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六七岁之前发生的事也能有一些印象。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我有次爬上我家小公寓的饭桌上，宣布自己就是“无敌浩克”，然后一头撞在墙上，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比任何建筑物都要强大。（结果我错了。）

我记得被偷偷带进医院去看望红树莓舅姥爷。我还记得在日出前坐在布兰顿阿嬷的膝盖上，听她大声朗读《圣经》里的故事。我也记得自己曾摸过布兰顿阿嬷下巴上的胡须，当时还想是不是上帝给了每个老太婆面部的毛发。我记得向小山坳里的海德恩太太（Ms.Hydorne）解释自己的名字是“J.D.，就是J点D点。”我还记得乔·蒙塔纳（Joe Montana）在对阵主场作战的猛虎队的那届超级碗中赢得比赛的那次达阵。我还记得那个9月初的一天，母亲和琳赛在把我从幼儿园接回去的时候告诉我，我以后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她们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对我的抚养权。这是我最难过的一次。

我的父亲唐·鲍曼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他们在1983年结婚，差不多在我开始走路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在这次离婚的几年后又结婚了。父亲放弃对我的抚养权的时候我6岁。在此之后的6年里，他成了我脑海里的一个印象。和他一起的日子只剩下几段回忆。我知道他喜欢肯塔基，喜欢那里美丽的山和乡村里起起伏伏的绿色田野。他喜欢喝皇冠可乐，满口清晰的南方口音。他之前也饮酒，但自从加入五旬节会[源自1901～1906年间在美国的五旬节运动出现的基督新教教派。]后就戒酒了。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爱意。因此当母亲和阿嬷告诉我他“再也不想要我了”的时候，我是多么地不敢相信。他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生了两个小孩子，而我则被替代了。

我的继父是鲍勃·哈梅尔（Bob Hamel），他后来成了我的法定养父。他是个好人，对我和琳赛都非常亲切。可是阿嬷却不大喜欢他，“他就是个没牙的傻瓜”，阿嬷如是跟母亲说。我觉得阿嬷这种态度有着阶级和文化上的原因：阿嬷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想过得比出生时所在的环境要好。虽然自己算不上富有，但她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教育、找份白领工作而且同衣冠楚楚的中层阶级人士结婚。换言之，这里的中层阶级人士指的就是与阿嬷和阿公完全不一样的人。然而，鲍勃也是一个典型的乡下人。他与自己的父亲关系疏远，而他的童年也映射到了自己的孩子们身上：他很少去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尽管他们就住在米德尔敦南边十英里外的汉密尔顿镇。他嘴里有一半的牙齿都烂掉了，另一半则是黑褐色的奇形怪状。这是由于他喝了一辈子的山露汽水，而且想必也错过了不少口腔检查。他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当时以开卡车维生。

虽然我们慢慢地会发现，鲍勃身上值得讨厌的地方确实不少，但阿嬷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则是因为他身上最像她自己的那些地方。阿嬷当时明白的道理，我在20年后才学到：美国的社会阶级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阿嬷对自己的孩子们过得比自己好的心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找到的工作，还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不知道阿嬷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过，但是她肯定觉得像她自己这样的人，如果当自己孩子的伴侣和自己孙辈的父母的话，肯定是不够好。

当鲍勃成为我的法定养父之后，母亲把我的名字从詹姆斯·唐纳德·鲍曼（James Donald Bowman）改成了詹姆斯·大卫·哈梅尔（James David Hamel）。在那之前，我的中间名一直是我父亲的名字唐纳德，因此母亲此举就是想消除父亲存在的所有痕迹。改名之后，我的中间名的缩写仍然是D.，这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早已习惯了称呼我的小名——J.D.。母亲告诉我，我现在的中间名是来自我的大卫舅姥爷，即阿嬷那个爱吸大麻的哥哥。这个解释在6岁的我看来也未免有些牵强。估计任何一个D开头的名字都可以，只要这个名字不是唐纳德。

我们的新生活从表面看起来有种家庭情景喜剧片的感觉。母亲和鲍勃之间的婚姻看起来挺幸福的。他们买下了一座离阿嬷家几个街区远的房子。（我们家和阿嬷家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每当我想上厕所但家里的厕所里有人时，或是想吃点儿好吃的时，我就会走到阿嬷家去。）母亲那时不久前拿到了自己的护士证，而且鲍勃的工资也很高，所以我们家那时还算有钱。那时的我，和每天带着枪抽着烟的阿嬷住在一条街上，又有了一个新的养父，这样的家庭虽然看起来奇怪，但却幸福。

我的生活步入了有规律的轨道：每天上学，然后回家吃饭。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阿嬷家和阿公家去。阿公经常坐在我们家的门廊里抽烟，而我则和他坐在一起，听着他每天嘟嘟囔囔地抱怨政治或是钢铁工人工会。当我学会阅读后，母亲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本故事书——《太空小顽童》（Space Brat）。当我很快把这本书看完后，母亲对我大加赞赏。那时的我，喜欢阅读，喜欢和阿公一起做数学题，也喜欢看到我做的每件事后母亲都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我和母亲之间的亲情还体现在其他的事情上，尤其是我们最爱的运动：橄榄球。对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 Montana），我虽然识字不多，但却看遍了所有关于他的文字，观看他的每一场比赛，还给蒙塔纳先后效力的49人队和酋长队写球迷信。母亲从公共图书馆里翻阅关于橄榄球策略的书，我们还用彩色硬纸和零钱建造球场的小模型：守方用一分钱的硬币，攻方则用五分和一角的硬币。

母亲不仅想让我明白橄榄球的规则，更想让我理解其中的策略。我们在用彩色硬纸做成的橄榄球球场上进行练习，演练球场上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如果某个前锋（一枚闪亮的五分硬币）阻截没成功会怎样？如果没有处于空位的接球员（一枚一角的硬币），四分卫（另一枚一角硬币）能怎么做呢？我们虽然没有国际象棋，但是却有橄榄球。

母亲想让我们接触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而且她这种愿望比我们家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烈。母亲有位朋友叫斯科特，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和男同性恋者。后来她告诉我他意外死亡了。她还曾让我观看一部关于瑞安·怀特（Ryan White）的电影。瑞安·怀特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因为输血治疗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为了返回学校，他不得不进行司法诉讼。每当我抱怨学校的时候，母亲都会提醒我瑞安·怀特的故事，告诉我能接受教育是一件多么大的幸福。母亲被怀特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1990年怀特去世后，她还给怀特的母亲寄去了一封手写的信。

母亲对教育能带来的前途深信不疑。她是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但却没能去上大学，因为她高中毕业后没几周琳赛就出生了。不过，她后来还去上过当地的社区大学，并拿到了护理学的专科学位。在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全职的护士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对此也尽到了一些绵薄之力：我在她身上爬上爬下想必“帮助”了她的学习，而且我还让她在我幼嫩的血管上练习抽血。

有时候，母亲对我教育的重视可能有些过头了。在我三年级时的科学竞赛中，母亲每个阶段都在帮忙——从项目的计划、实验的笔记一直到展示品的组装。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的科学项目看起来完全就是应有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自一个有点偷懒的三年级学生之手。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着第二天交上我那略显平庸的展示品，然后就算收工了。科学竞赛毕竟是一场比赛，我甚至还在想，如果自己能好好地推销一下自己的作品，没准还能进入下一轮。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母亲把我的展示品从里到外改装了一番。看起来简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强强联手的作品。虽然评委们看到我的展示品时大吃了一惊，但当我回答不上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时（但是展示品的作者应该回答得上），他们意识到我的展示品存在猫腻。我没能进入这次竞赛的最后一轮。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除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之外——母亲非常在意精神上的进取。没有什么能比我看完一本书或是要新书看时更能让她高兴。那时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的母亲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当时认识的人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聪明的。

在我青少年时期所在的俄亥俄州西部，我们学会了去重视忠诚、荣誉和强硬。我5岁时就“光荣”地被人打破了鼻子，6岁时就被人揍得眼圈发黑。每次这种打架都是因为有人侮辱我母亲。关于母亲的笑话是绝不被允许的，而如果有人胆敢拿我外祖母开玩笑的话，他就得尝尝我那幼小的拳头所能造成的最严重的惩戒。阿嬷和阿公让我明白了关于打架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先动手；如果有人先动手的话，就战到最后；尽管决不能先动手，但如果有人侮辱你的家人的话则另当别论。最后这一条原则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非常明显。

琳赛曾有个叫德瑞克的男友，这可能是她第一个男朋友，但是他俩交往没多久就分手了。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那极度的伤心只有她那个年纪的孩子才会有。于是有天，当看到德瑞克从我家房子前走过时，我决定和他对抗。他比我大5岁，还比我重25磅，但我在被他轻易推倒之后又站起来向他扑去。当我第三次扑向他时，他失去了耐心，狠狠地把我揍得屁滚尿流。我跑到了阿嬷家去得到些急救护理，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流了点血。

关于打架，正如其他很多事情一样，阿嬷通过经验来教导我。她的手碰到我身上的时候没有一次是惩罚性的——她这种反对打孩子的做法肯定是来自她自己的惨痛经历——但是当我问她脑袋上挨一拳是什么样的感觉时，她向我展示了一遍。她的手上的肉轻快地碰到了我的脸颊。“这下的感觉没那么糟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被人打脸远没有我曾想象的那么可怕。这也是阿嬷关于打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除非对方特别能打，否则脸上挨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宁可脸上挨一拳，也不要丢掉打出自己的一击的机会。阿嬷的第二条诀窍就是侧身站着，左肩朝向对手，双手举起来，因为“这样你作为一个目标就小多了”。她的第三个诀窍就是打人的时候要用到全身的力量，尤其是臀部。阿嬷告诉我，只有很少的人明白，在打人的时候只靠拳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虽然阿嬷告诫我不要先动手，我们之间不言而喻的荣誉准则很容易让其他人来替你先动手。如果你真的想和某个人干上一架，你只需要用脏话侮辱他的母亲就可以了。有人跟你说了一连串的侮辱之后，如果你溜掉了，在那些“乡下人”眼中那就意味着你丢掉了自己的荣誉和自尊，甚至连朋友们都不再理你了。回到家，你也不敢和家里人提起你在外面给他们丢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几年过后，阿嬷关于打架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在三年级的时候，有次我在赛跑中输了，面对胜者的奚落，我只能想到一种应对方式。如果不是旁边暗藏着的阿嬷及时介入，我和那小子之间肯定又要上演一场校园全武行。她严厉地问我是不是忘记了她说的，即正当的打架只能是防御性的。我不知如何回答，几年前对于那条事关荣誉的没有明说的打架原则她可是认可的。“有次我和别人打架，你可是说我做得不错。”我跟她说。“好吧，那时我错了。你不能打架，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事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阿嬷可是从不承认错误的。

又过了一年，我发现我们班的恶霸总是针对一位受害者，一个我很少跟他说话的怪小孩。因为我之前在打架上的“辉煌战绩”，我基本上没挨过欺负。而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只要那个恶霸不欺负我，我也就知足了。可是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了他对他的受害者说的一些话，当时我有一种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出头的强烈冲动。我觉得那个受害者太可怜了，他看起来被那个恶霸莫大地伤害了。

当天放学后，我和阿嬷提起这事时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觉得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因为自己没有勇气帮那个可怜的孩子辩护。当别人让他生无可恋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听着。阿嬷问我有没有把这事告诉老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她就说出了一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有时候，宝贝，你得动手，即使不是出于保卫自己。该出手时就出手。明天你得为这个孩子出头，等到该为自己出头的时候也不要犹豫。”接着她教了我一招：快速而又猛烈（记得要用上臀部的力量）地一拳准确打在肠子的位置。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感到紧张，希望那个恶霸今天能歇一歇。但是，当我们班像往常一样吵闹地排队打午饭时，这个恶霸——他的名字是克里斯（Chris）——问我关注的那个可怜孩子那天想不想哭。“闭嘴，”我说，“别欺负他了。”克里斯走向我，推了我一把，问我想怎样。我走到他正前面，右臀一扭，冷不防地一拳打到他肚子上。他立刻特别吓人地跪了下来，看起来已经不能呼吸了。当我意识到自己真的伤到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一边咳嗽一边喘气了。他甚至还吐了一点血。

克里斯到校医那儿去了，当我确信自己并没有杀死他，不会被警察逮捕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了学校的管理制度：自己会不会被休学或开除呢？会被休学多久呢？当其他孩子们在课间玩耍时，克里斯被学校护士送了回来，老师把我带到了教室。我当时以为她会跟我说她已经给我父母打过电话了，而我就要被学校踢出去了。反而，她教育了我一番关于打架的事，然后让我在教室里练字，不能在外面玩。我有时候也在想，她是不是因为学校工作的限制而不能适当地管教那个班里的恶霸。不管怎样，阿嬷是从我口中听到的这次打架的事，还表扬我做得非常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架。

虽然我那时发现身边的事情并不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家的问题与周围大多数家庭一样。是的，我父母的争吵非常激烈，但其他人的父母亦是如此。是的，我的外祖父母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与我母亲和鲍勃一样重要，但乡下人的家庭就是这样。我们过得并不是那种单核小家庭的平静生活。我们的生活吵吵闹闹的，有许多阿姨、舅舅、外祖父母还有表兄弟姐妹。这就是我所得到的生活，而我那时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小孩。

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我家的事情开始变糟了。母亲和鲍勃受够了阿公经常的出现和阿嬷的“干预”，于是决定搬到普雷布尔县去住。普雷布尔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农业县，离米德尔敦大约35英里。尽管我那时仍是一个小男孩，但仍能看出这是所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了。阿嬷和阿公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帮我完成作业，每当我表现良好或是完成一项困难的功课时都会用好吃的来慷慨地奖励我。他们还是我们家的看门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人——不管什么情况下外套口袋里和汽车座位下面都有上膛的枪的乡下老头老太太。他们让坏人不敢靠近。

鲍勃是母亲的第三任丈夫，但“第三次会是好运”这个谚语在这儿没用了。早在我们搬去普雷布尔县之前，母亲和鲍勃已经开始争吵了，而他们之间的争吵往往让我在睡觉的时间之后很久都难以入睡。他们互相说的那些话是朋友和家人间绝不应该说的：“去你妈的！”母亲有时会对鲍勃说“滚回你的拖车公园去吧”，说的正是鲍勃在他们结婚前的生活。有时候母亲会把我们带到汽车旅馆去躲上几天，直到阿嬷或阿公说服我母亲去面对自己的家庭问题。

母亲身上有很多阿嬷的那种激情，也就是说她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家庭争端中的那个受害者。这也意味着她经常将普通的不和上升到本不应达到的程度。在我二年级时的一次橄榄球比赛中，一个高大又肥胖的母亲咕哝道为什么在上一回合中拿球的是我。母亲在露天看台上坐在这位母亲的后一排，无意间听到了这句评论，然后告诉她我拿到球是因为我和她家孩子不一样，我不是一个被胖子母亲养大的胖子。当我注意到场边的骚动时，鲍勃正在费力地把我母亲拉开，而我母亲的手里还揪着这位母亲的头发不放。那场比赛后，我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回答道：“没人能对我儿子评头论足。”

在普雷布尔县，阿嬷和阿公远在45分钟的车程之外，母亲和鲍勃之间的争吵就成了大呼小叫。大部分情况都是关于钱，虽然对于一个收入加起来超过十万美元的俄亥俄农村家庭来说，因为钱发愁很难说得过去。但是他们还是争吵，因为他们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新汽车、新卡车还有游泳池。当他们短暂的婚姻走到尽头时，他们已经欠了好几万美元的债，而且欠的钱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当时钱的问题是离我们最远的问题。母亲和鲍勃也从不使用暴力，但这一点也慢慢地改变了。有天夜里我被玻璃破碎的声音吵醒了——那是母亲在朝鲍勃扔盘子——然后就跑下楼去看看发生了什么。鲍勃那时正把我母亲摁在厨房的柜台上，而母亲则在对他又打又咬。当母亲落到地上后，我就跑过去伏在她的膝前。鲍勃靠近的时候，我站起来在他脸上打了一拳。鲍勃后退了一步（我当时以为他是准备还我一拳），我就双手护头躺在了地上，准备迎接他一拳。可是那一拳却没有落下来——鲍勃从不是肢体上暴力的人——而我的干预不管怎样终止了这场争斗。他走到沙发那边，安静地坐了下来，眼睛盯着墙壁；母亲则和我温顺地上楼睡觉去了。

母亲和鲍勃之间的问题是我所接受的第一堂关于如何解决婚姻冲突的课。给读者举例几条：能大喊大叫的时候就不要用正常音量说话；如果争吵变得非常激烈，掌掴拳打也无何不可，只要不是男的先动手就行；如果所有的招式都没用，带上自己的孩子们和狗到当地的汽车旅馆去，而且切记不能告诉你的另一半到哪儿去找你——如果知道孩子们在哪儿的话，他或她就不会那么担心了，离家出走也就起不到效果了。

我在学校的成绩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许多个晚上我都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因为家里面的声音：家具摇晃的声音、重重跺脚的声音、大喊大叫的声音，有时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总是既疲倦又压抑，稀里糊涂地过完在学校的一天，心里面还在想着家里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只想躲在一个可以安安静静地坐着的地方。我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因为这太难为情了。而且尽管我讨厌学校，我更讨厌的是家。每当老师说我们在放学铃响之前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收拾自己桌子的时候，我的心就沉了下去。我盯着钟表看，就好像是在看一个定时炸弹。就连阿嬷也不知道事情已经变得有多么糟糕。我成绩的下降是第一个迹象。

当然了，并非每天都是如此。但即使当我家从表面看起来平静的时候，那种弥漫着的紧张气氛也让我丝毫不能放松戒备。母亲和鲍勃再也不会对彼此和颜悦色，也不再对我以及琳赛好言好语。你永远不会知道是哪句话说错了，就能把一顿平静的晚饭变成一场激烈的争吵，也不知道是小孩子犯的什么错，就能从房间的另一头扔来一张盘子或是一本书。那时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是在地雷阵中一样——只要迈错一步，就会爆炸。

直到我人生中的那个阶段，我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结实的小孩子。我经常锻炼，而且虽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饮食，本来也不必在意。但是，那之后我的体重开始增加，到了五年级开始的时候已经算是个小胖子了。那时我经常感到身体不舒服，经常向学校的护士抱怨说自己的肚子特别疼。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家里的创伤显然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身体健康。

“小学生面临压力的迹象往往体现在身体的疼痛上，比如说肚子疼、头痛和其他地方疼。”一位关注遭受家庭创伤的孩子的学校管理人员如是说，“这些学生可能会发生行为上的变化，例如易怒、攻击性和爱生气。他们的行为可能反复无常。这种学生在学校的成绩可能会发生变化，上课时的注意力和专注度会受到影响，逃课的时间也会增加。”可是在当时的我看来，自己只是患上了便秘症，或是仅仅是非常讨厌自己所在的新地方。

母亲和鲍勃之间的争吵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那些我曾见识到的发生在别的家庭里的争吵和大呼小叫也是罄竹难书。我和邻居家的朋友在他们家后院玩耍时经常能听到他父母之间的吵闹，那时我们就会跑到巷子里去避避风头。阿公家的邻居喊叫的声音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在阿公家房子里都能听到。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所以阿公总是说：“该死的，他们又开始了。”有次我在当地一家中国自助餐馆看到，一对年轻夫妇之间的争执升级成了一场由脏话和辱骂组成的交响曲。阿嬷和我也经常打开她家一侧的窗户，以听清楚她邻居帕蒂和男友间激烈的争吵。看到人们互相侮辱，互相大喊大叫，甚至偶尔动手打架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过段时间，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了。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成年人之间互相说话的方式。当洛莉姨妈嫁给丹之后，我总算是见识到了一个特例。阿嬷总是说丹和莉姨之间之所以从不互相大喊大叫，是因为丹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个圣人。”阿嬷总是说。随着我们慢慢地了解丹的整个家庭，我意识到，这是因为他们家的人对待彼此更为友善。他们从不在公众场合对彼此大喊大叫。我也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在私下的场合也不会大喊大叫。我当时觉得他们都是骗子，可是莉姨的看法却不同：“我就是觉得他们一家人都特别奇怪。我知道他们都很真诚。我想他们大概是真诚的奇怪吧。”

母亲和鲍勃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简直是我的一场梦魇。哪怕到了现在，只要一想起他们的争吵我还会紧张，心跳开始加速，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我尚年幼时，我一心想的就是逃离——从这样的争吵中隐身逃走，到阿嬷家去，或是直接消失。但是，我并不能隐身逃走，因为这样的争吵无处不在。

久而久之，我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我不再躲避，而是跑到楼下或是耳朵贴着墙壁来更好地听到。我的心跳仍然会加速，但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态，就像是自己在篮球赛上将要得分一样。甚至在那次有点太过火的争吵时——就是我以为鲍勃要打我的那次——我也不像是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干涉的孩子，而更像是一个看热闹离得太近的观众。这种我所痛恨的东西已经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毒药。

有天，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看到阿嬷的汽车停在车道上。这肯定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她从来没有不打招呼就到我们普雷布尔县的家里来。她这天开了个特例，因为我母亲自杀未遂后被送到医院了。虽然那时的我已经目睹了身边世界发生的太多事情，我那11岁的眼睛还是漏过了太多。母亲在米德尔敦市医院的工作中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当地的消防员，并开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婚外情。那天早上，鲍勃向她对质这桩婚外情，并要求离婚。母亲开着她那崭新的小货车飙车，并故意撞在了一根电话线杆上。至少母亲是这样说的。阿嬷对此事有自己的理解：母亲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想分散大家对她偷情和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正如阿嬷所言：“谁会他妈的想开车把自己撞死呢？如果她真想自杀，我那里有那么多把枪呢。”

琳赛和我大致上听信了母亲的说法，而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松了一口气——母亲并没有让自己受多大的伤，而她这次自杀未遂也可以给我们在普雷布尔县的生活画上一个句号。母亲在医院就待了不多几天。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搬回了米德尔敦。与之前相比，我们离阿嬷家又近了一个街区，我们的生活中也少了一个男人。

虽然回到了熟悉的家庭，但是母亲的行为却变得越来越古怪。那时对于我们来说，母亲与其说是一个家长，倒不如说是一个室友。更有甚者，在我们三个当中——母亲、琳赛和我——母亲是最让人头疼的那个室友。每次我上床睡觉后，都会在差不多午夜的时候被吵醒一次，那是琳赛从外面回家了，青春期的孩子难免如此。等到了凌晨两三点，我还得被吵醒一次，那时母亲才回家。她交到了一帮新朋友，其中大多数年纪比她要小，而且没有孩子。

而母亲则周旋于一个个男友之间，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个伴侣。母亲的情况实在是太过头了，以至于我当时最好的朋友说她是“每个月换个口味”。我已经习惯了那种不确定的生活，而且每段不确定的生活总是有相似之处：免不了会有争吵和对争吵的回避；当事情变得糟糕之后，母亲还会对我们发脾气，甚至还会掌掴手拧。我不喜欢这种生活——谁会喜欢呢？——但母亲这种新的行为实在是太奇怪了。虽然母亲曾有过各种不同的生活，但她从不是一个热衷于派对的人。可是当我们搬回米德尔敦之后，这一点也改变了。

参加派对自然会饮酒，而饮酒则导致酗酒，甚至还让母亲做出了更加古怪的行为。在我差不多12岁那年的一天，我不记得母亲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自己连鞋都没穿就从家里跑了出去，一直跑到阿嬷家。连续两天，我一直拒绝与我母亲通话或是见她。阿公对自己女儿和外孙之间关系的恶化感到担忧，于是恳求我见她一面。

于是我又听了一遍那早已听过无数次的道歉。母亲总是很擅长道歉。这或许是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吧——如果她不说“对不起”，琳赛和我就再也不会跟她说话了。但我认为她每次都是真心的。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一定会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内疚，她也很可能是真的相信——正如她嘴上承诺的那样——那些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那种事总是还会发生。

这一次也没能例外。这次母亲道歉的态度格外真诚，因为她这次所犯的错是格外恶劣。她给出的补偿也格外吸引人：她答应带我到商场给我买橄榄球的球星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橄榄球球星卡就像是超人的氪星石一样，于是我答应跟她走。回头看来，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了。

我们上了高速公路，我不知说了什么让她发了脾气的话。然后她就把车加速到看起来得有100英里每小时，还告诉我她要把汽车撞烂，把我俩都撞死。我跳到了汽车的后座，觉得如果自己能同时绑上两条安全带的话，我从撞击中生还的概率能更大一些。此举无疑让她更为恼怒，所以她把车靠边停下，想狠狠地揍我一顿。可是当她停车时，我从车里跳了出来，开始逃命。我们当时是在俄亥俄州的一处乡村地区，我跑过了一大片草地，在我快速奔跑的时候草的叶子一直在划过我的脚踝。我跑到了一座带地面游泳池的小房子。房子的主人——一位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的肥胖女人——正仰面躺在泳池里，享受着6月的美好天气。

“你得打电话给我阿嬷！”我大喊道，“求求你救救我吧。我母亲想要杀死我。”那个女人从泳池爬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四处惊恐地张望，生怕母亲从哪里冒出来。我们进到了房子里面，然后我打电话给了阿嬷，告诉她这个女人家的地址。“请快一点吧，”我对阿嬷说，“母亲就要找到我了。”

母亲真的找到了我。她肯定是看到了我从高速公路上跑下来的位置。她用力地敲门，命令我出去。我乞求那家房子的主人不要开门，所以她就把门锁上了，并告诉我母亲如果她尝试进来的话，她家的两只狗——每只都还没中等家猫的个头那么大——肯定会咬她的。最终，母亲把那位女人家的门撞开了，把我拖了出去，而我则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纱门、台阶上的栏杆和地上的草。那个女人就站在那里看着，我当时恨死了她，因为她什么都没做。不过事实上，那个女人做了某件事：当我打电话给阿嬷和母亲到来的几分钟里，她显然拨打了911。所以，当母亲正把我拉向她的车时，两辆警车停在了路边，警车里下来的警察把我母亲用手铐铐了起来。她并没有安静地离开，警察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押到了一辆警车的后面。然后她就被带走了。

第二名警察把我放在他那辆警车的后座上，然后就在那里等着阿嬷的到来。我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孤独。那时我看着那位警察询问那座房子的主人——仍然穿着那条湿透的泳衣，旁边站着两只小号的看门狗——而我却不能从里面打开警车的门，也不知道阿嬷什么时候才能来。当我已经开始做起白日梦的时候，警车的门被一把打开，琳赛爬进了警车，把我紧紧地揽在她的胸口，我甚至被抱得喘不过气来了。我们并没有哭泣，也没说只字片语。我就坐在那里，被要窒息一样地抱着，感觉这个世界简直是完美的。

当我和琳赛从警车里下来后，等待我的是阿嬷和阿公的拥抱，以及他们对我有没有怎样的关心。阿嬷把我转了一圈又一圈地进行检查。阿公则询问那名警察他的女儿被关在了哪里。琳赛一直不让我走出她的视线之外。那曾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天，但是难过的那一部分已经过去了。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们都不能开口说话。阿嬷脸上一副沉默而又吓人的怒意。我当时真希望她的怒气能在母亲从监狱出来之前平静下来。我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琳赛上楼去小憩一会儿。阿公则点了一份温蒂汉堡的外卖。当他走到前门去拿外卖的路上，他在沙发那儿停了下来，站在我的面前。当时阿嬷刚好离开了房间一会儿。阿公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额头，然后就抽泣起来。我当时吓坏了，都不敢抬头看他的脸。我从未听过阿公的哭泣，没见过他落泪，以为他是那么的强硬，甚至在婴儿的时候可能都没哭过。他那个姿势保持了一会儿，直到我们两个都听到阿嬷向客厅走来。这时他镇定下来，擦掉眼里的泪水，然后就走了。我们两个从没再提起过那一刻。

母亲被从监狱保释了出来，被指控犯下了家庭暴力的轻罪。这个案子就完全在于我了。但是，在听证会上，当被问到母亲是否威胁过我时，我否定了。原因很简单：我的外祖父母花了一大笔钱请了城里最厉害的律师。他们虽然对我母亲感到非常愤怒，但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去坐牢。那名律师虽然从未直白地鼓励我说谎，但他却说得很明白：我说的话要么增加，要么减少母亲回到监狱的概率。

“你不想让自己的母亲蹲监狱，是吧？”他这么问我。于是我说谎了，因为我的理解是就算母亲获得了自由，我也能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时候和我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母亲能保留对我的监护权，但从那之后，我是否和她住在一起则完全凭我个人的选择。阿嬷告诉我，如果母亲对这个安排感到不满的话，就让她见识见识阿嬷的枪口。这是属于乡下人的正义，而这种正义没让我失望。

我记得自己坐在那个拥挤的法庭上，身边是6个其他家庭的成员，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这几个家庭的成员看起来就像我们一样。父母们以及外祖父母们都没像律师和法官那样穿着正装。他们穿的是运动裤、弹性裤和T恤。他们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电视口音”——那种许多新闻主持人有的中性口音。那些社会工作者和法官及律师都有那种电视口音。而我们当中没一个人有。那些主持法庭的人们和我们不一样。而被法庭管理的人们则和我们是同类。

身份的认同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觉与那些陌生人如此亲近。几个月后，在我的第一次加利福尼亚之旅中，我开始明白了。吉米舅舅让琳赛和我乘飞机到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纳帕的家里去。知道自己将要去拜访吉米舅舅后，我逢人便说自己夏天要到加利福尼亚去，而且还是第一次乘飞机。人们最多的反应是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我的舅舅居然有足够的钱给两个人买到加利福尼亚的机票——而且两个人都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这无疑就证明了我年少时期的阶级意识，即我的朋友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坐飞机的机票钱。

就我个人而言，我简直是大喜过望，因为自己就要去西部旅行了，而且还是去拜访吉米舅舅，一个我像崇拜布兰顿家的男人们，也就是我的舅姥爷们一样崇拜着的人。虽然我们起飞的时间很早，在从辛辛那提到圣弗朗西斯科的6个小时航班中我的眼睛都没闭上过。每件东西都太令人激动了：在起飞时看着脚下的土地慢慢变小，从近处看窗外的云，天空的范围和广度，以及在同温层那样的高度看到下面山峰的样子。飞行乘务员注意到了我，因此等我们到达科罗拉多的时候，我已经能时不时地到驾驶舱去（这是在“9·11”事件之前），而驾驶员则简短地向我介绍如何驾驶一架飞机，并告诉我我们已经飞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冒险才刚刚开始。我之前也曾到其他州去过：我曾跟外祖父母一起到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公路旅行，也会定期造访肯塔基州。在这些旅行中，我很少跟除了我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说话，也从未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纳帕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度。在加利福尼亚州，每天都是和我十几岁的表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一场新冒险。

有一天，我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的卡斯楚街区，因为我的瑞秋表姐说我能在那里体会到，同性恋者并不会试图骚扰我。另一天，我们到了一家酿酒厂。还有一天，我们帮内特表哥进行高中足球训练。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激动。我见到的每个人都觉得我听口音像是从肯塔基州来的。当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确实是来自肯塔基。我也喜欢那种被别人觉得自己口音奇怪的感觉。

综上所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加利福尼亚州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之前到过匹兹堡（Pittsburgh）、克利夫兰（Cleveland）、哥伦布（Columbus）和列克星敦（Lexington）。我也曾在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肯塔基（Kentucky）、田纳西（Tennessee），甚至阿肯色（Arkansas）度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说只有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那么特别呢？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和那条把阿嬷和阿公从肯塔基州东部带到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乡下人公路一样。虽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工业带之间有着迥异的地形，各地的经济也不同，但是在我之前曾走过的地方，当地人的样貌和行为上都像我家人一样。我们吃着同样的食物，看着相同的体育赛事，信仰的宗教也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对法庭上的那些人感到那么的亲近：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乡下人的移民，正如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