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太宰治写了二十年，自杀五次，并且在他的四十余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随笔集中，对自己和日本社会的陈腐、伪善和罪恶做了无数次颠覆性的挖掘。

比较起太宰治晚年的《斜阳》（一九四七）和《人间失格》（一九四八），这本发表于一九四○到一九四四年间的短篇集《小说灯笼》已经算是非常明朗、温柔的了。在这本集子里，太宰治暂时收束起他早期作品中支离破碎的文体，让自己和读者都从现代主义庞大而纷乱的魔影下逃生，喘了一口气——然而，对于曾入精神病院治疗药物中毒的作者而言，这几年的“安定期”宛如囚者“放封”一般，只是为他晚期凄绝勐厉的自我毁灭蓄积精力的一个热身运动而已。

近乎凌虐仪式的自我质疑与解剖，似乎一直是日本近代小说家的文学救赎动作。太宰治即使处于一个温和的安定期间，仿佛也未曾背离这个传统。就拿《小说灯笼》这一篇为例子吧，它记述西画家“入江新之助”遗族——五个喜爱说故事的小兄妹，合为一篇“王子与女巫的女儿的爱情故事”接力小说，隐伏在浪漫热情（叙事情境）和亲切和睦（后设情境）的氛围之下，爱情故事“草草结束”，而“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的长兄（一个沉默阴郁一如太宰治本人的家伙）以抄写《圣经》道德讲义来复按这原本十分可爱的传奇故事所引发的轻蔑、讪笑却强有力地暴露出作者对“幸福家庭”的轻嘲。

较之《小说灯笼》，更具杀伤力的短篇《猫头鹰通信》《谁》乃是直接捣向作家（小说家）在虚矫冷漠和自卑疏离之间左支右绌的困境。这样的困境在《作家手札》之中，更借由马戏团主人对“我”的特殊待遇而深刻揭露出来——那是身为大地主富商幼子的太宰治的一份诚惶诚恐、“向往民众”的心态。一方面，太宰治无法摆脱自己贵族般的出身，却隐然以之为个人的歉疚与罪孽；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警醒到，文学救赎根本是一个不实无力的传统——写作除了益发将他和“产业战士”的距离拉远之外，更只能带给他自我挞伐的痛苦。让我们看一段《厚脸皮》的原文：

如果把太宰治短暂的“安定期”看成是他一九三九年再婚之后，因生活美满而与生活妥协的结果，固然无可厚非；不过，如果用一个更广大的视野来审视，读者不难发现：一九四○至一九四四年，正是整个“日本帝国”有史以来最狂飙也最挫败的时期。此时中日战争迈向中途，太平洋战争揭开序幕，日本充满自信地闯向一个以鲜血燃祭樱花的狂热荒原，试图以征服全世界来否证其边缘人的岛国神话与历史。反而是在这场充满虚浮野心与顿挫悲情的战争之中，太宰治的理情特质遂以彰显。换言之，一个精神状态趋近于无休止之自苦自毁的作家，反而在疯狂的氛围中获得了和“时代脉动”一致的、形式上的稳定。所以我们会在《永别》这篇小说中读到如下叙述：

然而，太宰治心目中“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显然并非浮浅的胜利而已，“太平洋战争”还包藏了和文学救赎动作一样非常“真理中心（logocentric）”的自证——那就是选择毁灭的深层意识。太宰治虚无消沉的一生始终浸沉在某种叛离旧价值的憧憬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俏皮努力揭露着文学作品不可救药的媚俗性（哪怕是非常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亦然），但是这种叛离依然十分吊诡地落入了大和民族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之中——樱花总是在灿烂的巅峰乍然凋落，太宰治也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为什么他会在《新郎》这篇小说中说：

在《新郎》的结语之后，太宰治写道：“本文写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早上听到日本和英美正式开战的报道。”或许，太宰治在这年十一月因通不过征兵体检而免役的遭遇，恰恰使他益发体认了文学救赎之无效性与欺罔性，也恰恰催迫他更进一步迈向写作，他越写下去，就越证实了“向往民众”之苍白乏力，也就越能用理性挞伐（亦控制）自己，越挞伐自己，也就越适用“新郎的心态”来反讽着精神趋近毁灭的无奈和空虚。

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生于一九○九年，死于一九四八年。《小说灯笼》是这位作家颠覆其个人与现代文学的一部挽歌，他和他的读者都会以黑塞那样“失落的一代”所惯有的“轻微的喜悦”来阅读这种自我挞伐的深邃理性和深邃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