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乡下人的悲歌  作者:J.D.万斯

我刚开始申请法学院的时候没打算申请耶鲁、哈佛、斯坦福这神话般的“三巨头”。我根本就没想过会有机会进那些地方。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去不去名校根本不重要,因为我想所有的律师都能找到好工作。我只要随便去一所法学院,然后从此一帆风顺:得到高薪,拥有体面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接着我最好的朋友达雷尔(Darrell)在华盛顿一家很火的餐厅撞见他在法律学校的一个同学正在收拾餐桌,因为这是她唯一能找得到的工作。因此,在下一轮申请的时候,我试了试耶鲁法学院和哈佛。

我没申请斯坦福这所全国顶尖学府,你要想知道为什么,就必须了解我小时候学到的经验有时候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申请斯坦福法学院,不像常规的那样提交大学成绩单、法学院入学考试分数和申请短文就行了,而是需要提交一份由大学校长填写并签名的表,证明你在大学里不是一事无成。

我并不认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长。学校太大了,我确信校长女士一定非常和蔼,而且填这个表肯定也就是走个过场而已,但我就是问不出口。我从没见过此人,从没上过她的课,最重要的是,我不信任她。无论她有什么美德,理论上讲她对我都是一个外人。我挑选出来帮我写推荐信的教授都是我能信任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听他们讲的课,还参加他们的考试,写他们布置的论文。虽然我因为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收获了无上教育和生活体验而深爱这个地方及这里的人们,但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我尝试说服自己,甚至都打印出了表格并带到了学校,但最终我还是把它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斯坦福法学院里是不会有我J.D.了。

我决定了最想去的学校是耶鲁。耶鲁自有其吸引人之处——小班教学和独特的评分系统,校方宣传说可以让学生轻轻松松步入法律事业。但其中很多学生都来自精英私立大学,而不是和我一样来自大型州立学校,所以我猜我肯定没希望了。不过我还是在网上申请了,因为流程相对简单。那是2010年早春的一天下午,我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一个以203区号开头的陌生号码,我接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告诉我他是耶鲁法学院招生办主任,说我已经被录取为2013级学生了。我一阵狂喜,整个3分钟的对话里一直跳来跳去。他说再见的时候,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接着我打电话给莉姨报告这个喜讯时,她还以为我刚出车祸了呢。

我下定决心要去耶鲁法学院,也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约20万美金的学费债务,不过耶鲁法学院提供的资助比我想象的多多了。第一年几乎给我全额资助,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为我是全校最穷的学生之一,耶鲁给我好几万助学金。穷到如此地步还能得到这么大好处,这真是头一次。选择耶鲁不仅因为它是我梦想的学校,还因为性价比最高。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最贵的学校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反而最便宜。比如,一个学生的父母年薪3万美元,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过了贫困线。这个学生在威斯康星大学一个较不受欢迎的分校要付一万学费,但在该校最好的麦迪逊校区只花6000美元,而在哈佛大学,虽然学费高达4万美元,但只要交1300美元就行了。当然,像我这样的孩子并不懂这些。我的好兄弟内特是我一生的朋友及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想去芝加哥大学读本科,但他没有申请,因为觉得付不起学费。然而,他在芝加哥大学花的学费很可能比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还要少,就像我在耶鲁花的钱远远少于其他所有学校。

接下来几个月我在为远行做准备。我叔叔阿姨的朋友帮我在当地一家地砖公司的仓库找了个活儿,整个夏天我都在工作——开着铲车,把地砖装好便于运输,打扫那间巨大的仓库。夏天结束时,我存了足够的钱,不用担心搬去纽黑文了。

我离开米德尔敦的那天感觉和此前离开家乡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当我离家去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会经常回来,而且今后可能还会在故乡待很长时间(的确如此)。在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后,再离家去哥伦布读大学也就不在话下。我对离开米德尔敦前往其他地方已经驾轻就熟了,也习惯了那种孤独。但这次我知道我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但没关系,因为米德尔敦对我已经没有家的感觉。

我第一天去耶鲁法学院的时候,看到走廊墙上的海报上写着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要来参加一个小活动。我简直不敢相信:托尼·布莱尔就在一间教室里给几十个学生做演讲?如果他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那里的千人礼堂都会座无虚席。“嗯,他经常来耶鲁演讲,”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儿子在这读本科。”几天后,我在走向大门的时候转过一个拐角,差点撞上个人,我说“对不起”,然后抬头看了看,发现那人竟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名人来访的事儿一星期至少发生一次。耶鲁法学院是读书人的好莱坞,每每令我这个游客叹为观止。

根据学校课程设计,第一学期还比较轻松。我在其他法律学校的朋友都被铺天盖地的作业包围,并且为严苛的评分系统所苦——评分曲线把你和你的同学置于残酷的竞争中。而我们这儿,院长在入学指导的时候说让我们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无论它们能把我们引向何方,不要过多担心分数多少。一开始的四门课都算学分课,成绩不计入绩点,这就容易多了。

其中一门是16人的宪法研讨会,我在班上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几个自称像在“错位玩具岛”(Island of Misfit Toys)[引自一本儿童读物。所有奇怪的、不被接受的玩具都会被流放到这座岛,但岛上的玩具都自认非常特别。]上一样。我们中有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保守乡巴佬,印第安移民的绝顶聪明的女儿,在社会上打拼十多年、熟谙人情世故的非裔加拿大人,菲尼克斯来的神经科学家,家就住耶鲁旁边、胸怀大志的民权律师,极力主张进步、幽默感绝佳的女同性恋等,虽然我们之中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力量,但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耶鲁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这种震撼是积极的。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美国历史迷,所以我发现校园里的一些建筑年代比独立战争还久远时非常激动。有时我会在校园里寻找能够说明那些建筑的年代的标示。那些建筑都是新哥特式的杰出艺术品,高耸入云,美得令人窒息。楼宇内部,精致的石刻和木饰给法学院营造了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氛围。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我们这儿是霍格沃茨法学院,把法学院和那套奇幻小说里的场景相比真是再生动不过了。

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馆熬夜学习,但也不是难得让人没法活了。我有时会想校方终会发现他们看错了我,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真诚道歉并让我回米德尔敦。但有时也会想我只有全情投入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毕竟这里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而我并不很符合资格。事实上,虽然学校里确实有罕见的天才,但大多数同学虽然聪明却也不是奇才,因此在课堂讨论和考试的时候,我基本都能应付过来。

当然并不是事事顺心。我一直自认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有一次我把一篇草率写就的作文交给一位以苛刻著称的教授,他写了一些严厉批评的话返还给我。“太差了。”他在其中一页潦草地写道。另一页,他圈出了一大段,在页边写到,“一堆糟粕一样的句子拼凑成一段话,真令人作呕。改。”我听小道消息说这位教授认为耶鲁应该只录取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和普利斯顿这样的大学的学生。他说:“我们不是去纠正错误的,这里有太多小孩需要被纠正了。”听了这番话,我下决心要改变他的想法。学期末,他给我的作文的评价是“优异”,并承认他对州立大学的看法可能错了。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深得教授喜爱,成绩很棒,暑假要去梦想的岗位上实习——给一名在任参议员的首席法律顾问当助理。

耶鲁虽然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也在我脑海中种下了怀疑自己归属何处的种子。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在故乡,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在自己家,我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整个家族,我是第一个去专业学院学习的人。2010年8月我来到耶鲁的时候,耶鲁法学院已经培养了最近上任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两位,6位最近的总统中的两位,更不用说在任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耶鲁的社交仪式有不寻常之处:鸡尾酒招待会和宴会既是业界交流也是个人交友的地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帮人是我老家的人轻蔑地称为“精英”的群体中的新晋成员,从外表看,我也是其中之一:白人,高大,挺拔。来耶鲁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在耶鲁我有了这种感受。

一个原因是社会阶级方面的。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95%的耶鲁法学院学生来自上中产阶级或更高,大多数人可以说非常富有。显然,我既不是上中产阶级,也不富有。耶鲁法学院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来自穷人家庭,虽然从外表上看我并不特殊。常春藤学校看重多元化,但几乎每个人,黑人、白人,还有犹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们都家庭完整、衣食无忧。

第一学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参加完酒会想去一家鸡肉料理店吃点东西。我们这一大帮人吃完后留下一片狼藉:脏盘子一堆,鸡骨头乱丢,沙拉酱和汽水溅得桌上到处都是。我不忍把这一团乌糟扔给某个可怜的服务生去清理,于是留下来收拾。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帮我一起收拾,就是我的好兄弟贾米尔(Jamil),他也来自穷人家庭。后来,我告诉贾米尔,我们也许是学校里唯一不得不给别人擦屁股的人。他只是点了点头,默认了。

当时,尽管我的经历很独特,我也从没觉得自己在米德尔敦是外人。大多数人的父母从没上过大学。我最好的朋友们都经历过家庭矛盾——离婚、再婚、分居、父亲坐牢等。少数父母是律师、工程师或教师,他们是阿嬷所谓的“有钱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富到我会觉得他们和我们有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仍然是我的邻里,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和我同一所高中,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其他人也会做的。我从未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即使在我的一些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朋友家中也没觉得融不进去。

但在耶鲁法学院,我感觉像是乘坐飞船坠落在奥茲国[小说《绿野仙踪》中一个虚构的国度。](Oz)。通常人们认为一个由外科医生母亲和工程师父亲组成的家庭就是中产阶级,这样的家庭年收入是16万美元。在米德尔敦,这简直多得算不清楚了,但在耶鲁法学院,学生期望毕业第一年就拿到这么多薪水,而且很多人还担心不够花的。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钱,更重要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耶鲁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别人对我的生活非常好奇。教授和同学似乎对我所认为的无聊往事饶有兴趣,什么我去了一所平庸的公立高中,我父母没上过大学,我在俄亥俄州长大之类的。这些事儿也都发生在我过去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但在耶鲁,没人经历过这些。甚至在俄亥俄见怪不怪的海军陆战队服役经历对很多耶鲁的朋友来说也非常新鲜,他们从没和参加过美国最近的几场战争的老兵相处过。所以说,我在耶鲁很特殊。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儿。第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陶醉在自己是这所精英法学院唯一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海军陆战队大兵这个事实里。但随着那些点头之交成了好朋友,我就为没跟他们如实谈自己的过去而有点不好意思。“我母亲是个护士。”我告诉他们。当然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的法定父亲——他的名字印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除了我米德尔敦的最好的朋友,那些我让他们帮忙看看法学院入学申请短文的好朋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塑造了我的生活。在耶鲁,我决定改变这一点。

我不确定是什么驱使我做出改变。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不再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了:我父母的过失不是我的错,所以我没必要遮遮掩掩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说,我担心没有人会了解我外祖父母在我人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最好的朋友中也没几个知道,如果没有阿嬷和阿公,我的生活该有多么绝望。所以也许我只是想颂扬那些值得颂扬的人。

还有别的原因。当我意识到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多么不一样,我渐渐理解了我和我老家的人有多么相似。最重要的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近来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矛盾。开学后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个离莉姨家不远处的加油站加油。离我最近的加油泵那的一位女士和我聊了起来,我注意到她穿了一件耶鲁的T恤。“你上过耶鲁大学?”我问。“没有,”她回答道,“我侄子在那读书。你也是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简直是在显摆,她侄子去上耶鲁,命真好,而我却仍然无法适应说自己已经是个名牌大学学生了。听了她的话,我必须做出回应,是说自己是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呢,还是个外祖父母是乡巴佬的米德尔敦穷孩子。如果说了前者,那我就可以跟她互相客套一番,谈谈纽黑文的美景;如果说了后者,那么我们之间就相当于隔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她是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的。在她的鸡尾酒派对和那些阔气的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很可能在嘲笑俄亥俄人的粗糙,嘲笑他们死守着自己的枪和宗教。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我勉强回了一句:“不,我没上耶鲁,但我女朋友上了。”然后我就开车走了。

这不是我引以为豪的时刻,但是这一刻突显了快速向上流动所引发的社会内部矛盾:我向一个陌生人撒了谎,以免感觉自己像个背叛者。从这件事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我已经提到过的:文化隔阂的一个后果是,认为成功的常规衡量标准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所不应达到的。阿嬷总是劝我摒弃这种想法,她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另一个教训是,不仅是我们自己这个群体在强化这种局外人的态度,而且我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去的地方也在强化这种态度,比如那个说耶鲁法学院不应录取非名牌大学学生的教授。无法量化这些态度如何影响着工人阶级,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更难爬上经济阶梯,还更容易在爬到顶后再掉下来,我觉得他们在抛却原有身份时感到的不安也至少稍微有些影响。而上层阶级要促进社会向上流动,除了推行明智的公共政策之外,还要打开上层人士的心胸,让他们接受不太有归属感的新来人。

虽然我们赞颂着社会流动,但它也有弊端。这个术语显然暗示了一种动态过程——去往理论上更好的生活,的确是这样,但同时也让人离开了一些东西。而且你不能一直控制你已经离开了的那个原先的生活。在过去几年,我在巴拿马和英格兰度过假。我在昂贵的有机食品超市买过东西。我听过管弦乐音乐会。我试过摆脱对“精制加工糖”(refined processed sugars,这个术语里至少有一个词是多余的)的瘾。我也担心过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种族偏见。

这些事情本身都不坏。事实上,大都是好事——去英格兰是我儿时的梦想;少吃点糖对身体好。同时,这些事件告诉我,社会流动不只是财富多寡等经济学问题,还关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穷人相比,有钱有权的人除了钱和权,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当你从工人阶级流动到专业人士阶层,那么几乎你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往好里说是不时尚,往坏里说就是不健康。对于这一点我感触最深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耶鲁的一个朋友去老乡村店(Cracker Barrel)吃饭。小时候,去这家店吃饭是最高的用餐享受,因为这是阿嬷和我最喜欢的餐厅。而和耶鲁的朋友在一起,它就成了一家脏兮兮、油腻腻的破店。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马上选择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即使有点不适应也没关系。但当我意识到在这个新世界里自己是个文化异客,我开始认真思索那些少年时候就困扰我的问题:为什么除了我以外其他高中同学一个也没考上常春藤名牌学校?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精英群体中少得可怜?为什么家庭矛盾在像我那样的家庭里如此普遍?为什么我会觉得耶鲁、哈佛这样的地方遥不可及?为什么同样是成功人士,感受会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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