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5月的一天上午，一名戴眼镜、穿着俄国知识分子偏爱的深色大衣的男子在圣彼得堡梅特那亚广场准备被褫夺公民权。他就是激进杂志《现代人》的编辑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罪名是“阴谋颠覆现有制度”。当他跪在一两千名观众面前时，一把剑在他头顶折断了，他的判决被大声宣读了出来。他会“被剥夺其原有身份的所有权利，在矿山中服14年苦役，随后在西伯利亚永久定居”。在许多方面，当局非常准确地评估了这位温文尔雅的记者通过他源源不断的刊物带来的危险。他的观念在智识领域对沙皇制度的思想基础发起了猛烈抨击，并激发了连续几代激进分子，他们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赢得与国家的斗争。《怎么办？》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等待审判时写作的小说，是激励一代激进分子的号角。对包括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部小说勾画的乌托邦式革命世界似乎闪耀着一个可行的——而且急于立即实现的——未来，这个未来被世俗主义、平等、和谐、理性支配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改革要求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悔恨的贵族”相一致，后者感到对贫困和受压迫的农民阶层有巨大的道德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负罪感将成为一种心理激励要素。

梅特那亚广场上的围观者并不是为了指责而聚于此处，而是出于同情。这个说话温和的知识分子所受判决之严厉，在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当中产生了强烈反应。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19世纪60年代数百名遭遇政府镇压的年轻激进分子中最著名的。许多人不过是传播和讨论了在改革时代风靡的科学和政治观念。小官吏之妻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斯卡娅便是这样一个被当局拘留的激进分子。她在圣彼得堡单独关押了两年，然后在1869年被认定为“一个致力于改变俄国现有制度的非法组织的成员，试图传播犯罪作品”。亚历山德罗芙斯卡娅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所有权利，终身流放东西伯利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数百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俄国革命运动是一系列变换的党派、思想倾向和个人，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拉夫罗夫、彼得·特卡切夫和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等激进思想家的作品的鼓舞。他们支持的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在他们的追随者当中获得了绝对真理的光环，激发着一代激进分子参与政治行动。然而，革命者就如何最好地追求他们的目标产生了分歧。有些人提议在农民阶层当中展开激烈的讨论和宣传，这种渐进的方式可以把人民从政治沉睡状态中唤醒，从而推翻政府。其他那些在政治和心理上较为急躁的人则支持暴力活动和行动的宣传作用。他们天真地认为，暗杀沙皇会导致专制政权崩溃。无论是哪种革命策略，后解放时代的颠覆性观念都发挥着近乎实质性的力量。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分子接过了十二月党人于1825年在参政院广场首次举起的改革和革命火炬。虽然许多早年的起义者在西伯利亚的农场里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时代，随着审查制度放宽，他们那场失败的起义的故事以及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经历通过大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开始走进年轻一代的思想觉悟中。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俄罗斯妇女》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自我牺牲精神，该诗在1874年“疯狂的夏天”的前一年发表。1874年的活动是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千上万名学生参加了“走向人民的运动”，他们离开了大教室，涌向农村。他们想要和农民一起生活，施展他们新获得的工匠和手艺人技能，从而赢得农民的信任，方便向他们传播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们失望了。这些积极分子被不理解且心生怀疑的村民谴责，遭到了逮捕，并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审判中被起诉。在1877年秋季的“193人审判”中，大多数被告被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员定为无罪，但在审判前的数年监禁时间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平静下来。被释放的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和安德烈·热利亚博夫重新开始领导新的革命团体“人民意志党”，并且策划了在1881年成功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活动。

在19世纪后期，国家官员将革命的世俗意识形态视为瘟疫。主要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是神圣宗教会议检察官——类似于宗教大臣的职位，也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导师，他把在俄国青年当中不断上升的革命影响力比作一种“道德流行病”。如果在官方眼中，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危险的流行病，西伯利亚就是一个政治隔离地带。

像十二月党人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上马车，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快速踏上了流放路途，而且不是走寻常的路线。当局似乎畏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力。1866年，波兰人拒绝在涅尔琴斯克矿区的阿卡杜伊矿山工作，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便开始调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策划了这起不服从事件（他并没有）。当局最终于1871年将他释放到定居点，考虑到他在激进运动中的知名度，当局不愿让他在任何一个较大的西伯利亚城镇定居：“他的罪行的重要性和他在其追随者当中拥有的权威意味着，政府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来杜绝车尔尼雪夫斯基逃跑、在社会上传播有害的影响。”因此，当局将他送到了雅库茨克地区的维柳伊斯克监狱要塞，在涅尔琴斯克以北约两千三百千米处。这样一来，当局只不过是成功地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抬升到了类似于世俗圣徒的地位。秘密警察甚至拦截下了国外崇拜者写给他的信。其中一封于1881年3月1日在纽约投递，信件说道：

亲爱的先生：

请问您能将您的亲笔签名赠予一个新世界的女儿吗？……亲爱的牺牲者，我希望不久之后，您的君主会发慈悲，给予您可以再次呼吸到空气的自由，那是人类的礼物。

然而，当那封信在纽约盖上邮戳时，信中提及的沙皇死了，他的腿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运河边被一个革命者的炸弹炸掉了。

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是人民意志党开展的坚决、无情的暴力活动的顶峰。1878至1881年，革命者杀死了两名省长，并对沙皇进行了六次（失败的）暗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80年2月在冬宫的爆炸案，十一名士兵死亡，五十六人受伤。针对这场“狩猎沙皇活动”，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临时增设的法律，这些法律旨在大力增加警察和省长的行政权力，对涉嫌参与或者甚至仅仅是同情革命运动的人进行监视、扣押、监禁和流放。这些全面的权力使得当局能够绕开公开的法庭和陪审团，因法庭和陪审团在这场对抗恐怖行为的战争中越来越显得是靠不住的盟友。

然而，政府仍在努力与对恐怖主义者的目标（但并不是他们的方法）的普遍同情做斗争。1878年1月24日，薇拉·扎苏利奇进入极为保守的圣彼得堡总督费奥多尔·特列波夫的办公室，向他开枪并造成其重伤。扎苏利奇在公开法庭中受审，她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她提出，她的暗杀行动是在正义地回应特列波夫的一个命令：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在彼得保罗要塞见到这位总督时拒绝摘下帽子，于是特列波夫下令残酷地鞭打他。令政府惊愕的是，1878年3月31日，陪审团认定扎苏利奇无罪。沙皇和他的顾问确信法庭现在正在暗中坑害他们，便于1878年5月9日推行了一项新法，剥夺了被指控袭击政府官员的人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后，这类被告将由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使用紧急警察部队来拘留嫌疑人和使用军事法庭来定罪的做法非常不受欢迎。然而，这些措施似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人民意志党的活动被秘密警察严重破坏，而且他们的财政陷入混乱。但到了1881年3月1日，这些恐怖主义者杀死了他们的目标。

在这起暗杀活动之后，第三厅的继任组织警卫队（音译“奥克拉那”）现在配备上了电报、卡片目录以及广泛的间谍和告密者网络，开始追踪和摧毁人民意志党。革命运动因为逮捕和渗透活动处于瘫痪状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彻底打垮了，而且在20世纪初之前，没有再用子弹和炸弹来挑战专制政权。作为一种行动宣传形式，这次暗杀是个凄惨的失败。它并没有激起预言过的革命。相反，农民阶层转而攻击他们认定的革命赞助人，开始袭击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他们指责那些犹太人应为此次暗杀行动负责。在部分城镇，混合了暴力抢劫、杀人和强奸的大屠杀夺走了数十人的生命，严重破坏了犹太人的生意。

然而，即使人民意志党失败了，它也在争取感情和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狩猎沙皇活动”期间，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国家对所有异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中的——的迫害都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作为对此次暗杀的回应，1881年8月14日，亚历山大三世政府颁布了《关于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安宁的措施的法规》。这部法案原是设定为临时立法，但它实际上在1917年之前一直有效，列宁将其描述为“俄国事实上的宪法”。这部法律事实上赋予了政府判处任何疑似参与煽动性活动的人在西伯利亚行政流放三至五年（1888年后延长至八年）的权力。美国人乔治·凯南解释了这部新法律授予的种种权力：

通过行政程序流放意味着，将某个令人讨厌的人从帝国的一个地方放逐到另一个地方，却不用遵守大多数文明国家在剥夺权利和限制自由之前先要履行的任何法律手续。这个令人讨厌的人可能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但是，如果地方当局认为他在某个地方的存在是“有害于公共秩序”或“与公共安宁不相容”的话，他可能会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就直接被捕，可能会被关押两周至两年，之后可能会被强行转移到帝国境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在那里被警察监视一到十年……他没有权利要求举行审判，甚至是举行听证会。他不能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他也不能通过媒体来求助于自己的同胞。他与外界的联系突然间断了，有时甚至他自己的亲戚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他完全没有任何自卫的手段。

这项紧急立法实际上暂停了法律准则，在公众对一个受爱戴的君主被暗杀的反感平息下去很久之后，这项法律仍然存在。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国家未能区分危险的激进分子和温和的改革者。敏锐的观察者，甚至是那些对革命运动基本毫不同情的观察者，全都在谴责这部法律。在这部法律的批评者眼中，它不仅仅是从根本上背弃了1864年法律改革带来的开放性和合法性文化，而且还为革命者充当了新兵招募军官。政治流放者——那些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的人和那些被行政流放的人——在公众的想象中经历了一次道德转型：从危险且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转变为了有同情心的牺牲者。这个转型的舞台便是西伯利亚。

1881至1904年间，国家因“政治上不可靠”而流放了四千一百人，因在工厂闹事流放了一千九百人。这些数字与1898年在西伯利亚的约三十万流放者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这些数字远没有那些被拖入法网的人的影响力和地位那么重要。许多人（就算不是大多数）受过教育，有些人出身名门。基辅的某个军事法庭因为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参加革命活动判处她在西伯利亚服十四年苦役。她是一位著名的俄国贵族的女儿、一位俄国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妹妹。贵族的儿女、学生、记者、商人乃至国家官员都因为只不过是拥有颠覆性书籍而被流放。1881年12月20日，贵族瓦连京·雅科文科因为“不可靠”而被行政流放，起因是当局在搜查他的财产时发现了一些记有代码的笔记和被认为参加革命活动的人的讲话稿。一年后，另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因为在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之后为其写了一段无礼的墓志铭而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流放定居。有个人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被怀疑意图从事非法活动”。记者米哈伊尔·博罗金于1881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地区，因为他持有一份“包含危险和有害内容”的手稿——这是一篇有关维亚特卡省经济状况的文章的备份，博罗金已将该文章投稿至进步杂志《祖国纪事》。到达东西伯利亚某个最荒凉的地段三四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文章已被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消除了嫌疑，发表在了俄国传阅极为广泛的杂志上。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流放者不愿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被从政治舞台上逐走，不满足于在自己的流放社区这个狭小的范围内践行他们的思想。新一代流放者效仿19世纪60年代的波兰人，决心与当局展开政治斗争。虽然许多（就算不是大多数）革命者从未被审判过，但他们开始把西伯利亚的休息站、监狱和城镇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法庭。

其中的一种斗争形式是逃跑。但对政治犯来说，逃跑绝对不仅仅关乎追求个人自由。对于那些因煽动行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来说，逃跑是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行为，由集体策划、筹备。涅尔琴斯克矿区的卡拉刑罚定居点的一位前囚犯回忆说，罪犯的牢房设置得像“远征军营房”，里面的人分配了不同的任务，给将要逃跑的人准备各类物品：缝制合适的衣服、烤面包、腌制鱼和肉类等。在西伯利亚城镇和乡村服流放刑期的政治流放者中有很多同情者，如果革命者成功逃离了监狱，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广阔的同情者网络。（一群藏在伊尔库茨克省巴尔古津城一所房子里的逃跑流放者被抓获了，因为他们庆祝沙皇被暗杀的吵闹声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到19世纪90年代，专门协助国家罪犯逃到国外的流放者在西伯利亚形成了众多秘密网络。

当局同样也将“国家罪犯”的逃跑视为政治抵抗行为。1878年11月，包括有影响力的革命者伊万·杰博戈里-莫克里耶维奇在内的一群政治人物随流放队伍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外贝加尔地区，他们在途中成功地与普通罪犯交换了名字。内政大臣列夫·马科夫认为这一消息十分重要，足以引起沙皇的注意。当另一群人从阿钦斯克附近的克柳奇休息站逃跑时，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斥责了这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要求“那些有罪的人被严厉惩戒”。当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待了三年后要被送回卡拉时，内政大臣坚持认为，转移她的任务不能交给普通士兵，而是要交给特别挑选出来的下级军官。西伯利亚当局也为悬赏抓捕政治犯拿出了更多的钱。抓到一个普通罪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拿到3卢布，但抓到一个政治犯，可以拿到50卢布，正如一名官员报告的，这笔钱“不仅让农民，也让他们的妻子”开始追捕此类逃犯。

在西伯利亚，沙皇政权最无法安抚的敌人之一，是一个身材矮小、深色头发、脸色苍白的年轻女性，名叫伊丽莎白·科瓦尔斯卡娅。科瓦尔斯卡娅于1850年出生于哈尔科夫省（位于今天的乌克兰），是一个地主和他的农奴的私生女。在她的童年时代，父亲仍然有权出卖她的母亲，这使她深切厌恶沙皇俄国。19世纪70年代，科瓦尔斯卡娅成为地下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参与颠覆性书籍的传播以及哈尔科夫、圣彼得堡和基辅工人阶层当中的运动，最终于1880年10月在基辅被捕。第二年6月，一个基辅军事法庭判处科瓦尔斯卡娅终身服苦役，从那时起，她便成了西伯利亚当局的眼中钉。

据说，在1881年9月随流放队伍前往卡拉的途中，她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几起骚乱事件的主要煽动者”，在那里，她“惹怒了她的警卫”并“咒骂流放指挥官”。她带领政治犯同伴绝食，在他们的队伍被分成几个小规模团体、在重装警卫的押送下被带到伊尔库茨克之前，这场绝食运动为他们争取到了些许让步。抵达伊尔库茨克监狱后，科瓦尔斯卡娅把注意力转向逃跑。1882年2月16日，她与革命同伴索菲娅·博戈莫列茨一道直接走出了监狱。这两个女人让两个假人躺在床上，骗过了晚上值班的看守，随后科瓦尔斯卡娅假装成女看守，带着博戈莫列茨走出了监狱大门。搜捕随之而来，十天后，这两个女人和一名共犯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所房子里被逮捕。科瓦尔斯卡娅在1882年早春被送到了卡拉的女子监狱。

科瓦尔斯卡娅领导了多次绝食活动，以抗议那里恶劣的条件。她难以管束而且给其他罪犯树立了坏榜样，于是在1884年被送回伊尔库茨克，她在那里再次实施了逃跑。她在被子下放了一堆东西，让警卫误以为她在睡觉，在一名看守明显的默许下，她弄到了一套警卫制服。1884年9月2日清晨，看管着伊尔库茨克监狱入口的几名警卫打开了大门，让五名罪犯在一名看守的陪同下出去干活。当他们意识到那名陪同的看守正是科瓦尔斯卡娅时已经太晚了。这个逃犯“在逃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当局对镇上和周围的流放定居点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因此伊尔库茨克行政官员推断，这次逃跑肯定“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次，科瓦尔斯卡娅在外躲藏了一个半月，由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医生庇护。然而，她的运气最终用完了，一个退役士兵发现了她的下落，把她交给了当局。他得到了两百卢布大额奖赏。回到伊尔库茨克监狱后，科瓦尔斯卡娅被单独监禁。但她仍然没有屈服。几个月后，她参加了另一场绝食活动，抗议监狱里的条件，而且她认为自己的死会迫使当局让步，于是她试图上吊自杀。由于一个看守及时出现，她才没有被勒死。伊尔库茨克地方法院因科瓦尔斯卡娅“在十三年半的时间里的多起罪行”而判处鞭打她九十下。但是，伊尔库茨克省省长谢尔盖·诺索维奇下令取消这一惩罚，因为他担心公众对于一个身体不好的矮小妇女遭受鞭打的看法，毕竟她的过错只不过是非暴力的、有些狂热的对抗。他认为，一般来说，“妇女免受肉刑，科瓦尔斯卡娅确实无法承受这种惩罚”。他决定判处她在卡拉金矿终身服苦役，而且是作为一个普通罪犯，而不是政治流放者。科瓦尔斯卡娅拒绝出席自己的判决宣读仪式。这名女罪犯在六名宪兵的押送下，于1884年4月14日朝着涅尔琴斯克卡拉刑罚定居点的方向，走过了贝加尔湖的冰面。

在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遇刺后，所有那些未经正式指控便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被迫发誓效忠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许多人拒绝了。1879年5月，小说家和革命者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由于“政治上极其不可靠、危害公共安宁”而被行政流放到俄国欧洲部分的维亚特卡城。1881年6月，当局要求科罗连科宣誓“成为新君主的忠实臣民”，但他拒绝了。内政大臣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决定：“因为科罗连科表现出的敌对态度和他早先的有害活动，有必要将他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定居，并置于警察的密切监督下。”科罗连科在当年11月抵达莫斯科以东八千多千米的雅库茨克。他自己没有任何钱，只有每个月可怜的六卢布津贴。

有些人的遭遇更惨。乔治·凯南在1888年认识了伊万和亚历山德拉·车尔尼亚夫斯基夫妇，他们在十年前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1881年，在他们的孩子在托博尔斯克省出生后不久，当局要求他们向新沙皇宣誓效忠。他们拒绝了，由于再次暴露出了他们的叛逆天性，他们被送到了更往东的地方，先是送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再次拒绝宣誓后，被送到了伊尔库茨克。那时，冬天已经来临，他们坐着无篷马车穿过了几百千米寒冷的泰加林。亚历山德拉在旅途中努力给她的婴孩保暖，然而当她在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前的最后一个休息站打开包在孩子身上的衣物时，发现孩子已经冻死了。亚历山德拉非常震惊，一边哭泣，一边给死去的婴孩唱摇篮曲。凯南向惊恐的美国和欧洲读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在伊尔库茨克中转监狱的庭院里，气温-30℃，车尔尼亚夫斯基站了半小时，等待他们这群人被正式接收，他的妻子在旁边神志不清地胡言乱语，他的怀里则抱着死去的孩子。”

拒绝宣誓效忠新沙皇，也立下了一个绝对不向当局请求宽恕的模式。谢尔盖·迪卡列尔是内政部高级官员，于1888年被派往西伯利亚调查“国家罪犯”的情况，他向这些罪犯提供了一些建议。他建议，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家属的人来说，他们表达委屈的最好方式是“以真诚的忏悔之心来求助于君主的宽赦”。他记录道，流放者的回应十分明确：“不，我们不会允许这种宽赦：我们已经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惩罚！政府或许能把我们从它认为对我们有害的环境中强行拉走，但是它不能强迫我们放弃我们的信念。”革命者非常明白，行使宽赦就是行使君主的权力。接受沙皇的宽赦，就是服从沙皇赐予宽赦的权利。当政治犯索菲娅·舍赫特尔得知1883年5月15日的沙皇大赦把她从苦役中解放出来时，她写信给当局：“我认为没有人有权惩罚我或向我表示宽恕，我把这两种做法都看作高压行为，因此我声明，我拒绝这种宽恕之举……我将服满整个刑期。”由于这一反抗行为，当局将她送到了雅库茨克寒冷荒芜的定居点。

政治犯的行政流放刑期有时会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突然延长。1887年，叶戈尔·斯涅夫被行政流放到叶尼塞省乌祖尔村三年，他在那里忙于农耕。然而，在刑期结束时，他没有获释，而是“在没有得到任何警示或解释的情况下”，根据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列克谢·伊格纳季耶夫的命令被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他写信给内政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托伊，要求解释刑期突然延长的问题：“我知道自己没有犯过可能招致这种惩罚的罪行，而且，我没有在农民中间传播任何颠覆性观念……如果说我跟他们有联系，那只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斯涅夫抗议说，他已经在自己的农场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而在新流放地，从事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提出，国家补贴完全不够用，他现在正“遭受着严重困难”。但是总督办公室拒绝撤销延长斯涅夫行政流放期限的命令，甚至拒绝对此给出任何解释。斯涅夫的罪行、他的行政流放期限延长三年的原因以及他被转移到叶尼塞省另一个地区的做法在当局的内部信函中写得清清楚楚。1889年9月，斯涅夫向内政大臣送去了一份请愿书，“尖锐批判了政府对待政治犯的方式，并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同情”。

尽管刑期会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延长，但一些被流放的激进分子，如半个世纪前的十二月党人，却矛盾地在西伯利亚找到了比在故乡更大的自由。国家监管相对薄弱，专业技术长期缺乏，负担过重、人手不足的地方行政机构相对纵容，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在西伯利亚创造出一种比在俄国城镇更加宽容的气氛。“在这里，没有人会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契诃夫在1890年6月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没有人会逮捕你，没有地方可流放你，因此你可以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许多人因为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政治和公民激进主义而被流放，但他们却在西伯利亚发现了追求他们的经济、出版和教育关注点的新机会。

行政流放者——其中有些人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放逐——甚至在西伯利亚官僚机构中找到了会计、官员和巡视员的工作。很多人开始研究学术，继续从事由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流放者开启的调查西伯利亚的地理和地质的传统。这些政治人物的民主理想让很多人开始研究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有些人组织了探险活动，探索外贝加尔地区和极北地区的偏远地带，他们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西伯利亚行政机构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辖区。一群政治流放者在19世纪90年代展开的民族志研究，帮助雅库茨克省省长弗拉基米尔·斯科雷平采恩起草了旨在解决土著雅库特人贫困问题而进行的土地改革。

一些政治流放者继续从事作家和记者的工作。地方新闻界比大都市新闻界受到的审查员的审查少，并且因为对西伯利亚行政、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坦率评论赢得了良好声誉。政治流放者在《东方先驱》和《西伯利亚公报》等报刊的编辑委员会中占主要地位。

尽管官方禁止流放者从事教学工作，但他们在推动西伯利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经常是在幕后）。他们在西伯利亚商人和官员的家中担任教师，在多个西伯利亚城市帮助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和读书俱乐部。他们还致力于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办中小学，写作了大量与当地人的教育需求有关的文章，甚至倡导用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母语进行教学。

尽管有这些施展行动主义的温和机会，西伯利亚行政流放者的生活仍然充斥着一连串琐碎的官方干涉、日常的侮辱和毫无意义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流放者没有官方准许不得离开村庄，且必须定期到警察局报到；他们的信件要经西伯利亚当局的手。像先前的波兰人一样，他们被剥夺了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的权利。年轻的医学生尼冯特·多尔戈波罗夫于1880年被从哈尔科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秋卡林斯克，因为他抗议了当局对一场学生示威活动的残酷驱散。在西伯利亚，他非正式地在当地农民中行医，还因为这么做遭到了当地警察总长的斥责。一个秋天，秋卡林斯克市市长的母亲意外被子弹打中大腿，当地医生说自己没有必要的专门知识，拒绝取出子弹。他建议市长去找“有专门技能的外科医生”多尔戈波罗夫。尽管有些担心此事的后果，但多尔戈波罗夫还是成功做手术取出了子弹。他迅速遭到逮捕，被监禁在秋卡林斯克地区监狱，他在那里感染了斑疹伤寒。尽管那些把食物和鲜花带到狱中的市民对他表示同情，尽管这个罪犯病情严重，但当地警察总长还是把他送到了伊希姆城。令人惊奇的是，多尔戈波罗夫最终在医院康复了。这件事甚至出现在了1884年1月的《泰晤士报》上。

政治犯愤怒地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不公正，于是做出了一系列轻微的反抗。他们拒绝离开牢房参加点名，拒绝与普通罪犯一起乘坐驳船，拒绝在监狱官员出现时摘下自己的帽子。一位在巴拉甘斯克的政治流放者破坏了挂在地方行政大楼中的沙皇肖像，这让他被关在了该城的监狱中。当局经常会注意到，对一个罪犯的惩罚常常会引起其同志的抗议。当局陷入了报复和战况升级的循环当中，他们只能通过强力在循环中取胜。但是，在一个地方和国家新闻界繁荣发展（但仍接受审查）的时代，对于一个想要巩固其道德权威的政府来说，这样的策略自身带有风险。

迪卡列尔注意到政治犯非常团结。他观察到：“只要他们中的某个人听说有一个行政流放者到来了，即使这个流放者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其他人也会冲过去欢迎这个人并带其参观。如果一个人将受惩罚，他们经常会提前发现，然后主动拿钱和东西给他，帮助他转送信件等。”1884年12月，二十三名行政流放者经过托博尔斯克省亚卢托罗夫斯克，他们违反了流放指挥官的命令，离开警卫去向住在镇上的政治流放者致意。当士兵用步枪托迫使流放者回到队伍中时，一名流放者试图夺过一名士兵的步枪，另一名流放者则上前扯下了流放指挥官的肩章。因为这些反抗行为，这两名流放者分别被判处两个月和三个月监禁。

这种团结意识使得当局管束和控制政治犯的任务更具挑战性。这也意味着，对个人的虐待可能会迅速激发罪犯集体对抗官员。1888年，二十名在托博尔斯克省苏尔古特城受警察监控的行政流放者写信给省长弗拉基米尔·特里尼茨基，要求一旦他们生病，应直接获准前往托博尔斯克城接受治疗，而不必每次都请求他的特别许可。特里尼茨基拒绝了。后来，他们当中的伊万诺夫病得很重，但他最终被准许转移到托博尔斯克城时，却在途中死了，这件事使局势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状态。愤怒的流放者谴责了“当局鲁莽、无法无天、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态度”，并写信给特里尼茨基：“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我们曾认为你可能尚存一丝正派，但这一微弱希望现在消失了。你对我们患病同志的嘲弄以及你总体的态度，让我们不再把你看作托博尔斯克省省长，而是一个怪物！因此，我们今后拒绝听从你的任何命令。”

革命者和官员都明白，在一个讲究服从和权威等级的文化中，辱骂沙皇的直接代表就是辱骂沙皇专制政权本身。特里尼茨基抓捕了这些人（他们大喊“自由万岁！”和“打倒政府！”），在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关押了两个月后，罪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省，“流放到不利于逃跑的地区，生活在不太易受革命宣传的影响的人当中” 。其余人则被分散到托博尔斯克省的偏远乡村中。这些惩罚是不需要进一步审判的行政措施，因为这类审判“会给政治流放者提供抗议和抱怨其处境的平台”。

在与当局对抗时，政治流放者会刻意引起公众的注意，即那些他们知道会同情他们的困境（但并不总是同情他们的事业）的人。如果一位官员坚持严格执行管理流放者和苦役犯的法律，那么政治犯就会“在西伯利亚新闻界向他宣战”。迪卡列尔愤慨地说道：

仔细阅读《东方评论》或《西伯利亚公报》的任何版面，就足以了解某位官员对待流放者是否严厉。众所周知，大多数报纸记者……都是行政流放者。此外，报纸有广泛的读者群，所以即使是高级地方官员也会顾及报纸上的内容。我听到人们在说：“你在报纸上看过他们做的某某事了吗？”

有的时候，官员们会因流放者而害怕，担心罪犯逃跑对他们的事业和工作的影响。

被判处服苦役的革命者集中在西伯利亚监狱的稳定群体中，这些人更加难以管理。1880年，内政部规定所有在欧洲监狱服苦役的政治犯应转移到西伯利亚。对于政治罪犯而言，苦役判决事实上已经成为在西伯利亚某座监狱的监禁。大多数人被送到涅尔琴斯克，男人被送到下卡拉监狱，妇女则沿着卡拉河到达河口处的乌斯季-卡拉监狱。卡拉作为苦役场所的重要性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但在19世纪80年代，它在东西伯利亚监禁国家罪犯方面处于中心位置。1882年初，东西伯利亚有430名政治流放者；因重罪被判处服苦役的123人都关在卡拉。地方当局努力地应付着那些积极与官员对抗的罪犯，正如一则报告反映的：

除极少数例外，政治苦役犯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他们不仅不表示懊悔，相反，他们寻求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性。结果，他们在与当局打交道时粗鲁又无礼；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得到任何东西，但总是一再地坚持要让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没有满足，他们就宣布“抗议”。他们总是没有合理理由地违反监狱纪律，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当局的蔑视……即使连官员提出的最基本的指示也会引发不受约束的不服从和混乱场面，当然，这些煽动者总是能在整个监狱中寻获彻底的支持和团结，这使得任何个人骚乱都会立即变成监狱范围的动乱。

有些监狱官员选择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实施不与政治犯为敌的政策，答应他们的大部分要求，给他们相当多的自由和特权。下卡拉监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监狱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科诺维奇执行的就是一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模式，那里的罪犯不用戴镣铐，不必参加工作，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甚至能住在监狱以外的私人小屋里。在一封被拦截的信件中，关在卡拉的政治犯加夫里尔·贝洛茨维托夫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苦役并不像在俄国的人想象的那么糟……我们都住在一个监狱里……里面没有看守，这本身就为我们省却了很多烦恼。”罪犯收到了来自俄国的各种期刊，甚至有时间发行他们自己的杂志《卡拉》，并组织神秘学者与灵魂世界的交流——当时这种活动在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当中非常流行。

另一位政治犯解释说，科诺维奇希望通过让步来从政治犯那里赢得不会逃跑的保证，但他们没有给出这种承诺；他们宣称，他们的原则是“不与当局达成任何形式的允诺”。事实上，这些政治犯把逃跑看作一种完全合法的革命斗争形式。卡拉的政治流放者决心不当有特权的罪犯，而是当国家不可安抚的敌人，科诺维奇的自由主义管理模式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1882年4月，8名“国家罪犯”从一个监狱附属建筑的屋顶逃出了监狱。伊波利特·梅什金是这次越狱的组织者之一，他之前因为在俄国农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而被捕，并在“193人审判”中被判处服10年苦役。当局在几周内成功追踪、捕获了所有8名罪犯，但发现这些逃犯身上带着左轮手枪、子弹和匕首，人们认为监狱管理制度的松懈让这些东西可以弄到。在被捕之前，梅什金和一位同志已经跑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因为这起逃跑事件，科诺维奇被解职，监狱里出现了一场镇压活动。监管制度得到了加强：罪犯再次戴上了脚镣，他们的牢房遭到了搜查，他们的阅读材料被没收，他们与亲人的通信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直到1882年5月，动乱爆发点才出现。因为当时有传言说当局正准备给他们剃头，这些罪犯便把自己封锁在牢房里。国家以武力回应。约800名哥萨克步兵进入监狱，将罪犯从牢房中带了出来，给他们戴上锁链，并将其赶出监狱。当局决定，在他们重新设计下卡拉监狱的布局（为了使集体抗议变得更加困难）时，暂时把这群反叛的政治犯分散到关押普通罪犯的各个卡拉监狱。

作为对这次镇压——被政治犯称为“5月11日大屠杀”——的回应，关在卡拉几所监狱中的113名政治犯中的73人宣布绝食。在这些人绝食一周之后，梅什金在7月19日写信给当局，列举了罪犯们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比如说，当局发现一名狱友的母亲在偷偷从监狱里送出违禁信件，便把她强制遣送回俄国，再比如囚犯被剃头，还有来自监狱当局的“众多琐碎刁难和侮辱”。梅什金强调了已婚男士们是如何被禁止和自己的妻子见面的，而这些妻子是在得到政府高官的许可后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西伯利亚的。罪犯被带到了离家人、朋友数千千米远的地方，被剥夺了与父母兄弟姐妹通信的权利。梅什金认为，这种约束不是“执行法律”的表现，而是“地方当局的专制”的表现。然而，最后一根稻草是囚犯齐普洛夫遭鞭打一事，齐普洛夫虽被认定为一个普通罪犯，但他却因为从卡拉偷偷送出政治犯的信件而受到惩罚。梅什金抗议：“现在我们没有人能觉得自己可以免受这样侮辱性的惩罚，这种惩罚会激怒道德尚且完整之人的灵魂。”绝食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当局书面保证“政治犯不会遭到绞刑吏的惩罚”。否则，梅什金向当局保证，卡拉的政治犯“宁愿饿死”。但梅什金是在虚张声势。卡拉的政治犯没准备好为他们的事业牺牲。当局把这些罪犯分成几小群，每天把食物送到牢房里，把它们一整晚地放在那里，以引诱他们进食。这个策略奏效了，这些罪犯一个个地放弃了绝食。

这场绝食活动的直接目标是迫使监狱当局恢复早先那种更加宽容的监狱管理模式，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这场“饥饿暴动”的次要目标是在东西伯利亚各地煽动不满情绪、在整个俄国引发愤慨，这个目标一度成功了；乌斯季-卡拉监狱里的女犯人也加入了这些骚乱，骚乱甚至波及那些“密谋逃跑、停止工作的普通罪犯”。

为了镇压这些有可能演变成有组织的暴乱的骚乱，当局把目光对准了那几个领导绝食活动的头目。有些人被转移到伊尔库茨克以外七十千米处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有八个人被送回了圣彼得堡，这证明了西伯利亚当局自己无法对付坚决的革命者。梅什金是被送回首都的人之一，先是被送到彼得保罗要塞潮湿的牢房里，后被带送到什利谢利堡监狱。1884年12月，梅什金与一名看守发生暴力冲突，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在1885年2月7日被射击队枪决。

六个星期后，剩下的男性政治犯被送回了下卡拉监狱，他们发现当局已经将原先的大营房分成了供三到五人居住的小牢房，而之前是二十到二十五个人住在一起。尽管看守无法阻止罪犯通过敲击木墙、冲着木墙呼喊来相互沟通，但他们满意地注意到，“把罪犯分成较小的群体，明显削弱了那种他们集中关在大牢房里时发展出的叛逆精神”。

卡拉监狱里发生的骚乱表明，这些罪犯决心不仅捍卫他们的尊严，还要捍卫一系列不是由国家赋予的而是全人类共有的权利。但是，肉刑可能会给他们的这种决心造成一种毁灭性的心理打击。许多（但不是大多数）受到鞭打的罪犯会屈服，痉挛着乞求怜悯。因此，桦树条和鞭子有可能在心理上摧毁挑衅性的尊严，很多政治犯在监禁期间一直维持着这种尊严，且常常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次，卡拉官员向政治犯保证，他们全都不会遭受肉刑。这种缓和局面维持了7年。

当被流放的革命者和基辅大学讲师伊万·别洛孔斯基于1880年前往东西伯利亚时，他体验了国家可使用的各种运送手段：流放队伍和休息站、水上驳船和铁路。在过去的20年里，将流放者运送到西伯利亚已经成了一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的大型事业。现在，将流放者遣送至西伯利亚的过程反映着俄罗斯帝国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下半叶，前现代和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都用于运送人数日益增加的流放者。

1867年，当局开始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把罪犯从下诺夫哥罗德运往彼尔姆。两艘驳船负责这段路途。较小的那一艘名为“法布里坎特”号，可以运送322名罪犯；较大的那艘名为“萨拉普尔”号，可运送475名罪犯，由28名士兵护送。夏天，两艘船各航行25趟，每年夏天把大约9000名罪犯送到彼尔姆。驳船的过度拥挤是一个问题，随着流放者人数激增，过度拥挤的问题变得难以忍受。别洛孔斯基在1880年乘坐“法布里坎特”号，他是船上的42名政治流放者之一，当时船上共有500多名罪犯。甲板下面的环境十分恶劣：“船舱内非常憋闷，尤其是在驳船航行时，人们只能通过开着的窗户通风。”

19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有11200名流放者及其家人进入西伯利亚；19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达到16600，在10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率为48％。1876年，28500多名流放者经过莫斯科；15000人由火车运往下诺夫哥罗德，另有11500人经其他路线前往西伯利亚。1867年，在秋明与托木斯克之间运营罪犯驳船的承包商共运送了5000名流放者和他们的家人；到1876年，运载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驳船共运送了10500人：8000名流放者，2600名[原文如此，疑数据有误。——编者注]陪同丈夫和父亲的妇女和儿童。

罪犯前往流放地的旅程或许已经提速了，但仍然十分艰苦，有些时候是致命的。包括政治流放者在内的囚犯从莫斯科出发时已经是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有时只配备着干面包和腐坏的鱼。自愿跟随丈夫和父亲去流放地的妇女和儿童在途中一直是被关起来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圣彼得堡方面多次申明的规定。路况太糟，因而坐在没有弹性的车上是一种折磨。

陆路和水路的严酷折磨损害了流放者及其家人的健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度拥挤、冷风阵阵和供热条件差的中转监狱和休息站里病倒了。波兰革命者瓦茨瓦夫·谢罗谢夫斯基于1879年前往雅库茨克，其中一个地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当牢房被锁上，屋内留下几个供我们晚上大小便的木桶之后，空气里就弥漫着臭味，就好像一个被掘开的坟墓发出的气味……无数昆虫和咬人很疼的蟑螂会爬到在睡觉的人身上。人们没法躲开这些虫子：臭虫、跳蚤、虱子和壁虱。它们常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爬过每一个缝隙，集中到我们衣服的褶皱里。如果把它们弄死，那里会再次出现同样数量的虫子。差不多每个罪犯的前胸后背上都有恶心的水疱和虫子咬痕。虫子通过衣服，尤其是床单（在分发出去时，这些床单通常很旧，而且没洗干净）将斑疹伤寒病和皮肤病从一个流放队伍传给另一个。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数百名罪犯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死于结核病、肺炎、斑疹伤寒和一系列其他小病。

路途当中的身体疲惫、强制性公社主义、邋遢和尊严受损，引起了政治流放者的震惊和愤怒，其中许多人出身帝国的特权阶级。因此，流放队伍成了政治流放者与其警卫产生冲突的场所。一个在1883年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流放队伍要求监狱当局做出以下让步：他们必须获准全都留在同一个群体里；他们的牢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锁上；他们必须获准带自己的衣服、床单和物品；他们必须获准一起吃饭；在转运时，他们必须被一同送走，就像他们从托木斯克出发时一样。叶尼塞省省长威胁要用武力逼他们进入牢房，他们这才屈服并进入了监狱。

1888年6月，二十二名行政流放者通过铁路到达秋明中转监狱。当他们得知自己将和普通罪犯一起乘坐马车及步行前往鄂木斯克后，他们拒绝继续前进，并要求安排马匹或轮船运送自己。其中一个流放者后来解释说，由于长期单独监禁且没有健康的体魄，他们疲惫不堪，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如此漫长又累人的旅程。“此外，我们听说了政治流放者在流放队伍中经历的恐怖遭遇，包括押送兵殴打政治犯、企图强奸妇女的事。”当局并没有让步，而政治犯拒绝离开牢房并威胁要采取自卫手段，于是监狱里出现了一种紧张的僵局。政治犯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拖进院子里，他们再次聚在一起，大声辱骂看守，并试图冲回监狱建筑里。然而，流放者敌不过人数多于他们的武装士兵。他们最终顺从了，步行继续上路。

当局不认同这次相对轻微的反抗。流放者坚称他们的行为是“不服从行为，而不是抵抗行为”，但当局对此说法漠不关心，在亚历山大三世敦促实施“严惩”后，当局下达了严厉的判决。这群人的领导者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权利，被判处服八年苦役，另有两个人被判处流放到叶尼塞省的定居点，其余人则要在狱中监禁长达一年的时间。他们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现在，他们最初的判决改为了时间更长的流放，甚至改为服苦役。行政流放者的反抗行为遭受了更严厉的判决，此后形成了一种更激烈的对抗和更严格的惩罚相结合的模式。

在这种冲突不断升级的循环中，1889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流放者和看守之间的两次暴力决战将在俄国的政治权力争夺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决战都严重损害了沙皇政权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培育了正迅速成为革命运动的心理动机的愤怒和仇恨。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作为政治流放者的一个目的地，雅库茨克城也成为流放者前往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维柳伊斯克、上扬斯克和科雷马几个北极圈定居点的中转站。为了转移走在1888至1889年的冬天集聚在雅库茨克的流放者，代理省长帕维尔·奥斯塔什金命令地方当局在低于-20℃的气温中送走流放者。奥斯塔什金进一步限制了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一道行进的队伍的规模。一个队伍不得超过四名流放者。他还大大减少了流放者在向北行进时被准许携带的行李和物资的重量。

这种新的流放者运送制度基本没有考虑流放者的利益。第一批在这种制度下踏上行程的是大约三十名行政流放者，其中包括十几名妇女和儿童。1889年3月22日，流放者直截了当地拒绝前进，并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坚持让省长撤销让他们在这样致命的气温下继续旅程的命令。随后，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大木屋里，在这所雅库茨克流放定居者的住宅里等待着省长的答复。他们的抗议被置若罔闻，因为雅库茨克当局怀疑这些流放者之所以想要在春天到来前一直留在雅库茨克，就是为了逃跑。

他们无视了奥斯塔什金的投降指示，于是这位省长命令哥萨克小分队包围建筑物并将流放者强行拖入院内。在随后的打斗中，流放者努力用棍子和匕首来自卫，其中一人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冲着士兵开火，这些士兵便逃跑了。当省长接管现场后，双方的进一步交火达到白热化状态：集合起来的士兵对着这个建筑连续开了几分钟的枪，直到革命者投降。根据某些估计，枪支一共齐发了几百次。等到流放者投降、刺鼻的烟雾从房子里散去后，人们发现六名流放者、一名警官和一名士兵的尸体躺在地上；包括奥斯塔什金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受伤。

后来，流放者坚持说，他们开枪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士兵的暴力袭击。同时，国家声称，这起事件是一场反对雅库茨克省省长的合法权威的有预谋叛乱。国家把幸存的流放者移交给一个军事法庭，这个法庭裁定所有签署请愿书的人都犯有“武装叛乱”罪。6月，三名被指称的头目被判处死刑，十四人被判终身服苦役，其余人则被判服十五年苦役。1889年8月7日，列夫·科甘-伯恩斯坦、阿尔贝特·高斯曼和尼古拉·佐托夫在雅库茨克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在行刑前那个漫长的夜晚，每个人都给自己的家人和同志写了告别信。佐托夫给父母写了信：

我精神很好，甚至是很振奋，但我的身体和神经非常疲劳。在过去的两天里，我的神经所受的压力是难以忍受的。有那么多强烈的情感！好吧，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家人，我爱的人，我最后一次拥抱你们所有人。想着我的事业的正义性，我的心中带着一股力量，我可以从容赴死。我只担心那些至亲的人，这些人将要被我抛下。我的痛苦只持续几个小时，我的痛苦是什么？而他们需要怎样的力量去忍耐！……警卫刚刚进来了。他们带来了罪犯的衣服，我已经换上了。我穿着帆布衬衫坐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冷。不要认为我的手因为恐惧而颤抖。再见了，再见了，我亲爱的人儿们！

流放者既绝望又被包围着，且没有用来自卫的武器，他们无法对抗俄国的武装力量。然而，1889年3月22日在雅库茨克发生的战斗，是在俄国和国际新闻媒体上发起的争取公众同情的更广阔战争的组成部分。“雅库茨克惨剧”在俄国内外引起了公愤。革命者明白这场争取民意的更广阔战争的本质，而且他们在巧妙地追求这个目标。即使面对绞刑架，佐托夫也充分利用了雅库茨克事件能产生的力量。他在最后一封写给在俄国的同志的信中称：

这是我的遗嘱，让你自己冷酷起来，在这些恐怖事件、这场大屠杀、这场杀戮的尾声的影响下，尽你所能地去充分利用这出戏剧，这个展现俄国专制主义的残酷、专断和残暴的大型例子……请给在我们的祖国和国外的各个角落的所有的［乔治·］凯南们写信……这是我们能在这场可怕的国家复仇行动中弥补我们的损失的唯一办法。

到1889年秋天，详述雅库茨克当局的“专制残酷”的革命小册子确实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传播着。伊尔库茨克省的政治流放者给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写了一封信，谴责奥斯塔什金对政治流放者实施了“粗暴和血腥的惩罚”。

在欧洲和美国，新闻界不再同情当局。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政权受到了广泛斥责；凯南在新闻界对流放制度展开的斗争以及在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的政治流放者不断写出的回忆录，煽动起了反对沙皇的情绪。在伦敦出版的俄语流亡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宣称：“沙皇食人者的壮举足够雄辩，因而它们不需要任何注解。”伦敦《泰晤士报》在1889年12月26日报道了这个事件，将其称为一起“对西伯利亚政治犯的杀戮”，并声称：“这个血腥和恐怖的故事是一个俄国政府永远无法回避的故事。它自称高于民意，但是有一道线，过了这道线，它便不能无视人类的裁决。”《纽约时报》在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人像狗一样被枪杀：雅库茨克大屠杀的真实故事》。沙皇俄国正在创造一个西伯利亚牺牲者军团，但它似乎没有发现这一危险。在西伯利亚当局残酷地解决了雅库茨克惨剧幸存者的问题一个月后，当局又陷入了另一场有损政府的信誉和合法性的困境。这次的煽动者是伊丽莎白·科瓦尔斯卡娅。

副官长安德烈·科尔夫男爵是普里阿穆尔斯克的总督，这个职务直接负责卡拉的政治犯。科尔夫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圣彼得堡在应付“国家罪犯”时过于宽宏大量。1888年8月5日，他对乌斯季-卡拉监狱进行了一次正式探访，其间偶然碰到了坐在院子里的科瓦尔斯卡娅，随后命令她在他面前站着。科瓦尔斯卡娅拒绝照做。“作为一个罪犯，”她回忆说，“我绝对不能在我没有停止与之作对的敌人面前站着，哪怕是在监狱里。”这个著名的政治流放者有着一串对其他罪犯造成“有害影响”的不良记录，科尔夫对她的这个反抗表现感到愤怒。两天后，他下令把科瓦尔斯卡娅转移到赤塔附近的上乌金斯克监狱，在“最严酷的条件下”单独监禁。他明确表示，这项惩罚是“以儆效尤”。

8月11日深夜，卡拉女子监狱的指挥官马休科夫让人把半裸的科瓦尔斯卡娅推出了牢房。他要求她在男性流放犯面前穿上常规的囚服，随后让人将她带出了监狱，乘船前往斯列坚斯克。科瓦尔斯卡娅的女狱友非常愤慨。玛丽亚·卡鲁兹斯卡亚、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和娜杰日达·米尔尼茨卡谴责这种“对一个国家罪犯的无耻嘲弄”。她们写信给伊尔库茨克当局，要求正式调查这次“可耻的违法行为”，并将马休科夫撤职。政治犯和监狱当局之间的关系在下一年急剧恶化，其间，罪犯实施了三次绝食行动，每次都到逼近死亡时才放弃。这是危险的边缘政策。1889年5月31日，卡拉的古列维奇医生被派去检查女罪犯的身体状况，他报告说，她们确实“表现出了饥饿状态的症状……所有人都心率很快，口中呼出的气味非常难闻，脉搏很快，失眠，表情淡然”。然而，不到几天，这些罪犯的决心开始减弱，无法抗拒每天送进牢房的食物。

另一名卡拉的女罪犯纳塔利娅·西吉达令这场冲突剧烈升级。28岁的西吉达是一名塔甘罗格商人的女儿（她家和安东·契诃夫是邻居），也是一名人民意志党成员，因运营一家地下印刷厂被判服八年苦役。她认识到这些妇女无法成功通过绝食来迫使当局让步，于是要求在1889年8月底与马休科夫会面。进入马休科夫的办公室后，西吉达宣称：“我原希望你被撤职，但是当局并不重视我们的申诉，所以我要亲自侮辱你。”西吉达走到马休科夫面前，打了他一个耳光。在已经成为围绕着道德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展开的磨人斗争（对革命者和监狱当局来说都是）中，打一名高级监狱官员就是象征性地攻击沙皇俄国。7

科尔夫决定在这些难以管束的政治犯身上彻底贯彻自己的权威，10月26日，他下令让卡拉监狱保持沉默状态。看守们获悉，监狱管理制度从今以后将

从根本上改变，绝对不会姑息纵容。一旦再发生骚乱……她们都只能得到普通罪犯的配给，被剥夺她们此前获准用自己的钱买来的东西，包括写作材料等物品。如果哪个罪犯表现出任何反抗……那么反抗将受到武装压制，不管后果是什么。惹麻烦的人会遭受没有丝毫让步的肉刑。

让革命者非常受辱的是，科尔夫下令用桦树条鞭打西吉达一百下。这种做法强硬地无视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妇女不受肉刑的传统，其影响极为巨大。公众普遍反对使用肉刑，甚至是对普通罪犯使用也不行，鞭打出自俄国受教育阶层的政治犯，就是违反公认的道德标准；用桦树条鞭打一名年轻女性一百下，就是实施一种暴行。鉴于西吉达健康状况不佳，卡拉医生古列维奇拒绝批准也不愿意出席鞭打她的活动。当局没有就此收手，他们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于1889年11月7日执行了惩罚。在鞭打之前，西吉达“宣称这样的惩罚无异于死亡，然后自愿躺到桦树条下”。

这么说不是空话。当天晚些时候西吉达被送回牢房，随后她和狱友玛丽亚·卡鲁兹斯卡亚、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以及娜杰日达·米尔尼茨卡一起服毒自杀。西吉达在那天晚上去世，其他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去世。当这次鞭打的消息传到达卡拉政治犯的耳中后，自杀式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已经被释放到监狱外的定居点的政治流放者瑙姆·凯克开枪自杀，但他活了下来。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男子监狱里的七名囚犯也试图用过量的吗啡自杀。很多人效仿了他们。共有二十名囚犯服毒，六人死亡。

在卡拉上演的致命场景，是革命者和国家围绕着对囚犯身体的控制权展开的公开争夺。激进分子否认国家拥有在肉体上惩罚他们的权利，这样做的同时也是否认了当局把他们当作普通罪犯对待的权利。通过自杀，西吉达和她的革命者同伴把肉刑用作了一个强调当局非法的暴力行径的公开展示，再延伸一下，用作了一个强调专制政权本身的专横性的公开展示。1828年，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在涅尔琴斯克的牢房里上吊自杀，因为遭受鞭打是对贵族的羞辱；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革命者来说，同样的惩罚是对人类的尊严的侵害。“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死，”谢尔盖·迪科夫斯基在集体服毒自杀事件后说，“因为无论是我接受的教育还是我强烈的人格尊严感，都不允许我生活在这种可怕耻辱的持久威胁之下。”

与此同时，顽固不化的科尔夫也关心尊严，但这里指的尊严是他的职务的尊严。11月14日，他向内政大臣伊万·杜尔诺沃发出电报：

您知道我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但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我知道惩罚的结果是什么，我仍然会下令执行惩罚，因为我坚信我们必须结束政治犯监狱里的混乱。现在已经到了罪犯可以攻击我们的高级官员的时候，这种局面令人蒙羞。我相信，继续忍受放肆行为——因为圣彼得堡的宽宏大量，这些怪物和弑君者可以这般行事——会违反我［在加冕礼时］立下的誓言。我非常了解，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会责难我，但我必须履行我的神圣职责。

他们的确责难了他。和“雅库茨克惨剧”一道，“卡拉惨剧”——很快被冠以这一名称——在沙皇政权与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对沙皇政权的道德权威和合法性造成了重击。凯南向在欧洲和美国的受惊读者们介绍了这个事件：“西吉达女士和她的……同伴就如同是被东西伯利亚官员杀死，就像她们的喉咙在监狱院子里被刽子手割破一样。”1890年2月，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西吉达的命运：

即使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有地位、有身份的女士也不应遭受这种恶行。这种野蛮的惩罚使西吉达女士深受侮辱，在无比的痛苦和对日后其他折磨的恐惧中，她服毒自杀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至今是一个谜，但显然，女性政治犯，特别是那些因自己的身份和所受的教育对那些有可能损伤其荣誉和自尊心的事情非常敏感的女性，认为自己再也无法免受当局的羞辱了。

《纽约时报》在题为《被逼自杀的流放者：西伯利亚政治监狱里的恐怖事件》和《俄国的残酷》的新闻中详细介绍了西吉达“令人震惊的官方谋杀事件”和“在卡拉政治监狱中的愤怒”。1890年3月9日，“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以抗议“俄国政府在管理政治犯时的残忍行为，这些政治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流放西伯利亚，这个埋葬着无数贵族男女的‘活人坟墓’，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渴望享受我们英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政治自由”。为了调动情绪，其中一位发言者宣称：

英国人有义务抗议、让公众关注俄国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奴役状态……在俄国，数十名杰出的男性和贵族妇女因要求政治自由而被关在地牢和牢房里，这些牢狱太低矮，他们在里面无法站立，也太狭小，他们在里面无法躺下……经过一番荒唐的审判，年轻的男性和美丽的女性被拉到银矿、铅矿、盐矿工作，过得比役畜还累，经受着可怕的穷困和残酷。这些可怜的囚犯在雪地里穿行数英里，戴着锁链和手铐，像虚弱的绵羊一样倒在路边，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特别是妇女，遭受了极其严重的侮辱。英国人可以平静地看待这些事吗？

凯南对流放制度的猛烈批评也激发出了一种对外国革命者的同情。凯南刚从西伯利亚回到美国，便就流放制度向公众发表了演讲，他常常在台上以如下形象示人：头上的半边头发剃去了，身穿破衣烂衫，戴着镣铐，就像一个西伯利亚罪犯。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西伯利亚流放者并不是野蛮的狂热分子，他们是已经放弃了所有他们热爱的人和事物、用自己的生命去赌那些被我们视为人类的基本权利的东西的人。”“西伯利亚流放请愿协会”于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五十个城市中设有分会，并在抗议沙皇对待政治犯的方式的请愿书上收集了超过一百万个签名。1890年，凯南在波士顿发表演讲时，马克·吐温从座位上站起来，含泪说道：“如果这样的政府只能用炸药来推翻，那么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炸药！”

1884年7月回到伦敦后，革命者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在1878年刺杀俄国政治警察负责人尼古拉·梅津采夫的刺客——开始提升关在刑罚定居点和监狱中的俄国激进分子的形象。他的作品，包括《俄国风暴》（1886年）和很大程度上属自传性质的《虚无主义者的事业》（1889年），受到了英国公众的热烈欢迎。1890年3月31日在伦敦，和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罗波特金（他是一名逃出西伯利亚的逃犯）一起，克拉夫钦斯基帮助建立了俄国自由之友协会。该协会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帮助遭受沙皇虐待的受害者，为政治犯逃跑提供资金援助，并呼吁西方关注俄国改革的必要性。1890年8月，该协会发行了它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截至11月，该报拥有超过十万名订阅者。这种严厉的谴责自然损害了俄国专制政权，巩固了国际社会将其视为残暴、专横政权的看法。有同情心的俄国政治异见人士的形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传播广泛、产生了强烈共鸣，甚至在伊迪丝·内斯比特的《铁路边的孩子们》（1905年）中，斯捷潘斯基先生这个人物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俄国政治犯所处困境的普遍同情，英国、法国和瑞士政府拒绝将激进分子引渡到俄国，以免他们回国后要面对着被普遍认为藐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让囚犯接受残忍对待的沙皇司法体系。因此，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尤里·马尔托夫、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都能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而不用担心欧洲国家政府的干涉。

在国内，审查制度曾阻止俄国国内新闻界公开讨论重大事件，在这套制度在1905年革命中崩溃后，有关卡拉和雅库茨克悲惨事件的新闻便充斥着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出版物。正在沙皇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时，关于在西伯利亚的残暴和专制故事却进一步破坏了沙皇政权在俄国读者公众眼中的可信性。

有洞察力的政府成员非常清楚眼下正在发生什么。西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卡兹纳科夫说，流放制度正在西伯利亚孕育着暴动。他认为，让成千上万名行政流放者分散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城镇和村庄里并让他们处在有效的监管之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很难达到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效果，而只会加剧他们的愤怒”。内政部官员迪卡列尔注意到，行政流放颠覆分子，就是把革命者锻造成团结的团体，“让他们坚信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激发了他们的反抗精神”。

革命者自己也赞同这一点。凯克——在西吉达遭受鞭打之后他曾企图自杀，但失败了——带着某种近似骄傲的感觉回顾了自己在下卡拉监狱的岁月：“我们的一代代革命青年来到卡拉，对数十人来说……它是一个母校，是一所关于发展和教育的高等学校。”令当局担心的是，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热衷于与自己周边的市民和村民分享这种教育，东西伯利亚总督德米特里·阿努钦在1882年注意到：“必须要说，通过流放，政府本身，而且是在用自己的资金，在像东西伯利亚这样的地方传播无政府主义学说，而那些地方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任何此类学说。”

凯南确信：“不是恐怖主义让行政流放在俄国成为必需的制度；是极端的残忍和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放逐刺激了恐怖主义。”在调查在1905年革命期间席卷俄罗斯帝国的暴力行为时，自由主义法学理论家弗拉基米尔·格森——他自己就是一名狂热的革命者——非常明白：

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想了解民众无法安抚的仇恨和疯狂的残酷（它们导致了血腥和恐怖的无政府状态），他当然会记得，面临在俄国重塑国家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一代人是不健全且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腐败的一代人。除了极为残忍的紧急警察措施，这一代人没有见过任何国家命令。

1889年，不幸已经快要到来了。革命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在评论当年的雅库茨克暴力决战时发出警告：“‘失败者要倒霉了！’这就是政府想要用野蛮、残酷的手段对待那些落入其手中的革命者所表示的意思。那就这样吧！总有一天政府会明白这条规则的极端残忍性。”大约十年后，政府将迎来这一天。如果说负罪感是革命的鼓舞力量，那么复仇则是革命的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