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最终笼罩了大地，在耳边吹打一整天的风也停了。我感觉到一种沉默，虽然它一开始让人感到安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沉默变成了一种巨大的、越来越令人感到压抑的存在。我试图给大卫讲一个鬼故事，是很久以前发生在中国的鬼故事，来打破沉默。为什么是鬼故事？首先是因为，这附近有一座鬼城，虽然我们现在从宿营地里望不见它，但它就在那儿。早些时候，我还去过它废弃的商店和房屋，阴森恐怖，似乎在任何时刻，我都能不经意地在某条街巷处撞见一名矿工的鬼魂，或者在某间还保持着原貌的小店里，撞见一名中国洗衣工的鬼魂。至于为什么我会从那么多的鬼故事里偏偏挑中这个故事来讲，原因也是深层次的。如今我甚至相信，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和大卫的友谊正在加深。与他日夜相伴，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层关系带给了我满足感，但同样也引起了不安——几乎所有到达一定深度的人际关系都会同时体现出这二者。为什么？是我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鬼故事本身就给出了答案。我差不多是这样讲给他听的：

故事讲完，夜空中飘着寒意。大卫听后，把酒杯放在一块石头上，慢慢把双手靠到头上。我很宽慰地觉着，他这个姿势似乎打破了取头的魔咒。看来，眼前的现实是多么可靠和令人安心啊！

1954年，我完成了论文的实地调查工作。1962年，我再次与大卫合作，这次是在新墨西哥州。1959年后，我一直在那里教书。自从在亚利桑那州第一次见到大卫后，我的生活状态几乎一成不变。我依旧是单身。唯一的变化，也可以说是进步，就是从一名研究生变成了教师行列里的一名新人。而大卫已经结婚了，还生下了两个女儿，到哪儿都会带着家人。我们又续上了友情，继续发展着对荒漠的共同兴趣。但我还是注意到了一些不同点，那是一种不对称性。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都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第二次见面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还是曾经的我，但我面对的却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人格。如今的大卫，比我之前认识的，在人格上更广阔，更难以准确捉摸。因为在原先那个大卫的身上添加了其他的自我——更好的自我（就像老人们常说的那样），以及未来的自我，也就是他的孩子们。甚至当我和他单独交谈时，都能感觉到，除了一些专业知识以外，他在思考事物的时候，在考虑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之前，都会考虑一些额外的因素，所以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期来。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当然，我们还是会一起去到野外做考察。如果一个地方风景优美，或者有一段不寻常的历史，他的家人也会跟来。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查科峡谷(Chaco Canyon)是一个著名的历史遗迹。峡谷的地面上有很多大型多层建筑的废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我们各自驾驶一辆汽车从阿尔伯克基出发。我开着我的小卡车带路，大卫开着他崭新的英国小轿车跟随着。我们沿着里奥格兰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一路行驶，然后沿着里奥查马河(Rio Chama)穿过圣胡安山脉(San Juan Mountains)进入一片高原。再往前走就是我们当天预设的宿营地，即一个叫古巴(Cuba)的小镇。我们计划入住当地的一家汽车旅馆，第二天早上出发去查科峡谷。当我们开车行驶在通往里奥查马河谷的土路上时，已是黄昏时分。或许是大卫觉得自己认路，没必要跟在我后面；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们那时候都需要照顾。我想是出于这些原因。后方传来一声鸣笛，随后，大卫的车卷起尘土超过了我。我不想被甩得太远，所以也加大了油门。但我的卡车显然在速度上比不过他们。最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久，在我眼前剩下的，就只是扬起的尘土了，到最后，连尘土都看不见了。我便陷入了一片孤独的阴影里。

1962年的时候我31岁<注："段义孚生于1930年，原文如此表述。——编注">——以学术生涯的标准来衡量，我还显得很年轻。更重要的是，我仍然抱有无限的热情想与这个世界搏斗一番。相比于思考的乐趣和取得进步的信念而言，社会的要求、生理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诱惑都被我抛诸脑后了。我独自生活工作，很少觉得孤独。而我也从来不觉着，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的生活可能显得相当可悲，既无家人，也无密友。在里奥查马土路上发生的事就是生动的体现。当我努力追赶哈里斯一家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和痛苦。更糟的是，我甚至觉得自己很荒诞。我到底在新墨西哥州的土路上做什么？开车追一个坐在轿车里的年轻家庭？我一度想把卡车掉头开回阿尔伯克基。当然，我没有，因为恢复了理智。在古巴的汽车旅馆里，我看到哈里斯夫妇已经打理好了孩子，孩子正在婴儿床里咿咿呀呀。我们马上得准备晚饭了。

害羞的人，不爱交际的人，或者像我这样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或许更应该投身于大自然。不容易适应环境的人容易把情感寄托于动植物身上，因为动植物不会对人有成见。但即使是动植物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为生物也会形成群体；许多动植物都有社会性，它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会有歧视、包容和排斥的现象。最后，可能只有待在无机物的环境中，例如沙漠、冰山里，人才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注："我曾经有幸表达过自己对沙漠和冰山的情感，参见“Desert and Ice:Ambivalent Aesthetics,”in Salim Kemal and Ivan Gaskell,eds.,Landscape,Natural Beauty,and the Ar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9–157。">

我喜欢大自然吗？在我们这个道德标准经常变化的后现代社会里，唯一不变的信条，即最无可争议的道德准则，就是“你应该热爱大自然”。我承认，如果大家都像很多年轻的环保人士那样，用“生命”这个词来指代大自然的话，那么我不算热爱大自然，甚至不太喜欢大自然。对于有机体为了繁衍生息而迸发出的奋进和狡黠，我怀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反而，宇宙中拥有这么多毫无生机的“矿物”，这让我感到安慰而不是沮丧。持这种态度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然而，我们的数量是很小的，因为如果物种要繁殖、生物要进化，就不能容许有太多我们这样的个体存在。

我对矿物的偏爱一定很深，因为它铭刻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当时大约3岁，住在天津，冬天很冷，池塘里都结冰了。我每天下午要睡午觉，刚醒来的时候脾气就很不好——就像很多小孩子一样，我也有“起床气”。你可能还记得，母亲预料到我弟弟会发脾气，就画了一辆汽车。为了安抚我，我的奶妈做了一件更富有想象力的事。她在烟灰缸里装满了水，放在窗外的窗台上，让它暴露在寒冷的天气里。她见我快要醒过来，便拿来烟灰缸，在我床边的桌子上翻过来，用刀柄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哎呀，看哪！——一个闪闪发光的冰雕掉了出来。在我一个小孩子的眼里，这简直就是魔法。

纯净的矿物，或者说任何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东西，对于我来说都具有非凡的吸引力。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辈子只买过一件完全没有功能性的东西——蒂芙尼(Tiffany)的玻璃苹果。它如今在我客厅的桌子上。当傍晚时分的阳光照在上面时，它就会变成一个光球，绚丽的光斑显得五彩缤纷。我时常凝视着这个苹果，醉心于它的美丽，一次次地想到：上帝创造的一切并非都是激情和斗争，并非都是为了最终的朽坏或腐烂。

荒漠所带来的巨大吸引力让我感到意外。毕竟，它从未在我的童年里出现过，也不可能唤起遥远的回忆，因为我和家人从没有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过。在澳大利亚上学时，我知道我们住在一片大沙漠的边缘，但我从没探访过。第一次意识到贫瘠土地的美丽是在我坐火车去加利福尼亚州读研究生的时候。但它第一次让我深感震撼，则是在一年之后。1952年的寒假，我和一些中国学生去野营，这是美国人普遍的业余爱好。一天清晨，我们出发前往沙漠谷地国家公园(Desert Valley National Monument)<注："沙漠谷地国家公园(Desert Valley National Monument)，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是北美洲最干旱的地区之一。下文中的死亡谷(Death Valley)属于该地区，弗雷斯诺(Fresno)是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的一个城市。——译注">，希望能在天黑之前到达那里。我们都没有野营过，但我们很自信，因为有帐篷、睡袋和其他野外体验的必要装备。我们的车在弗雷斯诺(Fresno)以南的某个地方抛锚了，修车花了几个小时。到达死亡谷(Death Valley)时已经很晚了，天也黑了。一阵大风刮了过来，再加上我们毫无经验，帐篷怎么也搭不起来，最后我们放弃了。记得当时，我感到很沮丧。我想，美国的学生应该知道如何在暴风雪中支起帐篷，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最后，我们只能睡在睡袋里，任凭风卷起尘土扫在脸上，在风平静的间歇望见星空。

美丽的月色让我难以入眠。我想，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无可抗拒。在漫天的灰尘和漆黑的夜晚里，我设法使我的睡袋与冲积扇的倾斜度保持一致，这样当我钻进睡袋的时候头就会比脚高了。醒着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的头再抬高一点，枕在肘窝里，就很舒服。一眼望去，谷地西侧的整片坡地展现在面前，坡面被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照得微微发亮，像星光映在广阔的海面上，像一丛丛紫色的花，像洒下的一片片金粉。山谷底部的盐碱地，以及四处耸立的光秃秃的岩石，看起来也像是异界之物。但更不可思议的是那种安宁和静谧。我对这种景象非常好奇，估计别人也会如此。但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不仅感到好奇，还感到一种醉人的幸福。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真正对大自然表示赞叹（有别于我出于习惯或礼貌而点头以表示赞同）是在巴拿马。1959年夏天，我在巴拿马研究海岸地貌。<注："Yi-Fu Tuan,“A Coastal Reconnaissance of Central Panama,”California Geographer 3 (1962):77–96.">那种地方很难身临其境去观察。我从美国海军借来一辆吉普车，去了大部分地方，但那还不是我需要考察的全部地段。其中一个难以到达的地点是一个嘴状沙洲，它环绕着一片浅海湾。当地人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到达那里，一种是骑驴（要花四个小时），另一种是坐渔船。我选择了后者。我从一个村民那里了解到，如果中午时分到海湾，就会看到有人在等着被渔船接走，我可以搭船一起出发。我在指定的时间去了那个小海湾，没找到人。我等了一个小时，仍然没有人。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其间来了几个人。大约四个小时后，码头上聚集了一小群人。我们继续等待，似乎不存在任何不耐烦的迹象，人们愉快地闲聊着。太阳落山了，但是仍然没有船过来。终于来了一艘船，此时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半空了。我们排队走上船，船立刻就出发了。没有一丝风，海湾里的水平滑如镜，只有船头分开两股波浪。旅客们都不说话，也许是累了。我静静地和他们坐在一起，一半沉醉于在水面上舞动的月光，一半沉醉于引擎的轻推。一个男孩爬上高高的桅杆，坐在横木上，细长的腿悬在空中。他的轮廓显现在船桅搭成的十字上，在晴空的映衬下，黝黑而且朴实。除了被美震撼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感受呢？

我试图构想出一幅关于大自然的画面。但是那个男孩的身影映衬在夜空里，他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没有他，我仍能看到美丽，我仍然欣赏那如镜般平滑的水面、那月亮、地平线上那条沙洲的黑影。但当那个年轻人坐在桅杆上时，对于我来说就不仅是视觉上的吸引，而且令我心酸和感慨。那一幕的气氛也受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在这方面，它有别于我在其他自然之地的体验，包括在死亡谷里的难忘经历。晨光下死亡谷的迷人景色是个特定时间地点下的产物，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起床做早餐，绕着冲积扇散步，为下一步去哪儿争吵，等等——并没有给那次经历带来新的光亮或阴影。但巴拿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当我到达沙洲时，那里正在举行节日庆典。人们吃着、喝着、跳着舞，我站在一旁看着。过了一会儿，我感到疲乏和头晕，离开了人群，离开了嘈杂的声音，离开了耀眼的灯光，去寻找夜晚那抚慰人心的黑暗。在沙丘和灌木丛中，我发现了一小块干净的沙地。我躺在上面，很快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发现有人在摇我的肩膀。那个女人看起来板着脸，所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抗议——告诉她我没有妨碍任何人。她快速地对我说着西班牙语，我完全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让我随她回家。出于好奇，我照做了。在房子里，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因为她指了指一张大床。她的好心肠让我很感动。我躺在床上，尽管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有说有笑，在房子里进进出出，我还是很快地、感激地沉沉入睡。几个小时过去了，又有人摇了摇我的肩膀，还是那个女人。这一次，她不仅仅是看起来板着脸，而是真的板着脸，做出的手势只能表示一件事：“滚出去！”我不懂当地的习俗，看来我错会了她的热情好客，睡得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干扰了孩子们的正常作息。

船上的平静、岸上的喧闹以及我与沙洲上女人的小小尴尬，我没法把这些东西完全分开。它们是同一次冒险里接连发生的事，虽然完全不同，但在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之间产生了共鸣。它们真的那么不同吗？即使在寂静的船上，我对自然美景的感受也不完全是宁静，男孩的出现打破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美必须与人无关——甚至与生命无关——才能慰藉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爱上荒漠。

这是否意味着我无法欣赏人类创造的环境？不，完全不是这样。城市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它吸引我的原因和荒漠吸引我的原因是一样的。两者的吸引力都是某种严苛——而且，不仅仅是严苛，还有水晶般的光彩，一种闪闪发亮的无机物的威慑力。我很容易想象自己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站在威斯敏斯特大桥(Westminster Bridge)上，凝视着伦敦，吟诵着：

诗人注视着仍在睡梦里的伦敦，这座城市的雄伟在于它的船只和建筑物，在晨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清晨时分，曾经是，现在仍是，欣赏伦敦这件艺术品的最佳时刻。而黄昏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车辆的噪音和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可能会分散观察者的注意力。至于夜晚，在华兹华斯的时代，除了几条灯光昏暗的街道，或者满月的时候，整个城市都从视野里消失了。我们太容易忘记黑暗的统治是最近才被推翻的，颠覆者先是煤气，然后是电力。“城市生活就是夜生活”这句格言在1800年以前是无法理解的。现在，即使是二三线城市在天黑后也能熠熠闪光。它们呈现给人们的不是建筑的体量，而是由色彩斑斓的点、线、面组成的图案，背景是棉绒一般的黑色。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蒙德里安(Mondrian)<注："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擅长使用基本的元素（直线、直角、三原色等）构成抽象的画面。——译注">风格的美，不再刻意关注它们，就如同那些不知道浪漫主义运动带有何种热情的农民，毫不在乎他们的山川具有如画般的品质。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过一门课，在这门课上，我和学生们探讨环境（自然环境或建筑环境）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开讲之前，我会让学生们写下对他们最有吸引力、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贡献最大的环境。我在大学开设这门课程的那些年里，以及更早，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学生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荒野或乡村作为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而几乎从不选择城市。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城里人。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St.Paul)或麦迪逊长大，这些地方都以靓丽的风貌和宜居性而闻名。此外，大学生不仅仅是被动的居住者，他们还是这个城市最大胆的探索者——他们能发现隐蔽的咖啡厅、气氛最好的酒馆、受众极小的书店；他们能整夜不睡，看着城市笼罩在微醺的酒气和狂热的爵士乐组成的蓝色薄雾里，又在几个小时后，喝完第三杯咖啡，看着空荡荡的街道沐浴在熹微的晨光中。然而，他们对这座城市不屑一顾，仿佛它与他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无关。美国年轻人的非理性让我吃惊。尽管他们活力四射，尽管他们直面现实，但他们还是允许自己在课堂上读到的东西覆盖掉自己每天在城市空间里感受到的兴奋和亲切——要知道，这些文学素材的作者早已入土，想要切身体验他们的感受，恐怕只能到蚊虫肆虐的树林里走一遭。

我会恼怒地说：“从科学讲堂的窗户往外看，难道这里的景色不会让你回忆起美好的时光吗？”我还会诚恳地让他们想一想哪怕是最普通的情形——在一个普通的下午，和朋友在图书馆学习，然后在室外走上几步，穿过喷泉广场到学生会附近，来餐厅点一杯啤酒，坐在台阶上俯瞰门多塔湖，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就能看见夕阳中的帆影。冬天会给人带来另一种满足和喜悦。台阶上空荡荡的，一根根树干就像灰色天空里枯瘦的窗格，喷泉被盖住了。但也就是在那时，麦迪逊，或任何一个有活力的北方城市，才开始显露自己的青春。我会对他们说：“想象一下，在12月一个晴朗的夜里，麦迪逊已经换上了晚装。下课之后，你走出学术大厅，站在坡顶俯瞰这座城市，映入眼帘的场景是你所熟悉的，但依然不失为一场视觉盛宴。从站立的地方望过去，前景是校园里的商场，黑黢黢的；再往外看，一条主干路向远处延伸，行道树上点缀着无数闪闪发光的灯泡，商店橱窗和灯箱发出柔和的光，照在路边的雪堆上；建筑物大小形状各异，有黑的，也有灰的——视野从你眼前向远方展开成一幅图画；在街道远方的那一端，州议会大厦灯火通明，它的圆顶像一轮膨胀的月亮照在半空。”

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无论是冰、沙漠、海洋还是城市，都缺少一点人类的温暖。它们的吸引力更多的是精神和想象，而不是身体的需要和渴望。这些景观要么人烟稀少，要么与人无关，即使是城市，也是几乎空无一人时才让我喜爱。“亲密”这个词对上述任何场景都不适用。难道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唤起我对家园的回忆吗？有的，但与崇高的自然和伟大的城市相比，我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回忆它们。这本身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越是日常生活里的东西，人们越不会专门留意其复杂性和亲密性。成年之后，我的亲密意象十分稀少，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始终独自生活。当然，亲密的对象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一只动物，甚至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比如一件暖和的毛衣或一个舒适的房间。然而，所有事物的情感基调和活力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人的品性——狗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伴侣只因为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动物，温暖的毛衣让我们有“被抱着”的感觉，房间里只在充满了欢声笑语时才有生气。

遗憾的是，真正的人类亲密感，我从未切实体会过。为什么不试试替代品呢？为什么不养一只狗或猫呢？如果我有家庭，我很可能会这么做，但我没有。既然我放弃了真实的亲密关系——这个能给我带来最大风险和回报的东西，就不想再退而求其次了。其原因可能出于自尊心或者任性，但还有一件事——我不想伤害狗的感情，不想对它说：“我没有软玉温香可以揽入怀中，所以将就着摸摸你好了！”岂有此理！

作为一个孩子，我自然是家庭的一员，周围都是会关心我需求的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各种亲密性，（顺便说一下）并非所有的亲密性都是迁就我。但我对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很多细节也记不清了，这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童年的温馨画面没有像A.A.米尔恩(A.A.Milne)<注："米尔恩(A.A.Milne,1882—1956)，英国作家、编剧，代表作有《小熊维尼》系列。——译注">所描绘的那样，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呢？会不会是因为我像所有幸运的孩子一样，把别人的支持和关注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淡忘了？当然，我的记忆也不是一片空白。我还记得大约6岁的时候，我从肺炎中恢复过来。肺炎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疾病，我得慢慢养病；这是尽人皆知的，所以，慢慢养病也不会产生负罪感。我就整天躺在床上玩玩具，而兄弟们则去上学。当我恢复了食欲，感觉身体强壮了一些时，就试着唱了一首自己编的歌，里面重复着可笑的歌词：“亲爱的老妈，亲爱的老爸！”

“关怀”，这个温暖的词语被过度使用时，会变得多愁善感和俗气。然而，我却不能没有它。关怀是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在我们还小，必须得到照顾的年纪，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这类亲密关系是最普遍也是最温柔的。一个四肢酸痛、发着高烧的孩子会有什么感觉？我想借用一下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注："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国小说家、诗人。——译注">的经验来说明。因为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的经历是矛盾的。厄普代克是这样说的：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端着早餐上楼去看她生病的孩子，想起了这一幕——

后面一句话让这所房子本身成了一个关怀者：“在一片寂静中，家具四平八稳，钟表滴答，低语回荡，混搭在一起，是助他疗养的一剂灵丹妙药。”<注："John Updike,“The Egg Race,”New Yorker,June 13,1977,pp.36–40.">

疾病也会让成年人对他人产生依赖。由此，我们变得再一次需要别人的关心，需要一个恢复健康的地方。健康人会给予病人特别的关怀，比如一碗鸡汤和一个靠枕。在缓慢的康复过程中，病人与病房也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一种特殊的感恩之心会生发出来，传达到付出关怀的人或地方。人类可能是仅有的能产生这种情感交互的物种。例如，虽然所有哺乳动物都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但人类的这个阶段尤其漫长。也许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类有能力暂时放下其他一切事务，专心地与有需要的人相伴，无论对方是老幼还是病残。家作为康复的场所，承载着某种程度的情感温暖，这是其他灵长类动物，例如狒狒、猴子和猿所无法体会的。

我很喜欢引用两位杰出的人类学家S.L.沃什伯恩(S .L.Washburn)<注："S.L.沃什伯恩(S.L.Washburn,1911—2000)，美国人类学家。——译注">和欧文·德沃尔(Irven DeVore)<注："欧文·德沃尔(Irven DeVore,1934—2014)，美国人类学家。——译注">的话。他们曾在我的相册里留下了一张让我难忘的照片。他们曾经说过：“当大部队每天出发时，所有成员必须一起行动，否则就会被遗弃。对于狒狒来说，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和群体在一起，无论自己是否已经受伤或生病……对于野生灵长类动物来说，一种疾病，只要足以让它离开群体，就属于致命的疾病；但对于人类来说，在家园里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也无法恢复的疾病，才能称为致命的疾病。”<注："S.L.Washburn and Irven DeVore,“Social Behavior of Baboons and Early Man,”in S.L.Washburn,ed.,Social Life of Early Man (Chicago:Aldine,1961),p.101.">

一个独自生活的人无法了解家的全部意义。我不知道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与心爱的人悠闲地共进早餐是什么感觉。我没有在客厅的窗户上看到过孩子们的手指印，也没有在地下室看到过他们破旧的自行车。对于我来说，家就是一幢建筑。然而人类构建的东西，哪怕仅仅是房间和家具，都能承载多么丰富的情感啊！这对于只强调理性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更令人费解的是，人们越是感慨于时间如白驹过隙，看到一个新的居住地时就会越觉得有人情味。1952年，正是我对荒漠一见钟情的时候。1983年，不出读者所料，我立刻对我居住的公寓产生了情愫。那一年我来到麦迪逊教书，房地产经纪人给我看了十几个地方，我都觉得不太合适。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绝望，开始找借口对自己说：“行了，差不多了。”最后一站是莫诺纳湖畔(Lake Monona)的一所废弃小学，当时正被改造成公寓。工人们正在安装窗台和木制窗框。地板上满是洒出的油漆、灰尘和保护布。尽管有这些明显的未完工的迹象，但在我看来，这些房间有了某种可供栖身的品质。厨房墙上露出的砖块有助于产生这种错觉。它们使人想起了岁月，想起了秋天的醇厚，想起了从窗户透进来的午后阳光。毫无疑问，气味也唤醒了我的记忆——时间维度拉长了——因为我一进房间，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淡淡的烟草香味。一个工人正在休息，他把身子探出窗外，手指夹着烟头。

对于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家不仅提供了养育和亲密，也具有一种魅力，因为在成年之前，家的某些部分——或其中的某些社交功能——并不对他开放。这种魅力，就如深夜里香烟的雾气，人们的谈笑。我记得，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偷偷下楼，走进灯火通明的餐厅，父母和客人们刚吃完饭，彼此分发着香烟。那些烟卷紧紧地码放在一个圆柱形罐子里，想要取出来，需要扯动一根预先埋在里面的纸条。父母偶尔允许我晚睡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在大人们中间，一个接一个，请他们从烟罐里掏出一支烟来。他们向我道谢之后，靠在椅背上，容光焕发，聊着天，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这种记忆赋予了家一种超越建筑和舒适感的意义。要不是我教书时在学校里偶然闻到香烟味，这些记忆就会被深深埋在心底。我瞬间感到，哪怕是一个重视保护自己隐私的单身汉，家提供的社交机会仍然是一个诱惑。

虽然多蒂学院公寓已经整体翻新，但它漂亮的外墙没有改变，还是旧样子。我搬进了一个还算是有回忆的地方。建筑里蕴含的回忆让我感到安慰，让我的居所更像一个家，更有人情味。这使我得出一个基本上应该是正确的结论，即给一个地方带来光环的记忆不一定来自当事者本人的、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可以牵连出其他时间和地点、为其他人所知的奇妙时刻。在无眠之夜，我看着从天窗射进来的月光，找到了宁静——几乎和睡眠一样的宁静；下雨的时候，我听着雨点敲打着窗玻璃，不知不觉地就滑进了珍贵的忘我状态。夜空里的月光让我想起孩子眼中的魔法世界，雨点打在窗户上唤起了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的第一个家（即母亲）曾经提供过的安全感。这些都是相通的，一旦出现，人们几乎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察觉。它们独立于一个地方的物质细节和历史因素，而取决于这些细节和历史的只不过是它们唤起的感受。如果我还是睡不着，就会想到公寓所在的建筑以前是一所小学，从而开始一项富有想象力的练习。我愉快地幻想着孩子们的琅琅书声，说不定呢，我现在躺着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孩子曾经坐过的地方。

随着岁月的流转，我对这所公寓的感情越来越深。我现在觉得它仿佛有生命。如果哪天需要在外面过夜，出门时我都会在门口停下来，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这是我在任何地方都会采取的谨慎措施，比如在旅馆房间门口。但在家门口我会停下来说再见。我的目光倏然落在厨房的桌子上，桌面摆着一盏仿蒂芙尼的台灯，长椅上的靠背又软又鼓，一张张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光碟，多年来积累的书籍，还有一堆没来得及看的杂志。它们是多么平静、甜蜜，令人安心啊！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会永远陪着你的。”这就是我的屋子和里面东西的情形。它们会一直存在于这个地方，这让人心安。它们便是错综变化的生活里的一道避风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其实就是我自己。在我离世以后，它们就会浮光掠影般地呈现出那个最好的也是最真实的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