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之意图

惜别  作者:太宰治

明治三十五年,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后来的世界文豪,鲁迅),心中的理想正熊熊燃烧着:前往日本修习医学,借此重振病夫遍布的祖国。他作为中国的留学生,踏上了横滨的土地。而笔者的小说,也打算从这里写起。在他那多愁善感的眼里,日本的大地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横滨开往新桥的列车上,他兴奋地眺望着窗外的日本风景。之后的两年里,他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度过了两年纯真而又拘谨的留学生活。他又是如何爱着东京,理解东京这座城市的呢?然而,对于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他似乎怀有一种自我嫌弃似的反感。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他入学于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没有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生活的两年,成为他人生中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时期。在这段时期,他确实受到了两三个日本医学生的恶意刁难。而另一方面,他又仿佛因此而获得了加倍的补偿,得以在日本结识了难得的良师与益友。尤其是藤野严九郎那份深似大海的师恩,令他久久难以忘怀,以至于在多年以后,他写下了那篇饱含感恩之情的名篇《藤野先生》。他在文章中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仙台的寄宿生活也让他一点一点开始逐步了解日本的真正情况。时年正值日俄战争激战正酣之时。仙台市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就连身为外国人的他也不得不数度为此瞠目结舌,感佩不已。他本是热爱祖国、满腔热血的一介书生,如今,眼见日本一副清洁、活泼的姿态,再想想祖国的疲态和凋敝,一股绝望不禁由心而生。但是,决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这股新鲜活力究竟是从何处迸发而来的呢?怀着一种异常的紧张,他开始观察周遭日本人的生活。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本非是因为他们将日本看作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家。留学日本的真意,其实是为了学习西洋文明。日本已经将西洋文明去粗取精,并对其加以成功的应用。不远万里跑到西洋去学习,倒不如就近留学日本吸收西洋文明的精粹。时年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心怀这样的想法东渡留学,亦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经过细心而周详的观察,他不得不承认:在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存在着一种同西洋文明全然不同的气质,一种孤独凛然而又难以侵犯的品格。清洁感,这种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洁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心里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种美的根源难道不是隐藏在日本家庭的深处吗?此外,他还注意到:在他的祖国丝毫不被接受的单纯的洁净信仰(或可称为理想),在日本则为所有人所毫不例外地坚决秉持。可是,他还是无法完全弄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他的思考又逐渐回溯到了与教育相关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最终,他得出了自己的明确结论:作为独立国家的中国之所以大厦将倾,危在旦夕,并非是中国人肉体上的病弱所致。真正的原因显然在于四处蔓延滋生的精神上的可怕疾病,即丧失了理想的那种怠惰和倨傲。若要改善和医治这种患病的精神,弘扬中国维新的信仰,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才是最为便捷的途径。于是,明治三十九年夏天(六月),他中断了自己的学业,从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同恩师藤野先生、学校的好朋友以及亲切的仙台人道别。文艺救国的理想和希望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他器宇轩昂地踏上了前往东京的旅程。故事结束,笔者也搁笔于此。光是说这些故事梗概,未免听起来有点儿强词夺理,不够生动。于是,笔者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了周树人在仙台的那些美好而又令人怀念的交游之上,还希望让各种各样的日本男女乃至儿童——周树人是非常喜欢小孩子的,都在其中登场。而对于鲁迅晚年的文学论,笔者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因此,后来的那些鲁迅的故事,笔者概不触及。在此,笔者只是想要描绘出那个单纯而又多愁善感的,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周君”。既不轻蔑和鄙视中国人,也绝不浅薄地吹捧和怂恿。我只想以一种洁净、独立、友善的态度,来正确地描摹那位年轻的周树人先生。我的意图,只是希望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在读过这篇小说之后,能够心生感慨:原来在日本亦有理解他们的人。我只是希望,能在炮火的轰鸣之中,为日中的全面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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