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小小小小的火  作者:伍绮诗

米娅说得对:聆讯开始前,又爆出一串新闻——有的是报纸登的,有的是电视播出的——都是关于贝比·周的,抨击她不适合做母亲。其中几篇说她是来美国寻找机会的移民,结果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她的支持者指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证,遑论抚养孩子。还有几篇更刻薄,认为贝比的人品不可靠,完全不适合做母亲。三月的最后一周,聆讯开始了,法院门前的台阶上每天都挤着记者模样的人,急切地试图打探法庭上流传出来的可能具有新闻意义的只言片语。

由于涉及家庭隐私,聆讯不对外界公开,因此各种新闻报道要么十分简洁,要么掺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只有那些身处聆讯室的人——麦卡洛夫妇、律师、理查德森先生、艾德·林、贝比和法官本人——才知道案情的确切进展。

实际的情况是,双方的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先生和艾德·林之间你来我往的陈述陷入了胶着状态,推进十分缓慢,另外,他们各自公布了许多触目惊心的证据,导致案情变得十分复杂。

正方:消防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小米拉贝尔时,她处于极度营养不良的状态,囟门凹陷、严重脱水、瘦得皮包骨——皮肤之下的肋骨和细弱的脊柱清晰可见,脊椎上的细小骨节好像一串珠子。两个月大的她,体重只有八磅。

反方:这是因为孩子不吸奶,贝比试过很多次都没办法,却导致乳头干裂流血,无法喂养孩子,她只能抱着孩子无助地痛哭。两周之后,乳汁彻底停止分泌,她拿出仅剩的七美元,买了配方奶粉,最后钱包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她上班时有人送给她的“一百万美元”假钞,说是这张“钞票”可以为她带来好运气。

正方:婴儿患有严重的尿布疹,说明母亲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都不给她换尿布。

反方:贝比没钱买尿布,还记得吗,她用仅剩的七美元买了配方奶粉,她已经尽了全力。她把用过的尿布拿下来清理干净,再给孩子换上。她给孩子臀部发红的地方涂了凡士林——穷困的她只有凡士林。

正方:邻居们听见孩子一哭就是几个小时。“没日没夜地哭,”门牌号码是3B的一位邻居说,“我早晨去上班,听见她在哭,晚上下班听见她还在哭。”他本打算报警,后来又放弃了,不想干涉别人家的事,“毕竟不关我的事”。

反方:贝比也终日以泪洗面,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内心充满自责,甚至出现了捶胸顿足、撕扯自己头发的自我伤害举动。

正方:在试图履行母亲责任却以失败告终的这一个半月时间里,贝比始终没有寻求心理医师或者医生的帮助。

反方:没错,她应该找人帮忙,但她求告无门。她的英文并不流利,阅读理解能力几乎为零,她不知道去哪里找能帮上忙的社工,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她不知道如何申请贫困补助,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行选项。她低下头,看不到安全网,只有一片冷酷无情的摩天大楼,随时都能将她刺穿,你能责怪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吗?

正方:1997年1月5日凌晨,贝比把孩子遗弃在金斯曼消防局门口,那天晚上的气温降到零下,寒风刺骨,外面的实测温度只有零下八摄氏度。凌晨两点半,消防员打开门,发现孩子躺在一只纸箱里,天刚刚开始下雪,孩子身上也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

反方:贝比把孩子放在消防局门口的时候,天气的确很冷,但孩子穿了三件衬衣和两条裤子,外面包着四条毯子——这些是贝比仅有的婴儿用品,为了给孩子保暖,母亲把她的小手也包好了,还叠起一条毯子,盖在她的头上挡风。根据推测,孩子在消防局外面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有人过来开门了,毯子上只落了一点点雪。

正方:生下孩子时,贝比来美国才两年,来克利夫兰不到一年,她在这里先后租过三个公寓,租住第一个时违反了租约,租到第二个后经常拖欠租金,她的工作所得始终低于最低收入标准。

反方:她每个月都过得很拮据。如果全额支付租金,就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和支付电费,必须挨饿或在黑暗中度日。尽管如此,她还是会尽可能地支付房租,如果收到比较多的小费,她会拿出二十美元,用纸包好,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塞到房东的门缝底下。她的厨房柜台上有个用来记账的信封,开支详情是这样的:

九月:拖欠100美元

   9月8日支付20美元

   9月13日支付20美元

   9月18日支付20美元

十月:拖欠80美元,共拖欠120美元

   10月3日支付20美元

   10月14日支付20美元

   10月26日支付20美元

十一月:拖欠70美元,共拖欠130美元

……

她的欠款始终难以还清,总是入不敷出,又找不到其他工作,英文也不好,连普通教育水平都达不到。

正方:贝比怀孕期间和抛弃孩子之前,曾在一家餐馆工作,该餐馆的一位厨师因涉及海洛因交易遭到逮捕。此前,其他几名工作人员就怀疑贝比和这位厨师存在暧昧关系,两人经常调情,该厨师不止一次深夜开车送贝比回家。据此,贝比本人也可能有卷入毒品交易的嫌疑。

反方:那位名叫文尼的厨师确实贩过毒,但他对贝比只有同情,看到她怀着孕又被男友甩了,他十分不忍心。文尼的姐姐特里萨与贝比有着相似的遭遇,十个月前,特里萨带着孩子投奔与文尼同住的母亲,在母亲的协助下艰难抚养孩子,目睹过这一切的文尼更是对贝比充满怜悯。所谓的“调情”只是他想要逗她开心,送她回家是因为看到她的脚肿了,根本系不上鞋带。

至于贝比——她确实对文尼有好感,但这种好感主要来自他对她的善意,文尼被警察抓走时,贝比为他感到伤心,仿佛他是她的哥哥一样。

正方:贝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每小时只能赚到2.35美元的底薪,假设每周工作五十小时,加上小费,每月平均收入只有317.5美元,她看不出以这样的收入无法满足抚养孩子的需要吗?她怎么会不知道申请补助和食物券呢?

反方:贝比很爱她的孩子,母爱可以克服许多困难,虽然她的收入只能满足基本需要:租金、食物和衣服,但这些东西是无法与母爱相比的。

正方:马克和琳达·麦卡洛显然拥有一切养育孩子的资源,麦卡洛先生有一份薪资丰厚的稳定工作,过去的十四个月,麦卡洛太太一直在家带孩子,她打算今后做个全职母亲,他们的家位于一个安全、富裕的社区。在他们的照顾下,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定期进行体检,社交需要可以充分获得满足,生活丰富多彩:在图书室听故事,去婴儿泳池活动,参加亲子音乐课程。麦卡洛家还通过了严格的无铅居住环境认证。

而且,事实证明,麦卡洛夫妇在抚养孩子方面始终不遗余力,记录显示,他们十年来始终想要孩子,四年前开始申请领养。此前,他们征求了大克利夫兰地区的所有医学专家的意见——包括克利夫兰市立医院最好的妇科医生,专家建议他们领养,于是他们在本州最具声望的领养机构登了记。从这些事情上难道不能看出,他们一定会给予宝宝最贴心的照顾和最好的成长环境吗?

反方:可是孩子已经拥有一位母亲,而且是她的亲生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做母亲的不知经历过多少辛劳与痛苦。把最好的献给孩子是母亲的本能,孩子也天生与母亲最为亲近。

正方:毋庸置疑,贝比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即便作为单亲母亲,她也有权抚养孩子,可是,她去上班的时候,谁来照顾孩子?把孩子交给一个父母双全的家庭抚养岂不是更好?至少在一方工作时,孩子可以得到另一方的照顾,而不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况且,研究证明,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

最后,双方的辩论总是会归结到一个问题:母亲的定义是什么?是血缘关系还是爱决定了母亲的身份?

最后一天聆讯时,法官传唤麦卡洛太太上庭发言,法庭上的理查德森先生十分庆幸没有人前来旁听。家务法庭上没有证人席,只为她准备了一把椅子,摆在法官身侧。麦卡洛太太走过去坐下时,理查德森先生看出她很紧张,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放,他宁愿麦卡洛太太坐在木板包围的证人席上,至少可以把颤抖的双腿遮挡起来,不会让人意识到她的紧张不安。

艾德·林一上来就问了她许多问题。对于亚裔而言,他的身材高得出奇,足有六英尺,肢体瘦长,好像篮球运动员——没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在西克尔高中篮球队打前锋,他只比麦卡洛太太晚毕业三年,也是土生土长的西克尔人,艾德为本案辩护前,麦卡洛太太印象中的他是个腼腆的低年级学弟,稍微有点儿胖。他所在的班级当年只有两名亚裔学生,另一位是苏西·张。孩子们经常拿他俩开玩笑,说他们长大后就会结婚,后来当然并非如此。苏西毕业后去了俄勒冈州,艾德倒是娶了个很不错的华裔女孩,她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同是第一代亚裔移民的子女。但这些事麦卡洛太太都不记得了,尽管苏西·张曾经与她一样,做过一年的拉拉队队长。

“麦卡洛太太,”艾德·林说,把钢笔放到桌子上,“你一辈子都生活在西克尔,对吗?”

麦卡洛太太表示肯定。

“1971年你从西克尔高中毕业,其他阶段的教育也是在西克尔本地接受的吗?”

“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西克尔上的。”

“后来你进入俄亥俄大学读书?”

“是的,1975届。”

“毕业后你立刻回到了西克尔高地?”

“是的,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我丈夫——当时是未婚夫——和我都想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她迅速瞥了一眼理查德森先生,他几近微不可察地冲她点点头,他们曾经讨论过她的发言内容:重点在于提醒法官,麦卡洛一家是多么想要这个孩子,他们夫妇俩对小米拉贝尔又是多么好。

“这么说,你在俄亥俄州生活了一辈子,”艾德·林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而美玲的父母来自广东,你去过那里吗?”

麦卡洛太太不安地扭了扭身体,“当然,我们打算带米拉贝尔进行寻根之旅,等她长大一点之后。”

“你会讲广东话吗?”

麦卡洛太太摇摇头。

“那普通话呢?上海话?潮汕话?任何一种中国方言?”

理查德森先生不耐烦地按动圆珠笔,艾德·林简直是在炫耀,他想。

“你了解过中国文化吗?”艾德·林问,“还有中国历史?”

“我们当然都会去了解,”麦卡洛太太说,“对我们来说,米拉贝尔与她出身的文化保持联系十分重要,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她有个充满爱的家庭和爱她的父母。”她又瞥了一眼理查德森先生,他高兴地发现她把话题引回来了,他曾告诉她,你们是两个人照顾小米拉贝尔,比单亲妈妈有优势。

“你和麦卡洛先生显然很有爱心,我认为不会有人对这一点产生疑问。”艾德·林朝麦卡洛太太笑笑,理查德森先生身体一僵,他明白,这是律师准备设下陷阱的信号,“那么请问,像你说的那样,你们打算如何让美玲‘与她出身的文化保持联系’呢?”

长久的沉默。

“也许这个问题有点儿大,我们再倒回去。美玲现在与你们共同生活了十四个月,对吗?她在你家生活期间,为了让她与中国文化保持联系,你们做过什么?”

“嗯,”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在理查德森先生的眼神催促下,麦卡洛太太终于开口了,“‘东方明珠’是我们最喜欢的中餐馆,我们每个月都会带她去一次,我认为这样可以让她听到中文,熟悉中国文化。当然,我很肯定,她长大一点之后会爱上中餐。”她想了想,又说:“我们还可以报名学习中式烹饪,等孩子大一点,我们会带着她一起学习。”

见艾德·林什么都没说,麦卡洛太太紧张地继续道:“我们对这些问题始终非常重视。”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比如她一岁生日那次,我们打算送她一只泰迪熊玩具,有棕熊、北极熊和熊猫的造型可以选,为了培养她对熊猫的特殊感情,我们选择了熊猫。”

“美玲有玩具娃娃吗?”艾德·林问。

“当然,太多了。”麦卡洛太太咯咯笑着说,“她爱它们,就像每个小女孩一样。不光我们给她买,我的姐妹们给她买,我们的朋友也给她买——”她又咯咯地笑起来,理查德森先生绷紧了下巴,“她有十多只娃娃呢。”

“这些娃娃是什么样的呢?”艾德·林问。

“什么样的?”麦卡洛太太皱起眉头,“它们——就是娃娃而已。有的是小婴儿,有的是小姑娘——”显然她没弄明白对方的问题,“有些抱着奶瓶,有些你可以给它换衣服,其中一个,你把它平着放下,它会闭上眼睛,大部分娃娃的头发都是可以梳理的……”

“它们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呢?”

麦卡洛太太想了一会儿。“嗯——金色的,大部分都是。有一两个头发是黑的。”

“那个会闭眼的娃娃呢?它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的,”麦卡洛太太的腿不由自主地交叉起来然后分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玩具店里的娃娃大多数都是金发碧眼的,我是说,不都是这么设计的吗?”

“都是这么设计的。”艾德·林重复道。麦卡洛太太觉得自己应该是说错了话,但不知道哪里说错了。

“这当中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她坚持道,“设计师不过是想表现一个小女孩的形象,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那种小女孩。”

“可是,也有一些人和这样的娃娃长得并不像,对不对?比如它们和美玲就不像。”艾德·林突然站起来,在大家都坐着的法庭上显得异常高大,“美玲有亚洲人形象的娃娃吗?就是长得像她的娃娃?”

“没有——可是,等她长大一些,我们会给她买中国芭比的。”

“你见过中国芭比吗?”艾德·林问。

麦卡洛太太脸红了。“好吧——我从来没去找过这种娃娃,但是肯定有这样的。”

“根本没有。美泰没做过这样的娃娃。”艾德·林的女儿莫妮卡现在读高三,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就发现,根本买不到长得像她的娃娃。十岁时,莫妮卡开始把娃娃邮购目录当成一本书来翻看,里面的娃娃十分昂贵,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还穿着历史风格的服装。“珍妮·科恩有一个这样的娃娃,”她指着那个酷似珍妮·科恩本人的金发娃娃说,“珍妮的妈妈还给她妹妹莎拉买了一个红头发的,作为光明节的礼物。”莎拉·科恩的头发像火一样红,是夏日骄阳下的一美分硬币那种颜色。然而,整本邮购目录中,没有一个娃娃是黑头发,更没有长得像莫妮卡的,艾德·林去了四家玩具店寻找中国娃娃,无论价格如何,他都会买下来,但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他给美泰公司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有中国芭比娃娃,他们回答说有,给他寄了一本“东方芭比”的小册子,他翻看了很长时间,发现里面的娃娃不仅衣着风格杂乱,而且不是红发就是金发,连一个长得像中国、日本或者韩国女孩的都没有。我来自中国香港,小册子上的一张娃娃照片旁边是这样拟人化的介绍,它在东方,属于远东。在东方,人们去露天市场买东西,市场里卖的东西有鱼、蔬菜、丝绸和香料。一年前,他和妻子带着莫妮卡去香港旅游,看到的景象震撼了他:那里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摩天楼,他在一座巨人般的玻璃幕墙购物中心里买了一件鸽灰色的羊毛衫,寒冷时穿着十分保暖。欢迎你到东方来,这里非常有趣,充满异国情调。

最后,他忍无可忍,把小册子丢掉了。他从孩子年纪更小一些的朋友那里听说,现在也有昂贵的亚洲娃娃出售了——少数几款是黑头发的——但他从未亲眼见到这样的娃娃。莫妮卡现在已经十七岁,早就过了玩娃娃的年龄。

艾德·林在法庭上踱着步子,“那么书呢?你给美玲读了什么书?”

“嗯,”麦卡洛太太想了想,“我们给她读过许多经典作品,《晚安,月亮》《兔子帕特》——她很喜欢这本——《玛德琳》《爱洛依丝》《萨尔的蓝莓》。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喜欢的书珍藏起来,和米拉贝尔分享它们,这样做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你有没有描写中国人物的书?”

麦卡洛太太对此早有准备。“有的,我们有一本《五兄弟》,这是一本由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名著。”

“我知道那本书。”艾德·林再次笑道。这一次,理查德森先生绷紧了肩膀,看到艾德·林的笑容,他会变得格外警惕,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理查德森先生暗忖。接着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害怕对手,不由得脸红起来。“书里面的五个兄弟是什么样的?”艾德·林问。

“他们——他们都是画里的人物,彼此长得很像,感情也很好,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麦卡洛太太磕磕绊绊地说。

“他们都有辫子,不是吗?戴着苦力的那种帽子?眼尾向上倾斜?”没等麦卡洛太太说完,艾德·林就替她回答,他女儿二年级时在校图书馆看过这本书,回家后心情郁闷地问他:爸爸,我的眼睛也是那样的吗?“我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在1998年时还觉得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形象,你认为呢?”

“不过是个很老的故事而已,”麦卡洛太太坚持道,“他们穿的是传统服装。”

“还有别的书吗,麦卡洛太太?描写中国人物的?”

麦卡洛太太咬着嘴唇。“我没有刻意地去找,”她承认,“我没考虑到这一点。”

“我来帮你总结一下,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艾德·林说,“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多。美玲没有长得像她的娃娃,没有描写长得像她的人的书。”艾德·林又踱了几步。十多年后,人们会把这样的玩具和书籍称为认识自己的“镜子”和“窗户”,多年前他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并且反复宣讲,现在已经懒得再讲。你们怎么现在才意识到呢?

艾德·林在麦卡洛太太的椅子前停住脚步。“你和你丈夫不会说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根据你自己的证言,你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美玲的种族身份问题。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美玲和你们一起生活,会与她出身的文化完全脱离呢?”

麦卡洛太太的眼泪夺眶而出。刚刚收留米拉贝尔的那些日子里,麦卡洛太太每隔四小时喂孩子一次,孩子一哭就把她抱在怀里,看着她的小身体慢慢长大,定期给她称体重,蒸熟豌豆、土豆和新鲜的菠菜,搅拌成泥,用小小的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她。米拉贝尔发烧时,是她给孩子冷敷毛巾,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小脸上试体温,后来发现耳朵感染是发烧的罪魁祸首,她又给孩子喂抗生素糖浆,一滴一滴地送进米拉贝尔粉红色的小嘴,让孩子像小猫那样舔食。每当弯腰亲吻宝宝的时候,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仿佛孩子就是她的亲骨肉。因为发烧,米拉贝尔不被抱着摇晃就睡不着,她一整夜都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天亮时,她估计自己走了将近四英里。是她在早餐后、洗澡前和睡觉前逗弄米拉贝尔柔软的小肚子,让其咯咯大笑;是她扶着米拉贝尔帮其站直;米拉贝尔感到痛苦、害怕或者孤独的时候,首先会向她伸出小手索要拥抱;在漆黑的深夜,只要听到她的声音,触摸到她的手,甚至听到她的呼吸声,闻到她的气味,米拉贝尔就会安静下来。

“这并非必要条件,”她坚持说,“我们没有必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专家,唯一的必要条件是,我们爱米拉贝尔。我们的确爱她。我们想给她更好的生活。”她继续抽泣起来,法官让她下去了。

“没关系,”理查德森先生对在他旁边落座的麦卡洛太太说,“你做得不错。”内心深处他却产生了深深的动摇。米拉贝尔当然会在马克和琳达家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点毫无疑问,但她的人生会不会有所欠缺?理查德森先生突然间热切地同情起了米拉贝尔,如此幼小脆弱的灵魂,竟要承受如此复杂沉重的负担。

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有记者拦住了他们,他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表达了自己对庭审的信心,但并没有透露任何关键信息。“我完全信任莱茵贝克法官,他会衡量所有因素,作出公正的判决。”他说。

麦卡洛夫妇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在言辞方面的微妙变化——在早期的发言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麦卡洛家应该得到监护权,因为他们会给米拉贝尔最好的生活,她显而易见地属于麦卡洛夫妇(他坚持认为她是麦卡洛家的人)。现在,尽管报纸上刊出了题为《养父母的辩护律师志在必得》这样的文章,但理查德森先生心中却是七上八下,十分不确定。

当天晚上吃饭时,理查德森太太问他聆讯进行得如何,他只简单回答了几句。“琳达今天出庭作证了,”他说,“艾德·林对她穷追猛打,看起来不妙。”讲到这里,他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可以给报社的朋友打电话,借艾德·林的态度做一下文章。第二天早晨,《实话报》上会登出一篇文章,批评艾德·林采用“侵略”战术,对麦卡洛太太纠缠不休,逼得她当庭痛哭失声。文章暗示说,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应该丢失自己的风度——虽然文中并未提到“像他这样的男人”指的是男律师还是别的群体,但理查德森先生清楚文章的弦外之音——愤怒的亚洲男人形象并不符合公众的预期,因此令人不安。亚洲男人应该是谦虚礼让、与世无争的,像电影人物董龙德那样,至少不应该有威胁性,能像成龙扮演的滑稽角色那样就更完美了,总之,他们不能生气,更不能咄咄逼人。说得大概都对吧,理查德森先生不安地想。文章出来之后,不少原本态度中立的人选择支持麦卡洛,有些原本支持贝比的人的热情也冷却下来。

当然,现在这个想法刚刚在他脑中形成,他只说了一句:“我们继续看吧。”

“我为她感到遗憾,”饭桌另一头的莱克西突然说,“贝比,我是指。她的感受一定很糟糕。”

“不好意思,”伊奇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贝比是你上个月骂过的那个‘不称职的母亲’吗?”

莱克西脸红了。“她确实应该更好地照顾宝宝的,”她承认道,“可我怀疑她抛弃孩子是脑子一时糊涂作出的决定。”

“所以说,怀孕这件事应该慎重对待。”理查德森太太插嘴道,“听见了吗?亚历珊德拉·格蕾丝?伊莎贝尔·玛丽?”她端起盘子,舀了一勺青豆,“生孩子意味着生活的巨大变化,贝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这也许是应该把孩子判给琳达和马克的主要理由。”

“只因为犯了一个错,就得把她的孩子送人?”莱克西说,“虽然我还没准备好要孩子,但假如我——”她迟疑了一下,“假如我怀孕了,你也会逼我放弃孩子吗?”

“莱克西,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你不会那么不理性。”她母亲把盘子放回餐桌中央,叉起一颗青豆。

“哎呀,今天某人的小心眼比过去大了三倍呢。”伊奇对莱克西说,“你被鬼附身了吧?”

“胡说,”莱克西说,“我只是说,这个案子很复杂。”她清清嗓子,“布莱恩说,连他的父母之间都有分歧。”

穆迪翻了个白眼。“这个案子要把克利夫兰的家庭撕成两半了。”

“约翰和德波拉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理查德森先生说,“这张餐桌上的每个人也是如此。”他扫了一眼整个房间,“崔普,听说昨天有人在球赛上玩帽子戏法?”

尽管如此,晚餐结束后,理查德森先生依然心事重重。“你觉得,”他一边和妻子清理桌子一边问她,“马克和琳达真的知道该怎么抚养华裔小孩吗?”

理查德森太太盯着他看。“我认为,这和抚养其他小孩是一样的。”她生硬地说,把盘子放进洗碗机,“不会有任何差别。”

理查德森先生拿起另外一个盘子,把盘底残留的鸡蛋面刮进垃圾桶,将空盘递给妻子,“主要的步骤当然是一样的,”他承认,“但我的意思是,等女孩长大了,她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她是谁?来自哪里?她会想要了解本族的文化。他们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教导她吗?”

“资源到处都是,”理查德森太太轻蔑地摆摆手,无意间把几滴肉汤挥到了柜台上,“他们可以陪她一起学习中国文化,而且,这样岂不是可以更加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她清楚地记得琳达小时候哄玩具娃娃睡觉的情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琳达·麦卡洛多么想要孩子,多么渴望扮演母亲这个令人敬畏的伟大角色,而那个米娅就明显忽视了瑞恩夫妇盼望孩子的迫切心情,否则也不会带着珀尔跑掉。想到这里,理查德森太太擦掉花岗岩柜面上的肉汤,开口道:“老实说,我觉得这对于米拉贝尔来说非常重要——她将会在一个完全没有种族分别的家庭中长大,他们根本不在乎她长什么样。我时常会想,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她激动地说,“也许我们都应该试一下,每个家庭都尝试收养一个不同种族的儿童,或许如此就能彻底解决所有的种族问题。”

她用力关上餐具抽屉,离开餐厅,抽屉里的盘子还在簌簌发抖。理查德森先生拿起一块海绵,擦净黏稠的台面,有些后悔刚才对妻子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琳达的私交太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意识不到自己视野的狭隘。在她看来,事情再简单不过:贝比·周是个不合格的母亲,琳达·麦卡洛是好母亲;前者不守规矩,后者老实本分。但他深知,所谓规则只是对“正确”和“错误”的简单划分,而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情况并不简单,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选边站队的做法更是行不通。他向来羡慕妻子心中那份纯粹的理想主义——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更有秩序,甚至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然而今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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