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找地方填肚子。我虽然没有食欲，但由于往下不知何时能吃上饭，所以似乎还是吃点什么为妙。啤酒和汉堡包之类或许能勉强送入胃去。女郎说她中午只吃了一块巧克力，实在饥肠辘辘，她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块巧克力。

为了不刺激伤口，我小心翼翼地把两腿插进牛仔裤，在T恤外面套上运动衫，并加了一件薄毛衣。出于慎重，我又打开衣箱，拿出登山用尼龙防寒衣。女郎那套粉红色西装裙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适于地下探险，遗憾的是我衣箱里又没有适合她体型的衣裤。我比她高十来厘米，她大概比我重十多公斤。当然最理想的是去商店买一套容易施展拳脚的装备，但正值深更半夜，所有商店都已关门闭户。好在我以前穿过的一件美军处理的厚作战夹克还算符合她的尺寸，便递给了她。高跟鞋也成问题，她说事务所里有运动鞋和长胶靴可用。

“粉红色的运动鞋粉红色的长胶靴。”她说。

“喜欢粉红色？”

“祖父喜欢，他说我穿粉红色衣服恰到好处。”

“是恰到好处。”我说。不是随口敷衍，的确恰到好处。胖女人配粉红色衣服，往往如硕大的草莓糕给人以臃肿暧昧之感，而她却相得益彰。莫名其妙。

“你祖父喜欢胖女孩？”我不失时机地问。

“嗯，那还用说。”胖女郎道，“所以我才总是注意保持肥胖，吃东西也是如此。一旦掉以轻心，一下子就瘦下去的。黄油啦奶酪啦只管放开肚皮来吃。”

“唔。”

我打开壁橱，掏出背包，判认未被割裂之后，塞进两人用的外衣、手电筒、指南针、手套、毛巾、大号小刀、打火机、绳索和固体燃料。接着走进厨房，从一片狼藉的食品中拣出两个面包、咸味牛肉罐头、香肠、桃和葡萄柚罐头，装进背包。水筒满满装了一筒子水。最后抓起家里所有的现金塞入裤袋。

“活像去郊游。”女郎说。

“的的确确。”

出发前，我再度巡视一周我这浑如大块垃圾堆放场的房间。维持生存的活动莫不如此：构筑起来劳心费时，而毁坏则在顷刻之间。三个小房间之中，曾有过尽管不无疲惫却又自满自足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已在喝光两罐啤酒的时间里如晨雾般了无踪影。我的职业我的威士忌我的平稳我的孤独我的毛姆和约翰·福特影片集，统统化为毫无意义的废品。

草原的金辉，鲜花的荣光——我不出声地念念有词，随后伸出手，拉掉门口的电闸，切断家中所有的电源。

由于肚皮伤口痛得过分加之累得过分，我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去想。与其半途而废，莫如一开始就不思不想。我大模大样地乘上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打开车门把东西放进后座。有人监视就监视好了，想盯梢也悉听尊便，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了。因为首先，我到底该对谁提高警惕？符号士还是“组织”？抑或那两个持刀之徒？对现在的我来说，若以此三伙人为敌，虽说不至于落荒而逃，但毕竟体力不支。肚皮被横向划开六厘米的口子，睡眠不足，况且又要领着胖女郎在黑洞洞的地下同夜鬼殊死搏斗，这已足以使我焦头烂额。谁要干什么，只管下手就是。

可能的话，车也不想驾驶。我问女郎能否开车，她说不能。

“请原谅。马倒是能骑。”

“也好，说不定迟早有需要骑马的那一天。”我说。

我确认燃料显示计的指针贴近F，将车开出，穿过七拐八弯的住宅地段，驶上大街。虽是夜半，车辆仍铺天盖地，大约一半是出租车，其余是卡车和客车。我实在想不明白这芸芸众生何以偏要在深更半夜乘车满街乱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六点下班回家十点前钻进被窝关灯睡觉？

但归根结蒂，这是别人的问题。无论我怎样左思右想，世界都将按其自身规律扩大下去，也不管我想什么，阿拉伯人都仍要挖油不止，人们都仍要用石油制造电气和汽油，都要在子夜街头设法满足各自的欲望。相比之下，我必须解决好当务之急。

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在等信号的时间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前面停的是辆大型卡车，纸捆简直像要堆到天上去。右侧一辆赛车型白色山地观光车上坐着一对年轻男女。不知是去夜游途中还是归来路上，两人都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女的把戴两个银手镯的左腕伸出窗外，瞥了我一眼。她并非对我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没什么可看的才看了我的脸。迪斯尼广告也罢，交通标识也罢，我的脸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我也瞟了一眼她。还算是漂亮，不过这等面孔似乎随处可见，在电视剧里不外乎充当女主人公同伴那类角色——在酒吧里一边喝茶一边问什么“怎么了？近来总好像无精打采的”云云。一般只出场一次，消失后便再也无从想起是何模样。

信号灯变绿后，我前面的卡车仍在磨磨蹭蹭，而白色山地观光车早已发出一串潇洒的排气声，随着车内组合音响“嘭嚓嚓”的旋律逃离了我的视野。

“留意一下后面的车好么？”我对胖女郎道，“要是有一直咬住不放的，报告一声。”

女郎点头注视后面。

“你以为会有人跟踪？”

“不晓得。”我说，“不过还是小心为好。吃的东西汉堡包可以吧？那东西节省时间。”

“什么都行。”

我把车停在第一个扑入眼帘的路边汉堡包店前。身穿红色短连衣裙的女侍走来，把托盘贴在两旁车窗上问吃什么。

“两个奶酪饼一份炸薯条外加热巧克力。”胖女郎说。

“普通汉堡包和啤酒。”我说。

“对不起，不备啤酒。”女侍道。

“普通汉堡包和可乐。”我改口道。路边汉堡包店是不备有啤酒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

等食物的时间里，我注意着后面有无来车，结果一辆也未跟来。当然，假如真的盯梢，怕也不至于开进同一停车场，而应该埋伏在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场所静等我们的车开出。我转而不再张望，将端来的汉堡包、炸薯条和高速公路通行证大小的莴苣叶同可乐一起机械地送入胃中。胖女郎则慢吞吞地细细咀嚼，津津有味地咬着奶酪饼，抓着炸薯条，啜着热巧克力。

“不吃点炸薯条？”女郎问我。

“不要。”

女郎将盘中物一扫而光，喝掉最后一口热巧克力，又舔净手指上沾的番茄酱和芥末，用纸巾擦了擦指头和嘴巴。从旁看来都觉得她吃得十分香甜。

“关于你祖父的事，”我说，“首先该去地下实验室看看吧？”

“恐怕是的。那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我也可以帮忙。”

“问题是能从夜鬼巢穴旁边通过吗？夜鬼干扰器已被弄坏了吧？”

“不碍事，还有小些的可供紧急时使用。威力虽不很大，带在身上夜鬼还是不敢靠近的。”

“那就没问题了。”我放下心来。

“没那么简单，”女郎说，“由于电池的关系，便携式干扰器只能连续使用三十分钟，时间一到就要关掉开关充电才行。”

“唔。充电要花多长时间？”

“十五分钟。工作三十分钟，休息十五分钟。在事务所和研究室之间往返一次，这时间绰绰有余，所以容量搞得较小。”

我没了情绪，不再言语。毕竟比束手无策好，况且也只能凑合使用。我驱车驶出停车场，中途找见一家深夜营业的自选商场，买了两罐啤酒和一小瓶威士忌，而后停车把两罐啤酒喝光，威士忌则喝了四分之一。这么着，心情总算略有好转。剩下的威士忌拧好瓶盖，交给女郎装进背包。

“何苦这么喝酒？”女郎问。

“因为心里紧张吧。”

“我也紧张，可并不喝酒。”

“你的紧张和我的紧张是种类不同的紧张。”

“不大明白。”

“人上了年纪，无可挽回的事情的数量就越来越多。”

“所以疲劳？”

“不错，”我说，“所以疲劳。”

她转向我，伸手碰了下我的耳垂。

“不要紧，别担心，我一直守在你身边。”

“谢谢。”我说。

我把车开进女郎祖父事务所所在大厦的停车场，下车背起背包。伤口每隔一定时间就闷痛一阵子，如有一辆满载干草的板车缓缓碾过自己的肚皮。我姑且认定：这仅仅是普通的痛，是表层的痛，与我自身的本质并不相干。犹如阵雨，雨过天晴。我将所剩无几的自尊心尽皆收集起来，把受割之辱逐出心头，步履匆匆地跟在女郎后面。

大厦入口有个大个头年轻门卫，要求女郎出示本楼居住证，女郎从衣袋掏出塑料卡，递给门卫。门卫把卡塞进桌上电脑的吞吐孔，确认荧屏上出现的姓名和房间号之后，按动开关打开大门。

“这是座非常特殊的建筑物。”女郎穿过宽敞的大厅时对我解释道，“进入这里的人都有某种秘密，为保守秘密而建立了特殊的警卫体制。开展重大研究或秘密聚会时等等，在门口要像刚才这样检查身份，还通过监控电视看你去的是不是早已预定的场所。所以，就算有人尾随跟踪也别想进来。”

“那么，你祖父在这楼下挖地洞的事他们也知道？”

“呃——怎么样呢？我想未必知道。这座楼施工时祖父叫人搞了个特别设计，以便从房间直接进入地下。知道此事的仅限于极少几个人，不外乎楼主和设计师。对施工人员说是下水道，图纸申报方面也处理得天衣无缝。”

“肯定花了一大笔钱吧？”

“可能。不过祖父有的是钱。”女郎说，“我也同样，我也是个十分了得的阔佬。父母的遗产和保险都买了股票，越积越多。”

女郎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电梯，两人跨进上次那个空荡荡的奇妙电梯。

“股票？”

“嗯。祖父教过我如何玩股票。如情报的取舍、行情的分析、逃税的办法、海外汇款的方式等等。股票很有意思，你可玩过？”

“遗憾。”我连定期都没存过。

“祖父成为科学家之前做过股东，靠股票攒钱。攒得太多了，这才不做股东，而当了科学家。厉害吧？”

“厉害厉害。”我赞同道。

“祖父干什么都是一流人才。”女郎说。

电梯运行速度同上一次一样，不知是上升还是下降，花的时间依然很长。想到这时间里一直受到电视摄像机的监视，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祖父说学校教育效率太差，培养不出一流人才。你怎么看？”

“是吧，大概是的。”我说，“我上了十六年学，是觉得没起太大作用，弄得我不会说外语，不会玩乐器，不晓得股票，不能够骑马。”

“那为什么不退学？要退不是随时可以退的吗？”

“噢，那倒是。”我思忖了一会。不错，想退学什么时候都能一退了之。“可我当时没想到这点。我家同你那里不同，是平平常常的普通家庭，从来就没想过什么自己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一流角色。”

“不对，”女郎说，“任何人都具有某种成为一流的素质，问题只在于能否把它充分发掘出来。很多人之所以成不了一流，是因为一些不懂发掘方法的人一齐上前把它扼杀掉磨损掉了。”

“好比我。”

“你不同。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的感情外壳非常坚硬，很多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剩在里面。”

“感情外壳？”

“是啊，”女郎道，“所以现在也为时不晚。嗳，等这件事完了，和我一块儿过好么？不是什么结婚，只是共同生活。去希腊啦罗马尼亚啦芬兰那样悠闲的地方，两人一起骑马一块唱歌。钱任凭多少都有。那期间保准你脱胎换骨，大放异彩。”

“唔。”我应了一声。这话听起来不坏。反正我作为计算士的生活已经由于此次事件而处于微妙境地，何况在国外悠然度日也确有魅力。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会真的成为一流角色。一流角色一般都具有坚定的自信，这也是成为一流的前提。倘若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流，那么很难仅仅由于势之所趋而荣登一流宝座。

正如此呆呆思考之间，电梯门开了。女郎走出门，我也随之出来。她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咯噔咯噔”地带着高跟鞋声在走廊里匆匆急行，我则紧随其后，形状令人愉悦的臀部在我面前摇来摆去，金耳环闪闪发光。

“不过，就算真的那样，”我对着她的背部说，“也只是你这个那个地给予我，我却什么也给不了你。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也不自然。”

她放慢脚步，同我并肩而行。

“真那样认为？”

“是的。”我说，“不自然，不公平。”

“我想你肯定有东西给我。”

“举例说？”

“例如你的感情外壳。我实在想了解这一点：它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怎样的功能？等等。这以前我还几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外壳，兴趣实在大得很。”

“没那么神乎其神。”我说，“每一个人的感情都包有一层外壳，程度不同罢了。如有兴趣，随便多少都能发现。你没有踏上社会，不理解普通人的普通心态是怎么回事，如此而已。”

“你这人真的一无所知，”胖女郎说，“你不是具有模糊运算的能力么，是吧？”

“当然有。不过那终归是作为工作手段而由外部赋予的能力，是接受手术和训练的结果，只要训练，绝大多数人都能胜任愉快。和打算盘弹钢琴没多大差别。”

“不能那么一概而论。”她说，“的确，起初大伙都那么想来着。如你所说，以为只要接受训练，任何人——当然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考试选拔出来的——都能毫无例外地掌握模糊能力。祖父也曾这样认为。况且事实上也有二十六个人接受与你同样的手术和训练，获得了模糊能力。这一阶段没有任何欠妥之处，问题发生在后来。”

“没听说，”我开口道，“据我听到的情况，计划进展一切顺利……”

“宣传上。其实并非如此。掌握模糊能力的二十六人中，竟有二十五人在训练结束后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死了，你算是硕果仅存。惟独你一个人活过三年，并且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作业。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是普通人？你现在成了至关重要的人物！”

我依然双手插在衣袋里，默默在走廊上移动脚步。事态似乎已超过我个人能力的范围无休无止地膨胀开去，至于最终膨胀到何种地步，我已经无法判断。

“为什么都死了？”我问女郎。

“不知道。死因不清楚。死于脑功能障碍倒是知道，但何以如此则弄不明白。”

“假设总还是有的吧？”

“呃，祖父这样说来着：普通人大概承受不住意识核的照射，因而脑细胞试图制造与之作战的某种抗体，但反应过于剧烈，结果置人于死地。情况原本更为复杂，简单说来是这样。”

“那么，我又是因为什么活下来的呢？”

“你恐怕具备自然抗体，就是我说的感情外壳。由于某种缘故，那东西早已存在于你的脑中，使得你能够存活。本来祖父打算人为地制作那种外壳以保护大脑，但终究好像过于薄弱，祖父说。”

“所谓保护，作用就像瓜皮那样？”

“简而言之是。”

“那么，”我说，“抗体也罢保护层也罢外壳也罢瓜皮也罢，是我身上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的？”

“大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吧？往下祖父什么也没告诉我，怕我知道太多反而招致过大的风险。只是，以祖父的假设为基础加以计算，像你这样具备自然抗体的人，大约每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中才有一个，而且在目前阶段，只有在赋予模糊能力之后方能发现。”

“那么说，如果你祖父的假设正确的话，我能包括在二十六人之中纯属侥幸喽？”

“所以你才有作为标本的贵重价值，才成为开门的钥匙。”

“你祖父到底想对我做什么？他叫我进行模糊运算的数据和独角兽头骨究竟意味什么？”

“我要是知道，马上就可以把你解救出来。”女郎说。

“解救我和世界。”我说。

尽管不像我的房间那样严重，但事务所里也被糟蹋得相当狼狈。各种文件扔得满地都是，桌子掀得四脚朝天，保险柜撬得大敞四开，壁橱抽屉纷纷落马，被割得七零八落的沙发床上散乱着博士和女郎原本装在柜里的备用西服。她的西服的确一律粉红色：从深的粉红到浅的粉红，大凡粉红无所不有。

“不像话！”她摇头道，“估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夜鬼干的？”

“不，不是，夜鬼一般上不到地面，即使上来也有气味留下。”

“气味？”

“像鱼像烂泥那样的土腥味。不是夜鬼下的手，估计和搞乱你房间的是同一伙人，手法也相似。”

“有可能。”说着，我再次环视房间：被掀翻的桌前，一盒回形针四溅开来，在荧光灯下闪闪生辉。以前我就对回形针有些耿耿于怀，便装出察看地板的样子，抓一把揣进裤袋。“这里有什么重要东西？”

“没有。”女郎道，“放在这里的几乎全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账簿啦收据啦不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啦等等，没什么怕偷的。”

“夜鬼干扰器可平安无事？”

柜前散乱地堆着好多零碎物品，有手电筒有收音机有闹钟有胶带切刀有瓶装止咳糖浆，林林总总。女郎从中挑出一件紫外线探测仪样的小仪器，反复按了几下开关。

“不要紧，完全能用。他们肯定以为是什么闲杂东西。而且这仪器的原理十分简单，小摔小打根本不碍事。”

随后，胖女郎走去墙角，蹲在地上打开插座盖，按下里边的小电钮，起身用手心悄然推了一下墙壁，墙壁随之敞开电话号码簿大小的空间，闪出状似保险柜的东西。

“喏，这样一来就找不到了吧？”女郎不无得意地说着，调整四位号码，打开保险柜的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摆上桌面好么？”

我忍住伤痛，把四脚朝天的桌子重新放好，拿出保险柜里的东西，在桌上摆成一排：有缚着胶皮带的足有五厘米厚的一叠存款折，有股票和证书，有二百万到三百万元现金，有装进布袋的沉甸甸的重物，有黑皮手册，有褐色信封。她把信封中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原来是旧欧米茄手表和金戒指。欧米茄的玻璃表盘布满细小的裂缝，已整个变得焦黑。

“父亲的遗物。”女郎说，“戒指是母亲的。其他烧得精光。”

我点点头。

她把戒指和手表装回褐色信封，抓起一捆钞票塞入衣袋。“真的，早忘记这里还有现金了。”说罢，她解开布袋，取出一包用旧衬衣团团包着的东西，打开来给我看：一支自动手枪。从古旧的式样来看，显然并非玩具，而是打实弹的真家伙。对枪我所知无多，估计是布朗宁或贝莱特。枪身旁有一支备用枪筒和一盒子弹。

“枪打得可好？”

“何至于，”我吃了一惊，“摸都没摸过。”

“我可有两手哩！练了好几年。去北海道别墅时一个人在山里射击。十米左右的距离，明信片大小的目标保准穿透。厉害吧？”

“厉害。”我说，“这玩意儿从哪里搞来的？”

“你真是个傻子，”女郎显得不胜惊愕，“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手到擒来，这点都不知道？不过反正你不会用，我带着好了，可以吧？”

“请请。只是黑乎乎的，希望你别错打到我身上才好。再增加一处伤口，恐怕站都站不稳了。”

“哎哟，不要紧的，放心就是。我这人做事滴水不漏。”说着，她把手枪揣进上衣袋。也真是奇怪，她的衣袋任凭揣多少东西都一点也不见鼓胀，也不扭曲变形。可能有什么特殊机关，或者仅仅由于做工精良。

接着，女郎翻开黑皮手册正中那页，在电灯下神情肃然地盯视多时。我也往上面瞟了一眼，但见排列的全是莫名其妙的暗号和字母，我能看懂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这是祖父的手册，”女郎说，“上面的暗号只有我和祖父才看得明白，记载的是预定事项和当天发生的事。祖父告诉我，每当他身上发生什么，就看这手册。喔——等等。九月二十九号你分类运算数据完毕，是吧？”

“是的。”我回答。

“上面有①这个标记。大概指第一阶段吧。此后三十号夜间或十月一号早上你结束了模糊运算。不错吧？”

“不错。”

“这是②，第二阶段。其次，呃——十月二号正午，这是③，写道‘程序解除’。”

“原定二号正午见博士，想必要在那里解除为我编制的特殊程序，以免世界完蛋。然而情况整个发生了变化，博士有可能遇害，或被拉去什么地方，这是当务之急。”

“等一下，再往下看看，暗号复杂得很。”

她看手册的时间里，我整理了背包，把手电筒电池换成新的。立柜里的雨衣和长筒靴都被胡乱扔在地板上，所幸并未损坏到不堪使用的程度。倘若过瀑布时不穿雨衣，无疑将淋成落汤鸡，冷到心里去。若身上发冷，伤口势必再度作痛。接着，我拾起一双同样扔在地板上的女郎粉红色的运动鞋装进背包。表盘的数字告诉我已时近半夜十二点，到程序解除的最后期限正好还有十二个钟头。

“往下是专业性相当强的计算，什么电气量、溶解速度、抵抗值、误差之类，我看不懂。”

“看不懂的跳过去，时间不多了，”我说，“只挑能看懂的看。解读一下暗号好么？”

“没必要解读。”

“为什么？”

她递过手册，指着那部分。那里什么暗号也没有，只有一个大大的X和日期时刻。较之周围几乎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个X实在大得出格，加之形状的失调，愈发给人以不祥之感。

“这大概指的就是最后期限吧？”她说。

“想必。恐怕也就是④。假如③解除程序，那么不至于出现这个X。问题是程序因某种原因未能解除，反而迅猛发展，终于导致X印的出现，我想。”

“那么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得赶在二号正午之前面见祖父喽？”

“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的话。”

“能正确么？”

“能吧。”我放低声音。

“就算是吧。还有多少时间？”女郎问我，“到世界完蛋或宇宙爆炸之时？”

“三十六个小时。”我说。无需看表。不过是地球自转一周半的时间。这时间里，可接到两次晨报和一次晚报，闹钟可响两回，男人们可刮两遍胡须，运气好的人可性交两场至三场。三十六小时的用场无非如此而已。假定人活七十，也就是人生的一万七千零三十三分之一。而这三十六个小时过后，某种状况——大概是世界尽头——就要到来。

“往下如何行动？”女郎问。

我从躺在立柜前的急救箱里找出止痛药，连同水筒里的水一起吞下，背起背包。

“下地道，别无选择。”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