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

报纸上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真相，什么是英雄主义，对爱不爱生活这个说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要我说，生活像人，有时或有些是让人爱的，有时或有些又是不让人爱的，甚至让人恨。总之我对这话并不太认可，但我一直记着它，因为这是我向前妻求爱时说的一句话，也是她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说过，刚出来时，我曾在鞋厂打过六年工，给鞋子打孔钉扣的事，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得好，可其他事仍一窍不通。多数工人都这样，只会一门手艺。这是行规，都会了，有人就会自立门户，单干，搞个小作坊也比工钱挣得多。这是做老板的最忌讳的，最基础的私心和防备，可以理解。刚进厂时我有位师傅，是个女的，比我大两岁，父母曾是浙大教授，母亲是福建泉州人。她打小在外婆家长大，会说一口闽南话，也染上当地一些口语，比如“天乌乌”“人生海海”什么的。我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下来，我十个手指头被齿状的鞋扣咬得血淋淋，当牛作马的生活让我对生活只有恨，没有爱——爱被我恨死了，葬在大海里。

有一天，工头用西班牙语叫我做一件事，我听得半懂不懂，做错了，挨了两耳光。我很委屈，他明知我刚出来，西语不好，他会中文不说，偏装洋人，说洋话，还学洋鬼子，打人。我觉得这日子不过也罢，便罢工，罢吃，等着被开除，流落街头，挨饿冻死。她给我带来饭菜，给我看一张报纸，上面用红线画着一句话，劝我收场。那时也没有中文报纸，报纸是西语的，她在报纸的空白处写着中文，就是那句话。

不愧是教授女儿，她学习能力很强，我遇见她时她已经能用西语跟人吵架。我的西语都是她后来教的，一边做工一边教，看报的习惯也是她带我养成的。而当时，我连中文也没学好，我初中没毕业，也没见过世面，哪能领会这么文雅精致的名言锦句。我看着一个个认识的字，却不知道什么意思，问她。在她看来这是一句大白话，大白话像公式一样的，不好解释的。她没招接招，接到一句俗话上，说：

“人生海海总知道吧，就这意思。”

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傻小子，付得出死的勇气，却拿不出活的底气——当时我连“人生海海”也不知什么意思。她扑哧一下笑了，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

她说：“如果因为生活苦而去死，轮不到你，我排在你十万八千里前。”

后来我知道，她家里很惨的，父亲被红卫兵打死，她哥哥去报仇，打死一个红卫兵，自己也被红卫兵打死。红卫兵分两派，一派杀上门，要斩草除根；一派暗中报信，想帮她和母亲逃走。她连夜逃走，母亲死守丈夫和儿子的尸体不肯走，宁死不走，结果受尽折磨，以死求了解脱。她逃回福建老家，东躲西藏，最后走投无路，只好用年轻的身子抵出头费，逃了出来。

人生海海，我们像海滩上的两粒沙子一样相遇。人生海海，我们同吃同工三年后，她离开鞋厂，用几年的工钱租下一个小铺子，炸油条卖。这是一次鼓足勇气的冒险，因为当地华人不多，愿意花钱的华人更少，搞不好炸出来的油条只有自己吃。但她很聪明能干，对油条样子作了修改，改小，小得像一根大薯条，然后配上巧克力酱，蘸着吃，一下符合了老外口味，生意做成了。

铺子就开在鞋厂附近，我们回宿舍必经的一条小街上，我眼看着她生意越做越好，心里替她高兴。她知道我没工钱，每次看见我都叫我进去免费吃。我不好意思，有时她会主动送我一袋，说是卖剩的。交情就这样一点点加深，后来她实在忙不过来，邀我去做她帮手。那时我已付清龙头的钱，她出的工钱也不比鞋厂少，就没犹豫，去了，吃住在她铺子里。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主动向她求爱，让她很诧异。

她说：“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吗？”

我说：“知道。”

所谓情况就是她和龙头的关系，龙头一年来这里三四次，来了就把她带走。厂里人都知道，她是龙头的小鸟。这是过去造成的，我觉得她现在应该改变这个情况——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你要改变这情况。她说，你不怕人笑话你吗？我说，我死都不怕怎么怕人笑话。她说，不，这对你不公平。我说，难道龙头对你公平吗？她说，我会改变这个情况，但不是在这里，更不是和你，等我攒足钱，我要离开这里，重新开始生活。我说，那我们一起走吧，铺子离不开我。我说了很多都没能说服她，直到想起她写在报纸上的那句话，我稍加修改，把“生活”改为“你”，对她说后，她才流着泪对我说：

“我以后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说：“你以前就对我好了。”

她说：“以后会更好更好。”

真的，我前妻人很好，就是命苦。我们结婚才七个月，她不幸走了。那时我们已经搬到马德里，同样的铺子，在这里犯上水土不服的毛病，生意惨淡。为了节约成本，我们不买城里的面粉，到百十公里外的农场直接批量进货。后来又心疼租车钱，我前妻卖掉了她从父亲遗体上摘下的金戒指，买了一辆破货车。这车真是太破了，连刹车都不灵光。不灵就不灵吧，我们开慢一点就好了，反正生意清淡，我们有的是时间。为了开办这个新铺子，她花光了所有积蓄和才干。我们老铺子生意好好的，干嘛要路远迢迢迁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给我一个男人的面子，这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她是干净的，我是体面的。没想到，我的面子要她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破车！

有一天，我们刚上完货，开出农场没一公里，下坡时，本来不灵的刹车彻底不灵，破车变成一头疯牛，开进草地里依然把我们惊恐的叫喊声当耳边风。当时我还不会开车，是妻子开的，她怀孕已六个月，肚子明显挺出来，有时会碰到方向盘。我曾跟她开玩笑说，你是世上最牛的司机，可以用肚皮开车。她说，我们孩子将来一定是个赛车手，没出生就学会开车了。当然那时我们不可能再说这些，那是刹车仅仅不灵时，现在刹车彻底完蛋了，我们吓坏了。她叫我跳车，我叫她跳。她说我这肚子连走路都走不好，怎么跳车，你跳吧——她对我大声吼叫，我比她吼得更响——

她说：“你快跳！不跳可能就死了。”

我说：“我可以死！你不能死，你要给我生儿子。”

她说：“那我们只有一起死了。”

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死吧。”

可最后死的是她，我只是擦破了一块皮，她的血从下面流出来，也从嘴里流出来。她撞破了肝脏，在这远离城市的乡下派直升飞机来救也来不及，只来得及跟我作临终告别。当时我们流的那个泪啊，那个哭啊，就不说了，就说说话吧。

她说：“我真该死，没把孩子给你留下来。”

我说：“你不能死，你死了我跟你一起死。”

她说：“你不能死，你死了连给我上坟的人都没有，我的亲人都死了。”

我说什么呢？我就是哭，像傻子一样哭，看着她越来越苍白的脸，抱着她越来越轻的身子。她十几斤体重——也许是几十斤——就在几分钟内钻进了草地，化作了泥土，而我只能像傻子一样哭，他妈的，我们的命真苦啊！

她真是个苦命人，却总给人好命，给我好命，如果当初没有她劝我去跟工头低头道歉认错，我可能早冻死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如果当时没有她苦苦劝我活下来，我可能就会就地挖个坑，把她抱进去，然后抱着她等死。爱人和孩子都没了，我还活什么活，活不就是受罪嘛。可是她说，她用最后一丝力气对我说：

“记住，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如果你死了，我在阴间是不会嫁给你的。记得当初你向我求婚时是怎么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她把“你”又改掉，改回原样，然后告诉我，这是一个著名作家说的，叫罗曼·罗兰，她看过他两本书，抄下了他一本子话，其中就有这句话。她说：“你要替我记住这句话，我要不遇到它，你也一定遇不到我，死几回都不够。”

我知道她说的意思，就是这句话给她勇气，让她一直含着屈辱和仇恨活着，并对生活依然充满向往，单枪匹马去闯生意，创生活。她对我说过，如果待在厂里她一辈子都摆不脱龙头的纠缠，即使纠缠脱了阴影也散不了，她必须去挣钱，用钱做翅膀远走高飞。这些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是生活为什么对她这么无情，多好的一个人啊，命为什么这么苦？

那天夜里，在上校的玩具间，我辗转反侧，像一头吃撑了的牛，不停地反刍着林阿姨和自己的过去，反刍着作家的那句话。其实那张报纸上根本没那句话，是她要送我这句话，用报纸的名义说，可以增加它的权威性，反正我也不懂西语。真的，我前妻真的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像上校。

九四

父亲和我长时间的谈话屈指可数，他一辈子对我说话最多的就是那次：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家，在上校人去楼空的家门前那次。那次谈话的中心是上校，我问他谈；谈完上校后谈我，他问我谈，谈我在国外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当中自然谈到我前妻，谈到那次车祸的生死离别。

听了这情况，父亲眼睛倏地发亮，没有悲伤，只有侥幸的欣然，对我说：

“难怪你能活着回来，是她替你死了。”

我想说，是我替她在活，但话到嘴边被我咬住，不想说。父亲的冷漠和自私让我觉得对不起前妻，而我宁可对不起自己也不愿对不起她，她是藏在我心中最深的痛，也是爱，我不许父亲在她面前失礼，给我丢脸。

多年后，我挣了钱，我把前妻的遗骸带回国，想和我爷爷、母亲他们几位亲人安葬在一起，也是将来和我葬在一起的想法。故土是热的，她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国外，太凄冷了，让我心疼。那是二〇〇〇年，大热天——我专门挑选大热天，就是要她忘掉冷——父亲闻讯后居然冒着耄耋之年随时可能死在山上之险，上山阻止我，坚决不准，我怎么劝说都不行，乃至以死相胁，把我气得要死。父亲反对的理由是：她是我家的救星福星，我以前能躲过死劫是因为她替我死了，我后来顺风顺水挣了钱，是她在阴间护着我。

我说：“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善待她，把她当亲人待。”

父亲说：“死鬼比活人讲道义，我们家在村里作的孽太多，这坟山上的阴鬼都在诅咒我们，你把她葬在这里等于送进狼窝，害她。你害了她，就没人保佑你了，也等于是害自己。”

父亲已经被家里接二连三的灾难吓破胆，变得神神叨叨，入了魔，我有一千个理由和恳求都说服不了他。好在后来我总算在杭州南山公墓里找到她父母的墓碑，跟她父母葬在一起也是个好的选择。但她父母死去三十多年，四周都是别人的墓，要紧挨在一起完全不可能。最后我把整个墓地转个遍，寻到一个墓位，可以跟她父母遥遥相望，我想这应该是她乐意的。而且，我索性把她旁边两个墓位也买下，留着以后给我和现在的妻子用。我们仨葬在一起，可以用西语说悄悄话，这边人谁都听不懂。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安排，只是这意味着我也成倒插门女婿了。看来这就是我们兄弟的命，不是死在村里就得离开村里，正应了父亲的魔道。

说是遗骸，其实只是尸体火化残存的几片骨渣。现在火化设备好，尸体都烧成灰，那时做不到，会遗一些碎骨残片。时值盛夏，骄阳似火，偌大的墓地静得可以听到烈日烧地的声音，嘶嘶腾腾地冒着热气。四周都是死者阴人，只有我一个大活阳人，整个过程：铲土，挖穴，填土，铺砾，立碑，焚香，一切我都亲自动手，忙了我两个多小时。遗骸历经二十多年的地下腐烂，与泥土木屑难分难解，早已不成样，但我在抚摸它们时仿佛依然感受到自己的体温，辛酸的往事在我心里翻江倒海。我曾有三年时间一直随身携带着前妻的骨灰。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我为什么不给它入土？因为没钱，又不想随便处置它。

我们把铺子从巴塞罗那迁到马德里，已花光所有积蓄，到马德里又没挣到钱，一直做着青黄不接的生意，过着青黄不接的生活。生意是靠妻子撑着的，她去世后，我一个人开不了铺子，租不起房子，只好都退掉，过流浪汉的生活，露宿街头，靠垃圾堆里的过期食物填饱肚子。经常跟垃圾堆打交道，后来我也从垃圾堆里发现挣钱的门道。国外的垃圾堆尤其是富人区的垃圾桶里，经常有一些在穷人眼里值钱的东西，春夏秋冬的衣帽鞋袜，厨房里的锅碗餐具，甚至连收音机、唱片、唱机都有。

有富人区必有穷人区，而且穷人总比富人多。

报纸上说，穷人区是大海湾，漫无边际，富人区是小湖泊，一小时可以绕一圈。多年在穷富区间穿梭往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很形象贴切。不论春花秋月，白天黑夜，我都随身带着妻子的骨灰，她比任何一个活人都安慰我，给我活下去的力量。我从垃圾里找吃找钱，等待有一天可以凑够钱，给她买一块像样的墓碑，葬一个像样的墓地。今天我可以给所有亲人买一块大墓地，可那时一块小小墓碑对我来说比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还要贵，等三年都凑不够钱，倒等到一个愿意帮我凑够钱的人。

有一天，我照例在街头溜达，目光是不会看人的，只看路边的垃圾和垃圾桶。突然，有人叫我，声音像穿越了千山万水，从遥远的中国传来，而且有一种蜜糖的甜香味。这太稀奇了，我已经有实足三年，只跟女人说话，却不见哪个女人跟我说过话，更不要说叫我的名字。我说话的女人是不会说话的妻子，她一直待在我时刻不离身的挎包里，里面用三层纤维纸包着，外面裹一层雨衣布，保证不会飞出一粒灰，不会被雨水淋湿。我以为是幻觉，声音却又响起，而且离我更近。

循声看去，我看到一个个头矮小的姑娘——对了，那也是夏天，天正好在下小雨，她穿得少，打着伞，看上去更矮小，像个中学生，走路一蹦一蹦的。我认不出她来。那些年我眼里只有垃圾，没有人，更没有女人。她对我报名字，我还是想不起。长年跟垃圾相处，把我处得也像垃圾一样没用了，所谓近墨者黑嘛。直到她说起我妻子名字，说起已经被我退掉的铺子，我才想起她。她是青田人，算是我们浙江老乡，铺子开着时她时常来买油条，便认识我们夫妻俩。那时我们不知道她的来历，只是看她走路的样子，有一点跛，不明显，但还是看得出来。

后来我知道，她父母是最早到西班牙的老一代华人，她出生在这里，幼时得过小儿麻痹症，家里穷，没得到及时治疗，用她自己的话说：上帝把她的左腿借去了一寸，却赖皮不还她。她似乎很怀念我们的油条，跟我攀谈起来。老天帮忙，雨转眼间下大了，她把一半伞位让给我，拉近了我们距离。雨水淋湿了她一只衣袖，我的遭遇淋湿了她一颗同情心。她答应给我找份工作。马德里的华人比巴塞罗那多，在城南USERA一带甚至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华人生活区，她在这儿土生土长，熟悉情况，有些门路，有信心给我找份工作。她说，至少比你现在捡垃圾好。我拍拍挎包说，没人会要一个随身带着妻子骨灰的穷光蛋的，华人是最讲迷信的，这多晦气。然后说到安葬——我还没有攒够安葬费。她问我差多少，我说大概多少。

她说：“我借你。”没犹豫的。

我说：“算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

她说：“你有了工作很快就可以还的。”

后来也不需要还了，因为她成了我妻子，我现在的妻子。我当然问过他，为什么愿意嫁给一个“垃佬”——中国人叫拾荒匠，倒是很文气的称呼，比垃佬好听。她说一个可以把妻子骨灰随身带三年的人，一定是个好丈夫。说到底，还是前妻给我暗暗铺的路。这路一直走到今天，并且越走越好，好得比做梦还好，好得让那些垃圾都不可思议，它们居然有那么大本领，可以让一个穷光蛋发家致富，开三家公司。

报纸上说，当今的中国是最有“钱途”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挣到钱。看到这句话时我心里嘿嘿笑，想它是不是就在说我呢？虽然因为生活需要，我已加入西班牙籍，但我心里从不认为自己是那边人，如果中国政策允许，我会在第一时间放弃新国籍，恢复老国籍，甚至是村籍。

九五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现在我们村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古村，政府投几个亿关停了大源溪两岸的所有造纸和冶炼厂，溪水又干净得可以洗澡，成群的柳条鱼在黄昏时翻出银亮的肚皮，让我想起小时候用铁丝抽鱼的情景；山上的天坑石塘里种满爬墙虎、凌霄等爬藤植物，远看和绿色的山体连成一片，不像以前是一块疤。对我们村，政府又投几千万进行改造，把我们老祠堂修葺一新，把水泥路又改回原先的石板和鹅卵石路，把包括我们家的所有老房子修的修、补的补，统一作仿古修缮，看上去真有古村落的样貌。

大多数人家都在溪对岸，前山脚下，造起新房，老村子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每个周末都开来旅游大巴，带千里万里远的客人来观光，吃土菜，喝米酒；春天看竹笋尖尖破土而出；夏天进山打野猪——有人专门养的野猪；秋天摘野山柿野山枣——对不起，要称斤付钱的；只有冬天村子是安静的，还给本村人。

全村最气派的房子是野路子的，他把小吃店开进杭州城里，开成大饭馆，用他自己的话说：日进斗金。可能吹点牛，但钱绝对没少赚，这从他房子的气派上可以看出来。他把以前我们学校的地盘全部买下，把教室、食堂、柴屋（关过上校的屋子）、厕所统统拆光，按照美国人的图纸，造起一栋带桑拿房的洋楼，接待过几任镇长书记，也经常接待我。我做成生意后，经常回家，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他家。每次去他家，对我做生意都是有形的激励、无声的鞭笞。

我的生意说起来难听，买卖垃圾。这是我老本行，但今非昔比，以前我的垃圾是捡的，卖给穷人，现在我的垃圾是买的，卖给富人：造纸、冶炼、服装等厂的老板。我便宜买，不便宜卖，中间差价一大半开销掉：车船运费、人工工资、场地租金等，一小半进我口袋，一次挣得并不多，但细水长流就可观了。人生如戏，每一出戏都明里暗地连好的，如果我没有三年流浪汉的垃圾生活，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垃圾生意；曾经垃圾让我丢尽脸面，如今垃圾加倍地偿还我尊严。

我被家乡的报纸采访过，记者在文章里写道：垃圾是时代之于我的隐喻和象征，我一生起落沉浮，波峰波谷，都在垃圾里悄悄地说。我不懂前面的话，后面那些是真实的，符合我的。记者在那文章里也写到，我做垃圾生意的灵感来自于表哥一句话。这也是真的。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国，去邻村一家造纸厂看在那里打工的表哥，春寒料峭，他赤个膊在卸一大卡车货，货都被统一打成方形大包，外面包一层灰色的仿蛇皮纸，看上去沉实得很，把表哥折腾得热腾腾的，头发被汗水蒸得乱蓬蓬的。我问这是什么货，他说是从美国运来的洋垃圾，美废。

我问：“你们造纸厂要垃圾干什么？”

他说：“垃圾是个宝啊，你有本事能把你那边垃圾搞到国内，保你发洋财。”

他告诉我现在这里所有厂都需要垃圾，他的工作就是把垃圾进行分类，废纸归废纸，金属归金属，塑料归塑料，能当旧货卖的归一类。旧货翻新后可以当商品直接卖，金属卖给冶炼厂，塑料卖给化工厂，废纸留下来打成纸浆，造好纸。总之，都能卖，都是钱，垃圾里藏的是人们美好广阔的前途。

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尽管我有三年垃圾生活经验，给我做垃圾生意提供了一定条件，但也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直到五年后，我才运回第一批垃圾，八个集装箱，从宁波北仑港上岸，就地卖给中间商，获利八万元人民币。这是我今生赚的第一批大款，然后一生二，二生三，生意越做越顺，赢利也越来越大。二〇〇一年，我正式成立公司，炒掉中间商，自己租车租人，直接送货上门，把中间商的利润也收入囊中。我身边有的是劳力，一堆表哥表弟和他们的后代嗷嗷待哺。于是二〇〇三年，我成立第二家公司，在北仑港码头附近租下场地，对垃圾进行分类后再出售，又加收一层利润。我在节节胜利中发现自己有做生意的天赋，我谨慎而大胆，精明而能干，而且善于看人、用人、培养人。

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来时，父亲以为马德里是可以骑马到的，临走时一定要我把二哥孤苦伶仃的儿子领走。

他说：“他待在这鬼屋里，早迟要被鬼带走，不如你领走。”

我说：“下次吧。”

他说：“下次是什么时候？”

我哪知道？那时一张机票要我几年的拼命和节省，领他走真不知要等多少年。五年后我从垃圾里挣到第一笔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侄子领走，了了父亲一件心事。他曾是我西班牙公司的一把手，很称职的一把手，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他十分孝顺爷爷，六年前他把公司业务都交给我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回国创业，理由是要陪爷爷安度晚年。爷爷却坚决不让他进老屋，怕他染上晦气，功亏一篑。为此，他专门在溪对岸造一栋新房子，隔三岔五回来，把爷爷接过去住一两天。父亲怕我们去老屋，自己却坚守老屋，目的是要把鬼留在自己身边，别去找我们，是甘为我们当替死鬼的意思。他认为这些年我生意能做得这么好，风调雨顺，家里平平安安，靠的是他每天跟鬼死缠烂打，不让鬼出门来找我们。

有一次他跟我悄悄说，我们家里有四个鬼，每一个鬼的长相他都能描述出来，有一个长三只眼，有一个头上长角，有一个长一身白毛白发，有一个有头没脸，只有一头披肩拖地的长发。事隔没几天，他又跟我说，我们家里有三个鬼，全是男鬼，他又要对我描述每一个鬼的长相，被我打断。

我说：“上次你说是四个。”

他说：“被我搞死了一个。”

事实上，有时他又把鬼说成五个、六个，到底是多少个，只有鬼知道，我相信他是一定不知道的。只要不谈起鬼，父亲头脑是清楚的，算得了数，记得住事，有些我小时候的事忘了，问他，全能告诉我，尤其是上校的事，记得一清二楚。但只要谈起鬼，我看他的智力并不比上校高多少。上校是被活人逼疯的，他是被死鬼吓傻的，在看不见的鬼面前，他胆小如鼠，时常吓得神志不清，同时又胆大包天，敢一夫当关，英勇得很——我可以把这理解为父爱，但说真的，父亲缺乏爱人的能力。

报纸上说，爱人是一种像体力一样的能力，有些人天生在这方面肌肉萎缩。看到这句话时我脑海里首先跳出的形象是父亲，然后是上校：上校是父亲的反面，天生在爱人这方面肌肉发达。两人完全是对立类型的人，也许正因此才互相吸引，能做好兄弟。我这辈子没交到上校这样的好兄弟，但两任妻子都属于上校型的，这就够了。报纸上说，这世上最好的朋友是钱，我一人赚两头，就更够了。

九六

因为生意需要，也因为生意挣了钱，后来我常回国。回国一般都会顺便回家看看，回去免不了要看到小瞎子，他是村里最早一个“游客”，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逛累了就在祠堂门口待着，看人来人往，看人眼色，等人逗他、怜他。逗他的人不会怜他，怜他的人不会逗他。但对他来说，逗他其实也是怜他，因为太无聊了，无聊到被人奚落、看洋相也是他的乐处。

第一次回去时，我心里装满了两个愿望：先是家里一切都好，再是小瞎子一切照旧。我怕他被医好病，所以看到他老样子，尽管很可怜——皮包骨头的瘦，一辈子没洗澡的脏，脸上满是树老皮厚的疙瘩，还有一道长长的疤——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却丝毫不让我同情。我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熏人的臭，心里不由喜悦起来，像他是一块臭豆腐，我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食客。我想对他说：“小瞎子，这是你应有的下场，我回来就想看到你这种下场，这是你为我二十多年的逃难受苦应该付出的代价。我的逃难有尽头，你的落难无尽头，老天是公正的，给了我最好的回报。”

当然我没说。不说不是我怕得罪他，而是怕自己失去体面。有一次我差点说了，我觉得为泄放积压心头的多年之恨，裸一次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体面，还不都是为别人套的行头，我干嘛不放肆一回？我需要这个礼物，一次犒赏。可我在这么想的同时，感到自己正在成为世上最孤独的人：二十二年过去了，村里人包括父亲都原谅了他，只有我孤独地停留在过去。孤独让我变得胆怯，不敢去领赏。我说过，那次回来，即使回到马德里后，我依然把对他的恨留在村里，咒他早死。

小瞎子能活下来，不冻死，不饿死，全靠他父亲壮烈的死。老瞎子算了一辈子命，真正算清楚的只有自己儿子的命，他知道自己死后儿子废物一个，活不成，要活下去，必须靠村里有人发大慈悲，小慈悲都不行。小慈悲是同情心，是眼里冒出来的，触景生情，有一搭没一搭的，不成流。大慈悲是责任心，是心底长出来的，因缘而生，细水长流。他要给全村人埋下一个缘故，心里种下一份责任，去世前在祠堂门口长跪不起，胸前挂一块牌子，写一段话，见人就说：

“全村的父老乡亲，我该死，对上校作了恶，罪该万死。我死了就去天上给你们看门守家，只拜托你们看好我儿子，让他活个天寿。他死了照样去天上给你们看门，守你们家家老少平平安安，发财发福，好运不断。”

跪了三天三夜，说了百遍千回。跪得祠堂门口的石狮子的心都嘣嘣跳了，慈悲了，说得荫堂牌位上的列祖列宗都听见了，发话了。村里一拨拨的人：老人、妇女、村干部、老师，凡是有头脸的人、有知识的人，都去对他应允、许诺，想拉他起身。可就是拉不起，谁都拉不起。他是决心要跪到死为止的，死的姿势都是跪着的，拜着的，磕着头，就这样壮烈地以死相求，以命相托。

正是靠着这个“缘故”的造化，小瞎子才得以杀破各路死神的层层包围，熬过一个个漫长的冬天和黑夜，没有死。死是没有死，但终归是活得苦难，命悬一线，熬着，煎着，挣扎着，随时可能断线、脱底。我后来每次回家，看他越发生不如死的样子，总担心他熬不下去，熬到头了，等不了我下次回来。但他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也许生不如死的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也许老瞎子在保佑他，也许死神也不想接收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活鬼。总之，他一再刷新自己的寿命，把死亡一再挡在玻璃的另一边。

报纸上说，岁月不饶人，人生难回头。其实，岁月也是饶人的。二〇〇一年，不知是不是回来多的缘故，我看够了他洋相，恨够了，过瘾了，一次我在矮脚虎的连锁超市门前遇到他，他一如既往地对我哇哇叫，向我讨好，乞讨要钱。我不知怎么的，一反以前嫌恶不睬的冷漠，丢给他两张一百元。等我从超市出来，他用僵尸手推我到一边，让我看他写在泥地上的一行字：

大人不记小人过，谢谢你。

我对这句话没什么感觉，我才不要做他的什么大人，更不要他感谢。但我没想到，我居然感谢起自己来，这个不经意间的所谓的善举给我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安慰。这是我的胜利，我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

就是这次，离开村子前，我给矮脚虎留下话，以后小瞎子来店里想吃什么都让他吃，我会来结账的。矮脚虎说，那你要结两份账，他小瞎子有的待遇我至少应该也有一份。我说好的，他说他妈的，看来你真挣到大钱了。我问他多少才是大钱，他说野路子一年挣几百万就是大钱。我说我没他挣的多，也不需要那么多。我说的是实话，那时候我一年也就挣个百十万，但对我来说已足够。人比人气死人，我不跟人比，只跟自己比。报纸上说，幸福是养自己心的，不是养人家眼的。

九七

矮脚虎这张嘴放在店铺里就是大喇叭，我再次回来时，村里人都知道我给小瞎子付账的事。父亲当然也会知道，去看他前我已做好挨骂的准备。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我对小瞎子行好，无异于对他作恶，是要气死他。“死了我也要从棺材里爬出来咬你一口。”我仿佛听到他的骂声，一边提心吊胆往老宅走。

这是我最后一次怕父亲，那年父亲八十三岁，是十三年前的事。

父亲像个朽腐的树桩子，照例是坐在老地方——爷爷厢房前的躺椅上——但人已老得不成样子，头发一根不剩，皱纹从额头爬到头顶，脸上的皱褶叠在一起，褶缝里藏着三年前的污垢。三年前他得过一次中风，右手废了，左手认为自己离死期不远，除了学会用瓢羹吃饭外，懒得去学右手的其他手艺，包括洗脸。他的眼睛基本上也昏得什么都看不见，大概只能看见死亡。他在心甘情愿地等死，但死亡像悬在猪圈椽子上的一张破蜘蛛网，看上去摇摇欲坠，似乎马上要掉落，却总不掉落，甚至挂得越来越牢。

“让你别来这里，又来了。”每次去看他，父亲总以这句话开头。有一次我曾说：“因为你没死。”他说：“你就当我死了就好了。”和晚年的父亲相处，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世上最无情的是老人，其次是有钱人。老人因为怕死或不怕死而变得无情，有钱人因为可以用钱买到无情而变得无情。

我等着他骂我，他却居然表扬起我来，赞赏我施恩小瞎子的善心。“把钱花在我这个死人身上真不如给他一口饭吃。”他说，“这样至少可以买他一个死后安耽，不来作我们的孽。”

这是他在等待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林阿姨在村子里时曾提起过，在她为上校四处寻医途中，曾在西安遇到过一个专治瘫痪杂症的大师，据说有一次她亲眼看到大师噼噼啪啪几下，把一个瘫床多年的妇女当场拉起身，推着走。父亲认为小瞎子既不是杂症，也不是全身瘫，大师也许能把他的僵尸手噼啪好，希望我去找林阿姨，问清大师地址，给小瞎子一个机会。

我说：“奇怪，你怎么还想当他的菩萨？”

他说：“是让你当菩萨，免得他死了来缠你。”

我说：“你就不怕他治好手来打你吗？”

他说：“我死都不怕，只怕你遭他殃。”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私冷漠的父亲怎么会对小瞎子大发慈悲？而且这慈悲心一下插到底，不是小打小闹，给点吃穿，而是要兴师动众，辗转千里，求人伤财，还他一双手。事隔这么多年可能吗？亏他想得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唯一想到一个理由：父亲大概是想通过医好他的手，让他写给我们看，当初他为什么要造谣，把上校肚皮上的字说成鸡奸犯，害得我们全家遭殃。

这个也是我早想过的。一九九六年，我从垃圾里挣到第一笔所谓的大款，首先给家里添的一个家当是一台计算机，因为孩子学习需要，早该要的。计算机没牌子，是个杂牌子，三大坨。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所谓的记忆电源，看上去有一只抽屉的大，是三大坨里体积最小的，却是最沉的，沉得像里面装满子弹——它漆成军绿色，让人想到弹药箱。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买房子，寄住在老丈人家，只有两个房间，四个人占得满当当的。计算机来了，没合适的地方放，孩子房间根本挤不下，只有挤在我们房间的阳台上：阳台是封闭的，风雨有阻挡。

当时计算机是个新东西，诱人，孩子白天去上学，我有时会去摸摸它，有时也忍不住去操作一下。我至今打字都是所谓的“一指禅”：两个食指左右开弓，戳来戳去，样子笨拙滑稽，最初就是在那台计算机上学的，养成的。当时还没有拼音汉字输入软件，至少我们的计算机里没有。当我对着五笔输入法，用僵硬的食指戳着键盘，显示屏上显出一个个字时，我突然想到小瞎子——他那双僵尸手，虽然握不住筷子，但完全可以像我这样戳键盘。就是说，如果这台计算机在他手上，让他学会打字，计算机完全可以替他“开口”。

当时我确实这样想了，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

后来生意需要，经常要跟人通邮件，我自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只有一本杂志的大小和重量，放在包里，拎在手上，便当又时髦。当父亲建议我去找西安大师时，我把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拿给他看，对他说：“如果你只是要他开口，不如用它。”小瞎子人不笨，又读过中学，识的字够多，我估计要不了两个晚上，他的僵尸手就能在计算机上“写字”，跟我“对话”。

父亲问我这是什么，我简单向他作一个介绍。父亲摇头说：“我要他开口做什么，我要你对他行个大善，让他活得像个人样，死后不来作你孽。人没双手，就不像个人。”一年后父亲临终前还在惦记这事，问我：“你打听到西安那个大师了吗？”看我摇头——其实已看不到，只是感觉到我在摇头——他又重复了那句话：“人没双手，就不像个人。”意思很明确，希望我去落实这件事。父亲给我的遗言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它：还小瞎子一双手；另一个是把老宅卖掉，卖不掉就拆掉，因为这是个鬼屋，让它见鬼去吧。两个交代根子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怕鬼来缠我，包括小瞎子以后将变成的鬼。

报纸上说，多数人说了一辈子话，只有临终遗言才有人听；如果临终遗言都没人听，这人差不多就白活了。父亲一辈子话少，遗言也不多，我想我还是应该听的。大师能不能找到且不说，至少要去找，付诸行动，给父亲一个安慰。这样，葬好父亲后，我便去找林阿姨打听西安大师的地址。那时候我经常回国，没少去看他们老两口，每年一次是个底子，只多不少。去多了，就有了经验，要夏天去，最好是五六月份。这是养蚕的最好时节，也是上校最好的时间，好得跟个正常大人似的——用阿姨的话说，走进蚕房，他跟大人没区别，只会比大人更好。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还有这一面、这一手——完全是养蚕高手！

九八

印象很深，我第二回去看他们，正好是五月中旬，前次光秃秃的桑树一律枝繁叶茂，绿得蓬蓬勃勃的，看不见一个枝头，风吹过，密不透风的桑叶像山上竹林一样碧浪滚滚，绿得发亮。那是我第一次带着八个集装箱的垃圾回去，挣了钱，特意给上校买了一箱画画用的纸和笔。想不到阿姨见了，对我说：

“这时节他哪有时间画画，你应该买一箱点心才对，他现在每天熬夜，点心是最能讨他欢喜的。”

说完，阿姨带我从后门出去。后院有一间用毛竹片搭的简易蚕房，蚕房里有两排像脚手架一样高的木架子，架着几十个篾编的方匾，每个匾里都躺满淡绿色的蚕宝宝。它们真的是宝宝，娇气得很，冷热不行，要常温——最好是摄氏二十四度，每隔三小时进食一次，夜里也慢怠不得，一夜不进食，第二天只能当鸡食。进食的桑叶必须鲜嫩，洗干净，当日吃，吃了过夜或不干净的桑叶，蚕宝宝就过不了夜了。因为娇气，养蚕的人必须花足力气，每天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两次去采桑叶，夜里至少两次起夜添食，总之要起早摸黑，熬更守夜。一般养这么两架蚕至少得双人，但上校一人比两个人还顶用，还养得好。

阿姨告诉我说：“村里有一半人家养蚕，公认养得最好的是老头子，他养的蚕个大，病少，出匾率高，出丝率也高，卖的价钱也高。”

我问：“有什么窍门吗？”

她说：“认真，他像孩子一样认真听话，我教他什么他做什么，决不打折扣。”

或许，和正常人相比，上校最大的特点——也是弱点——是不会打折扣，不会偷懒，不会像大人一样算计，甚至也不会疲倦。我曾多次到现场看他干活，那个恪尽职守，那个专注潜心，只有机器才能跟他比。比如采桑叶，人家一把把抓，他一片片摘，老的不要，虫啃过的不要；清洗也是，一片片洗，摸着洗；喂食严格听闹钟的，闹钟一响，拔脚就走；天气热了，他给蚕宝宝扇扇子，一匾匾换着扇；冷了，用报纸糊住四面漏风的竹排缝，用干稻草铺满架子添暖。他可以一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守着蚕宝宝，也会为几只蚕宝宝的死大把大把地流泪，涕泪滂沱。

阿姨告诉我，她曾教过他多种作业：种菜、烧饭、养鸡鸭等，包括养猫，都学不会，唯独养蚕，一教就会，一做就喜欢，一头扎进去，一年比一年得心应手，好像命中注定要来这个以养蚕为业的桑村跟她会合，当养蚕高手；也好像，命中注定他要一辈子在各方面施展才华，哪怕被命运打趴在地，依然要绝地反击，在蚕宝宝面前露一手，正常的大人都不是他对手，像一个小孩子运动员。

以后，我经常趁养蚕季节去看他们，我喜欢看上校在蚕房里忙忙碌碌的样子，那种出神忘我的样子，那种行家里手的样子，是可以欣赏的，我经常为之感到安心。但有时也会莫名伤心，像看到贪玩的女儿挨了打后比平时更加认真地在做作业，欣慰和伤感冰火一般交织在一起。他在桑蚕面前表现出来的孩子般的心智和成人的举止，经常在我心底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有一次，我看他一下午都在给蚕宝宝扇风，扇得挥汗如雨的，看得我特别伤感，忍不住去抱住他哭了。他对我嘘一声，说：

“别吵，蚕宝宝在睡觉呢。”

报纸上说，生活是如此令人绝望，但人们兴高采烈地活着。这说的是晚年的上校吗？我视晚年的上校如父，所以一直坚持去看望他们，尽量奉献一个晚辈的孝心和责任。

这一次，我带着父亲的死讯和遗愿去看他们，没进村就遇到上校，驼个背，拎一篮子桑叶，刚从桑园回来。这两年他明显见老，身体瘪下去，背驼下来，脸上手上长满老年斑，体力大不如从前，已经挑不动担子，只能拎篮子去采桑叶，所以养蚕的数量锐减。质量似乎也在下降，因为耳朵也不灵了，经常听不到闹钟响，娇气的蚕小子受不得他怠慢，不肯去为他创优争光了。但这么一把年纪还在伺服蚕小子的，全村也只有他了，毕竟已八十多岁，能活着就是争光。阿姨说他的记性和智力也在衰退，现在像个三四岁的孩子，已经不大能说长句子，眼前的事说忘就忘，包括年年来的我有时也会走出他记忆，看见我怯生生的，有时我待一天都躲着我，亲近不起来。倒是阿姨没什么大的变化，还是那样精瘦又精干，看上去老得只剩一副骨架，可说话做事仍然思路清楚，有条有理。

说起三十几年前的神医大师，阿姨根本不记得他地址，只记得确有这么个神医。

“可神医也续不了自己寿命，”她说，“我记得那时他都已是七老八十，现在该早作古了吧。”

其实，即使人活着，地址记着，该也是寻不着人的，中国现在已没有几个老地址可供人寻的。再说即使人活着，我寻着他，甚至寻着比他更牛的大师神医，我想也还不了小瞎子一双手，多少年前的陈伤旧病，回天比补天还难。常识总比真理知道得多，常识告诉我这是一个荒唐的愿望。

阿姨是医生，比我更确定这件事的荒唐性。“谁要说他能帮你如这个愿，他就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大仙、大骗子。”阿姨说，“你父亲老糊涂了，他说这话说明他的智力已经跟我老头子差不多了。”

我知道，对父亲的遗愿，自己只能尽心，尽不了力了。

这回，我告别时上校正在吃午饭，他的饭量比我还大。阿姨送我到门口，对我苦笑道：“你看他这胃口，我真担心自己活不过他，先走了。”这话像游荡在这屋里的幽灵，每次来我都会冷不丁撞到。每次撞到，我都会看到她被乌云笼罩的脸和被恐惧刺伤的心，有时脸上挂着两行泪，努力地向下蜿蜒——有时我觉得这是两滴血，有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两个人的生活，活得吃力、孤独、凄苦，凄苦得只有用眼泪来洗掉眼泪，用孤独来驱散孤独。

九九

父亲去世后，我侄子也迁出村庄，搬到县城定居。他偶尔还会回村里去看看，我除清明节回去上坟，一次都不多回。这也是父亲的遗嘱之一：卖掉老宅，少跟这村庄往来。这一条我执行得坚决，不像另一条——还小瞎子一双手——我只是心到为止，没有真正花力气去执行。话说回来，能不能执行是一回事，有没有花功夫去执行又是一回事：我是没有，心里有时不免为此内疚。这也是阻遏我回村的原因之一，因为回去总会看到小瞎子，看到他我心里就会被一种混乱的感觉填满，不见则罢，眼不见为净。客观上，这边的造纸厂因为人工和地皮成本的增加，都在往江西、安徽一带迁转，我的生意也在随之往那边转移，家乡这点小生意由我侄子代理，我完全可以放手不管。

父亲去世多年后——应该是二〇〇八年夏天吧，有一天我正在QQ上跟朋友说事，忽见窗口弹出来一个叫“可怜虫”的新人，直呼我名字，说有事找我，要我加他。我没理他，心想知道我名字的人多着，谁知道谁，少啰唆为好，我也没时间跟莫名其妙的人打字，除非经常交往的朋友。是朋友，请报上尊姓大名。

对方似乎懂我的心思，马上发一条：“你爷爷讲过，天大地大别自大。”爷爷在世时确实说过这话。看来这人一定是老家的，不是朋友，至少是乡亲。“乡亲面前自大不得的，即使你升到月亮上，你的祖宗还在他们脚下。”对方又敲出一行字。听这话的腔调和理论，又是我爷爷的。爷爷生前给我留下很多类似的话，把着我做人行事。

“是哪位？”我加了对方，问他。

“猜猜看～”对方马上给我回过来。

“是表哥吗？”

“你可怜你表哥是不～看到可怜虫的网名就想到他～”对方打字速度比我快，“你表哥在替人家养孩子～起早末（摸）黑在忙你的垃圾～哪有工夫上网～”从错别字判断，对方输的是拼音，“再猜猜看～看你能不能猜着～”

我又猜四五次，都不对。

他很自信：“我肯定让你猜一百次也猜不着～”

确实，我无论如何猜不着的，一百次猜不着，一千次也猜不着：他是小瞎子！那个双手捧不住一只饭碗的真正的可怜虫，现在居然在键盘上可以跟我飙速度，我怎么猜得着？正如漫天下着大雨，所有雨点都在往地上落，有一滴雨点却在往天上飞，匪夷所思，任何人都猜不着的。

时代变了，连可怜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变得花花绿绿，什么计算机和网络都有人送。网络是村里接通的，家家户户都布了线路，世界就在线里头。计算机是野路子送的，淘汰下来的台式计算机，丢了是垃圾，送给小瞎子成了宝贝，天天捣鼓，废寝忘食。他的手已经被废几十年，终于有一样东西可以摆弄，而且这东西是那么神奇，指头戳着，等于张口说话，联上网络，可以跟全世界人对话。后来我发现，他QQ好友里什么人都有，从达芬奇到秦始皇，从杜十娘到伊丽莎白，从牛鬼蛇神到当红明星，五花八门的网名，让人眼花缭乱。他的QQ头像是一只举着断翅的嗷嗷待哺的企鹅，也许是对他现状的某种暗示：手是废的，肚皮是空的。

但他现在的精神世界是不会空虚的，因为有一堆人围着他，顶着他。他把自己扮成一位出身算命世家、精通阴文的算命先生，跟这人聊生死，跟那人谈得舍，说得头头是道，忙得不亦乐乎。他几乎无时不刻不在网上出没，像雇着几个替身，什么时间都在线上，什么问题都能对答如流。生活摧残了他，让他过着活鬼一样的生活，也让他穿越了生死恐惧和世态炎凉，变得大彻大悟，笑傲江湖。他在网上人气很高，人缘很好，众星捧月的。他找到了自己的江湖，在虚拟的世界里生龙活虎，活蹦乱跳。后来他把“可怜虫”改为“可联虫”，又是对他新现状的一种暗示：朋友遍天下，吃喝都不愁。据我侄子说，网上有给他捐钱的人，也有跟他网恋的人，其中有两位妇女勇敢地从虚拟的世界跳出来，来村里会他。虽然两位都没看中他，只开花不结果，但他一点不气馁，伤心不丧气。他相信一定会有下一个，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留在他身边，正如报纸上说的：网络让无数的人在希望中死去，在绝望中诞生。

从“可怜虫”到“可联虫”，他时不时找我搭讪，我没时间陪他闲聊，三言两语应付过去。转眼到冬天，一天我住在江西新余的宾馆里，外面在下雪，约的人一时来不了宾馆，我上网浏览新闻，他恰好又来搭讪我，时机对上，便跟他闲聊起来。聊着聊着，我心里一个念头醒来，敲下一行字，发过去——

“我倒一直想问你，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无所谓，就是当初你是怎么看到上校肚皮上的字的？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云谲波诡的夜晚，像矗立在城市中心广场的雕塑一样雄踞在我心底，多数时间我看不到它，却总有某个时刻会冷不丁看到。

“很荣幸他疯了～现在只有我才能回答这问题～”

“纠正你一下，这不叫荣幸，这叫不幸。”

“是的～他确实让我够不幸的～痛苦一生～但看他最后比我还不如～我至少脑筋没有断掉～他脑筋也断了～我就不痛苦了～只有荣幸～”

“都年近花甲的人了，有点怜悯心好不好？”

“谢谢你怜悯我～但我不准备怜悯谁～我怜悯人就是穷人怜悯富人～没资格～你有资格的～再次谢谢你怜悯过我～”

“不说这些好吗？”

他不同意，继续跟我瞎掰胡扯，大多是胡言、瞎话、脏话、风凉话。我威胁要下线，他才言归正传——

“好吧～跟你说说那天夜里的事吧～那天夜里他把我们的酒都喝了～加上几天没好好睡觉～后来睡得跟头猪似的～鼾打得比雷还响～我在他洗澡时已看到他肚皮上的字但没看清内容～我看他睡得那么死～只穿一条大裤衩～人又是捆着的～很诱惑我去偷看～我开门进去～先找了根棍子戳他～试他有没有睡死～戳几次都没反应～知道是睡得死沉～我便靠上去～小心解开他裤带～大裤衩一扒拉就下来～但没想到里面还穿着贴身内裤～不是三角裤～是那种内裤～紧身～高腰～腰线快到肚脐眼～要扒下它可没有扒下那大裤衩那么容易～可我还是去扒了～扒了也没事～他还是没反应～确实睡得很死～”

他说得错别字连天又啰唆，这是我滤过一遍的。他告诉我，那天虽然有月光，但屋子里还是黑，根本看不清字。好在他带着手电筒，装三节电池的那种，他一直捏在手里，万一上校醒过来，可以当家伙打他。

“后来事情恰恰出在电筒上～三节头的电筒雪亮～他好像对亮光特别敏感～我在照字时他突然醒过来～一脚把我踹翻在地上～他力气大得你无法想象～哗啦一下把绑住他的整部风车掀翻～风车把刚站起来的我又压倒～没等我从风车下钻出来他已经从捆他的绳子里挣脱出来～对我一番拳打脚踢～最后用脚踏着我审我～他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没看见什么～老实说我虽然看到那句话～但时间很短～加上是繁体字～又是倒着写的～有的字上还有疤痕～我确实没看清那句话～至于箭头两边的字我就根本没注意到～我注意力全在那句话上～所以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但他不相信～狠狠揍我～威胁我～一定要我说～可我就是说不出来～怎么回忆都没用～一片空白～但他就是不相信～后来他在墙上写了一个繁体的“島”字让我认～虽然我们不学繁体字～但这字我认得～因为街上有写祖国宝岛台湾的标语～想不到就这原因～我认识这个“島”字～居然让他对我起了杀心～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不可思议～那时我也不知道有个女汉奸叫“川岛芳子”～我是上网后才知道这人的～川岛芳子～是一个出名的大汉奸～”

这儿他说得尤为啰唆，首先他认定女汉奸就是川岛芳子，然后他分析上校对他下手的原因，认为“川岛芳子”四个字里有三个简体字，而且笔划少，很容易一眼认下，唯一难认的是“島”字，上校发现他认得这个字后，便认定他已掌握这四个字。可以想象，即使小瞎子不知道这是个人名，但必定会说出去，私隐处刻字，多稀奇，稀奇就要炫耀；说出去后自有人会知道，这是个女汉奸的名字。一个女汉奸的名字刻在那私处，在那个大家政治嗅觉比狗鼻子灵的年代里，这秘密像一颗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上校怎么可能置之不管？必须把炸弹引线拆掉，否则他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这个夜晚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噩梦和猜想里，但这些细节和情节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否则当初他哪需要胡扯什么鸡奸犯的瞎话，只要把女汉奸的名字捅出来——不管是不是川岛芳子，都可以把上校钉死在汉奸的耻辱柱上。所以，现在我的问题是——

“你明知道上校肚皮上的字跟鸡奸犯无关，为什么非要说他是鸡奸犯？”

“因为你爹是鸡奸犯～”

“放屁！”

“你不信是吧～告诉你～千真万确～我要放一个屁～天打五雷轰我～”

像真吃到一个屁，我心里又气又恼，不理他。

过一会儿，他发过来一大段，当然又是啰里啰唆加上一堆错别字，需要我滤一遍——

“你知道的～你爹是不叫的狗最会咬人～平时都经常出手打人～何况老子动了他的奶酪～我回到村里后最怕见到他～我猜他一定会报复我～对我下手～却想不到会下手那么狠～手段那么毒～他第一次欺负我是我出院回家后第三天～我第一次出门～烟瘾发作想去小店买烟～刚拐入祠堂弄里～他像个鬼一样冒出来～把我揪住掼倒～拖到一堆狗屎前～按着我头让我吃了一嘴狗屎～第二次是让我吃牛粪～他说他要把村里所有牲口的屎粪都叫我吃个遍给疯子（上校）报仇～吓得我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单独出门～后来时间长了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又开始单独出门～有一天他守在疯子家院门后～我刚走到门口被他一把拖进院门～又拖进屋里～我使劲摇头怕他又灌我什么屎粪～没想到他扒下我裤子鸡奸了我～这是第一次～”

以后尽管他时时防备，却总是防不胜防，被一次次袭击，吓得他要死。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看得我要吐，要关电脑，又忍不住要看——

“那时我也不知道疯子身上的字是有罪的～但我从你爹鸡奸我这事上我怀疑那些字一定跟鸡奸犯有关～我嘴不能说手不能写～去说你爹的事哪说得清～而疯子身上有字不止我一个人看到～是什么字无人知～我便编出他是鸡奸犯那些字～他是鸡奸犯大家自然会想到你爹也是鸡奸犯～村里本来对他们就有这方面的传闻～你爹以为我揭发不了他～没想到我放了一个大招～这叫一箭双雕～一石两鸟～”随后是一串又笑又哭的表情符号。

外面在下雪，四周一片寒冷，我心里却冒着火，咬着牙，把父亲让我给他找人看病的事说一通，一边臭骂他一顿。试想，如果他这些鬼话可信，父亲怎么会让我给他找人治病？以他的德行，手治好了，保证要打父亲，甚至还可能写状子告父亲。这怎么可能？父亲老糊涂也不可能糊涂成个傻子，自取其辱。他妈的，我真是气死了，父亲都死了，死者为大，他还不放过，还要作践他。父亲也真是瞎了眼，到死都还在要我给他找大师，搞得我没花力气找心里还好一阵内疚。

我不指望他良心发现，但至少要占领道德高地，用强大的证据戳穿他的谎言。没有铁的谎言，只有铁的证据，证据面前，谎言就像他这人一样，不过是个废物！

想不到，他更加放肆，编出更加厚颜无耻的瞎话——

“首先我相信你说的～他私下也同我讲过～要给我看病～其次他相信我不会报复他的～因为我们好着呢～我们是一对～他最后把病也传染给了我～你想不到吧～你没有经历是无法理解这种事的～确实开始我非常恨他～但后来～事情在变的～当你完全被人抛弃～成了垃圾～猪狗不如～生不如死时～有一个人却需要你～对你九十九个好～只有一个不好～你会怎么样～你会咽下那个不好去享受那九十九个好～然后慢慢地你对那个不好也就习惯了～然后就成瘾了～我就这样被他培养成了他想要的人～说实话我一点不恨他～因为要没他供我养我对我好～我早饿死冻死病死了～死一百回都够了～我能活到今天全托你爹的福～他为了供养我把疯子的家底都掏空了～包括他的宝贝疙瘩～一皮包用金子打的手术刀具～都被他偷了卖了～”

放屁！

放屁！

他妈的，就你这个样子也配说金子？呸！我又不是没见过你以前的鬼样，一身臭，猪狗都不如，还有人供养你？鬼养你！我很清楚，父亲是怕你死了变成恶鬼对我作恶才想对你讨个好，给我讨一个安耽。等你死了去问老保长吧，上校是不是鸡奸犯？不是！上校不是哪来父亲的是？混蛋，看看你在网上说的那些话，哪一句是真的？你整天鬼话连篇不就是想骗财骗色，现在又想来敲诈我是不？见鬼去吧！

我真有种冲动，想对他破口大骂。但我只是愤怒地关掉电脑，明智的选择。

刚关上，又启动，联上网，用狠狠一键把他从好友名单里删除，好像只有在这样加强的程序和动作中才解气，好像这样是把他杀了，这样才过瘾。

杀死了吗？我得承认，没有。老实说，很难，像一个人要甩掉影子一样难。父亲担心他死后变成鬼来对我作恶，其实他没死就变成我的恶鬼了，老是偷鸡摸狗潜入我心底，一口口咬着我，时时刻刻羞辱我，我想找一句报纸上的话来安慰自己都找不到：找到的都不称心，好像都被虫蛀过。

一百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点四十三分。这是上校去世的时间，他在没有任何痛苦和恐惧中结束了最后一次心跳，身上盖着一床藏青色的羊绒毛毯，身边守着我和林阿姨。房间里弥漫着豆油和蜡烛燃烧滞留的沉闷气味，林阿姨一边咳嗽一边最后一次为老伴行使了作为医生的职责，戴上耳挂，把听诊头贴在他脖颈左侧动脉处听诊。放下听诊器，她看看床头闹钟，幽幽地对我说：

“九点四十三分，他走了。”

上校生于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寿高到几乎超出所有活人的想象和死者的等待：战友、亲人、朋友、敌人，有多少死者在地下等他！这些年我每次来看他们，林阿姨总对我说一句话：“他真能活啊。”眼看要往百岁大寿冲刺，四天前下楼时一脚踏空，一个跟头摔下来，当场不省人事。阿姨是医生，知道这次是要走了，给他擦好身子，穿好寿衣，守在床前，等他气绝。一线游丝一样的气息，居然又挺了四天。我正好在国内，第二天赶来为他送终，三天里阿姨至少又对我说过十几遍：“他真能活啊。”同时也说自己：“我总算熬过他了。”一种庆幸跃然脸上，像受尽恩赐。

我赶来想做些事，却无所事事，所有善后事宜在我赶来前阿姨已全部做完，大到收拾所有遗物，小到给他剪指甲、修鼻毛。墓地在十年前就选好，在我老家后山坟地，在一向阳的山坡上，筑好墓穴，刻好墓碑，包括阿姨自己的：她是上校妻子，理当葬在我们村。她为婆婆送葬的哭声至今还盘在我家乡上空，挂在老人们的嘴边。所有老人都希望最后有这样一个撼天动地的哭声来纪念他们的死，和她葬在一起他们会感到荣耀的。

三天里我只有一个任务，陪阿姨等上校闭上最后一口气。我们没想到这个时间会被一再拖延，正如上校来世时因胎位不正而大费周折一样，他去世时同样大大考验了我们的耐心。他大脑早已死亡，只有心跳和体温，阿姨每隔一会儿去摸他额头、捏他手，感受他静脉血液的流动。第一天我和阿姨隔床而坐，几乎没说一句话，也许我们都觉得需要用一种肃穆的仪式送他上路。房间里燃着一盏豆油长明灯、一对红蜡烛，这也是将亡之人应享受的仪式。十二月的上海乡间潮湿而阴冷，豆油和蜡烛燃烧散发的浊气油味封闭在房间里，令人窒息，却窒息不了奄奄一息的上校。

晚上，我照例睡在上校玩具间，地铺上。阿姨通宵握着他手和他相拥而寝，形同他只是发烧昏迷。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们，阿姨已经坐在床前，拉着他手，见到我时第一句话说：“他脉搏似乎比昨天更有力了。”第二句是一句老话：“他真能活啊。”正是这两句话像另一种仪式的启动仪式，我们开始打开话匣。多年来的多次会面已经把我们掏空，我们说的其实都是一些老调重弹的事，直到次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她才对我说一件新事，正好也碰及我一直难以启齿的心事。

那时，阿姨发现他脉搏明显变得虚弱，以一种医生的职业口吻通知我：“应该熬不过今夜。”也像医生一样淡然，既不表现痛苦也不感到恐惧。她想起身，却被椅子粘住似的，朝我伸出手。我搀她起身，感觉到她手冰凉又轻薄，仿佛真是一只冰手，已被上校最后的体温销蚀得只剩下骨头。她领我去了上校玩具间：我曾在这儿多次过夜，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空敞整洁，所有玩具和画画用品已作为上校遗物收拾得一样不剩，打成包，放在楼下客厅，等待和上校一起去火葬场；唯独画画的案台原样不动，铺的桌布都还在，上面还放着一把起子和榔头。

阿姨进屋，不假思索地走到案台前，叫我拿起起子和榔头，然后亲自扯下桌布，让我撬开面板。案台是一扇旧门改的，上面压着一块装饰打底的五厘板，由几颗钉子钉着，时间久了板子已经很脆，我用起子轻轻一撬便松开。我取掉面板，看到门板上平躺着一只熟悉的黑色皮包——我一眼认出这是上校的皮包，以前上校经常夹着或拎着它出门。

阿姨示意我打开。

我像对付一只炸药包一样小心翼翼拉开拉链，打开，眼前顿时跃出一片闪闪金光……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东西：金子打制的医用手术刀具，大到剪子，小到缝针，大大小小，十好几来件，样样簇新，光芒闪烁，仿佛几十年的封存和黑暗把它们擦得更锃亮，憋得光芒要一口气喷薄四溅，刺得我当场流泪。

阿姨告诉我，这套东西救过很多人的命，也见证过不少人的死。

“但死在它们手上的人不会有怨恨的。”阿姨拿起一把柳叶刀，轻抚一会儿，抬起头对我说，“我老头子救不了的人一定是谁也救不了的。”

正因此，阿姨相信这些金器比金子还要值钱。她把刀子放回包里，合上，拉好拉链，交到我手里，然后抚着我的手背说：“你留着吧，它们会给你带来吉祥的。”我想推辞，她又抢先说：“难得你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我和老头子，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得到它。我把它交给你，也把我们的后事托付给你。”说着朝她房间努努嘴，“他过不了今夜，我想我也活不了太久了，你就答应我吧，留着它，把你叔叔和我的后事办好。”

我没有理由拒绝，只有安慰她，保证一定会把上校和她的后事都办好。我说：“如果你觉得需要，等我们办完叔叔后事后，我可以把你接去村里住，那样你可以经常去看他，现在山上修了路，可以开车上去了。”

她毫不迟疑，爽快答应：“好的，那就麻烦你了。”

随后我们回到上校床前，阿姨预感他所剩时间不多，一直握着他手。五个多小时后，她松开手，戴上耳挂，颤颤地为老伴作最后一次听诊，罢了通告我上校的死讯和死亡时间。在她示意下，我配合她一层层揭掉盖在上校身上的棉被和毛毯，然后她独自忙起来，吩咐我下楼去打水，准备为上校洁身，换寿衣。我从楼下拎来一桶温水，眼看着上校的睡衣已被阿姨脱下来，马上要脱裤子。我相信此刻她和上校一定不希望我待在身边，所以默然离去。

“你别走。”

我听到阿姨在背后对我说，回头看见上校的裤子已捏在她手里，上校从头到脚是一片晕人的白光。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却听到阿姨对我说：

“睁开眼，老头子希望你来看看。”

我睁开眼，看到阿姨苍凉地坐在床沿上，左手撑着身子，右手放在上校小腹上部，低着头，目光凝滞地盯着右手四周，轻轻又坚定地说：“你来看，这是我三年前花了几个月时间给他弄的。”

我愣着。她努了下嘴，又说：“现在文身技术简易了，村里都开了铺子，我学会了。”

我准备上前，仿佛已隐约看到她手下按着一排墨绿色大字。但上前后我震惊了，我几乎一时有些晕眩，怀疑出现了幻觉。我没看到一个字，我看到的是一幅画，一棵树，褐色的树干粗壮，伞形的树冠墨绿得发黑，垂挂着四盏红灯笼。为了送上校踏上归途，房间里所有灯火都亮着，顶灯、台灯、油灯、蜡烛，包括我心中的记忆之灯，无不通明，以致把上校小腹上的四盏灯笼也照亮了，帮助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和想见这幅画的前世今生。毫无疑义，粗壮的褐色树干是红色箭头的演变，墨绿伞形的树冠巧妙地把可能有的一排字覆盖，而从树冠钻出的两根绿藤，挂落，是为了串起四盏红灯笼，灯笼里隐隐含着蓝色火焰——这是要把女汉奸名字烧死的意思，而且绝对烧死了，断胳膊缺腿的，火光冲天的，谁也无法让它们恢复真身。

我痴痴地看着，欣赏着，感动着，泪水流下来。

阿姨在一旁静静地对我说道：“我不能写上他要的字，我只能这样。我想这也一定是他要的。你看这儿，这儿，”她指着树冠两处，那儿显明有隆起的疤块，颜色发暗，“他曾试图把它们抠掉，但没成功。给自己剃头总是很难的，人也总是想不周全，会有侥幸心理。早知这字会给他惹这么大祸，别说剃头，即使割头我想他也下得了手。现在好了，”她握住上校的手，深情地呼唤着，“老头子，我替你成全了，你就安心走吧，下辈子你就放放心心娶我。”

说着，她毅然决然地开始为遗体擦洗身子，擦完身子穿寿衣，最后盖上一块白布，从头盖到脚，从头到脚用颤抖的手熨一遍，一边噙着泪花对我说：

“死人不怕冷，只怕脏。”

白布崭新，一尘不染，在电灯和油灯、烛光的交相辉映下，透出一种暖色的柔光，仿佛上校的体温尚存。她一遍遍默默又细致地用双手熨着白布，其实是在抚摸上校遗体，是一副舍不得。我注意到她泪水滴下来，滴在白布上，一滴一个印。

她默默啜泣的样子使我忍不住哭起来。她像被我的哭泣惊醒似的，抬起头看我，示意我过去。我走到她面前，她替我拭去眼泪，一边对我说：“你去睡吧。”她紧紧握着我的手，似乎舍不得我离开，却坚决命令我走：“去吧，你留着泪。能为他哭丧的人不多，就咱俩，今晚交给我，你明早来接我。”

我在一片恍惚中离去，回到地铺上坐着。我没有关门，是不准备睡的，我想也是睡不着的。按照风俗，守灵的人必须以哭服丧，灵屋必须开着门，让死者可以随时接受阴阳两界的亲朋好友来吊慰。也许是太疲倦了，也许是她暂时并不想让外人打扰，只想一个人和老伴相守，她的哭声并不响亮，一直是嘤嘤的，只够在楼上听见，楼梯都下不去。我做好准备，听她嘤嘤地哭一夜。但疲劳折磨着我，后来我睡着了一会儿，醒来是四点多钟，发现嘤嘤声消失了。我想她可能是累倒了。

我在犹豫要不要过去看她，不知怎么的目光落到上校的皮包上，它就在我枕头边。黎明前天是最黑的，灯是最亮的，照得皮包生出一层辉，黑得要燃起来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将它拿在手上，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刺眼的金光：下午它刺得我流泪，其实不是因为光芒强烈刺激的，而是激动。我激动不是因为它是金子，值钱；也不是因为受人重托，感动；而是想到小瞎子说的，父亲把上校这宝贝家底偷去卖了钱，花在了他身上。我一直苦于找不到证据反驳他，这个混蛋！现在证据就在眼前，在我手上：它确实是吉祥的，灵丹一样的，一下驱散了蛀噬我多年的心病。我轻轻抚摸着包，心底暖洋洋的，感到有一只温软之手在抚慰我，也许正是上校在天之灵的手吧。

隔壁始终没有动静，阿姨一定是累倒了，睡着了。我想让她多睡一会儿，一直等到八点钟才过去看他们。阿姨确实睡在床上，但样子有些异常，换过衣服：是一套崭新的黑色西服，和上校穿的寿衣一模一样；床头柜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页信笺，上面压着一对黄金婚戒；床头柜前，立着原先置于墙角的移动输液架，架上吊着一只最小的药瓶。药瓶滴出的一般总是治病救人的药水，但这回却是夺人命的。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前麻醉师，阿姨以最专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追随爱人而去。她不能选择和上校同时生，却可以选择同时死。她选择和上校同时死，是为了来生与他同时生吗？

阿姨，我知道，你选择和叔叔同死同生，是为了来生和他相爱一生。叔叔、阿姨，你们一路走好！我放声大哭，准备把喉咙哭哑为止，像三十八年前妻子死在我怀里时一样。只是我已经六十二岁了，我担心我哭不了多久喉咙就哑了。报纸上说，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我哭着，想着，不知道我的哭声能传到多远，能唤来多少阴阳两界的灵和人为他们送行？

2018年8月完成初稿

2019年3月2日定稿