报价,伊尔斯曼打开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营救队的其他成员在世界各地焦躁不安的时候,西蒙斯和科伯恩正驾车从德黑兰赶往土耳其边境。

西蒙斯打出的口号是:侦察。他要在同保罗和比尔开始逃亡前熟悉每一寸逃亡路线。那一带是否安宁?警察力量如何?冬天路能走吗?加油站开不开?

他选择从色罗穿越边境,而去色罗有两条线路。他之所以选择色罗,是因为它是位于一个小镇的乏人问津的边境检查站。那里人很少,防守也非常薄弱,而“菲什先生”推荐的另一个选择巴扎干要更繁忙。离色罗最近的城市是雷扎耶。从德黑兰到雷扎耶的路上横亘着雷扎耶湖,此湖长一百英里——你只能开车绕过它,要么朝北,要么朝南。朝北的线路经过更大的城镇,路要好些。所以西蒙斯倾向于朝南的线路,前提是路可以走。他决定,在这次侦察行动中两条路都试试,去时走北线,回来时走南线。

他判断逃亡的最佳用车是英国路虎揽胜,这种车介于吉普和旅行车之间。德黑兰现在没有汽车专卖店或二手车店,所以科伯恩把弄两辆路虎揽胜的工作交给了“摩托男”。“摩托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一如既往的巧妙。他在纸条上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一段话:如果你想卖你的路虎揽胜,就打这个电话。然后骑摩托车全城转悠,一看到街上停着路虎揽胜,他就将一张纸条压在刮雨器下面。

他以每辆两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两辆路虎揽胜,他还为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大修购买了工具和备用零件。

西蒙斯和科伯恩带了两个伊朗人同行:马吉德和马吉德的一个堂兄,后者是雷扎耶当地某农业大学的教授。教授来德黑兰是为了将他的妻儿送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西蒙斯骗他说,可以送他回雷扎耶。

他们一大早就离开了德黑兰,后备箱里放着一罐五十五加仑的汽油。刚开始的一百英里,在到卡兹文之前,都可以走现代高速公路。卡兹文之后,就是一条两车道沥青路。山坡覆盖着白雪,但路本身是干净的。如果接下来的路都是这样,那他们一天就能开到。

他们在赞延做短暂停留。他们已经从德黑兰驶出了两百英里,距离雷扎耶还有两百英里。他们同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交谈,后者是教授的亲戚(科伯恩一向弄不清楚伊朗的家族关系——“表兄”这个词似乎没有严格的界定)。这一带还算安宁,警察局局长说,但到了塔布利兹地区他们就可能会碰上麻烦。

他们继续上路,在狭窄但路况不错的乡村道路上行驶了一下午。一百英里后,他们进入了塔布利兹。那里正在举行示威,但同他们在德黑兰常见的暴力冲突不同。他们甚至觉得去市场上转转也是安全的。

路上西蒙斯都在同马吉德和教授交谈。尽管听上去只是随便聊聊,但科伯恩早已熟悉西蒙斯的手段,他知道,上校是在试探这两人,看他们是否值得信任。目前看来,他们似乎过关了,因为西蒙斯开始不时暗示此行的真实目的。

教授说,塔布利兹周边的农村是支持国王的,所以在开拔前,西蒙斯将一张国王的照片贴在了挡风玻璃上。

行驶到塔布利兹北部几公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麻烦——他们被一个路障拦下来了。路障做得很业余,只是将两棵树横放在路上,车不能高速通过,但可以减速绕行。路障旁站着手持斧子和棍子的村民。

马吉德和教授同村民谈话。教授出示了他的大学身份证,还说车上的美国人是来帮助他们做研究项目的。显然,营救队同保罗和比尔逃亡时,需要也带上几名伊朗人,以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

村民们让他们通过了。

不一会儿,马吉德挥手叫停了对面来的一辆车。教授同这辆车的司机聊了几分钟,然后告诉他们说,下面一个叫科霍伊的镇子是反国王的。西蒙斯从挡风玻璃上摘下了国王照片,以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照片替代。此后,他们经常拦下对面来车,根据当地的政治倾向改换挡风玻璃上的照片。

在科霍伊郊外,他们又遇到了一个路障。

同第一个一样,这个路障也很业余,被村民把守,但这一次,站在树干后面的衣衫褴褛的男人和男孩都拿着枪。

马吉德停下车,他们全都下了车。

让科伯恩恐惧的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用枪指着他。科伯恩不敢动弹。

那是一把骆玛手枪。男孩看上去十六岁。他很可能今天才第一次手持武器,科伯恩想。拿着枪的业余枪手是危险的。男孩捏得很紧,连指节都发白了。

科伯恩害怕了。他在越南曾数次遭遇枪击,但现在让他害怕的是,他可能不明不白地死于擦枪走火。

“俄国佬。”男孩说,“俄国佬。”

他认为我是俄国人,科伯恩想。

也许是因为他留着红色络腮胡,戴着黑色羊毛小帽。

“不,我是美国人。”科伯恩说。

男孩的枪口依然对着他。

科伯恩盯着男孩发白的指节想,但愿这小流氓不会扣下扳机。

村民搜了西蒙斯、马吉德和教授的身。紧盯着男孩的科伯恩听见马吉德说:“他们是在检查我们是否带有武器。”他们携带的唯一武器是科伯恩藏在背后衬衣下的一把带鞘的小刀。

一个村民开始搜科伯恩的身,男孩终于放下了枪。

科伯恩恢复了呼吸。

不知道他们发现小刀后会怎么办?

检查并不彻底,他们没有发现小刀。

村民相信了科伯恩和西蒙斯是来做科学研究的。“他们为搜老人的身道歉。”马吉德说,“老人”指的就是西蒙斯,他现在看上去就像一名年迈的伊朗农民。“我们可以走了。”马吉德补充道。

他们重新钻进车里。

出科霍伊后,他们转而南行,绕过湖的顶端,然后沿着西岸驶往雷扎耶郊区。

教授指引他们绕远路进城,所以没遇上路障。从德黑兰开到这儿用了十二个小时。再行驶一小时就能抵达色罗的边境检查站。

那天晚上,他们都吃了伊朗风味的羊肉拌饭作为晚餐。一同吃饭的还有教授的房东,此人碰巧是海关官员。马吉德小心翼翼地从房东口中打探消息,得知色罗边境检查站很少有人活动。

他们在教授家里过夜。那是一座位于城郊的两层别墅。

上午,马吉德和教授驾车前往边境,回来报告说,路上没有路障,相当安全。然后,马吉德进城找人买武器,西蒙斯和科伯恩去了边境。

他们发现了一个小边境检查站,只有两个警卫。那里有一个海关仓库,一个称货车重量的地秤,以及一个警卫室。路上拉着一条低矮的铁链,一头固定在岗哨上,一头固定在警卫室的墙壁上。铁链外面是两百码无人之地,然后是土耳其一侧的小边境检查站。

他们下车转了一圈。空气清新冷冽。西蒙斯指着山坡说:“看见车辙印了吗?”

科伯恩随西蒙斯的手指望过去。边境检查站背后不远处的雪地中,一辆小篷车刚刚穿越边境,与检查站相隔之近,简直是没把警卫放在眼里。

西蒙斯这次又指着他们的头顶说:“很容易就能把警卫与外界的联系切断。”科伯恩抬起头,看见一条电话线从检查站沿山坡而下。只消轻轻一剪,警卫就会沦为信息孤岛。

两人走下山,选择沿一条煤渣支路进入山区。大概走了一英里,他们进入了一个小村,村里只有十多座用木头或泥土砖搭建的房子。西蒙斯用磕磕绊绊的土耳其语询问村长,一个穿着肥大的裤子、马甲,戴着头巾的中年男人现身了。科伯恩听着他们的交谈,却一个字都听不懂。西蒙斯同村长握了握手,然后同科伯恩离开了。

“你们说了些什么事?”科伯恩问。

“我告诉他,我要同一些朋友在夜里骑马通过边境。”

“他怎么说?”

“他说他可以安排。”

“你怎么知道那个村子有走私者?”

“看看你周围。”西蒙斯说。

科伯恩看了一圈,周围都是白雪覆盖的山坡。

“你看见了什么?”西蒙斯说。

“什么都没有。”

“那就对了,这里没有农业,没有工业。你认为这些人是靠什么过活的?他们都是走私者。”

他们回到路虎揽胜里,开车返回雷扎耶。那天晚上,西蒙斯向科伯恩解释了他的方案。

西蒙斯、科伯恩、波赫、保罗和比尔将乘两辆路虎揽胜从德黑兰到雷扎耶。他们会带着马吉德和教授作为翻译。他们在雷扎耶会住在教授家。教授的别墅是理想的居所——没有别人住在那儿,同其他房子相距甚远,而且邻近车流稀少,有通往城外的公路。从德黑兰到雷扎耶的路上,他们不会携带武器——根据他们穿过路障的经验,带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但在雷扎耶,他们会购买武器。马吉德已经在城里找到贩枪者,他们可以从他那里以每把六千美元的价格购买到布朗宁12号口径霰弹枪。这个家伙还可以给他们搞到骆玛手枪。

科伯恩可以乘一辆路虎揽胜合法穿越边境,与博尔韦尔会合。博尔韦尔已在土耳其一侧准备好了另一辆车。西蒙斯、波赫、保罗和比尔将跟着走私者骑马穿过边境。所以他们需要手枪——以防走私者在山中决定“丢弃”他们。他们将在另一侧同科伯恩和博尔韦尔会合,一同驶往最近的美国领事馆,给保罗和比尔办理新护照,然后飞往达拉斯。

这是个好计划,科伯恩想。现在他意识到,西蒙斯坚持选择色罗而不是巴扎干是对的,因为从一个更文明、人更多的区域偷偷越过边境会很困难。

他们第二天回到了德黑兰。他们出发得很晚,大部分行程都在晚上,为的是能在宵禁解除后的早上抵达。他们这次走南路,经过了名叫马哈巴德的小镇。那是一条穿越山区的泥泞单行道,他们遇到了各种糟糕的天气——雪、冰、大风。然而,路毕竟是能走的,西蒙斯决定逃亡时走这条路,而不是北边那条路。

前提是,他们能开始逃亡。

3

一天夜里,科伯恩去凯悦酒店告诉基恩・泰勒,他需要在明早拿到价值两万五千美元的伊朗里亚尔。

他没有说为什么。

泰勒从盖登那里搞来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百元美钞,然后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城南的一个地毯商,约定了兑换汇率。

泰勒的司机阿里很不情愿带他进市中心,尤其是在夜里,但一番争论后,阿里同意了。

他们进入地毯商店。泰勒坐下,同地毯商喝茶。又进来了两个伊朗人:一个人据说将负责换汇,另一个人则是这人的保镖,看上去像是小流氓。

地毯商说,上次通话后,汇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有利于地毯商的变化。

“你耍我!”泰勒怒不可遏,“我不会同你们这些人做生意!”

“这是你能拿到的最优汇率。”地毯商说。

“是个屁!”

“你带着那么多钱来城市的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

“我可不是一个人。”泰勒说,“还有六个人在外面等我。”

他喝完茶,站起身,缓缓走出商店,钻进车子。“阿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他们朝北行驶。泰勒指挥阿里找到另一个地毯商——商店开在王宫旁边的一个伊朗犹太人。泰勒进门的时候,那人正要关门。

“我想把美元换为里亚尔。”泰勒说。

“明天再来吧。”那人说。

“不,我今晚就要。”

“要换多少?”

“两万五千美元。”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我必须今晚换。”

“干什么用?”

“同保罗和比尔有关。”

地毯商人点点头。他同EDS公司的人做过交易,他知道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我看看怎么帮你。”

他将商店后部的弟弟叫出来,支出去。然后他打开保险箱,取出所有的里亚尔。他和泰勒站在那里数钱——商人数美元,泰勒数里亚尔。几分钟之后,一个孩子抱着一堆里亚尔进来,放在柜台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泰勒意识到,地毯商正在尽量收集货币。

一个年轻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将摩托停在外面,提着一大袋里亚尔进来。他进店的时候,有人偷了他的摩托车。年轻男子扔下袋子,声嘶力竭地大喊着追赶小偷。

泰勒继续数钱。


这是处在革命风暴中的德黑兰又一个平常的工作日。

约翰・豪威尔变了。每过一天,他身上正直美国律师的气质就减一分,刁滑伊朗谈判家的气质就增一分。最大的变化是,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贿赂。

梅赫迪——一名偶尔为EDS公司工作的伊朗会计——是这样向他解释的:“在伊朗,很多事都是靠友谊达成的。要成为达德加的朋友有几种办法。我可以每天在达德加门外坐着,直到他开口同我说话。我成为他朋友的另一种办法是给他二十万美元。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帮你安排这种事。”

豪威尔同谈判组的其他人商讨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梅赫迪是想充当行贿中间人,就像“深喉”做过的一样。但这一次,豪威尔并没有当即拒绝为了保罗和比尔重获自由而行贿。

他们决定接受梅赫迪的提议。他们可以揭发达德加接受贿赂,使他身败名裂。或者,他们可以相信梅赫迪能做好安排,给钱了事。不管怎样,他们都需要确认,达德加是否可以被买通。

豪威尔和基恩・泰勒同梅赫迪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这个会计同“深喉”一样神经质,不允许EDS公司的人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他总是在凌晨或深夜同他们见面,要么在他家,要么在小巷里。豪威尔一直强烈要求达德加释放明确的信号——只穿一只袜子来开会,或者领带系反了。梅赫迪则提议模糊处理,比如让达德加为难美国人。有一次,正如梅赫迪预计的那样,达德加确实让他们很为难,但达德加迟早都会为难美国人。

让豪威尔为难的不止达德加一个人。豪威尔每隔四五天就会与安吉拉通电话,她想知道他何时回家。他不知道。保罗和比尔总是向他打听实质性的进展,但他进展缓慢而不确定,他无法给他们明确的时间表。这让他备感沮丧。当安吉拉开始问他最晚什么时候能回来时,他只能压抑住心头的怒火。

梅赫迪的提议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梅赫迪将豪威尔介绍给一个自称与达德加相熟的律师。律师不需要贿赂,只要求正常的律师费。EDS公司聘用了这名律师,但下一次会面时,达德加说:“没有人同我有特殊关系。如果有人说他们跟我很熟,不要相信他们。”

豪威尔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就是那律师在说大话?还是说,EDS公司的谨慎让达德加有所警觉,放弃了索贿的要求?他不得而知。

1月30日,达德加告诉豪威尔,他对EDS公司的伊朗合作伙伴阿波尔法斯・马哈维感兴趣。豪威尔开始准备EDS公司同马哈维交易的材料。

豪威尔现在相信保罗和比尔纯粹是商业人质。达德加对腐败的调查也许是真的,但他现在知道,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所以,他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才能继续羁押他们。伊朗人起初想要美国人答应建造的电脑化福利系统,或者把他们的钱要回去。给他们福利系统意味着重新商议合同,但新政府对重新商议合同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很可能明天就会下台,无法保证完成交易。

如果达德加不接受贿赂,不相信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也没有收到他的上级下达的释放他们的命令,那留给豪威尔的只有一个选择:支付保释金。侯曼博士还没能促使达德加降低保释金。豪威尔现在开始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把一千三百万美元从达拉斯弄到德黑兰。

他逐渐了解到,德黑兰有一支营救队。美国公司的老板竟然会发起这样的行动,这令他无比震惊。但他同时也松了口气,因为如果他能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那就会有人准备好了将他们弄出伊朗。


莉兹・科伯恩担心得都快疯了。

她同托妮・德沃兰奇克和托妮的丈夫比尔坐在车里,他们正要前往格伦威尔大街的皇家东京饭店,那里距“秘方”餐馆不远。莉兹和托妮同玛丽・斯卡利在“秘方”喝代基里酒时,玛丽的一句话搅乱了莉兹的整个世界——她说:“我猜他们都在伊朗。”

那句话之后,莉兹就一直活在恐怖之中。

杰伊是她的一切。他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Captain America),美国漫威漫画公司创作的英雄人物。],是超人,是她的整个生命。她不知道没了他,自己怎么过。一想到要失去他,她就六神无主。

她常常给德黑兰打电话,但从来没有找到他。她每天都打电话问梅夫・斯托弗:“杰伊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还好吗?他能活着离开伊朗吗?”梅夫努力安抚她,但不会向她透露什么,所以她要求同罗斯・佩罗说话,梅夫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她就会打电话给她母亲,哭诉自己的焦虑、恐惧和沮丧。

德沃兰奇克夫妇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竭力帮她摆脱焦虑。

“你今晚干什么去了?”托妮问。

“去购物了。”莉兹说。

“买了什么?”

“买了。”莉兹哭起来,“我买了一套黑礼服,以防杰伊回不来。”


在等待行动的日子里,杰伊・科伯恩对西蒙斯的内心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天,梅夫・斯托弗从达拉斯打来电话,说西蒙斯的儿子哈里非常担心父亲,想同他说话。哈里打电话回父亲家,负责看守农场的保罗・沃克说他不知道西蒙斯去哪儿了,建议哈里给EDS公司的梅夫・斯托弗打电话。哈里很焦虑,斯托弗说。西蒙斯在电话里安抚了儿子。

西蒙斯告诉科伯恩,哈里有些问题,但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提起自己儿子的时候,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他从未提起过布鲁斯,很久之后科伯恩才知道西蒙斯有两个儿子)。

西蒙斯常常谈起自己的妻子露西尔,以及他退休之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非常亲密,西蒙斯似乎后悔自己过了这么久才意识到自己多么爱妻子。“珍视你的妻子吧,”他劝科伯恩,“她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荒谬的是,西蒙斯的建议给科伯恩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嫉妒西蒙斯和露西尔有过的伉俪情深,他也想这样,但他知道自己同莉兹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他不禁怀疑自己的真爱其实另有其人。

一天夜里,西蒙斯笑道:“你知道,我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西蒙斯说话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西蒙斯会解释,有时候不会。这一次,西蒙斯给出了解释——西蒙斯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感觉欠罗斯・佩罗的情。

突袭山西战俘营的后果是苦涩的。尽管突袭队员没有带回一个美国战俘,但那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西蒙斯希望美国公众能如此看。在早餐会上,他同国防部长梅尔文・拉尔德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消息发布给媒体。“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行动。”他告诉拉尔德,“他们是美国战俘。帮助自己的同胞是美国人的传统。上帝啊,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很快就发现了拉尔德在怕什么。媒体和公众将这场突袭看成是失败——因情报错误而导致的另一场灾难。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上写着:美国营救战俘行动失败。罗伯特・道尔参议员提出表扬这次行动的议案时说:“一些战俘已经在战俘营里熬了五年。”肯尼迪参议员答道:“但他们还活着!”

西蒙斯去白宫接受了尼克松总统授予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以表彰他“杰出的英雄主义行为”。其他大部分突击队员将由国防部长拉尔德授予奖章,但只能得到嘉奖绶带,这只比优异表现绶带好一点,军队戏称其为“绿条子”。得知这一点后,西蒙斯怒不可遏。他打电话找参谋长韦斯特摩尔兰德将军。接电话的是代理参谋长帕尔默将军。西蒙斯将“绿条子”的事告诉了帕尔默,然后说:“将军,我可不想让军队难堪,但我的队员很可能把嘉奖绶带贴在拉尔德先生的屁股上。”结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拉尔德给其他队员授予了四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五十枚银星勋章,没有“绿条子”。

突袭行动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他们是从新来的战俘口中了解到的)。这次行动的重要副作用就是战俘营——战俘们被永久地禁闭在单独的牢房里——被关闭了,所有美国人被送到两个大监狱,那里没有足够的牢房单独关押战俘。不过,世界将这次行动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西蒙斯觉得自己的队员们蒙受了极大的不公待遇。

他痛苦失望了很多年,直到一个周末,罗斯・佩罗在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他说动了军队,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队员们从世界各地召集起来,将他们介绍给他们试图营救的战俘们。那个周末,西蒙斯觉得他的队员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感激。而这都拜罗斯・佩罗所赐。

“所以我来了。”西蒙斯告诉科伯恩,“我他妈的当然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科伯恩想到自己的儿子斯科特出生那会儿的事,他非常明白西蒙斯为何会感激佩罗。

4

1月22日,数百名年轻的空军军官在德兹福尔、哈玛丹、伊斯法汗和玛沙德的空军基地叛变,宣誓效忠阿亚图拉・霍梅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他还指望着伊朗军队能把伊斯兰革命镇压下去。伊朗首相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也忽略了这件事,他还在夸口说用最小的力量就能对付革命。国王也不觉得这件事多么了不起,他没有去美国,而是在埃及盘桓,等待在必要的时候回去拯救他的国家。

认识到叛变意义的,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和伊朗军队参谋长阿巴斯・加拉巴基将军。

沙利文通报华盛顿,指望有人发动支持国王的政变是不切实际的,革命必将胜利,美国最好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新秩序。结果他受到白宫的严厉训斥,暗示他对总统不忠。他打算辞职,但他妻子劝他不要这样做——他要对仍滞留伊朗的数千名美国人负责,她指出,他不能置他们于不顾。

加拉巴基将军也想到了辞职。他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位子上。他宣誓效忠的对象不是伊朗议会或政府,而是国王本身,而国王已经走了。加拉巴基认为,军队应该忠于1906年宪法,但这部宪法现在几乎毫无意义。理论上,军队应该支持巴赫提亚尔政府。一连好几个星期,加拉巴基都在琢磨,自己的士兵是否会听从命令,为巴赫提亚尔同革命力量战斗。年轻空军军官的叛变表明,士兵们已靠不住了。他意识到——而布热津斯基没有意识到——军队不是一台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机器,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相同的渴望、相同的愤怒,以及相同的宗教信仰。士兵像平民一样想要一场革命。加拉巴基判断,自己控制不住军队了,所以他决定辞职。

就在他将自己的辞职意愿告诉其他将军的那天,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傍晚六点被召到巴赫提亚尔首相的办公室。沙利文已经从美国将军“荷兰人”哈伊泽那里听说加拉巴基要辞职,他猜巴赫提亚尔找他就是为了商议这件事。

巴赫提亚尔挥了挥手,示意沙利文坐下,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用法语说道:“将有三个人开会。”巴赫提亚尔总是同沙利文讲法语。

几分钟后,加拉巴基将军进来了。巴赫提亚尔谈到将军辞职后会带来的困难。加拉巴基用波斯语作答,但巴赫提亚尔让他说法语。将军说话的时候,手中摆弄着一个信封——沙利文猜那是辞职信。

两个伊朗人用法语争论时,巴赫提亚尔不时寻求美国大使的支持。沙利文私下认为加拉巴基辞职是完全正确的,但白宫命令他鼓励军队支持巴赫提亚尔,所以他违心地强烈反对加拉巴基辞职。讨论半个小时之后,将军离开了,但没有交出辞职信。巴赫提亚尔热情感谢了沙利文的帮助。沙利文知道他这样做于事无补。

1月24日,巴赫提亚尔关闭了德黑兰的机场,阻止霍梅尼进入伊朗。这就像是在撑开一把伞以对抗潮水,徒劳无功。1月26日,在德黑兰的街头纷争中,士兵杀死了十五个支持霍梅尼的抗议者。两天后,巴赫提亚尔提出愿意去巴黎同霍梅尼会谈。一名在任的首相主动要求同被驱逐的反叛者见面,这无疑承认了自身的虚弱,而霍梅尼也认清了这点——他拒绝同巴赫提亚尔会谈,除非后者辞职。1月29日,三十五人死于德黑兰的骚乱,全国其他地区死了五十人。加拉巴基绕过首相,开始同德黑兰的反叛者对话,并同意霍梅尼回国。1月30日,沙利文下令,所有非关键职位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家属都撤离伊朗。2月1日,霍梅尼回国。

他乘法国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机在上午九点十五分抵达。两百万伊朗人上街欢迎他。霍梅尼在机场发表了第一次公开讲话:“我祈求天主斩断所有邪恶的外国人及其走狗的手。”

西蒙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对科伯恩说:“这下等到了。伊朗人民会帮我们。暴徒将攻陷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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